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重訴字第1號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87年度重訴字第1號

原告

儒商企業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甲○○

共同訴訟代理人

任秀妍律師

複代理人

徐含慧律師

複代理人

蔡瑜真律師

被告

乙○○

被告

丙○○即楊玉明

共同訴訟代理人

黃炳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96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但經移送或發回、發交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又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90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被告被訴偽造有價證券等刑事案件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係依侵權行為、不當得利及委任之法律關係請求㈠被告丙○○、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儒商公司）新台幣（以下同）12,791,5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丙○○、乙○○、丁○○（被告丁○○部分，業經原告於民國87年2月11日撤回）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58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丙○○、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34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86年10月29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於附民卷可稽（見重附民字132號卷1頁反面）。嗣移送本院民事庭審理後，於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聲明㈠部分，減縮為被告丙○○、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59,240元本息；就上開聲明㈡部分減縮為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6,000元本息；就上開聲請㈢部分，擴張請求被告丙○○、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400萬元本息（見本院重訴字3卷133－151頁），揆之首揭說明，應予准許，爰就減縮及擴張後之聲明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原告儒商公司於73年間設立，經營醫療器材、中西藥、化妝品及美容器材買賣等項目，原告甲○○為儒商公司負責人。被告乙○○原係美容師，於79年底因業務關係結識原告甲○○，向原告甲○○謊稱為其前世配偶，師父派其來幫助原告云云，遂進入原告儒商公司擔任總經理。㈠80年底被告乙○○藉口為拓展公司業務，向外週轉資金，鼓吹原告甲○○出售坐落宜蘭市○○○段五結小段78之3地號之土地（下稱系爭宜蘭市土地），用以清償債務及發展事業之用。原告甲○○依其建議出售前開土地，並先設定新台幣（以下同）700萬元之抵押權予被告乙○○，復偽造以920萬元出售予被告丙○○之買賣契約，惟被告乙○○並未交付任何借款或交付買賣價金之情事。81年6月該土地出售予訴外人許碧蘭，價金700萬元，扣除地上權人施玉之補償金100萬元及介紹傭金、契稅、土地增值稅、代書費等費用，尚餘400餘萬，均遭被告乙○○取走，被告乙○○將此款中150萬元、190萬元分別匯入被告丙○○、乙○○之帳戶，餘60萬元則遭被告不法侵吞。被告乙○○、丙○○係夫妻，其2人故意侵害原告甲○○之財產權，致原告甲○○受有400萬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之責；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亦應將所受之利益返還原告甲○○。

㈡80年初被告乙○○以公司需款週轉發展為由，要求原告甲○○將其母親名下坐落台北市○○○路○段73巷2號2樓建號851及其基地台北市○○區○○段4小段338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下稱系爭台北市建物），向花旗銀行抵押借款220萬元，嗣再以開發製作茶籽化妝品須購買原料及機器為由，向公司申請上述貸款所得之103萬元，然並未用於開發製作茶籽化妝品，而予以侵吞，致原告儒商公司受有103萬元之損害。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被告乙○○應負賠償之責；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亦應將所受之利益103萬元返還原告儒商公司。㈢自80年至83年間，被告乙○○、丙○○共同侵占原告儒商公司貨款所得，存或匯入被告乙○○合作金庫東門支庫第000000000000之1帳戶共3,696,570元，進入被告乙○○屏東高樹郵局第026148之6號帳戶共1,662,670元，總計5,359,240元。另原告儒商公司為存放及委由被告丙○○所開設包裝工廠包裝而放置於屏東高樹倉庫價值500萬元之貨品，全數為被告二人侵占。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規定，被告應負連帶賠償之責；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亦應將所受之利益返還原告儒商公司。再被告乙○○係原告儒商公司之受任人，依民法第541條規定，應將收取之貨款返還公司。㈣被告乙○○侵吞公司貨款1,366,000元匯入其弟弟即訴外人丁○○帳戶，侵害原告儒商公司之財產，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規定，被告乙○○應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賠償之責，或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將所受利益返還原告儒商公司等語。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第541條、第544條之規定，求為命⑴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400萬元，其中34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0萬元自95年9月1日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59,2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萬6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⑸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之判決（見本院3卷133、134頁，本院4卷12頁）。

