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建耀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6828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林建耀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更正及補充如下：

㈠事實部分：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至2行關於「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騙集團」之記載，應更正及補充為「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為『投資管理者』與『楊聖階』及其他不詳之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詐騙集團」。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建耀於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2、58、70頁）。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建耀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2條第2款之洗錢罪。其上開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行，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為「投資管理者」與「楊聖階」及其他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又被告雖前後多次提領被害人孫溥恩、蔡名琨匯入之款項，惟係其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對同一被害人所為詐騙匯款之行為後，分次陸續提領之贓款，應各僅構成一罪。再被告就前後3次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行，既均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時、地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另被告上開所犯3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分別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於偵、審中均就其所為洗錢之犯行，自白不諱（見偵卷第11至12頁，本院卷第32、58、70頁），依上說明，就被告洗錢部分之犯行，原應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則就其所為洗錢部分犯行即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即應併予審酌。

㈣復按刑法第59條之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為科刑重輕之標準，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惟其程度應達於確可憫恕，始可予以酌減（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再者，同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法定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被告係因應徵工作，而冒險為詐欺集團從事收款工作，行為確屬不當，惟被告係參與較末端之取款犯罪分工，並非詐欺集團的主導者，參與程度有限，且被告於警詢以迄本院審理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姚又慈、被害人蔡名琨成立調解之態度，倘逕就其本案犯行論處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本刑1年，實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就其各次犯行均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相當原則。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提領及交付贓款，依照該集團之計畫而分擔部分犯行，利用一般民眾對於交易秩序之信賴，作為施詐取財之手段，進而掩飾或隱匿詐欺贓款，造成告訴人姚又慈、被害人孫溥恩、蔡名琨之財產損害，更嚴重影響社會治安、交易秩序及人我際之信任關係，所為實無足取，惟念及其於本案前除有酒駕之公共危險前科外，尚無其他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犯後始終坦認犯行，見有悔意之態度，且與告訴人姚又慈、被害人蔡名琨均成立調解，願分期賠償其等損害，有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41至42、61至62頁）存卷為憑，而被害人孫溥恩則因未到庭而無法進行調解等情，併考量被告參與本件犯行之程度及分工角色、尚無獲利、告訴人及被害人遭詐之金額，與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餐飲業，與家人同住，母親目前中風之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宣告刑，資為懲儆。

㈥又按審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而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故定應執行刑時，除仍應就各別刑罰規範之目的、輕重罪間體系之平衡、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為綜合判斷外，尤須參酌上開實現刑罰公平性，以杜絕僥倖、減少犯罪之立法意旨，為妥適之裁量。本院衡酌被告於本案所為之犯行，相距間隔甚近，且屬為同一詐欺集團工作所反覆實施，侵害法益固非屬於同一人，然提領及交付贓款之方式並無二致，犯罪類型同一，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較低。依上說明，本於罪責相當性之要求，在上述內、外部性界限範圍內，就本件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各行為彼此間之偶發性、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予以綜合判斷，及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乃就前揭對被告所量處之各該宣告刑，定其等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㈦另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已逾5年，而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者，始符合緩刑之要件，刑法第74條第1項乃有明文規定。本件被告前因酒駕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桃交簡字第1666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確定，刻正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中，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則於本院判決時，被告前述所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既尚在執行中，依上規定，即與刑法第74條第1項得宣告緩刑之要件不合，自無從併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明文。然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林建耀否認有自本件犯罪實際拿到任何報酬（見本院卷第72頁），而卷內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曾自本案詐欺集團獲取任何犯罪所得，應認被告尚未因提領及交付贓款而有實際取得任何犯罪所得，即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之問題。

㈡又就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往昔實務雖採連帶沒收之見解；惟按沒收，是以犯罪為原因，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並將之強制收歸國有的處分，其重點在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本不應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參諸民事法上多數利得人不當得利之返還，並無連帶負責之適用，因此即令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亦應各按其實際利得數額負責，而非負連帶責任，始屬合理。此與犯罪所得之追繳並發還被害人，重在填補損害而應負連帶返還之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024號解釋參照）及以犯罪所得作為犯罪構成（或加重）要件類型者，基於共同正犯應對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則就所得財物應合併計算之情形，迥然不同。至於共同正犯各人實際上究竟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究竟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本件被告所提領之詐欺贓款，均依指示全數交由詐欺集團成員「楊聖階」層轉本案詐欺集團，而卷內查無事證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收執該等款項，亦乏證據證明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就上開款項享有共同處分權，是尚難將詐欺集團成員自被告取得之上開款項，認屬本件被告犯罪所獲得之利益，依上說明，自無從依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於本案宣告沒收。

㈢另按犯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乃為沒收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惟刑罰法令關於沒收之規定，兼採職權沒收主義與義務沒收主義。職權沒收，係指法院就屬於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仍得本於職權斟酌是否宣告沒收。義務沒收，則又可分為絕對義務沒收與相對義務沒收。前者指凡法條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特別規定者屬之，法院就此等物品是否宣告沒收，無斟酌餘地，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或有無查扣，均應宣告沒收；後者則係指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069號判決參照）。而上開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條文既未規定「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採取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自仍以屬於被告所得管領、處分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本件被告洗錢犯行所提領之金額，均已經交予「楊聖階」轉致本案詐欺集團，即非被告所有，亦未在其實際掌控中，則被告就此部分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自非其所得管領、處分，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59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韻中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