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7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訴字第577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益川

選任辯護人

柳聰賢律師

被告

王政偉

選任辯護人

張正忠律師

　　　　　　鄧藤墩律師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2 年度偵字第7999、908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林益川於民國101 年間某日，在臺中市某處，因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命（Ketamine，俗稱Ｋ他命）機緣，認識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王董」之成年男子，該男子知悉林益川有人脈網絡可在臺中地區販賣愷他命，乃向林益川詢問是否願意與其共同販賣愷他命，合作方式為：由「王董」提供愷他命，而林益川負責販賣，販賣完畢後，林益川再將「王董」應獲得之利益給「王董」。協議既定，雙方即透過方敏懿（由檢察官另案偵辦）聯絡雙方。於102年3月26日前某日，「王董」透過方敏懿聯絡林益川，告知已有愷他命可供販賣，並確認林益川至高雄取愷他命之時間、地點後，林益川為使該次運輸毒品過程能有他人監控現場確保安全無虞，乃詢問友人王政偉是否願以每運輸1公斤愷他命，可獲新臺幣（下同）1萬元代價，共同運送愷他命，王政偉應允之。林益川、王政偉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運輸、持有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仍與「王董」共同基於運輸第三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102年3月26日15、16時許，由王政偉駕駛江寶珠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林益川駕駛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小客車，偕同驅車南下高雄載運愷他命。林益川、王政偉於同日17、18時許，在○道○號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下與「王董」會合後，「王董」駕駛車牌號碼不詳車輛，在前引導林益川、王政偉駕駛上開二車輛至高雄市區金巴黎舞廳附近停車場，由「王董」將盛裝有共計41包之愷他命（合計淨重40961.62公克、驗餘淨重40960.8公克，純度91.48％，純質淨重共37471.69 公克）之紙箱2個搬入王政偉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後車廂後，林益川隨即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離開，並以使用衛星導航在前引導之方式，引導王政偉駕駛車輛從高雄市中正交流道北上，欲返回臺中。嗣經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下稱高雄地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於同日21時50分許，在○道○號高速公路新營休息站，將林益川、王政偉逮捕，並從王政偉所駕駛之上開車輛扣得前述愷他命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移送高雄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本院訴字卷第177 頁及其背面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訴字卷第202 頁背面），並互相證述在卷（高雄地檢102年度偵字第7999號卷〈下稱偵卷一〉第74頁、第100至101 頁），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2 份、搜索現場暨扣案物品照片共13張、在卷可稽（警卷第7至9頁、第11至14頁、第16至22頁），且扣案之結晶狀物品經檢察官送驗後，確檢出愷他命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102 年5月13日調科壹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附卷可考（偵一卷第112、113頁），足認被告二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二人犯行洵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至檢察官雖認被告林益川與「王董」聯繫後，有於102年3月26日前10日之某時，搭乘高鐵至高鐵左營站，先交付400 萬元與「王董」。然被告林益川於本院審理時陳稱伊並無交付「王董」400 萬元，是打算幫「王董」賣出愷他命後，再給「王董」錢等語（本院訴字卷第206頁背面、第208頁），而檢察官除被告林益川於偵訊時前後不一之證述外，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林益川有交付400 萬元與「王董」，此部分之事實尚難遽以認定。又依被告林益川前開供述，應認被告林益川有欲與「王董」共同販賣愷他命以牟利之意，而該等愷他命既在日後販毒共犯「王董」處，被告林益川前往取得愷他命，尚非「販入」第三級毒品之行為，檢察官復未說明或提出證據證明「王董」手上之愷他命係何時地、如何取得，無從推論「王董」係有意販賣愷他命後，再販入愷他命。從而，本件尚難認被告林益川或「王董」有販入愷他命欲加以販賣或其他著手販賣第三級毒品行為，而共犯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附此敘明。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論罪依據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運輸毒品罪，所稱之「運輸」係指轉運輸送而言，不以國外輸入國內或國內輸出國外者為限，其在國內運送者，亦屬之，至於運輸之動機、目的是否意在為己或為他人，運輸之方法為海運、空運、陸運或兼而有之，均非所問。至零星夾帶或短途持送者，雖得斟酌實際情形，依持有毒品罪論科，但仍以無運輸或販賣之意圖者為限（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111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5278號等判決參照）。另所謂「零星夾帶」係指行為人為圖施用方便，自行於入出境，或國內相距兩地往來時，利用隨身或托運行李攜帶或夾帶少量毒品或偽藥、禁藥者而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運輸毒品罪之設立，旨在防免毒品擴散，故其運輸行為之既、未遂區別，係以是否已經起運離開原址現場為準，既經起運，即生擴散效果，犯罪已達既遂，不以到達預定之目的地為必要（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5739號判決參照）。查「王董」為使持有之愷他命能在臺中地區販賣，即於102年3月26日17、18時許，在高雄市區金巴黎舞廳附近停車場，將前揭愷他命交由被告林益川、王政偉運輸前往臺中，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拿到愷他命後，遂經由○道○號高速公路中正交流道起運前往臺中，於同日21時50分許到達臺南市○道○號高速公路新營休息站休息時，為警方當場查獲，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因被告林益川、王政偉已將該愷他命起運離開現場，且其運送愷他命由高雄市跨及臺南市，而由中正交流道至新營休息站，運送時間至少1 小時以上，顯非短途持送。況運送之愷他命淨重高達40961.62公克，與零星夾帶之情迥異。是依前開判決意旨，「王董」與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既已共謀、參與運輸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並已起運，且非短途持送、零星夾帶，應已構成運輸第三級毒品既遂，應非單純持有、運輸未遂。