三、被告則以：㈠訴之聲明第1項請求400萬元部分：原告於80年12月1日曾提供系爭宜蘭市土地設定債權額為700萬元予被告乙○○，又於81年1月9日與被告丙○○就上開土地簽訂買賣契約，約定以930萬元出賣予被告丙○○，且註明買賣價金已於簽約時一次付清；又被告乙○○雖分別於81年6月15日及6月25日，在台灣省合作金庫宜蘭支庫匯入被告丙○○屏東高樹郵局帳戶150萬元，及乙○○在台北三信五常分社帳戶190萬元，然81年6月15日被告匯款時，原告尚未出售土地，自無收受買賣價金之餘地，又6月25日非送件日，原告亦不可能收受價金。㈡訴之聲明第2項請求103萬元部分：系爭台北市陳黃金霞所有坐落台北市○○○路○段73巷2號2樓房地於80年1月間曾設定抵押權予花旗銀行，貸款210萬元，該筆貸款核發後，由陳黃金霞簽發面額36萬元、633,014元、110 萬元之支票提領，且該3紙支票均係由原告甲○○交予會計林桂櫻提領，其中游凱翔背書之支票用以清償該房屋舊貸款，其餘2張支票由林桂櫻直接匯入儒商公司帳戶，一部分支付公司雜項費用及代書代墊費用，未曾支付被告乙○○。㈢訴之聲明第3項請求10,359,240元部分：⑴原告所提出之「銷貨紀錄」均係原告自行製作之統計文件，並非實際從事銷售或收款業務之人所製作，且原告無法提出足以證明確有進貨銷貨及收款等事實之會計憑證或80年8月至83年2月間報稅之相關證據資料，證明確有該等營業收入，該銷貨紀錄不足為儒商公司確有營業收入之證據。⑵被告乙○○雖曾交款指示證人林素貞、林淑雲匯款與被告丙○○、丁○○、及支付丙○○之信用卡帳款，惟林素貞、林淑雲均不知悉被告乙○○所交付款項之來源，故被告乙○○交予林素貞、林淑雲之款項，或係儒商公司之營業收入、或係被告乙○○個人之款項，均有可能，不能遽行認定被告乙○○有侵占原告款項。⑶依證人林素貞、林淑雲之證言，被告乙○○固然實際負責原告儒商公司之財務，營業收入亦由被告乙○○收受處理，然儒商公司所有之帳務、薪水、貸款等支出亦均由被告乙○○負責，則其收取之營業收入除抵償原告積欠之債務外，並需支付儒商公司及甲○○之開銷，而此段期間，儒商公司實際之營業收入、營業支出、及盈虧情形究竟如何，原告始終無法舉出確切之證據資料作為計算依據，亦完全未就應有之支出費用予以扣除，自不能僅憑被告乙○○曾負責儒商公司之財務及收取儒商公司貨款乙節，即以擬制推定之方式，作為認定被告乙○○有侵占原告儒商公司之款項。㈣關於訴之聲明第4項請求被告乙○○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6,000元部分：此部分之匯款均係被告乙○○所有，與原告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關於請求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400萬本息部分：

