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郭勝棣

指定辯護人

謝明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16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894號、109年度偵緝字第8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郭勝棣於民國98年間與楊紋琇經營國際電話卡、機票等物之買賣，並因而與顧客陳華梅相熟，再經由陳華梅之介紹結識大陸地區人士王開明、陳明，暨另經由大陸地區籍配偶陳Ｏ之介紹，結識大陸地區人士陳森明。嗣郭勝棣、楊紋琇、陳華梅、王開明、陳明、陳Ｏ及陳森明均明知非銀行業者，不得辦理國內外（含兩岸）匯兌業務，並知悉兩岸確具匯兌需求然因法令限制而非得自由為之，認有機可趁，竟共同基於非法辦理臺灣與大陸地區匯兌業務犯意聯絡（陳華梅、楊紋琇違反銀行法犯行，均經本院以106年度金上訴字第1號、106年度上易字第9號判決確定，下稱「甲判決」判刑確定；至於大陸地區人士則經檢察官發布通緝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私下自98年12月起迄至99年4月止，辦理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即俗稱兩岸地下匯兌業務），並推由郭勝棣自所經手每萬元人民幣、從中收取新臺幣200元之手續費牟利。其等具體從事兩岸地下匯兌業務如下：由郭勝棣先向大陸地區王開明、陳明、陳Ｏ及陳森明等人確認可供匯入人民幣使用之大陸地區帳戶，及向楊紋琇借用其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高雄三民分行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楊紋琇中信帳戶」）。嗣當郭勝棣接獲張凱維（所涉詐欺取財部分，亦經「甲判決」判決確定）有將在大陸地區所取得人民幣匯回臺灣使用之需求時，即告以人民幣所應匯入之大陸地區帳戶，身處大陸地區之王開明、陳明、陳Ｏ及陳森明則於確認收受人民幣匯款後立即通知郭勝棣，郭勝棣再進一步與張凱維聯繫確認在臺灣地區之新臺幣交付方式，並按雙方前述聯繫結果，或由郭勝棣自行或指示陳華梅、楊紋琇中任一人，親赴高雄市一心二路與民權二路口藥局，面交等值新臺幣現款予張凱維，或由郭勝棣自「楊紋琇中信帳戶」匯付等值新臺幣入張凱維指定之臺灣地區帳戶，各筆交易日期、交付方式及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總計郭勝棣因附表所示兩岸地下匯兌交易賺得約新臺幣7626元手續費，並將其中新臺幣2000元以等值電話卡交予陳華梅分受。

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8、9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㈠、上訴人即被告郭勝棣於偵查（警詢）、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見本院卷第60至61、68頁），均自白有事實欄所載「為張凱維將人民幣匯兌為等值新臺幣，並從中賺取手續費」之與他人共同從事兩岸地下匯兌業務不諱，核與證人楊紋琇、陳華梅、王開明、陳明、陳Ｏ、陳森明及張凱維等人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並有附表「證據資料及出處欄」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帳戶歷史交易明細表及工作表在卷可稽。

㈡、被告上訴本院雖另稱：本件係起因許耀仁欠我30萬元新臺幣，後來許耀仁說他到大陸做生意，要還我人民幣，就叫張凱維拿錢還我，後來沒有還、一直拖欠，後來說張凱維需要用錢，把錢先給張凱維，我因急著索回這筆錢，才衍生出這些案件云云。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已明確供稱：我會打電話給張凱維，詢問是否有人民幣需要兌換爲新臺幣，如果有需要兌換，就請匯到大陸陳明帳戶內，收到後，我再跟他結算新臺幣金額，我再親自拿現金交給他。我約自98年11月間開始與張凱維配合。王開明及陳明是陳華梅的朋友，由他們幫我負責大陸兌換人民幣之業務，陳Ｏ是我老婆，陳森明是陳Ｏ的結拜大哥，原本是請陳森明幫我跑銀行業務。我與客人兌換人民幣或新臺幣，所赚取差價大槪是兌換人民幣金額的2%〜3%，1萬塊人民幣賺約200元至300元新臺幣等語（見警二卷第376至380頁）。已詳述其從事本件兩岸地下匯兌業務之緣由及經過，並於原審坦承認罪在案，且於警偵及原審均未曾表示其係為了取得出借給許耀仁之新臺幣30萬元而為本件犯行，被告上訴所辯上情，顯有疑義，此由被告所經手如附表所示款項之金額，顯逾新臺幣30萬元甚多即明。