2.又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非經許可，不得運輸、持有純質淨重超過20公克以上，核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低度行為，為運輸第三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林益川、王政偉與綽號「王董」之成年男子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二)刑之加重減輕

1.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本件運輸第三級毒品犯行（偵卷一第70至71頁背面、第101 頁、本院訴字卷第202頁背面），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各應予減輕其刑。

2.被告林益川之辯護人雖以被告林益川有供出方敏懿、王政偉，檢警因而查獲方敏懿，並確定王政偉犯行，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者，依同條例第17條第1 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立法意旨在鼓勵被告就其所涉案件之毒品供出來源，期能早日破獲該案，並藉由落實該案毒品之追查，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稱「毒品來源」，係指被告原持有供己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源自何人之謂。而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且被告供出之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之公務員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須具有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申言之，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與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進而破獲之間，論理上須具有先後且相當的因果關係，非謂被告一有「自白」、「指認」毒品來源之人，而破獲在後，即得依上開規定予以減刑。若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者之前，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已有確切之證據，足以合理之懷疑被告所供販賣毒品來源之人，則嗣後之破獲與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間，即欠缺先後且相當的因果關係，或犯罪行為人所自白或指認為毒品由來之人，如客觀上無從使調查或偵查機關人員為有效地調查或偵查作為，或並未因此而確實查獲被指認人之犯行者，即與上開之規定不侔，自不得適用上開規定予以減刑。經查，被告林益川於偵查中固提到伊有請被告王政偉幫伊運輸毒品、方敏懿介紹「王董」與伊認識、「王董」透過方敏懿與伊聯絡（偵一卷第73頁背面、第91頁背面），惟被告林益川供陳本件毒品係自「王董」處取得，並非源自方敏懿或被告王政偉處，是被告林益川雖為上開陳述，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刑之規定，毫不相干。再者，被告林益川於偵訊中陳稱：方敏懿並無從事毒品交易行為、無參與本件毒品交易（偵一卷第92頁背面、第95頁及其背面），亦即被告林益川並未提供任何方敏懿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具體事證；警方早於被告林益川、王政偉在高雄市區拿到愷他命前，即予以跟監，有行動蒐證照片在卷可考（偵一卷第32頁及其背面），足認警方早已掌握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涉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重嫌。甚且在被告林益川於102 年4月3日警詢時供述與被告王政偉共販運書毒品犯行前，被告王政偉早於102年3月27日偵訊時，已承認至高雄運輸愷他命（偵一卷第54頁背面），辯護人稱被告林益川供出方敏懿及被告王政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減刑規定，要屬無稽。準此以言，雖檢察官起訴被告王政偉本件販行、警方嗣後追查並移送方敏懿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均與被告林益川前揭供述欠缺先後且相當的因果關係，此節復有高雄地檢102年10月23日雄檢瑞黃102偵7999字第74232號函、12月18日雄檢瑞黃102偵7999字第121703號函附卷足憑（本院訴字卷第132、190頁），難認被告林益川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無從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減輕其刑之寬典。

