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鄭軒宇

被告

李俊源

被告

白文隆

被告

吳辰祐

上一人之選任辯護人

謝昀蒼律師

被告

李紹宇

選任辯護人

黃國展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595號、第7037號、第9999號），被告5人均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鄭軒宇、李俊源、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等5人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檢察官之意見後，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規定，裁定本件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 條之2 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 項、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1行所載「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則在附近把風」補充為「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則在附近接應、把風」，第13行所載「敲打魏誌緯置於該處之上開自小客車後車窗」後補充「（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就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鄭軒宇、李俊源、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等5人（下稱被告鄭軒宇等5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自白」外，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鄭軒宇等5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鄭軒宇等5人與「趙山河」、「RK」間就上述竊盜犯行，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㈡按刑法分則或刑法特別法中規定之結夥2人或3人以上之犯罪，應以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在內，本院固著有76年台上字第7210號判例可供參照。但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09號解釋又認「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先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之人實施犯罪之行為者，均為共同正犯」，明示將「同謀共同正犯」與「實施共同正犯」併包括於刑法總則第28條之「正犯」之中。準此，如在場共同實施，或在場參與分擔實施竊盜行為之人不及3人，縱加上同謀之共同正犯後，刑法第28條所稱之共犯已達3人以上，但因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施竊盜行為之人不及3人，並不成立結夥3人以上竊盜罪，該參與同謀之人亦僅能成立普通竊盜罪之共同正犯。惟如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施竊盜犯罪行為之人已達3人以上，而應成立結夥3人以上竊盜罪，則參與同謀之人雖未在場參與實施，仍應成立結夥3人以上竊盜罪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949號判決意旨、89年度台非字第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等3人係在行竊地點外（即萬海航運大樓附近）負責接應、把風，尚難認被告白文隆、吳辰祐及李紹宇等3人為在場共同或參與分擔實施竊盜行為之人，是無從論以結夥3人以上竊盜罪，僅得論以被告鄭軒宇等5人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是公訴意旨認被告鄭軒宇等5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之結夥3人以上竊盜罪，尚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又本院認定者暨係由高度行為變更為低度行為，並已告知變更之罪名（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4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88頁）使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而無礙於其等訴訟權及辯護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檢察官就被告有罪事實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概括性規定，此一舉證責任之範圍，除犯罪構成事實（包括屬於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時間、地點、手段、身分、機會或行為時之特別情狀等事實）、違法性、有責性及處罰條件等事實外，尚包括刑罰加重事實之存在及減輕或免除事實之不存在。累犯事實之有無，攸關刑罰加重且對被告不利之事項，為刑之應否為類型性之加重事實，就被告而言，與有罪、無罪之問題有其相同之重要性（包括遴選至外役監受刑、行刑累進處遇、假釋條件等之考量），自應由檢察官負主張及實質舉證責任。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及刑事訴訟法第289條第2項之修正，可知就累犯應否加重其刑之觀念，已有由原來的「必」加重，轉變為較靈活之「可裁量」事項的趨勢。並且責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事項，先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始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俾落實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即爭點形成責任），而符合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綜上所述，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被告鄭軒宇前於110年間，因恐嚇取財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審易字第130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11年1月1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本案起訴書未主張被告鄭軒宇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然除卷附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外，檢察官就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所明示，關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加重最低本刑部分，並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故此部分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進行審酌（詳後述），而無刑法第47條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㈣爰審酌被告鄭軒宇等5人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竟以打破告訴人車窗之方式竊取車內之鉅額現金，而為本案竊盜犯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惟犯後均已坦承犯行，被告吳辰祐、李