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305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305號

公訴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連 星

　　　　　　張美忠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 年度偵字第24390 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聽取當事人意見，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丙○與乙○○自民國108 年初某日起，經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介紹，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保力達」及余天晏（綽號「燕子」、「圓仔」）、林福隆等成年男子所屬之詐騙集團，而與該詐騙集團成員（卷內無證據證明丙○與乙○○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預見該詐騙集團有未滿18歲之少年參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所屬詐騙集團之不詳成員先於108 年7 月30日19時30分許，致電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下稱樹林分局）之警員丁○○，並假冒為丁○○之友人，復於翌（31）日10時23分許致電佯稱：因週轉不靈，需商借新臺幣（下同）35萬元供其償還貨款云云，然因丁○○起疑而要求當面交付款項，該詐騙集團某成員見丁○○信以為真，即與丁○○相約新北市○○區○○路000 號之家樂福樹林店為取款地點，復致電至乙○○所持用之IPHONE6 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指示乙○○出面取款，乙○○即於108 年7 月31日12時53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0 號基隆火車站前，與丙○一同搭乘計程車前往家樂福樹林店，並於途中商議取款事宜。嗣於同日13時50分許抵達家樂福樹林店前，由丙○下車與丁○○見面取款，乙○○則留在計程車內監視取款過程，待丙○欲取款之際，丁○○立刻表明警察身分而逮捕丙○，乙○○亦遭現場埋伏警員當場逮捕而未遂，並扣得乙○○所有之上開行動電話1支及載有取款地點之紙條1張等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下稱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查被告丙○、乙○○本件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2 人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規定，裁定本件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且依同法第273 條之2 規定，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2 人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被害人丁○○於偵查時證述明確，復有樹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樹林分局職務報告、被害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通聯譯文、被告2 人所搭乘計程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暨車內對話譯文、樹林分局108 年9 月20日數位證物勘察報告各1 份、錄影檔案翻拍畫面暨扣案物照片5 張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7頁至第45頁、第49頁、第51頁至第59頁、第61頁至第63頁、第137 頁至第155 頁、卷末光碟片存放袋），以及有如事實欄一所載之扣案物品可資佐證，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以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 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之依據：

㈠本案依被害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譯文、被告2 人於計程車內之對話及供述內容，可知被害人係接獲暱稱「保力達」及余天晏（綽號「燕子」、「圓仔」）、林福隆等成年男子所屬某詐騙集團成員來電行騙，並指示被告2 人前往約定地點取款，足認本案共同參與詐騙被害人之犯罪行為人已有三人以上，是核被告2 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又按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判例、34年上字第862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經查，依被害人遭詐騙之過程以觀，可知本案之詐騙集團分工甚細，被告2 人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且與詐騙被害人之詐騙集團成員間有互不相識之情形，然依現今詐騙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其等就本案詐騙集團成員以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手法詐騙被害人，當為被告2 人主觀上所能預見之範圍，且其等亦依照詐騙集團成員之指示前往約定地點向被害人取款，顯係基於如事實欄一所示犯行之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騙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本案犯罪之目的，難謂被告2 人與本案詐騙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應就合同意思範圍內之全部行為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㈡被告乙○○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4 年度易字第2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 月確定；復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6 年度簡字第13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上開2 案嗣經同法院以106 年度聲字第1515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 月確定，於107 年3 月1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稽，其於受前案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並審酌被告乙○○因前案經法院論罪科刑及執行完畢後，竟再犯本案同一罪質之罪，顯見其並未因前案執行完畢而心生警惕，自我反省及行為控管能力均屬不佳，足認前案有期徒刑執行之成效未彰，被告乙○○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而具有相當之惡性，需再延長其受矯正教化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同時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且依本案情節，亦無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度之情形（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96 號、第247 號、第363 號判決意旨參照），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2 人已著手詐欺取財之犯行而未遂，爰均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就被告乙○○上開加重及減刑事由，依法先加後減之。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 人不循正途獲取所需，明知目前社會詐欺犯罪猖獗，民眾因詐欺犯罪所生損害甚鉅，竟貿然參與詐騙集團騙取他人財物，非但助長社會詐欺之風氣，擾亂金融交易秩序，致使無辜民眾受騙，更嚴重戕害國家公權力機關之威信，顯見其法治觀念已有嚴重偏差，所為顯非可取，兼衡被害人並未因詐騙交付款項而受有損害，暨被告2 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所獲利益、犯罪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㈣沒收之說明：