㈠原告甲○○於80年12月1日將系爭宜蘭市土地為被告乙○○設定700萬元抵押權，有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乙份在卷可憑（見本院重訴字3卷202-204頁），就此被告乙○○於其被訴偽造有價證券刑事案件審理中供稱：「（為何設定給你？）80年甲○○全家向中國信託借錢，被中國信託扣押請我幫他還債，我陪他去還了幾百萬，甲○○部分就有一百多萬」等語，經該刑事案件原審法院詢及甲○○「是否如此？」時，原告甲○○並未否認，僅辯稱「她把我弟弟趕出公司」等語，經原審法院再詢及「她怎麼把你弟弟趕出公司？」，原告甲○○則稱「她跟我說我弟弟沒能力、懶散，讓我來罵我弟弟，我弟弟就生氣不願意待公司，乙○○就取得掌控權」等語，復經原審法院詢以「後來怎麼會把宜蘭市該土地賣出去？」，被告乙○○亦明確稱：「他吵架時說賣掉還你就是」等語（均見84年度自字第1015號第2卷113頁），是原告甲○○指訴被告乙○○以代公司週轉為由，要求甲○○於前開宜蘭市土地設定抵押與被告乙○○云云，已與事實不符。復參諸證人施玉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甲○○、乙○○到宜蘭找我，他們要賣地，乙○○說她要七百萬元」、「甲○○找我說欠人家錢地要賣，我說按公定價格加一點買，他不要，第二次他就帶乙○○來，我太太說不賣給我們地上物拆了要補償給我們，乙○○在代書那裡說我不管你們的事情，我要淨拿七百萬元」、「乙○○說甲○○欠乙○○錢時，甲○○在旁邊沒講話」等語（見同上自字1015號第2卷136、137、139頁），原告甲○○就其積欠被告乙○○金錢乙節，並不否認，且由被告乙○○堅持要淨拿七百萬元價款等情以觀，前開被告乙○○所供係因為原告甲○○及其家人代償債務，甲○○乃為其設定系爭宜蘭市土地700萬元抵押權等情，應非虛妄。

㈡又由於原告始終無法陳明該筆土地之買賣價額，亦無法提出出售該筆土地之買賣契約書，而買受人許碧蘭陳稱並不知買賣之經過情形，證人即許碧蘭之夫郭太郎則證稱：價金不記得，只知道幾百萬元，是否和被告見面亦不記得，錢都是交給潘代書。買賣價款是現金或支票都不記得了等語（見本院89年度上更㈠字第146號1卷43頁），亦無法指明該筆土地之買賣價額。而證人郭太郎事後郵寄與本院刑事庭之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影本（見同上146號第1卷51頁），僅係當事人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使用之文件（即俗稱之公契），亦據證人即承辦該過戶事宜之代書潘培鑫於本院刑事庭審理中證述核實在卷（見本院上更㈡字第289號第4卷17頁），並非實際之買賣契約書，且據證人潘培鑫所證：本案確為伊所辦理，但已不記得買賣雙方是誰出面，本件應有私契，私契都是拿給當事人，伊應該不會保存，當時辦理的情形，已無印象，應是依正常的手續辦理等語（見同上289號第4卷16頁反面、17頁），可見該筆土地之實際買賣價格已無可稽考。另關於該筆土地之買賣價金，證人施玉雖證稱係由郭先生付給被告乙○○價金700萬元等語（見同上自字第1015號第2卷136、137頁），惟被告乙○○辯稱從未收到七百萬元等語（見同上自字第1015號第2第136頁反面），且證人施玉前開所述，核與證人郭太郎證述係交付價金予潘代書之情節並非一致，並與原告指稱土地賣得價金600萬元，繳付增值稅及給施玉地上物補償費100萬元，餘400萬元係被告乙○○係取走之指述，亦不相符，且施玉並非買賣契約當事人，而該筆土地上尚有陳宗慶設定之地上權及地上物（嗣由陳阿桂繼承），在陳阿桂之夫施玉取得100萬元地上物補償費後，該地上權之設定亦於辦理過戶登記時，以拋棄方式一併塗銷，除據證人施玉證述在卷，並有土地登記簿謄本可憑（見本院重訴字第3卷203、204頁），可見買方郭太郎支付之買賣價金顯然尚包含支付與地上權人之代價在內，況且尚須扣除辦理過戶之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等費用之支出，故證人施玉證稱該筆土地買賣係由被告乙○○取走700萬元乙節，自與事實不符，尚難採信。

