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0年度簡上字第4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簡上字第4號

上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吉祥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99年11月30日99年度簡字第131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98年度營偵字第2074號），提起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按本案被告陳吉祥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本院審理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簡易判決對被告論以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不遵停工命令罪，並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逕以簡易判決就被告所犯上開之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簡易判決及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諭知被告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不遵停工命令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於理由欄三敘明：「另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立法形式觀之，違反該規定之主體係指「事業」本身，而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依轉嫁之法理，將犯罪與處罰主體相分離，將事業之責任轉嫁於事業負責人，屬代罰之性質（與上開規定採相同立法意旨之工廠法第68條至71條，亦均有「工廠違反‧‧‧規定者，其負責人處‧‧‧」規定，經最高法院著有69年台非字第199號判例意旨認係基於轉嫁之法理而負各該刑責等見解可明）。本罪之犯罪主體既為該事業本身，被告即其負責人並非因本身之犯罪而負責任，當無由成立累犯」等語，雖非無見。然查，縱認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罪或有代罰之性質，惟該罪處罰之主體仍係事業負責人，且實務上多數見解均認為該罪有累犯之適用（參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8年度上易字第63號、96年度上易字第157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90年度上易字第461號判決），故原審逕自排除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適用，似嫌速斷，應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

四、經查：

(一)按公司為法人，公司負責人為自然人，二者在法律上並非同一人格主體，公司負責人為公司之代表，其為公司所為行為，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應由其自負其責者外，應由公司負責。依刑法之一般原理，犯罪主體應與刑罰主體一致，即僅犯罪行為人始負刑事責任，刑罰係因犯罪行為人之犯罪行為而生之法律上效果，基於刑罰個別化之理論，因其行為而生之法律上效果，應歸屬於實行行為之人，此即為刑事責任個別化、刑止一身之原則；惟行政刑法，為適應社會經濟之需要，擴大企業組織活動之範圍，而制定各種行政法規，且為達成其行政目的，對於違反其命令或禁止之企業組織者設有處罰規定，其處罰之型態略分為三種：(1)兩罰責任：行為人與法人同負其責。(2)自己責任：由實際行為人自負其責。(3)轉嫁責任：轉嫁其責任於他人。稅捐稽徵法第47條之規定，即為轉嫁責任之型態；此類轉嫁責任之規定，雖符合行政上之目的性，但尚難認係國家發動刑罰權之常態。是公司負責人因法人責任轉嫁而「代罰」，其性質與因法人犯罪而與法人同時被獨立處罰之兩罰情形並不相同。公司負責人因公司責任轉嫁而代罰，其犯罪主體仍為公司，而非其負責人，乃因法人之公司於事實上無從擔負自由刑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將應對公司處以徒刑之規定，轉嫁於自然人之公司負責人，但並不因而改變其犯罪主體，亦即縱公司之負責人因轉嫁而代公司負其刑責，其犯罪主體仍為該公司本身（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520號、99年度台上字第1789號判決意旨均可資參照）。次按稅捐稽徵法第47條第1款之規定，係將納稅義務人之公司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於其應處徒刑範圍內，轉嫁於公司之負責人，故此情形而受罰之公司法規定之公司負責人，乃屬於「代罰」之性質，其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當無所謂基於概括犯意逃漏稅捐，亦無所謂與他人有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可言。又修正前刑法第55條所謂之牽連犯，必須二個以上之行為有方法與結果之關係，始足構成，亦即必須以犯一罪之方法行為犯他罪，或以犯一罪之結果行為犯他罪，方得成立牽連關係，公司負責人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其僅係代罰而已，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縱由該公司負責人或其他有權代表公司之自然人代表公司為之，究非屬於公司負責人本身之犯罪行為，自與該公司負責人之其他犯罪行為間，無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可言。而公司為法人，既不具有犯罪能力，自無犯意，其於稅捐稽徵法充其量僅係受罰主體，尤無所謂概括犯意與犯意聯絡之存在，故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當不可能成立連續犯與共犯，該公司負責人因而代罰，亦不應成立連續犯與共犯（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391號、85年度台上字第6065號、87年度台上字第1974號判決意旨均可資參照）。又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處罰對象為納稅義務人，同法第47條，則將納稅義務人為公司或商號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慮，於其應處徒刑範圍，轉嫁於公司或商號負責人，故於此種情形其受罰之公司或商號負責人，乃屬「代罰」性質，其個人因非納稅義務人，故無論公司或商號負責人有無犯意，因同法第47條規定，仍應予處罰。亦即，既謂轉嫁代罰，即不以被轉嫁而受罰之公司負責人有無犯意為要件（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51號、94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96年度台上字第5520號判決意旨均可資參照）。

(二)查本案被告所違反者係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不遵停工命令罪，該條項係規定：「事業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負責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金。」，依此規定之立法形式以觀，違反該規定之主體係指事業本身，僅係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依轉嫁之法理，將犯罪與處罰主體分離，將事業之責任轉嫁於事業負責人，乃屬於「代罰」之性質（臺灣高等法院84年度上易字第4917號、89年度上易字第288號判決可資參照）。亦即，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既屬轉嫁責任之規定，即非屬公司負責人本身之犯罪行為，其犯罪主體應為該事業本身，而事業負責人不論有無犯意，均因轉嫁而代該事業負其刑責。從而，本案犯罪主體仍為詮泰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詮泰公司），被告既身為詮泰公司負責人，揆諸前揭判決意旨，不論其有無犯意，均因轉嫁而代詮泰公司負其刑責，且因非被告本身之犯罪行為，即無成立共犯、舊法之連續犯及牽連犯之可能。又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刑法第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本案之犯罪主體既係詮泰公司，並非被告個人之犯罪行為，即無故意犯罪之可言，應無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之適用而不構成累犯（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7年度上訴字第1963號判決亦同此見解）。是檢察官以水污染防治法第38條第1項之罪或有代罰之性質，惟仍認該罪處罰之主體係事業負責人，且爰引若干適用累犯規定之見解為由提起上訴，本院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4條、第273條之1第1項、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