3.被告王政偉之辯護人另以被告王政偉係因大環境景氣欠佳，加上有犯罪前科，未能尋得工作機會，復因家中父母年邁，並有妻子、二名幼女需被告王政偉撫養，始答應協助被告林益川運輸毒品；被告王政偉本件尚未取得任何利益，縱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仍屬情輕法重，在客觀上有情堪憫恕之處，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之得酌量減輕其刑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情，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犯行、情節輕微或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後之態度等各種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064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 號判例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王政偉所為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運輸第三級毒品罪之構成要件，業如前述，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係鑑於毒品危害國民身心健康至鉅，行為人本於營利之意圖流毒他人，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原應與單純施用或持有毒品之行為作不同之評價，並希以嚴刑峻罰嚇阻販賣毒品之非法犯行，乃規定運輸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法定刑度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此等販賣毒品犯行係有權機關嚴格查緝並予重罰之行為，為社會大眾週知之事實，而被告王政偉前於98年7 月間，因販賣愷他命，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98年度訴字第297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年6月，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0 年度上更㈠字第196號駁回上訴，於該案中，被告王政偉販賣之愷他命重量高達約200 公克，有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0年度上更㈠字第196號判決可查，是被告王政偉應明知運輸、販賣愷他命為經查獲即重罰不寬貸之違法情事，竟猶為本件犯行，惡性非輕。又正值壯年，不思以正常管道營生，貪圖運輸毒品可獲得之厚利（每1公斤愷他命，可獲1萬元代價），為本件運輸毒品販行，且運送之愷他命重量純質淨重高達37471.69公克，危害社會治安甚鉅，難認有何顯可憫恕之處。且所犯運輸第三級毒品罪，業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已無情輕法重之憾，並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必要。

4.按刑法第47條所謂之「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於數罪併罰案件，係指所定之執行刑執行完畢而言；如於定執行刑之前，因有一部分犯罪先確定，形式上予以執行，仍應依前揭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俟檢察官指揮執行「應執行刑」時，再就形式上已執行部分予以折抵，不能謂先確定之罪已執行完畢（最高法院97年度台非字第357 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意旨固以被告王政偉前因偽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分別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月、1年確定，嗣經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於101年12月7日執行完畢等情，認被告王政偉應構成累犯。然查，被告王政偉於前開偽證罪判決確定即100 年8月5日前，另於98年7月2日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126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上更㈠字第196 號判決在卷可憑。是被告既於偽證案件判決確定前，另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且該2 罪與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罪符合定應執行刑之要件，故偽證罪、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罪固因先確定而於形式上予以執行，惟該3 罪嗣後仍有經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可能，是揆諸上開說明，仍應依刑法第53條規定，就判決確定前所犯數罪定其應執行之刑，再就形式上已執行部分予以折抵，不能謂先確定之罪已執行完畢，而認有累犯規定之適用。職是被告王政偉於102年3月26日為本件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時，尚難逕認渠所受之有期徒刑已執行完畢，自不構成累犯。檢察官此部分所指，容有誤會，併此陳明。