㈢另原告甲○○出售前開土地後，被告乙○○分別於81年6月15日及6月25日，在臺灣省合作金庫宜蘭支庫匯入被告丙○○屏東高樹郵局帳戶150萬元及乙○○在臺北三信五常分社（現更名為誠泰商業銀行）帳戶190萬元等情，固有合作金庫宜蘭支庫86年9月5日合金宜匯字第4630號函所檢送之匯款資料影本、誠泰商業銀行86年2月1日誠泰銀總常字第155 號函所檢送之乙○○活期存款00000000000 號帳戶交易明細表可稽（見外放證物原證1-3頁，本院85年上訴字第2635號第2卷210-213、378-381頁），並經證人施玉證述乙○○取得買賣價金後，曾先後二次由其載送至金融機構匯款手續等情明確（見外放證物原證1-2，同上自字第1015號第2卷136頁反面-138頁），且原告甲○○出售前開土地，其持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使用文件上，記載之買賣發生原因為81年6月18日，送件時間為81年7月4日，嗣於同年7月15日完成移轉過戶之登記，而卷附買賣契約書（見同上更㈠字第146號1卷51頁）為公契，本件有土地也有房子，一般而言應有私契，買賣契約如立有私契，一般過戶之前就要支付訂金，登記完畢之後就要交付全部價金，前開登記文件上之81年6月18日是立公契的日期，若有私契的話，應該在這公契之前，登記完畢是在81年7月15日，理論上應在登記完畢之前付清價款等情，亦據證人潘培鑫證述在卷（見同上更㈡第289號3卷17頁），參諸前開郭太郎提出之買賣契約書上買賣價金僅100餘萬元，顯與證人郭太郎明確證述本件買賣價金為幾百萬元．證人施玉亦證述因本件買賣交易取得塗銷地上權及地上物補償費100萬元等情，並不相符，足徵當時應另立有交易之私契無疑。依證人潘培鑫所述，買賣前開土地之私契既應在81年6月18日之前即訂立，則被告乙○○分別於81年6月15日及送件過戶前之6月25日分別取得前開土地之買賣價款，亦合於當時買賣土地之交易常規，益見被告乙○○匯出之二筆款項，確係買賣價金無疑，被告乙○○辯稱前開匯款時間與買賣契約時間不符，並非買賣價金云云，固無可採。惟證人郭太郎已證稱購買土地之價金係交與承辦之潘代書，並非交與被告，而原告甲○○係出賣人及土地所有人，衡情承辦代書自應將收受之買賣價金交與原告甲○○，故被告乙○○匯至前開帳戶之款項，應係由原告甲○○所交付，而非由被告乙○○自行取走。

㈣原告甲○○出售前開土地與案外人許碧蘭之前，既先因被告乙○○為其代償債務，而於80年11月4日將該筆土地為其設定債權額700萬元之抵押權，又於81年1月9日與被告丙○○訂立買賣契約書，本欲將前開土地以930萬元之價額出賣與被告丙○○，亦有前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可憑（同上自字第1015號1卷134-134之4頁），惟因故而作罷。再者，原告甲○○出賣該筆土地係因積欠被告乙○○金錢等情，亦經證人施玉證述綦詳在卷（見同上1015號2卷136、137、139頁），且該筆土地上原設定予被告乙○○之700萬元抵押權，亦於81年7月15日（同年7月4日收件）移轉登記與許碧蘭所有之同日以清償為由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有前開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可按（見外放證物原證1，本院重訴字3卷202-204頁）。綜合上述證據資料，可見原告甲○○係因積欠被告乙○○債務，而將該筆土地先設定抵押權與被告乙○○，再約定欲將該土地出售予被告丙○○，嗣又將該筆土地出售予許碧蘭、郭太郎夫婦以籌款償還債務，已屬明確。而原告甲○○出售上開土地後，被告乙○○兩度匯至被告丙○○及其本身帳戶之340萬元，顯係原告甲○○為清償債務而交付之款項，被告乙○○、丙○○自無詐欺及業務侵占刑責，亦無不當得利可言。此外，原告又無法舉證證明被告侵吞出售系爭宜蘭市土地價款400萬元，自不能證明被告有侵占該等款項之犯行，且被告此部分刑事部分，亦經判決無罪，有本院94年度上更㈡第289號刑事判決可參（見本院重訴字3卷242-244頁）。

㈤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400萬元本息，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關於請求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萬元本息部分：

