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張智傑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3748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 年7 月1 日至9 日之期間內某時許與LINE暱稱「Nicks 」之人（姓名、年籍均不詳，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聯繫，並談妥每次向他人收款，再依指示交款可獲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2 萬元不等之報酬後，即以其所有IPHONE 12PR0藍色手機（含SIM 卡、IMEI：000000000000000 ）1 支作為聯繫工具，並與「Nicks 」、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成員假冒為李○藤之子，而對李○藤誆稱欲投資手機買賣，欲向李○藤借款云云，致李○藤陷於錯誤，遂依指示交付108 萬元（無證據證明乙○○參與此部分行為），然李○藤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迨不詳成員又對李○藤聲稱：要再借款云云後，即配合警方辦案而假意應允交付50萬元，且與不詳成員相約於113 年7 月9 日下午在臺中市大里區工業路與工業十二路之路口交付現金；迨乙○○於113 年7 月9 日下午2 時許接獲「Nicks 」之通知，隨即從桃園市區南下，而於113 年7 月9 日下午5 時40分許至上址向李○藤取款。嗣乙○○收下李○藤所交付之50萬元（含面額5000元真鈔、面額49萬5000元假鈔）時，旋即為在場埋伏之警員所逮捕，且當場扣得乙○○所有IPHONE 12PR0藍色手機（含SIM 卡、IMEI ：000000000000000）1 支、警方提供給李○藤實施誘捕偵查之50萬元（含面額5000元真鈔、面額49萬5000元假鈔），並由警方領回該50萬元，致乙○○、「Nicks 」、不詳成員前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行為均未能遂行。

二、案經李○藤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審理中未聲明異議（本院卷第25至26、203 至216 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認為適當得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認定之依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審理中坦承不諱（偵卷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165 至168 、203 至216　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藤於警詢時所證情節相符（偵卷第27至28頁），並有警員職務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密錄器影像截圖、告訴人所提出其與暱稱「Nicks 」之人的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Nicks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扣案物照片、扣押物品清單等附卷可稽（偵卷第15至16、31至33、35至38、39、41、43、47、48至50、52頁，本院卷第67、75、79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按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以「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加重處罰構成要件，無非係考量多人共同行使詐術手段，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其主觀惡性較單一個人行使詐術為重，有加重處罰之必要；且本款所謂「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不限於實施共同正犯，尚包含同謀共同正犯，此觀增訂此款之立法理由即明。且按刑法上之詐欺取財罪，須行為人施用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為財物之交付，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取得財物，始足當之。因此，詐欺行為包含詐術、錯誤、交付、取得等犯罪流程，層層相因、環環相扣，每一環節，皆為構成詐欺犯罪之要件，直到行為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物之結果，即達犯罪終了之階段，在此之前則屬未遂問題。換言之，祇要犯罪行為人著手於詐欺行為之實行，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將財物交付者，即為既遂；反之，倘被害人未陷於錯誤，或雖陷入錯誤而為財產交付，惟行為人或第三人並未因此取得者，始屬未遂（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42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參與之前述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除有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不詳成員外，尚有指示被告收款之「Nicks 」，足見各犯罪階段均屬緊湊相連，並由3 人以上縝密分工為之，是依前開說明，參與本案詐欺取財犯罪之成員已達3 人以上，核與刑法第339 條之4第1 項第2 款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相合；且被告明知其所拿取之款項係詐騙而來，仍依指示前往上址向告訴人拿取詐騙之財物，已然對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縱因告訴人未陷於錯誤而無交付財物之意，仍已合致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之構成要件。

三、又按一般洗錢罪與特定犯罪係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各別行為是否該當於一般洗錢罪或特定犯罪，應分別獨立判斷，特定犯罪僅係洗錢行為之「不法原因聯結」，即特定犯罪之「存在」及「利得」，僅係一般洗錢罪得以遂行之情狀，而非該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特定犯罪之既遂與否和洗錢行為之實行間，不具有時間先後之必然性，只要行為人著手實行洗錢行為，在後續因果歷程中可以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即得以成立一般洗錢罪，並不以「特定犯罪已發生」或「特定犯罪所得已產生」為必要，縱因特定犯罪所得未置於行為人之實力支配下之結果而未遂，致無從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仍應成立一般洗錢罪之未遂犯（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0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為法定刑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 條第1 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依上開說明，被告係按照「Nicks 」之指示向告訴人拿取現金，由此犯罪計畫觀之，被告、「Nicks　」、不詳成員實乃透過片段取款過程，使偵查機關難以溯源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以求終局取得詐欺之犯罪所得。從而，被告既依計畫收取告訴人所交付之50萬元，其主觀上自有掩飾或隱匿該詐欺犯罪所得，而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意，客觀上亦已製造金流斷點之風險，當非單純處分贓物可以比擬，洵屬洗錢防制法第2 條所稱之洗錢行為，並已合致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縱然被告未及取得財物，而未發生製造金流追查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結果，亦僅係被告之一般洗錢犯行未能遂行而已。

