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訴字第734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審訴字第734號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昀翰

　　　　　　陳韋君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 年度偵字第7377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甲○○、丙○○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2 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2 人之意見後（見本院109 年度審訴字第734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50、51頁），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84 條之1 ，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更正並補充如下：

㈠犯罪事實部分：更正起訴書犯罪事實第19行所載「嗣因警方據報到場處理並當場扣得前開帳戶提款卡及存摺」為「嗣警接獲情資，於上址超商外埋伏，丙○○因攜項不足而未能領取包裹，旋遭店外員警上前表明身分，並扣得上開未領取包裹，始悉上情」。

㈡證據部分：

1.補充：「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第159 條之3 及第159 條之5 之規定，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78 號、第1088號、第126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上開關於組織犯罪條例之證據能力規定，必以犯罪組織成員係犯本條例之罪者，始足語焉，若係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即使與本條例所規定之罪，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關於該所犯本條例以外之罪，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丙○○同時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l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是此部分關於被告丙○○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並無證據能力。然上開被告丙○○於警詢時之陳述，對於被告丙○○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丙○○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 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丙○○自己犯罪之證據。至於本案被害人林惠蕊於警詢之證述，其僅陳述受騙及交付帳戶過程，並未涉及被告丙○○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內容，本院僅援用作為認定被告丙○○關於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之證據，自不在排除之列，併此說明」。

2.補充「被告甲○○、丙○○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50、56頁）」。

三、

㈠按行為人需以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前提，方需就其本身之犯罪行為負責，而即便未必故意，依上引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也應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能預見其發生者為限，始能認其具有故意，此所以共犯也僅能令其在共同意思聯絡之範圍內，就犯罪結果負責之故（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2132號判例要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利用網路於臉書社群軟體上刊登貸款廣告，向告訴人林惠蕊自稱能代辦貸款云云，固係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然現今詐騙方法多樣，詐欺集團分工細膩，負責領取犯罪所得之人未必知悉其他成員確切之詐騙手段，自無從遽認被告2 人主觀上能預見或知悉本案係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方式行騙，而不得以此加重條件相繩，合先敘明。

㈡查被告丙○○依詐欺集團指示前往領取包裹之際，因未攜領貨款項領取包裹未果，嗣為接獲情資於店外埋伏之員警上前要求配合偵辦，業經被告丙○○於警詢時供陳明確（見109年度偵字第7377號卷【下稱偵卷】第31頁、第38頁），核與超商店員查訪紀錄、被害人林惠蕊警詢所述相符（見偵卷第59、85頁），並有警員盧昭憲、陳翊瑄職務報告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9頁）。是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另按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所謂變更法條，係指罪名之變更而言，若僅行為態樣有正犯、從犯之分，或既遂、未遂之分，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 條變更起訴法條（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參照）。公訴意旨雖認被告2 人本案所為均構成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罪，然經本院審理後認被告2 人所為應僅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起訴意旨尚有未洽，惟罪名並無變更，僅既遂、未遂之不同，揆諸前揭說明，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被告2 人與陳建勳、「五毛」、鄭益青、「孫展宇」、「阿發」、「阿貓」等詐欺集團成員就上揭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丙○○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 罪名，應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㈢又被告丙○○前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5 年度易字第1360號判處有期徒刑1 年1 月，上訴後由臺灣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先後以106 年度上訴字第1027號、107年度台上字第570 號判決均駁回上訴確定，於民國108 年3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8 年4 月8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已符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累犯要件，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容有未合，且審酌本案與前案所犯詐欺罪之罪名及犯罪類型均屬相同，足見其對於法令規定及他人財產法益甚不重視，其有特別惡性，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如加重其法定最低度刑，尚不至於使「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及刑法第47條第1 項，加重其法定最高及最低度刑。