紹宇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先行給付新臺幣（下同）80萬元予告訴人，並承諾連帶賠償告訴人剩餘之120萬元，態度良好，被告鄭軒宇、李俊源及白文隆等3人雖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失，惟告訴人仍表示願意原諒被告鄭軒宇等5人，給予被告從輕量刑之機會，並撤回告訴乙情，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及和解書在卷可參（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595號卷〈下稱偵卷一〉第237至243頁），兼衡被告鄭軒宇等5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於本案中之犯罪分工、所獲利益，暨被告鄭軒宇前有恐嚇取財之犯罪紀錄，素行不佳，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水電工工作、月薪3至4萬元、未婚、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李俊源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餐飲業工作、月薪3萬元、未婚、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白文隆前有詐欺、毒品等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素行不佳，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餐飲業工作、月薪約3萬元、未婚、無子女、無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吳辰祐前有詐欺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素行不佳，自陳為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餐飲業工作、月薪約4萬元、未婚、無子女、須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李紹宇自陳為國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餐飲業工作、月薪3萬1千元、已婚、育有1名子女、須扶養母親、配偶及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四、末查，被告李紹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已支付80萬元之款項中之40萬元係由其提出乙節，已如前述，並經被告李紹宇、吳辰祐供述在案（見本院卷第291頁），尚見悔意，信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所警惕，故本院認對被告李紹宇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諭知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使告訴人獲得更充足之保障，免被告李紹宇僥倖利用分期之利，獲得法院寬判，並督促被告李紹宇確實依約續為履行和解條件，經斟酌被告李紹宇與告訴人之和解書內容，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規定，就被告李紹宇尚未給付之金額，命其應依附表所示之給付期限、方式向告訴人支付。又上開支付損害賠償之諭知，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被告李紹宇於本案緩刑期間倘未如期支付，而違反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之1 條第1 項前段、第3項、第4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鄭軒宇、李俊源於竊得現金後，各分得90萬元，並各留用30萬元，嗣因被告吳辰祐說要將贓款交回去，所以其等合計將120萬元的現金繳回，扣案之iPhone13ProMax手機2支（序號：000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000號，各含SIM卡1張），分別為被告鄭軒宇、李俊源以竊得之贓款所購得之物，扣案之現金2萬1千元、4萬7千元分別為被告鄭軒宇、李俊源用剩之贓款等情，業經被告鄭軒宇、李俊源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見偵卷一第101至103頁、第201頁，本院卷第289頁），並有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見偵卷一第67頁），卷內既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本案被告鄭軒宇等5人及共犯「趙山河」、「RK」2 人實際分得財物之情形，是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爰依被告鄭軒宇、李俊源之自白，認其等實際所分得之犯罪所得各為30 萬元，其等以分得之現金用以購買iPhone13ProMax手機，核屬刑法第38條之1 第4 項所稱變得之物，亦為其等之犯罪所得，均應連同遭扣案之剩餘贓款於其等之犯罪項下宣告沒收，並以市價3萬5千元估算被告鄭軒宇、李俊源買入該手機之價格，連同遭扣案之剩餘贓款一併扣除後，認被告鄭軒宇、李俊源各自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為24萬4千元、21萬8千元（計算式：鄭軒宇：300,000－35,000－21,000＝244,000；李俊源：300,000－35,000－47,000＝218,000），各於其等之犯罪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被告吳辰祐原有分得部分贓款，嗣因共犯「趙山河」要其等將贓款全數繳回，並派人前往其住處將贓款全數取走，是其並未分得任何款項，被告白文隆、李紹宇亦未分得任何贓款等情，業經被告吳辰祐、白文隆及李紹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037號卷〈下稱偵卷二〉第181頁、第291頁，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卷內既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鄭軒宇等5人及共犯「趙山河」、「RK」2 人實際分得財物之情形，是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爰依被告吳辰祐、白文隆及李紹宇之自白，認其等並未實際分得竊得之款項，自無從沒收、追徵其等之犯罪所得。

㈣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 第2 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 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㈤被告吳辰祐、李紹宇分別有以其等所有之遭扣案iPhone11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iPhone12Pro手機（序號：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與本案共犯聯絡竊盜事宜乙情，業經被告吳辰祐、李紹宇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案（見本院卷第29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之GUCCI包包1個固為被告李紹宇用以盛裝竊得贓款之物，然該包包僅屬日常生活使用之一般物品，非違禁物或義務沒收之物，對之沒收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卷內並無證據證明為被告鄭軒宇等5人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亦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潔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判決論罪之法律條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