(三)量刑部分爰審酌被告林益川、王政偉均正值壯年，肢體健全，竟不思以正當管道營生，明知愷他命為第三級毒品，濫行施用，非但對施用者身心造成傷害，且常使施用者經濟地位發生實質改變而處於劣勢，容易造成家庭破裂戕害國力，為國家嚴格查禁之違禁物，仍不顧毒品擴散後，施用愷他命者可能面臨之困境，加以運輸，助長毒品流通，且運送之數量甚多，致生危害於社會秩序甚鉅，惡性重大。再審酌被告林益川為本件運輸毒品犯行主要規劃者，惡性較被告王政偉重大，而王政偉係受被告林益川之邀而運輸毒品之參與程度，其犯罪手段雖較為輕微，然其前所犯販賣愷他命案件，甫於101 年11月22日，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駁回其上訴，業如前述，顯見其漠視法紀。兼衡被告二人犯後坦承犯行之犯罪後態度、均有毒品前科之品行暨暨考量其等犯罪目的、動機、智識程度、檢察官之求刑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沒收部分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四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此應沒入銷燬之毒品，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未成罪）之第三、四級毒品而言；倘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再同條例對於查獲之製造、運輸、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以非法方法使人施用、引誘他人施用及轉讓第三、四級毒品之沒收，並無特別規定，如其行為已構成犯罪，則該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回歸刑法之適用，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沒收之，始為適法（最高法院100年度第3次決議意旨參照）。查扣案之疑似毒品之物品，為被告林益川、王政偉共同運輸之毒品，業據被告林益川、王政偉供陳明確，且扣案之結晶物品共41包，經送檢驗結果，均檢出愷他命成分（合計淨重40961.62公克、驗餘淨重40960.8公克，純度91.48％，純質淨重共37471.69公克），有法務部調查局102年5月13日調科壹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附卷可考（偵一卷第112、113 頁），基於上開判決意旨，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沒收之。而其中包裝袋部分，依現行檢驗方式，鑑定機關鑑驗毒品秤重主要係以傾倒，必要時亦會輔以刮杓刮取之方式，儘可能將原送驗包裝袋內毒品與包裝袋分離後各別秤重，所得毒品重量稱為淨重，包裝袋重量則以空包裝重稱之，然無論依上述何種方式分離，勢仍有微量毒品沾附其上無法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皆應一體視為毒品部分，依刑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予沒收之。至鑑驗廢失之毒品部分，既已滅失，爰不另為沒收之宣告。

2.再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有關沒收之規定，係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 款、第3項之特別規定，採義務沒收主義，故該項因犯罪所得財物及供犯該項所列之罪所用之物，如屬於犯人所有，即應沒收，並不以經扣押者為限（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未扣案之紙箱 2個，雖係「王董」用以盛裝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所用之物，然既已交付被告林益川、王政偉，衡情林益川、王政偉已取得紙箱之所有權，於運輸完成後可自由處分該紙箱，應認係被告林益川、王政偉所有，且被告林益川、王政偉均不爭執紙箱2 個係供盛裝運送之毒品所用之物（警卷第1頁背面、第5頁），並有現場照片3 張附卷可考（警卷第17頁、偵一卷第31頁背面），審酌該紙箱具有防止毒品裸露、逸出之功用，並便於攜帶，均屬共同運輸愷他命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又共同正犯供犯罪所用或犯罪所得之物採連帶沒收主義，乃因共同正犯於犯意聯絡範圍內，同負行為責任，為避免執行時發生重複沒收之故。因此，若應沒收之物係屬特定之物，共同正犯就該沒收之物，固應共同負責，但因無重複執行沒收之虞，故無諭知「連帶」沒收、追徵之必要(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113號判決參照)，附此敘明。

(五)毋庸諭知沒收之物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所規定沒收之物，限於「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財物」，不及於「供犯罪預備之物」（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31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3項規定犯第4條之罪所使用之水、陸、空交通工具沒收之，所稱交通工具必於犯罪有直接關係且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始屬相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34 號判決意旨可參）。而所稱「犯罪所得之財物」，係以實際取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即無從為沒收、以財產抵償之諭知（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032號判決意旨可佐）。查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業已暫行發還江寶珠），雖係被告林益川、王政偉用以運輸愷他命之交通工具，然該車所有權為被告王政偉之姊王瑞婷所買並登記在母親江寶珠名下，有汽車車籍查詢資料、汽（機）車過戶登記書、王瑞婷提出之分期匯款買車資料在卷可參（本院訴字卷第81、141、142頁），該車既非被告王政偉所有，自不得予以沒收。扣案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小客車（業已發還被告林益川），雖係被告林益川所有，然僅係被告林益川之代步工具，與本件犯罪無直接關係；扣案之千元紙鈔共242張合計24萬2,000元，僅係被告林益川「預備」用以支付被告王政偉之酬勞，為被告林益川自承在卷（偵一卷第91頁背面），又係在被告林益川身上扣得，有扣押物品目錄表1 份在卷可考（警卷第13、14頁），足證被告王政偉尚未取得該等金錢，復難認與本件犯罪有何直接關係；至其餘扣案物品，無積極證據證明為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或與本案犯行有直接關係，均不予宣告沒收。末查，被告林益川用以與「王董」聯繫之行動電話及所用SIM 卡，被告林益川供稱業已丟棄（偵一卷第70頁背面），迄今未經查獲，衡情早已滅失，亦毋庸再為沒收之宣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第17條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8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侑姿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