㈣被告2 人就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雖已著手詐欺行為之實施，惟因遭警方查獲而尚未取得財物，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就被告丙○○部分，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四、爰審酌被告2 人均正值青年，不謀正業，貿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並以詐騙方式獲取帳戶資料，價值觀念顯有偏差，造成告訴人林惠蕊金融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之虞，幸未得逞，但此未遂結果並非被告2 人之己意中止，而係因遭警察機關積極查緝、努力防止犯罪發生之結果，其等行為實值非難，念其等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考量被告2 人均未婚、無子女，最高學歷均為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被告甲○○單親、父喪，被告丙○○尚有母親由其扶養之家庭狀況，被告甲○○於羈押前在祖父經營花店工作，月入新臺幣（下同）3 萬元至4 萬元，被告丙○○現從事清潔工作，月薪2 萬4,000元，業據被告2 人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57頁），兼衡其等犯罪動機、手段、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未因此獲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五、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理由：按行為人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意旨參照）。而對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取財等罪之想像競合犯，有無命強制工作之必要，應審酌：本案行為是否屬以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為目的，且犯罪所得係行為人恃為生活重要資源之常業性犯罪，而具有行為嚴重性；行為人過去有無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或與之具同質性之少年非行，或刑事前科紀錄，其發生之次數、密度等，是否彰顯行為人表現之危險性；行為人之生活能力、學識、職業經驗，是否足資為其復歸社會後，重營正常生活之基礎，助其檢束前非，而對其未來行為之改善具有期待可能性等情，予以綜合判斷。基於強制工作等保安處分，旨在彌補刑罰無法充分發揮、改善，行為人個人潛在危險性格之功能，造成犯罪防制網絡之破口；是以制裁犯罪之手段，關於刑罰與保安處分二者之選擇、取捨，屬立法範疇，雖我國立法者，未就加重詐欺罪設有強制工作特別規定；然於上開犯罪行為人而言，所犯數罪既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處斷，則於裁量應否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對被告諭知強制工作時，允宜考量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性質，僅屬刑罰之補充，審慎為之，以避免重疊而流於嚴苛（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04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丙○○本案參與詐騙集團之犯罪組織，係依指示拿取裝有存摺、提款卡之包裹，其非居於詐騙集團之核心支配角色，另衡諸被告丙○○自承擔任清潔人員（見本院卷第57頁），足徵其有正常工作謀生之能力，難認其有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之情況，且被告丙○○本案所受宣告之刑期亦非短暫，非不能對其產生懲儆矯正之效果，故無從認定非使被告丙○○強制工作，無其他方法得以教化被告丙○○，以防免其未來對於社會危險性，因認對被告丙○○所宣告之有期徒刑，應已足收教化及預防、矯治之目的，尚無併予宣告強制工作之必要，爰依前開裁定意旨，不併予宣告強制工作。公訴意旨認應就被告丙○○宣告強制工作云云，容有誤會。

六、被告甲○○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犯行，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云云。惟：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雖有其中一行為（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不問其有否實施各該手段（如詐欺）之罪，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又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刑法刪除牽連犯之規定後，原認屬方法目的或原因結果，得評價為牽連犯之二犯罪行為間，如具有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其實行之二行為，無局部之重疊，行為著手實行階段亦有明顯區隔，依社會通念難認屬同一行為者，應予分論併罰。因而，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因此，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430號、108 年度台上字第1913號判決、108 年度台上字第19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甲○○自108 年10月22日起參與由「蠟筆小新」、「孫燕谷」、「陳建勳」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後，涉嫌於同年10月23日擔任車手領取被害人陳雪遭詐財物，現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另於同年10月24日擔任車手領取被害人徐明媚遭詐之60萬元、180 萬元後依指示交給集團成員乙節，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8 年度偵字第33422 號提起公訴，有上開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上開集團成員「陳建勳」與本案集團成員相同，本院認前案與本案應屬同一詐欺集團，是本案犯行並非被告甲○○加入由「陳建勳」等人組成詐欺集團後所為之首次詐欺犯行，徵諸前開說明，自不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之罪責。

㈢縱被告甲○○曾於警詢時供稱自109 年2 月始與集團成員「阿青」（音同）聯繫、已很久未加入詐騙集團、不認識陳建勳云云（見偵卷第13、17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陳本案係加入集團後首次所做之事云云（見本院卷第50頁），然仍需有補強證據擔保其自白，公訴意旨既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資證明被告甲○○涉犯本件犯行，係參與不同犯罪組織所為，是本件被告甲○○所為，自難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之規定相繩。

㈣綜上，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尚無從形成被告甲○○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此部分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上開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 條之4 第1項第2 款、第2 項、第55條、第47條第1 項、第25條第2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在培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庭法 官 林季緯

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