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金瑞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4578號）暨移送併案審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5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依上開規定，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之適用，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準此，告訴人古憶美於警詢中之陳述，於被告陳金瑞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詳後述），不具證據能力。至告訴人就本案受騙及匯款過程所為陳述，並未涉及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內容，本院援用作為認定被告關於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證據，自不在排除之列，合先敘明。

二、本案被告陳金瑞所犯者為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及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外，另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行至第4行、併辦意旨書犯罪事實欄第1行至第6行均補充為「陳金瑞於民國110年12月間中旬，透過報紙求職廣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蔡先生』之人聯繫，並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女子（下稱『A女』）面試，再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瑋』之人告知工作為前往指定地點拿取提款卡提領款項，而依陳金瑞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應可知悉詐欺集團多係利用他人之金融帳戶，使被害民眾將受騙款項匯入各該帳戶，再由車手提領帳戶內不明款項，以迂迴且隱密方式交付款項予後手，此與正常資金提領模式有異，極有可能係詐欺集團收取犯罪所得之犯罪手法，且可免於詐欺集團成員身分曝光，而規避檢警查緝，並掩飾、隱匿詐騙所得之來源、去向，製造金流之斷點，故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其應已預見『蔡先生』、『A女』、『張瑋』恐係詐欺集團成員，倘依其等之指示提領現金，可能成為犯罪之一環而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使他人因此受騙致生財產受損之結果，並得以掩飾、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同時其亦可能因此即參與含其在內所組成3 人以上、以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詎陳金瑞仍基於縱使參與犯罪組織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且基於縱使發生他人因受騙致財產受損、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加入由『蔡先生』、『A女』、『張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提款車手工作」。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7行至第9行、併辦意旨書犯罪事實欄第11行至第15行均更正並補充為「陳金瑞即依『張瑋』指示向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提款卡，並經『張瑋』透過Line告知密碼後，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附表所示款項後交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而上繳至本案詐欺集團，陳金瑞因而獲得新臺幣3,000元之報酬」。

⒊起訴書附表編號1「匯入帳戶」欄所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更正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證據部分：

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3所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更正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

⒉補充被告陳金瑞於本院民國111年4月20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為之自白。

四、論罪科刑：

㈠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本案係被告陳金瑞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所為犯行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並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32頁），依上說明，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對告訴人古憶美所為犯行，即應併論參與犯罪組織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起訴法條雖漏未引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名，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乙節，應認已就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起訴，且此部分與業經起訴論罪之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並經公訴人當庭補充此部分起訴法條，事後亦出具補充理由書，本院復向被告諭知此部分罪名，被告亦為認罪之表示（見本院卷第37頁、第39頁至第40頁、第43頁至第44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請併案審理部分，雖未據公訴人提起公訴，惟此部分與被告被訴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與「蔡先生」、「A女」、「張瑋」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揭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併辦意旨書附表編號1至5所示多次提領款項行為，均係本於同一犯罪動機，在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實施，並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概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僅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㈤按行為人以一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並分工加重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罪及加重詐欺取財罪，雖其參與犯罪組織之時、地與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三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實與人民法律感情不相契合。本案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係為求詐得告訴人財物，犯罪目的單一，行為間亦有局部同一之情形，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㈥次按組織犯罪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犯（組織犯罪條例）第三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而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參與犯罪組織、洗錢等犯行之主要構成要件之事實均已自白，原應依上開規定，就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一般洗錢罪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一般洗錢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揆諸前述說明，爰均依刑法第57條規定，於量刑時一併衡酌，附此指明。

㈦爰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貿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款項，貪圖不勞而獲，價值觀念顯有偏差，且被告於本案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舉，除增加檢警查緝難度，更造成告訴人財物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應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並考量其素行、犯罪動機、手段、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及參與情節、所得利益、告訴人遭詐騙之金額、被告迄未賠償告訴人損失、被告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部分符合組織犯罪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等情，兼衡其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已婚並育有1子、目前從事司機工作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㈧又按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110年12月10日起失其效力，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可資參照，上開規定既已失其效力，本院自無庸依該規定審酌是否令被告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附此敘明。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至於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固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8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陳金瑞因本案犯行獲得新臺幣3,000元之報酬，業據其供承明確（見本院卷第32頁），既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古憶美，且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再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犯罪行為人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掩飾、隱匿之財物本身僅為洗錢之標的，難認係供洗錢所用之物，故洗錢行為之標的除非屬於前置犯罪之不法所得，而得於前置犯罪中予以沒收者外，既非本案洗錢犯罪之工具及產物，亦非洗錢犯罪所得，尤非違禁物，尚無從依刑法沒收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自應依上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此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祇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然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法無明文，是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倘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時，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查被告上繳至本案詐欺集團之款項，為本案洗錢之標的，並非被告所有，且依卷內現存事證，亦難認被告就前述款項有何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揆諸前揭說明，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追徵，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韻中提起公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王銘裕移送併案審理，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九庭法 官 蘇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