⒉又證人張凱維於警偵證稱：我是經由我在大陸之車手頭許耀仁之介紹而認識郭勝棣（或稱「小郭」「郭仔」）。我跟郭勝棣連絡後，再把帳戶轉發給許耀仁，由許耀仁提領被害人匯款後，再轉存到郭勝棣提供之銀行帳戶，然後由郭勝棣給我新臺幣。郭勝棣就是與我配合之地下匯兌之人等語（見警二卷第49、51、71、74、77頁；偵一卷第68頁），核與被告於警偵所述及原審、本院準備程序所坦認之事實大致相符。參以，本件之其他相關證人如楊紋琇、楊秀玲、陳Ｏ、陳森明、陳明及王開明等人，亦均未於警偵或大陸公安詢問時陳述有被告上開所辯各情（詳卷，不逐一列載），足見被告上開所辯，與事實不符。

⒊基上，本件被告僅係單純為賺取所經手之每萬元人民幣、從中收取新臺幣200元之手續費牟利之事實，應可認定。至被告及辯護人雖於準備程序聲請傳喚張凱維，欲釐清被告從事兩岸地下匯兌業務之過程及緣由部分，茲因此部分事證已明，且經證人張凱維證述如前，故無傳喚之必要（按：被告及辯護人嗣於審判期日已表示無證據請求調查，見本院卷第109頁），併予敘明。

㈢、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不以詳列各筆匯入款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兌領為必要。而「國內外匯兌」，則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如電匯、信匯、票匯等，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代替現金輸送，了結國際間財政上、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收取匯費，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無論是否賺有匯差或手續費等項，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匯兌業務」規定。再資金款項皆得為匯兌業務之客體，本無法定貨幣或外國貨幣等之限制，人民幣為大陸地區內部所定之具流通性貨幣，則人民幣係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準此，被告與楊紋琇、陳華梅、王開明、陳明、陳Ｏ及陳森明等人，以事實欄所載手法，進行如附表所示臺灣與大陸地區間款項收付，自屬辦理匯兌業務行為無訛。因此，被告以本件經手之金錢（匯付款項）並非其所有，認其所為不是匯兌而與銀行法無涉云云，即無可採。

㈣、綜上，被告上開所辯，並無可採；惟被告於偵查（警詢）、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之任意性自核與事實相符，堪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法律適用：

⒈被告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雖迭於107年1月31日、108年4月17日，分經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00000000000號令修正公布，然該等修正或係針對該條「第1項後段」所為，或係就該條「第2項」為之，本件所涉該條「第1項前段」規定部分，則均未經修正，自無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新舊法比較問題。

⒉前述107年修正斯時，雖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一併由原規定之「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為現行之「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核其修正理由既謂：「…爰配合刑法沒收新制之犯罪所得範圍酌作『文字修正』」，即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又本件無論係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屬該當而得予減刑；暨在沒收應一律適用裁判時法之現行規定下，就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財物）此一減刑條件，適用裁判時法而為行為人得否減刑之認定，較得相互搭配，不生矛盾、扞格，俱併指明。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被告與楊紋琇、陳華梅、王開明、陳明、陳Ｏ、陳森明等人，就本件犯行存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辯護人雖稱被告可能僅構成幫助犯云云，然稽之被告所為，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誤，辯護人所辯，並無可採。又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以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同一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俾免有重複評價、刑度超過罪責與不法內涵之疑慮，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而銀行法第29條第1項規定所稱「辦理匯兌業務」，本質上即屬持續實行之複數行為，具備反覆、延續之行為特徵，行為人先後多次非法辦理銀行業務之犯行，依社會客觀通念，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概念，屬於集合犯實質上一罪關係。查被告等人自98年12月起迄至99年4月止，先後多次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行為，依社會客觀通念具有反覆、延續性之性質，揆諸前揭說明，應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

