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邵建銘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緝字第95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後，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邵建銘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皆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併審理。又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經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部分，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證據部分補充：（1)被告邵建銘於本院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2第65、70頁）。

（2）本院職權調閱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88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142號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各1份（本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453號卷第61至86頁）。

三、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

（1）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民國112年5月31日經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2日起生效施行，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之「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加重事由，就該條第1項其餘各款規定並未修正，該修正對被告本案犯行並無何有利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2）另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前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依修正後之規定，被告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適用該條項減輕其刑，是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既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本應適用其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二)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且其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再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按行為人以一行為實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應屬想像競合犯。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就前開各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一行為同時違犯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二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另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參照）。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自白其所為本案犯行，是就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原應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則就其所為洗錢部分犯行，即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即應併予審酌。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騙熾行，容任不詳詐騙集團將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用作詐騙工具，危害社會交易秩序與善良風氣，且使詐騙所得款項得以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藏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行為，致本案被害人陳俊傑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後，造成執法機關難以追查詐騙者之真實身分及犯罪所得之去向，所為實無足取；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已自白其所為本案犯行，是就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本應依112年6月16日修正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本院自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作為被告量刑之有利因子。再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犯行，尚知悔悟，然現因另案在監執行，未能與被害人陳俊傑和解；兼衡被告前科素行，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修理機車為業，未婚，無子女等家庭、經濟狀況，與被害人陳俊傑所受財產損害數額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本院經整體觀察量刑事項後，認無併科罰金之必要，併此敘明），資為懲儆。

四、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固有明文。又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至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之數，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因此，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犯罪所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所得宣告沒收；若共同正犯對於犯罪所得，其個人確無所得或無處分權限，且與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989號判決參照）。依被告供述，其就本案犯行並未獲得報酬，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不法犯罪所得，爰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

（二）另按犯洗錢防制法之洗錢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乃為沒收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惟刑罰法令關於沒收之規定，兼採職權沒收主義與義務沒收主義。職權沒收，係指法院就屬於被告所有，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仍得本於職權斟酌是否宣告沒收。義務沒收，則又可分為絕對義務沒收與相對義務沒收。前者指凡法條有：「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特別規定者屬之，法院就此等物品是否宣告沒收，無斟酌餘地，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或有無查扣，均應宣告沒收；後者則係指供犯罪所用、預備用或因犯罪所得，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069號判決參照）。而上開洗錢防制法關於沒收之條文既未規定「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而採取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自仍以屬於被告所得管領、處分者為限，始應予以沒收。查依本案卷內證據資料顯示，詐騙集團運用被告上開帳戶所得款項，固為洗錢之標的，然非被告所有，被告亦無事實上支配處分權，揆諸前揭說明，即無從就此部分款項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巧琦偵查起訴，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公訴職務。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張嘉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