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23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台上字第3723號

上訴人

高紹尊

選任辯護人

商桓朧律師

上訴人

王培恩

選任辯護人

謝世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08年7月24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上訴字第1464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4011、56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高紹尊、王培恩有其事實欄所載運輸第三、四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出口未遂、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高紹尊、王培恩犯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高紹尊累犯）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諭知之判決，駁回其2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之運輸毒品罪，不以國外輸入國內或國內輸出國外為限，其在國內運輸者亦屬之。又所謂「運輸」，係指本於運輸意思而搬運輸送而言，倘其有此意圖者，一有搬運輸送之行為犯罪即已成立，並非以運抵目的地為完成犯罪之要件，亦不以兩地間毒品直接搬運輸送於特定地點為限，其以迂迴、輾轉方法，利用不相同之運輸工具、方法，將特定之毒品移轉運送至終極目的地者，其各階段之運送行為，均不失為「運輸」行為之一種。原判決已說明：高紹尊、王培恩與綽號「Ｋevin」成年人共同基於運輸第三級、第四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由高紹尊、王培恩共同將所購得內含硝甲西泮、硝西泮成分之一粒眠夾藏於包裝盒內，再由王培恩將該裝有一粒眠包裝盒自高紹尊住處攜出，搭乘計程車至新店郵局，向郵局人員辦理托運送至澳大利亞，惟運至桃園國際機場航郵中心時即為警查獲。而本案裝有一粒眠之包裝盒既已自高紹尊住處起運，尚未運出國境即經警查扣，縱係在國內運輸，且高紹尊、王培恩雖僅參與部分階段之運送行為，仍已該當「運輸」行為，因而論以高紹尊、王培恩共同運輸第三級毒品罪，要無違法可指。高紹尊上訴意旨謂其僅構成運輸毒品未遂罪，核非有據。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 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為刑法第38條第2 項後段所稱之特別規定。原判決依憑王培恩於第一審供稱當日在高紹尊住處，高紹尊撥打電話到其使用之0000000000號手機（即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編號二所示之手機），要其下樓向計程車司機拿藥錠等語（見第一審卷第20頁正反面），因認附表二編號二所示手機（含sim卡）亦為高紹尊、王培恩聯繫本案運輸毒品事宜使用之物，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對王培恩諭知沒收，同無不合。王培恩上訴意旨以附表二編號二所示手機與運輸毒品無關，原判決此部分之事實認定有誤，尚有誤會。

四、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有關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本刑之規定，尚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須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 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有關機關依該解釋意旨修正刑法第47條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該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不宜一律加重。本諸上揭解釋意旨，係指法院認為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為適當，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規定之情形，始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不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倘法院已就個案具體情節綜合觀察，審酌加重最低本刑後，認無有過苛情形，應認其裁量加重，並無違法可言。原判決衡酌高紹尊本案犯罪情狀，暨依卷存之前案紀錄表記載，已敘明如何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理由（見原判決第6、7頁），經核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抵觸比例原則、罪刑不相當、刑度裁量過苛之情形，原判決予以維持，並無不當。高紹尊上訴意旨謂原判決遽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有違上開解釋意旨云云，自屬誤解，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者而言，論理上2 者間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及必要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原判決依憑證人即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下稱航空警察局）偵查員吳品萱於第一審證詞，及航空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民國106年12月15 日出具偵查報告及相關附件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拘票等證據資料，已說明王培恩供稱其毒品來源為高紹尊前，承辦員警已發覺高紹尊共同涉案之線索，合理懷疑高紹尊與王培恩共犯本案，而對其核發拘票，無從認定有因王培恩供述而查獲其毒品來源為高紹尊情事，而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等情之理由綦詳（見原判決第7至9頁，理由貳、二、(五)），所為論列說明，與卷內資料委無不合，自難指為違法。王培恩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猶就原審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任意指摘，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減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而是否援引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認行為人之犯罪情狀並無何顯可憫恕，對之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形，而未適用該項規定酌減其刑，自無違法可言。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王培恩之犯罪情狀，及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王培恩並不符刑法第59 條規定之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要件，而不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之理由，另亦說明第一審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事，而量處上開刑度，其量刑如何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並無裁量權濫用，而予維持之理由（見原判決第9、12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王培恩上訴無非係就原審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加以爭執，仍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七、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刑事訴訟法第47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288條之2規定，法院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以辯論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會，旨在使當事人及上開各訴訟關係人，得就各項證據資料之憑信性及其與待證事項間之關聯性表示意見，或請求調查反證或以其他適當方法爭執證據之證明力，以落實當事人訴訟上之攻擊、防禦權利，俾法院據以形成正確之心證。原審於108年7月3日審判期日時，審判長已就各項證據資料，包含上訴意旨所指扣案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物，均對上訴人2人、辯護人及檢察官逐一提示，並告以要旨或使其辨認，並詢問有何意見，有上開審判期日筆錄可按（見原審卷第131至139頁），顯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第165條第1項踐行調查程序，並依同法第288條之1第1項、第288條之2，分別予當事人、辯護人陳述意見或辯論證據證明力之適當機會，要無上訴意旨所指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情形。王培恩以此指摘原判決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並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即失依據。

八、其餘上訴意旨，無非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原判決明白論斷之事項，任憑己見重為爭執，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等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七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