㈢、刑之減輕事由：

⒈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刑事由

⑴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前述法文所謂在偵查中自白，係指被告對於自己所為具備構成犯罪要件之事實，在偵查中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坦白陳述而言。

⑵查被告前於99年6月2日偵查（警詢）中供述：…張凱維會跟我兌換人民幣為新臺幣…我會打電話給張凱維，詢問是否有人民幣需要兌換為新臺幣，如果有需要兌換，就請他將人民幣匯到大陸陳明帳戶內，收到之後，我再跟張凱維結算新臺幣金額，大部分是由我…親自拿現金給張凱維…還有楊紋琇、陳華梅…因為我當時人在臺北…另亦曾以轉帳方式交付…每匯兌1萬元人民幣我約賺200元新臺幣等語（見警二卷第375至380頁），則被告顯已於偵查中自白非法辦理兩岸地下匯兌犯行。至被告於偵查中雖曾抗辯：我對法律不了解，不知道這樣違法云云，尚無礙於被告業於偵查中自白犯行之認定。

⑶被告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自動繳交5626元犯罪所得（關於本件應對被告宣告沒收「犯罪所得」認定詳後述），亦有被告提出之收據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58頁），自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刑法第59條

⑴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有不同，於裁判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倘就犯罪一切情狀全盤考量，認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即有該規定之適用。

⑵考諸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之立法緣由及立法意旨，之所以設較重之法定刑，無非係社會游資氾濫，以驚人高利吸收民間游資之投資公司大幅增加，業務發展甚為迅速，其規模甚至不亞於地區性合作社及中小企業銀行，投資公司以高利向社會不特定之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給予憑證，約定返還本金或高利之行為，不僅造成銀行存款之流失，更造成各投資公司於高利率之壓力下，趨於從事炒作股票、外匯、房地產等投機性活動，經營風險偏高，一旦經濟不景氣或一時週轉不靈，即有釀成金融風暴之可能，且該等投資公司並非銀行，既未依法計繳存款準備金，其資金運用亦不在銀行法約束之列，如允許一般投資公司向社會大眾收受存款，一旦失敗甚至惡性倒閉，廣大存款人之利益必難獲得確保，並可能造成社會大眾財產上之損失，而衍生諸多社會問題，亦損害國家正常之經濟及資金活動，故該條重罰之目的應係在於藉由嚴懲地下投資公司以杜絕銀行法第29條所稱之非銀行辦理「收受存款」或「受託經理信託資金」。至於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雖亦同為該條所規範，然非銀行辦理國內外匯兌，僅係違反政府匯兌管制之禁令，影響正常之金融秩序及政府對於資金之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影響。從而「國內外匯兌業務」與「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固同列為銀行法第125條所處罰之行為，然其不法內涵、侵害法益之範圍及大小均非可等同視之。況同為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⑶被告所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法定刑，乃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茲就本件案情具體以觀，被告雖非法辦理兩岸地下匯兌業務，然累計金額僅為人民幣38萬餘元，數額尚微，且交易對象僅張凱維而係屬單一，所影響金融秩序之程度極其有限。再考以被告從事兩岸地下匯兌業務，對於他人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惡性尚非重大，犯後對於所涉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復知坦承犯行不諱，縱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仍達有期徒刑1年6月，依其上述犯罪情節而言猶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可憫恕，爰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予以遞減輕之。

