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許家豪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審訴字第2938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0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許家豪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可預見前往便利商店代為領取包裹，該包裹內容物甚為可能係他人遭詐騙而交付之提款卡及存摺，委託人取得後亦極有可能用以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且有助於詐欺集團取得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仍基於縱使上開事實發生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2月間起，加入「柯宏達」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而擔任「取簿手」之工作，負責領取內有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存摺或提款卡等物之包裹，再轉交予上游成員，用以充作詐騙集團成員施以詐術後，使詐欺犯罪被害人匯款之人頭帳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2061號判處有罪確定）。許家豪遂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所示方式詐騙余庭豪，致使余庭豪誤信為真，而依指示於附表一所示時間，將所申用附表一所示帳戶之提款卡，以包裹寄貨之方式，寄送至附表一所示便利商店後，許家豪再依「柯宏達」之指示前往上開便利商店取件領取余庭豪所寄送之包裹後，並包裹放置在指定公共場所之置物箱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前往收取以作為詐欺人頭帳戶使用；「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致使附表二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附表二所示款項匯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嗣余庭豪及附表二所示之人均察覺受騙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公瑜、李耀輝、周欣宜、洪惠堂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案當事人就下述供述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均同意作為證據，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而經本院審酌各該證據方法之作成時，並無其他不法之情狀，均適宜為本案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余庭豪、證人即告訴人王公瑜、李耀輝、周欣宜、洪惠堂於警詢之指訴（述）相符(見111年度偵字第37052號偵查卷第19至21、33至35、57至58、75至82、138至139、151至152頁)，且有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ATM交易明細表、匯款明細、通話紀錄截圖、網路銀行交易明細、土地銀行存摺及內頁影本、手機通話紀錄、便利商店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等件在卷可佐(見前揭偵查卷第13至15、17、27、29至31、37、41至43、45、47、49、53、55至56、59、67、61、63、69至71、73、87至89、91至101、103至133、137、140、141至144、146至147、149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足堪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於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業已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112年6月2日生效，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之4未修正法定刑度，僅增訂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經比較結果，新法並未較為有利於行為人，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論處。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㈡被告就前揭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被告就前揭犯行，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被告就前揭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為本案洗錢犯行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後同條例第16條第2項關於自白減輕其刑部分，增加偵查及歷次審理均須自白之限制，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之上開規定）。本案被告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本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惟依前所述，被告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㈥本案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雖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洪惠堂達成調解、與告訴人王公瑜達成和解，然被告並未依調解條件按時給付賠償金予告訴人洪惠堂，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7頁），亦尚未開始對告訴人王公瑜按期賠償，復審酌被告本件犯罪之情節及手段與犯後態度，難認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堪可憫恕之特殊原因及環境，無任何情輕法重或刑罰過苛之疑慮，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並非可採。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加入詐欺集團擔任取簿手之分工角色，不僅侵害被害人及告訴人等之財產法益，且影響社會治安，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表示悔意，且與告訴人洪惠堂達成調解，願賠償其所受之損害，在卷可查，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於詐欺集團中並非擔任主導角色，暨其犯罪動機、手段、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所犯洗錢犯行部分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1月、1年1月、1年2月、1年。復考量被告所犯罪質均係相同，犯罪方法、過程、態樣亦大致相同，及衡酌被告犯罪所得之利益等情，就被告所犯各罪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1年4月，以資懲儆。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之說明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再與告訴人王公瑜達成和解，請審酌被告之犯後態度及家庭狀況等節，依刑法第59條予以減輕其刑云云。惟查：

⒈本件並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事由，已如前述，被告上訴請求本件應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並無可採。

⒉量刑部分

⑴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被告於上訴後，雖有與告訴人王公瑜達成和解，惟其尚未開始對告訴人王公瑜按期賠償，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洪惠堂達成調解後，亦未依調解條件按期給付，業如前述，實難以被告與告訴人王公瑜達成和解而給予被告較為寬待之刑度，且本件原審關於科刑業已就刑法第57條規定與科刑相關事項在適法範圍內加以裁量，其本於事實審之裁量職權所為之量刑，並無過重不當，或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自不得認其量刑有何不當。

⒊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請予酌減等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曾文鐘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