㈠查，陳黃金霞所有坐落臺北市○○○路○段73巷2號2樓房地（即系爭台北市建物）於80年1月間曾設定抵押權與花旗銀行，用以貸款210萬元，固有土地登記簿謄本可按（見外放證物，原證2-1號）。而該筆貸款核撥後，係由陳黃金霞簽發面額為36萬元、633,014元、110萬元之支票提領，亦有花旗銀行之綜合月結單及支票影本可按（見外放證物原證2-2號，同上自1015號1卷192-198頁）。惟查該3紙支票均係由原告甲○○交予會計小姐林桂櫻兌領，其中由游凱翔背書之支票乙紙是用以清償該房屋舊貸款之款項，其餘兩張支票之款項則由林桂櫻直接匯入儒商公司之帳戶，一部份用以支付公司雜項費用及代書代墊之款項，未曾支付與被告乙○○等情，業據證人即公司會計林桂櫻證述綦詳在卷（見本院重訴字3卷208-209頁，同上上訴字第2635號2卷290頁反面），且該3紙支票，其中乙紙係由案外人游凱翔提示，另2紙則係由林桂櫻提領，亦均有該3紙支票之取款背書可稽（見本院重訴字3卷210-212頁，同上自1015號1卷194、196、198頁）。從而，被告乙○○就原告甲○○以上開台北市建物抵押貸款所得款項部分，難認有何詐欺取財或侵占之犯行，自亦難認有何侵權行為或不當得利可言。

㈡此外，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侵權行為，且被告乙○○此部分被訴詐欺、侵占犯行，亦經刑事判決認定無法證明，有本院94年度上更㈡第289號刑事判決可參（見本院重訴字3卷242-244頁）。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萬元本息，亦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關於請求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59,240元本息部分：原告主張：自80年至83年間，被告乙○○、丙○○共同侵占原告儒商公司貨款所得，存或匯入被告乙○○合作金庫東門支庫帳戶共3,696,570元，進入被告乙○○屏東高樹郵局帳戶共1,662,670元，合計5,359,240元；被告2人又侵占原告儒商公司為存放於屏東高樹倉庫價值500萬元之貨品云云，固據提出銷貨紀錄、匯款單據、被告及林淑雲之筆記本之記載等為證，然查：

㈠原告所提之「銷貨紀錄」（本院重訴字1卷8-16頁）均係原告自行製作之統計文件，並非實際從事銷售或收款業務之人按照銷售及收款作業過程逐次製作之紀錄文書，且原告亦無法提出如簽收單、送貨單、統一發票、帳簿、收支傳票等足以證明確有進貨銷貨及收款等事實等會計憑證，亦無法提出儒商公司於80年8月至83年2月間申報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相關證據資料證明確有該等營業收入。況其中如原告所列81年12月8日收受訴外人陳文麟訂金45萬元部分（同上自字1015號1卷第16頁、最末一項），實際上該筆訂金因儒商公司無法交貨，業經被告乙○○出面解決並將訂金返還陳文麟，業據證人陳文麟證述屬實（見同上146號1卷247、248頁），原告竟仍將之列入指稱遭被告侵占，其內容之不實已可見一斑，故該「銷貨紀錄」自不足資為原告儒商公司確有該等營業收入之證據。