四、綜上，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新舊法比較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

二、關於想像競合犯之新舊法比較，孰於行為人有利，應先依行為時之刑罰法律（含刑法及刑事特別法，下同），就其所犯各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擇一法定刑較重之條文；再依裁判時之刑罰法律，就所犯各罪依上開規定擇一法定刑較重之條文；然後再依前述分屬行為時法、裁判時法中較重之條文比較其輕重，以為適用之標準（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59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於本案所為，係想像競合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等罪，依行為時法觀察，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法定刑上限為有期徒刑7 年，詳如後述）。而被告裁判時，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修正條文均經總統於113 年7 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 月0 日生效（其中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惟與本案法律適用無涉），就詐欺犯行部分，被告於本案除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外，尚無並犯同條項第1 款、第3 款或第4 款之一，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或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之等情形，再者，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所得未達500 萬元，應無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相關加重其刑規定之餘地；就一般洗錢罪部分，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規定，應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仍低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上限即有期徒刑7　年，則依裁判時法觀察，仍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是以無論依被告行為時及裁判時之刑罰法律，其從一重適用之重罪條文均為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而該法條之可罰性範圍及法律效果並無變動，不生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至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 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則行為人行為後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所增訂刑罰減輕（免）事由之規定，倘刑法本身並無此減免規定，因有利於行為人，法院於不相牴觸之範圍內，自應予適用，以維法律之公平與正義，是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因不問新舊法均同有適用，於上開新舊法比較之結論尚無影響，併此敘明。

肆、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　項、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二、按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也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是以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之結果同負責任，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無親自參與傳遞詐欺訊息之行為，且與所有詐欺集團成員間未必有何直接聯絡，惟被告與「Nicks 」、不詳成員間既接受不同之任務指派，且被告實際分擔拿取詐欺贓款此等重要工作，堪認被告與「Nicks 」、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就本案所生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論以共同正犯。

三、關於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或其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39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一般洗錢未遂等犯行間，具有行為階段之重疊關係，屬犯罪行為之局部同一，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

四、刑之減輕：

㈠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目規定同條例所謂「詐欺犯罪」包括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被告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其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復無犯罪所得需要繳交，故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或有實務見解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且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詳見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然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文字用語，可見前段係規定「其犯罪所得」、後段則規定「全部犯罪所得」，故立法者應係認此二者之涵義有別，始以不同要件予以規範；且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文義而論，尚無從逕認「其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復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立法理由所揭櫫「一、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爰於本條前段定明犯本條例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減輕其刑，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二、目前詐欺集團幕後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者查緝不易，除因集團首腦透過許多人頭帳戶、帳號及門號等躲避查緝外，更因欠缺促使詐欺犯罪組織下游共犯願意供出上手之誘因，為使偵查中詐欺集團共犯願意配合調查主動供出上游共犯，以利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鼓勵行為人於偵查中除自白自己所涉犯行外，更能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爰為本條後段規定，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鼓勵。」等語，足知於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認罪之前提下，行為人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係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倘若行為人並因此使檢警機關「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依後段規定，此時不僅可減輕其刑，且或可免除其刑，就前段、後段規定相互對照以觀，於處斷刑範圍內所得量處之刑上，後段規定顯然較前段規定更為優惠，而之所以為此區別對待，應係行為人繳回自己取得之犯罪所得時，對被害人所受損害之彌補尚屬有限，是僅能減輕其刑，惟行為人如使檢警機關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則可完全填補被害人財物上之損失，立法者方給予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而使法院衡酌個案情節後得於減輕其刑或免除其刑間擇一適用。參以，實務亦有認為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不諱，並認其甲部分犯行有獲取犯罪所得、乙部分犯行於收款時即遭警查獲而無犯罪所得，乙部分所為已滿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要件，若在事實審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亦自動繳交甲部分之犯罪所得，就甲、乙部分應依該減刑規定減輕其刑（詳參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益見行為人除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外，「如有」犯罪所得，須繳回自身所實際取得之不法利得，始可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苟無犯罪所得，則應逕行適用該項規定減刑。基上所述，本院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其犯罪所得」之規定，應指行為人個人所取得之不法所得，而非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243號判決類此結論，可資參照），且於行為人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時，如無犯罪所得，即應適用該項規定減刑，附此敘明。

