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 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一六０號（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一六０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游淮銀選任辯護人　徐南城律師鄭慶隆律師被　　　告　康　燿選任辯護人　陳佳瑤律師陳凱平律師吳佳育律師被　　　告　楊寬仁選任辯護人　丁中原律師李采霓律師右列被告等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八十八年度偵字第四四八九號、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四五二七號、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五八二九號），本院判決如左：主文游淮銀、康燿、楊寬仁共同連續違反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出售之相對行為之規定，游淮銀處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壹仟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罰金總額與六個月之日數比例折算。康燿處有期徒刑貳年。楊寬仁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游淮銀所收受之財物新臺幣肆仟萬元沒收。事實一、游淮銀係萬國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國投信公司，嗣更名為寶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名為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康燿則為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萬國鑽石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鑽石基金）之經理人，均係為鑽石基金投資人處理事務之人，明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經理人，應為受益人利益，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法利益，並不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時，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出售之足以損害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人權益之行為。緣八十二年間股票上市之尚鋒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尚鋒公司）董事長陳淑蘭、總經理游文雄、財務經理胡華東等人為拉抬尚鋒公司之股票以防止股價下跌，乃成立所謂「護盤基金」，利用不知情之黃賢盛等人頭帳戶，在各證券商處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方式，影響集中交易市場上尚鋒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八十八年度上重訴字第三八號判決在案），迄八十四年間因炒作失利，陳淑蘭、游文雄等股東財務吃緊，亟思脫困之事，為共同籌設亞太衛星股份有限公司之游淮銀及為游淮銀處理投資事務之楊寬仁所知悉，陳淑蘭、游文雄乃囑胡華東透過楊寬仁與游淮銀聯繫，雙方於八十四年約農曆年後起即就游淮銀以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基金購入尚鋒公司股票一事多所接觸，期間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等人並透過楊寬仁之安排，數度前往游淮銀位於臺北市○○○路○段○○號四樓辦公室內商討如何抬高尚鋒公司股票於市場上交易價格交易價格之事宜，經雙方反覆磋商定案之交易條件為：「由游淮銀動用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基金，於特定時間內購入尚鋒公司股票一萬張（張／仟股），持有時間一至二年，尚鋒公司原則上須按買入股票數額每股支付新臺幣（下同）十元之價差與游淮銀。」，隨後康燿即按游淮銀之指示，於鑽石基金購入尚鋒公司股票前，主動邀約胡華東至臺北市南京東路某咖啡廳內，研商該基金購買尚鋒公司股票及陳淑蘭、游文雄出售尚鋒公司股票之時間、數量及約略購入之價格為每日平盤上、下一至二檔（因尚鋒公司股票於此之前，每日成交量最多為數百張，甚至僅數十張，倘未有尚鋒公司股東配合於特定時間釋出籌碼，將使股價飆漲過速增加購股成本）等細節，游淮銀、楊寬仁、康燿並與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前曾因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陳淑蘭部分因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傳拘無著，現發佈通緝中，其涉案部分由該署移由本院併案審理中；游文雄部分經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四月，現上訴最高法院中，其涉案部分由該署移請最高法院併案參酌；胡華東則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緩刑三年確定，其涉案部分因與判決有罪確定部分有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在案。）共同基於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尚鋒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及意圖為自己、第三人不法利益之概括犯意之聯絡，運用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鑽石基金，自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起，連續在游淮銀任負責人之富隆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尚鋒公司股票，計該日以每股六十八元至六十九元之價格買進計一千三百零八張（佔當日買進該股票量之百分之七十二點六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六點三一），同年月十一日以每股六十七點五元至六十八點五元買進一千八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點六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一），同年月十二日以每股六十七點五元至六十八元買進六百五十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五十八點八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廿九點四一），同年月二十日以每股六十四點五元買進八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七點九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三十八點九八），同年月二十一日以每股六十三元買進三百二十張（佔當日買進量之三十五點六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十七點八三），同年月二十二日以每股六十三元買進一千一百張（起訴書誤載為一千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四點五一、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七點二五），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每股六十三點五元至六十四元買進七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六十一點六一、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