㈡再依原告所提之匯款單據、被告乙○○及會計林淑雲之記事本、桌曆等所載，及曾擔任儒商公司會計之證人林素貞、林淑雲之證言，被告乙○○在儒商公司期間，固有收受儒商公司之貨款，並有匯款入其個人帳戶或被告丁○○帳戶，及支付丙○○之信用卡費用等事實，另儒商公司所收受之貨款支票有多紙係在被告乙○○合作金庫東門支庫之帳戶內提示兌領，亦有合作金庫東門支庫86年1月31日合金東門營字第6325號函送乙○○乙存第000000000000之1帳戶往來明細表（見同上2635號2卷215-227頁），另亦有以「儒商公司」及「林淑雲」名義多次電匯金錢至屏東高樹郵局被告乙○○活儲第026148之6號之帳戶、富邦商業銀行中山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合作金庫東門支庫上揭乙○○之帳戶之內，亦有郵政儲金匯業局86年5月26日000000000025號函附之提款明細表（見同上2635號2卷341頁）、富邦商業銀行中山分行86年年2月14日富銀中字第022號函附往來明細表（見同上2635號2卷248、249頁）及匯款收據影本11紙（見同上1015號1卷18-36頁）可按，惟被告乙○○與丙○○確有借款與原告甲○○及儒商公司、或向外借款供儒商公司使用處理債務之事實，已詳如前述。而原告甲○○亦曾供稱：被告曾幫其調度金錢，沒有詳細單據，有幾百萬元，有還他，公司進帳他就把他抵掉等語（見同上1015號2卷142頁）；另查證人即會計林素貞證稱：公司帳務、收支、薪水都由被告乙○○負責，貨款回來都是交給乙○○等語（見同上1015號2 卷85頁），及匯款與丁○○部分係由被告乙○○拿現金給伊，現金來源並不知道等語（見同上1015號2卷第84頁）；證人即會計林淑雲證稱：「如果甲○○收到貨款，如果金額大，會叫我拿給乙○○，如果幾千元就放在零用金帳我的抽屜內，繳貸款（即上述陳黃金霞金山南路房屋貸款）時甲○○會叫我去找乙○○拿，那我不曉得是誰的錢。」（見同上1015號2卷175頁反面）、「楊玉明的信用卡收據會寄到儒商公司，期限快到了，我就跟乙○○講，乙○○會將錢交給我去匯。（錢是何人所有？）不曉得。」（同上1015號2卷第178頁）、「甲○○收到貨款，會叫交給乙○○，支出也要我跟乙○○拿，究竟乙○○有無拿（侵占）我也不曉得。」（同上1015號2卷第178頁）等語。綜合上開事證可知：被告乙○○雖曾交款指示林素貞、林淑雲匯款與被告丙○○、丁○○、及支付丙○○之信用卡帳款，惟林素貞、林淑雲均不知被告乙○○所交付款項之來源，故被告乙○○交予林素貞、林淑雲之款項，或係儒商公司之營業收入、或係被告乙○○個人之款項，均有可能，不能遽行認定被告乙○○有業務侵占犯行。

㈢原告甲○○確曾積欠被告乙○○及被告丙○○鉅額款項，且甲○○亦自承其積欠被告乙○○之款項係由被告乙○○自收取之貨款中抵償，而原告對於雙方實際之債權債務情形及儒商公司之實際收支如何，俱無法提出明確可信之憑證以資核算，又原告甲○○自稱被告乙○○幫其調度之金額即為數百萬元，而前開經查證有據之金額僅為500餘萬元，故即使該等款項均係出於儒商公司之營業收入，亦應係被告乙○○用以清償原告甲○○及儒商公司所積欠債務，其主觀上自無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被告丙○○亦無業務侵占犯行可言。依證人林素貞、林淑雲之證言，被告乙○○固然實際負責儒商公司之財務，營業收入亦由被告乙○○收受處理，然儒商公司所有之帳務、薪水、貸款等支出亦均由被告乙○○負責，則其收取之營業收入除抵償原告積欠之債務外，並需支付原告儒商公司及甲○○之開銷，而此段期間，儒商公司實際之營業收入、營業支出、及盈虧情形究竟如何，原告始終無法舉出確切之證據資料作為計算依據，亦完全未就應有之支出費用予以扣除，自不能僅憑被告乙○○曾負責儒商公司之財務及收取儒商公司貨款乙節，即以擬制推定之方式，作為認定被告乙○○有業務侵占犯行之犯罪證據。

㈣關於原告指稱被告侵占屏東高樹鄉倉庫貨品不予返還部分，查被告與原告甲○○間確有債務關係，已如前述，則被告等將儒商公司寄放在該處倉庫之貨品予以留置藉以擔保債權，主觀上自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亦與業務侵占罪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相適合，況被告亦未超額抵債，亦經刑事判決認定在案（見94年度上更㈡字第289號判決理由欄乙實體部分：㈤所載。且被告乙○○、丙○○此部分被訴詐欺、侵占犯行，亦經刑事判決認定無法證明），有本院94年度上更㈡第289號刑事判決可參（見本院重訴字3卷242-244頁）。從而，被告自無侵權行為，或取得對於原告公司之債權等不法利益，亦無處理委任事務逾越權限或有過失行為之可言。