三、上訴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第136條之1及刑法第59條規定，審酌被告非法辦理兩岸地下匯兌業務，雖妨礙國家對金融交易之有效管理，而係屬不該。惟念本件累計匯兌金額僅為人民幣38萬餘元，數額尚微，且交易對象僅張凱維而係屬單一，所影響金融秩序之程度極其有限，且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之財產並未造成直接影響，惡性尚非重大。兼衡被告於本件之地位固較諸前經「甲判決」確定之共犯陳華梅、楊紋琇，更為關鍵，惟被告早於偵查中即曾自白犯行，迄於審理中復已全然坦承犯行不諱，且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而具陳華梅、楊紋琇所無之減刑事由，則對被告之量刑自得更為從輕。末考量被告教育程度為專科畢業、現從事網拍營生、身體健康狀況尚佳（見原審卷第79頁）等一切事項，量處有期徒刑10月。另沒收認定：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依該修正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又為使其他法律之沒收，原則上均適用刑法修正後之規定，同法第11條爰配合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並增訂：「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均在明白揭示：沒收採「後法優於前法」原則，僅於刑法沒收生效後，其他法律另設有特別規定者，才回歸「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⒉現行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定：「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乃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107年2月2日生效施行，是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既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之後始予修正施行，依諸前述說明，自應優先適用，該規定未予規範之部分，始回歸適用刑法沒收相關規定。

⒊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犯罪模式，通常乃係行為人利用匯款、收款兩端之銀行帳戶，按與客戶商定之匯率，對客戶直接進行不同貨幣之匯率結算，行為人則從中賺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於此情形下，匯款人（即客戶）僅藉由匯兌業者（即行為人）於異地進行付款，匯兌業者經手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匯兌業者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之第三人，益徵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在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罪類型，應係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業務所收取且實際支配之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並應在「總額原則」下，不予扣除行為人從事非法匯兌之營運成本，例如人事費用等，以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根絕犯罪誘因。至於非法匯兌業者所經手之匯付款項，則尚非在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之列。

⒋本件被告自所經手之每萬元人民幣、從中收取新臺幣200元手續費牟利，業如前述，被告之犯罪所得原固應為新臺幣7626元（計算式：381300÷10000×200＝7626）。惟被告已將其中新臺幣2000元以等值電話卡交予陳華梅分受一情，既同經本院認定如前，此部分自無由再對被告重複宣告沒收，而應予扣除。準此，本件應對被告宣告沒收之犯罪所得是為5626元（計算式：0000-0000=5626）。又此部分犯罪所得雖已經被告自動繳交（繳回），然此僅係毋庸併為追徵（價額）之諭知而已，仍應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而為「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宣告，始為適法。

㈡、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及沒收所憑之證據、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

㈢、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因急著取回出借予許耀仁之新臺幣30萬元，才衍生出本案，且經手兌匯之款項並非其所有，所為並不構成匯兌業務云云；另辯護人則以被告僅構成幫助犯，請求改量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被告緩刑宣告云云。然查：

⒈本件被告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之事證明確，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非如辯護人所稱僅構成幫助犯，已如前述；又被告所犯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經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及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輕其刑後，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9月，原判決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已貼近減輕後之最低刑度，並無過重之情形；且因被告係共同正犯，辯護人請求本件再依幫助犯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度至6個月以下徒刑，尚難准許。

⒉又按刑法第74條規定，得受緩刑之宣告者，須符合現在所犯之罪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且過去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雖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要件，而法官斟酌情形，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於裁判之際，同時宣告緩刑。而行刑權時效，係指有罪之科刑判決確定後，由於法定期間之經過，而未執行其刑罰者，對於此等犯人之刑罰執行權即歸於消滅之制度；行刑權時效完成，並無消滅刑罰宣告之效力，僅對之不得再執行刑罰而已，原確定判決所宣告之罪刑，依然存在，自不得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又行刑權時效消滅，與執行完畢或赦免不同，亦無依同條項第2款宣告緩刑之餘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非字第31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68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因詐欺、偽造文書及妨害風化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97年度簡字第336號、98年度訴字第700號及98年度簡上字第868號各判處有期徒刑3月、6月、6月確定，並經同院99年度審聲字第700號裁定應執行1年2月，於99年6月4日確定，然因被告通緝未到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執更緝字第78號於108年3月6日以行刑權時效消滅結案未予執行刑罰（按：詐欺、偽造文書及妨害風化之行刑權屆滿日分別為107年4月30日、同年9月30日、同年10月29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3至88、255頁），自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之宣告緩刑要件，故辦護人請求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與法律規定不符，無從准許。

⒊從而，本件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曾靖雅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2 億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