㈡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罪，然因告訴人並未受騙且無交付財物之意，為未遂犯，考量對財產法益幸未造成實際危害，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並與前述減輕其刑部分，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㈢另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侵害為正當維護。故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外，若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至第22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刑法第25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就其所涉一般洗錢未遂之犯罪事實，在偵查、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復無犯罪所得需要繳交，即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且考量法益尚未受到嚴重之侵害，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又適用該等減刑規定之情形，雖因想像競合之故，而從一重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惟揆諸前開判決意旨，本院仍應將前述減輕其刑乙情評價在內，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五、第按想像競合犯觸犯數罪名，本質上應為雙重或多重之評價，基於罪刑相當原則，95年7 月1 日施行之本條但書遂增列就所一重處斷之重罪，「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適度調和從一重處斷所生評價不足，此即所謂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亦即科刑之上限係重罪之最重法定刑，下限則為數罪中最高的最輕本刑，以防免科刑偏失。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仍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在內，否則，在終局評價上，無異使想像競合犯等同於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37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既列在刑法總則編第七章「數罪併罰」內，且法文稱「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則依體系及文義解釋，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評價，始屬適當。換言之，想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各罪所規定之刑罰(包含加重、減免其刑及併科罰金)、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自應一併適用，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始為充足（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83 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中就罰金刑部分僅規定「得」併科罰金，然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則為「應」科罰金，是以上開罰金刑之諭知，並非任由法院自行裁量是否選科，而係揭示法院應予科處罰金之義務；縱然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僅為刑法第55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較輕罪名，惟該罪「應」科處之罰金刑，既屬刑法第33條第5 款所列舉之主刑，則於此2 罪想像競合時，本於刑法第55條後段所闡述之「封鎖作用」，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之法定刑，即為科刑之下限，而有界定判決主文所諭知刑罰下限之框架功能，方能充足評價想像競合犯之犯行，尚不因其非屬從一重處斷之罪名，即可異其處理，是於量刑時，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其法定刑中之罰金刑部分應予適用。而按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之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7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衡酌被告率然從事本案犯行，固屬可議，然考量被告於本案中所擔任之工作，及所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度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情，而經整體評價後，爰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付出自身勞力或技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貪圖一己私利，而為前述犯行，除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亦製造金流斷點之風險、使犯罪之偵辦趨於複雜，被告犯罪所生危害實不容輕忽；並考量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調（和）解，及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坦承犯行，其中就一般洗錢未遂罪於偵查、審判中之自白，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之減刑事由，且經本院衡酌後認有刑法第25條第2 項減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之犯後態度尚非全無足取；參以，被告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本院卷第161 、162 頁）；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從事修車工作、收入普通、未婚、無子之生活狀況（本院卷第214　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告所欲收取詐欺贓款之金額、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期間表示之意見（詳本院卷第25、215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伍、沒收

一、復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扣案IPHONE 12PR0藍色手機（含SIM 卡、IMEI：000000000000000）1 支係被告所有，並供其從事本案犯行時使用一節，此經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供承在卷（偵卷第80頁，本院卷第213 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二、被告未因本案犯行而取得報酬一節，業據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陳明在案（偵卷第80頁，本院卷第213 頁），是以本案無從宣告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又警方已將實施誘捕偵查之扣案50萬元（含面額5000元真鈔、面額49萬5000元假鈔）領回，堪認被告已合法發還犯罪所得，而不再繼續保有或管領，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故檢察官於起訴書中敘明請求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即難憑採。

三、至被告雖為警查扣彩虹菸3 盒，然此與其被訴本案犯行不具關連性，是均不於本案中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第48條第1 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　項、第1 項後段、第23條第3 項前段，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39 條之4 第2 項、第1 項第2 款、第55條前段、第25條第2　項、第38條之1 第5 項，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明嵐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