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張博智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725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張博智所犯非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除證人即被害人廖虹如於警詢之證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不得採為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於此範圍內無證據能力外，其餘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另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第1行「張博智」後方補充「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第4至5行「所組成3人以上，」後方補充「以實施詐術為手段，」，第20行「其上蓋有公印文」補充為「其上蓋有偽造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凍結管制命令執行官印』公印文1枚」，第24至25行「交付上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公證本票1紙予廖虹如收執」後方補充「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於公文書管理之正確性及廖虹如」；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24至26、53、58、61頁)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

三、論罪

(一)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於有上開各款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63號裁判意旨可參)。被告本案所為為三人以上同時結合以冒用公務員名義之詐欺手段，除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1款、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外，亦同時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構成要件，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論處。

(二)復按行為人是否已著手實行洗錢行為，抑僅止於不罰之預備階段(即行為人為積極創設洗錢犯罪實現的條件或排除、降低洗錢犯罪實現的障礙，而從事洗錢的準備行為)，應從行為人的整體洗錢犯罪計畫觀察，再以已發生的客觀事實判斷，若行為已對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保護客體(維護特定犯罪之司法訴追及促進金流秩序之透明性)形成直接危險，應可認已著手。依本案詐欺集團之整體犯罪計畫，係由被告出面向被害人收取現金，待被害人受騙面交款項予被告後，再由被告依指示將贓款放置在指定地點由其他成員取走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見警卷第9至10頁)，可知其目的在於製造金流斷點，主觀上自有掩飾或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意，而本案被害人係將真鈔新臺幣(下同)1千元與假鈔裝成一疊作為交付被告之用，因其內含有真鈔，客觀上仍有形成金流斷點之風險，堪認被告與被害人會面收款時，已著手實行洗錢犯行，縱因被告遭警方當場逮捕，致無從實現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效果，仍應構成一般洗錢未遂。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未遂罪、刑法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被告偽造公印文之行為，係偽造公文書之部分行為，應為偽造公文書之行為所吸收；又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公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與暱稱「Dock-暮」、「大谷翔平」、「林士弘」、「鍾和憲」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行使偽造公文書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行使偽造公文書4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未遂罪論處。

四、科刑

(一)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而有同條項第1款之情形，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其刑。

(二)被告於警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未遂之犯罪事實，且本案依卷內現存證據，無從認定被告因本案有獲取犯罪所得之情形，尚不生自動繳交之問題，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被告為加重詐欺之未遂犯，其法益侵害程度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四)被告有前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事由、同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輕事由及刑法第25條第2項之減輕事由，爰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重後遞減之。

(五)被告於警詢及審判中自白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犯行，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又被告於警偵訊及審判中坦承洗錢未遂犯行，且就本案未獲取犯罪所得，尚不生自動繳交之問題，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至於被告著手洗錢而未遂，得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既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應以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而未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未遂罪處斷，即無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及洗錢未遂等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惟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仍應於量刑時合併評價，併此說明。

(六)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年，有謀生能力，不循正當途徑賺取金錢，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而參與犯罪組織，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及行使偽造公文書之方式，著手欲詐騙被害人50萬元及洗錢，實應非難；幸經被害人及早發覺而未能詐欺及洗錢得逞；另念及被告年紀尚輕，案發後始終坦承犯行，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所定減輕其刑事由，業如前述；復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分工情形；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前科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61至6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五、扣案VIVO行動電話1支(含0000000000門號SIM卡1張)，係被告所有，與暱稱「Dock-暮」、「大谷翔平」聯繫之聯絡工具，業據其供述在卷(見偵卷第20頁)，並有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佐；扣案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公證本票」公文書1張，則係被告向被害人行使，藉以詐騙被害人所用之物，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於上開偽造公文書內偽造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凍結管制命令執行官印」公印文1枚，本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宣告沒收，惟因本院已就該偽造之公文書整體為沒收之諭知，則其內所含上開公印文自無庸再重複宣告沒收。又依現今電腦影像、繕印技術發達，偽造印文非必須先偽造印章，亦可利用影印或描繪等電腦套印、製作之方式偽造印文，依卷內事證，尚難認為上開偽造之公印文係偽刻之實體印章所蓋印而成，故不予宣告沒收上開公印文之實體印章。

六、扣案之現金1千元及假鈔1疊業已發還被害人領回，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在卷可憑(見警卷第35頁)；扣案之車票3張僅屬證物性質，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沈昌錡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