㈤從而，原告依民法第544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59,240元本息，亦不應准許。

七、關於請求被告乙○○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6,000元本息部分：

㈠被告乙○○雖有以現金交由會計林素貞匯款予被告丁○○，前後共計匯款1,366,000元，除據被告乙○○自承在卷，並經證人即會計林素貞證稱：匯款與丁○○部分係由被告乙○○拿現金給伊，現金來源並不知道等語（見同上1015號2卷第84頁），亦有高樹郵局提出丁○○268132號帳戶之帳戶往來明細表及原告提出匯款予丁○○之匯款單8紙為憑，惟丁○○就前開款項，已明確供稱：伊未在儒商公司任職，伊認識甲○○，因為乙○○向其借錢，透過乙○○才認識他等語，被告乙○○亦稱係「伊私人跟其弟丁○○借調款項，早期伊幫他跟其弟調錢，他才將伊等列入股東，過戶股權給伊等等語（見同上146號2卷120頁），且原告甲○○亦自承因積欠被告乙○○及親友數百萬元款項，始將被告等人及親友登記為儒商公司股東等語（見同上146號2卷131頁），復參諸被告乙○○及其弟弟曾正和暨丁○○等3人於82年3月15日至84年2月23日間均登記為儒商公司之股東，亦有儒商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影本可考（見同上146號1卷235-237頁），足見被告乙○○所陳其有為儒商公司向其弟丁○○調借金錢乙節，堪可採信。

㈡又依原告提出匯款予丁○○之8筆匯出款明細表及儒商公司之現金帳簿所示（見同上289號3卷193-198頁、4卷63、64頁頁），除其中5筆匯款即82年12月30日（1萬5千元、2萬元）、83年1月20日（40萬元）、同年2月1日（30萬元）及同年2月4日（20萬元）之匯出款（共計93萬5千元），於該現金帳簿上均記載有「匯丁○○--繳票用」或「匯丁○○--向楊先生借支票／繳支票用」等語，其餘另三筆匯款資料（共計43萬1千元），並未記載於現金帳簿內，準此，前開5筆匯款，顯係被告乙○○為儒商公司向被告丁○○調借現款或支票使用，而為借調款項之償付，故該93萬5千元部分，既係被告乙○○以其名義，為儒商公司向丁○○借調款項或支票使用，儒商公司事後償付借款及票款之責，自難認被告乙○○有何涉犯業務侵占之行為；至另3筆匯款部分（43萬1千元），原告所提之匯款單上匯款名義人均為「乙○○」而非儒商公司，且均未登帳於儒商公司帳簿內，尚難認定該3筆匯款來源，係出自儒商公司之營業收入，且被告乙○○雖任儒商公司總經理職務，負責調度財務，然就其與丁○○間私人借貸之資金往來或繳付，委託公司會計人員代為處理，亦為事理之常，被告乙○○既係交付現金予林素貞以郵政匯款方式匯出款項，且林素貞亦證稱不知現金來源為何，又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乙○○所交付之現金確係出自儒商公司帳戶或為營業收入，自無從遽因前開款項係被告乙○○委託會計林素貞代為匯款，即遽認被告乙○○私將儒商公司公款借貸丁○○，被告乙○○此部分被訴詐欺、侵占犯行，亦經刑事判決認定無法證明，有本院94年度上更㈡第289號刑事判決可參（見本院重訴字3卷242-244頁）。此外，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被告乙○○有何侵權行為，或取得對於原告公司之債權等不法利益，從而，原告儒商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6,000元本息，即不應准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79條、第541條、第544條之規定，請求⑴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甲○○400萬元，其中34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60萬元自95年9月1日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0,359,2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乙○○應給付原告儒商公司136萬6千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明亦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亦應予以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涉，爰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民事第五庭

附註：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