①按刑法上責任共同原則，係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共同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亦即責任共同原則僅在處理共同犯罪參與關係中責任之認定，與犯罪工具物之沒收重在犯罪預防並遏止犯罪，以及犯罪所得之沒收旨在澈底剝奪犯罪利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係屬兩事。又沒收固為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但沒收人民財產使之歸屬國庫，係對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基本權之限制，性質上為國家對人民之刑事處分，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程度，並不亞於刑罰，原則上仍應恪遵罪責原則，並應權衡審酌比例原則，尤以沒收之結果，與有關共同正犯所應受之非難相較，自不能過當。從而，共同正犯間關於犯罪所得、犯罪工具物應如何沒收，仍須本於罪責原則，並非一律須負連帶責任；況且應沒收物已扣案者，本無重複沒收之疑慮，更無對各共同正犯諭知連帶沒收或重複諭知之必要，否則即科以超過其罪責之不利責任。因之，本院往昔採連帶沒收共同正犯犯罪所得，及就共同正犯間犯罪工具物必須重複諭知之相關見解，自不再援用，改為共同正犯間之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部分為沒收及追徵；而犯罪工具物須屬被告所有，或被告有事實上之處分權者，始得在該被告罪刑項下併予諭知沒收。至於非所有權人，又無共同處分權之共同正犯，自無庸在其罪刑項下諭知沒收或連帶沒收及追徵（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照，臺灣高等法院109 年度上訴字第15號判決、108年度上更一字第95號判決亦同此意旨）。

②經查，扣案之IPHONE6 行動電話1 支（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 卡1 張）及紙條1 張，均為被告乙○○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一節，業據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見本院109 年度訴字第305 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48 頁】，且被告丙○對上開扣案物並無事實上之處分權，揆諸上開說明，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 項前段之規定，於被告乙○○之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即可。

③至本案警方雖另扣得被告乙○○所有之華碩行動電話1 支及現金1400元，然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華碩手機是我跟家人聯絡用，1400元是我個人的錢，都跟本案無關等語（見本院卷第148 頁），而否認此部分扣案物為供本案犯罪所用或所得之物，且依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與被告2 人所為本案犯行有關，爰均無從於本案併予宣告沒收。此外，被告2 人均供稱沒有因本案取得任何犯罪所得等語（見本院卷第148 頁），參以卷內無其他證據可得證明被告2 人為本案犯行有取得其他報酬，是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認被告2 人有因本案犯行而獲取其他不法犯罪所得之情事，附此敘明。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2 人於108 年7 月31日前之某日起，另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參與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騙集團犯罪組織，擔任向不特定被害人當面領取詐騙款項之車手角色，等候該詐騙集團某成員之指示，至指定地點向不特定之被害人領取詐騙款項，且從得手款項中獲得部分款項作為報酬，因認被告2 人此部分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經查，本案被告丙○、乙○○、另案被告余天晏及所屬詐騙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由另案被告余天晏於108 年3 月上旬某日，承租基隆市○○區○○○路000巷00號即林福隆住處之倉庫，用以裝設「數位式移動節費設備（Digital Mobile Trunk）」（下稱DMT ，每臺各有32組序號）連結寬頻網路作為無人機房，供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以行動電話跨境發話，透過DMT 轉接向他人行騙，以此方式變更發話位置躲避查緝；被告丙○於108 年3 月18日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寬頻網路（HiNet 號碼：00000000號，裝機地址為上開林福隆住處），再由被告乙○○於108 年3月底某日，向「保力達」拿取3 臺DMT 前往林福隆住處裝設，並由被告丙○及乙○○共同維持DMT 之供電運作，其等所屬詐騙集團成員即於108 年3 月25日下午4 時31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自大陸地區跨境發話，透過林福隆住處之DMT （序號：000000000000000 號）轉接至喻瑞文持用之行動電話，假冒為喻瑞文之子並佯稱急需用款云云，致使喻瑞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年3 月26日匯款1 萬元至詐騙集團所使用郵局帳號之犯罪事實，業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8 年度訴字第734 號判決論罪科刑在案，是被告2 人所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並非其等加入前揭所屬詐騙集團後所為之首次犯行，依最高法院之見解（107 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並無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之餘地。

四、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2 人有另成立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為真實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2 人此部分有罪之確信。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2 人確有公訴人所指之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既不能證明被告2 人此部分之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被告2 人經論罪科刑之罪，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末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第47條第1項、第25條第2 項、第38條第2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經檢察官高肇佑到庭執行公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