點八０），同年月二十五日以每股六十四元至六十七元買進二千一百十三張（起訴書誤載為一千七百十三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六十二點一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一點零八），共買進八千七百九十一張尚鋒公司股票，同時間則由尚鋒公司陳淑蘭、游文雄等股東透過人頭戶漸次釋出部分手中持股，游淮銀於購入上開尚鋒公司股票後，即囑楊寬仁通知胡華東轉告陳淑蘭謂尚鋒公司應儘速給付酬金，陳淑蘭因認游淮銀尚未依協議買足一萬張股票，遂僅應允先給付已買數量─即以整數八千張每股十元計算之半數價款四千萬元，游淮銀為掩飾其犯行，除命楊寬仁前往領款外，復囑其應將該領得之四千萬元儘量多加開立帳戶分開存放，尤忌以整數為之，並應將若干餘款以現金交付游淮銀之妹游美仁處理，楊寬仁遂於八十四年五月一日邀同不知情之友人陳成勇偕同受陳淑蘭指示之胡華東及尚鋒公司不知情之會計張品君（原名張順真）在臺北市○○街○段○○○號四樓尚鋒公司臺北營業所會合後，共同前往荷蘭銀行臺北分行將陳淑蘭存放該銀行之二千萬元定期存款解約，經該銀行開立並交付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龍江營業處面額二千零八萬六千四百四十七元（即該定存加計利息並扣除應繳稅款後之餘額）之支票一紙，胡華東、張品君遂攜該支票前往該營業處提領現金並交付其中二千萬元與楊寬仁，再至華南商業銀行建成分行將該以張順真名義開立、僅供陳淑蘭進出資金使用之第一二七一二之一號支票存款帳戶內存款二千萬元提領與楊寬仁，楊寬仁於領得四千萬元後，即於當日與陳成勇於寶島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及臺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現為誠泰銀行）復興分社開戶，在寶島商業銀行敦南分行第○○○○○○○○○○○○○○號一０─楊寬仁帳戶內存入九百八十萬元、同行第○○○○○○○○○○○○○○號陳成勇帳戶內存入一百萬元；在第三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第○○○○○○○○○○○○號帳戶楊寬仁帳戶內存入一千六百零九萬元、在同分社第○○○○○○○○○○○○號陳成勇帳戶內存入三百七十一萬元，存餘現金九百四十萬元楊寬仁則遵游淮銀之囑咐，併同楊寬仁本人及陳成勇開戶印鑑、存摺持交游美仁保管，游淮銀需用款項時，即由游美仁親往提領，或由游美仁將印鑑、存摺交楊寬仁代為領取（楊寬仁經常委由其父擔任負責人之金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會計陳美蓮為之）後交付游美仁或游淮銀，迨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存入第三信用合作社之現金即悉數提罄，同年六月十六日存入寶島商業銀行之現金亦領取殆盡。游淮銀收款後因尚鋒公司遲未給足酬金或護盤差額，不惟命康燿停止購入尚鋒公司股票，且更違反其與陳淑蘭等人間長期持股之協議，囑康燿自八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起不斷出售鑽石基金所購入之尚鋒公司股票，導致尚鋒公司股票價格一再挫低，呈現慘烈崩跌走勢，對照該基金於購入持有該股票成本時均在六十餘元間，至同年八月三日鑽石基金將所購入之八千七百九十一張尚鋒公司股票全部出售為止，尚鋒公司股票每股價格僅十九點五元，計其等違背職務買入賣出尚鋒公司股票之行為，使鑽石基金淨值大幅下降約三億五千餘萬元，致生損害於該基金投資人之財產，尚鋒公司股票之廣大投資人亦因此蒙受鉅額損失。嗣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於八十七年七月間因調查八十二年間尚鋒公司股票炒作案件，經向金融機關清查資金流向及調閱相關卷證後，始漸次查獲上情。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組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訊據被告游淮銀矢口否認有右揭犯行，辯稱：本案全係出於被告楊寬仁一手之策劃，我從未與陳淑蘭、游文雄等人通謀以基金為尚鋒公司護盤，更未收受尚鋒公司四千萬元之款項，亦無權指示鑽石基金經理人買入尚鋒股票云云。訊據被告康燿固坦承有與胡華東見過一次面，並有於上揭時間操作鑽石基金連續買入、賣出尚鋒公司股票等事實，惟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我係本於己身專業之投資判斷，並參考萬國投信內部之研究報告，始買入尚鋒公司股票，未曾受到被告游淮銀之指示，也未與胡華東商討尚鋒公司股票買賣一事云云。訊據被告楊寬仁固坦承其負責聯絡安排被告游淮銀與陳淑蘭、游文雄等人會面之事宜，並受被告游淮銀之命領取四千萬元之款項，然否認有何犯意及犯行，辯稱：我雖知悉被告游淮銀與陳淑蘭等人係在磋商買賣尚鋒公司股票之事，但我對於雙方議定之條件、內容及執行一事，當時均無所知悉，亦未參與討論，護盤之細節係事後聽胡華東提及，且我於八十四年五月一日奉命領取四千萬元時，對於該款項是屬護盤酬金一事，亦不了解云云。經查： (一)被告游淮銀係萬國投信公司之董事長，被告康燿則為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鑽石基金經理人，均係為鑽石基金投資人處理事務之人，此有萬國投信公司人事資料表、臺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經濟部公司執照等在卷可稽（詳見公訴人提證書證編號一、二），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第二款規定，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證券之投資，屬本規則所稱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同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七款並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應為受益人利益，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法利益，並不得為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時，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出售之足以損害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人權益行為，被告游淮銀、康燿分別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長及基金經理人，於執行職務時，自應遵守上開職務上之規定。 (二)八十二年間股票上市之尚鋒公司董事長陳淑蘭、總經理游文雄、財務經理胡華東等人為拉抬尚鋒公司之股票以防止股價下跌，乃成立所謂護盤基金，利用不知情之黃賢盛等人頭帳戶，在各證券商處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之方式，影響集中交易市場上尚鋒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八十八年度上重訴字第三八號判決在案（詳見公訴人提證書證編號三）。陳淑蘭並於八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調查局訊問時供稱：約於八十四年四、五月間，財務經理胡華東曾多次向我提及游淮銀有意購入尚鋒股票，當時因尚鋒公司財務吃緊，由游文雄與胡華東負責與游淮銀溝通，事後游文雄、胡華東向我提及雙方交易條件，同意由游淮銀所屬企業名下購入尚鋒股票一萬張左右，至少二年以上長期持有，並同時支付每股八至十元之價差。而游淮銀當時曾以其所擁有之鑽石基金購入尚鋒股票約八千張，然因我們本身資金週轉困難，只能先付新臺幣四千萬元，交付游淮銀秘書楊寬仁收執等語。陳淑蘭於八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我在八十四年間私人持股很多，無能力繼續護盤，胡華東找鑽石基金來看公司，表示對我們公司有興趣，我們授權胡華東去談，他們說願持有一萬張，必須有回報給負責的人，鑽石基金就陸續轉了七、八千張，他們透過楊寬仁說要回扣，我們便支付了四千萬元現金給楊寬仁，他們拿走回扣之後，並沒有繼續買尚鋒的股票，且陸續在賣等語（以上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二）。核與游文雄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九日調查局訊問時供稱：有關七、八千萬元價差部分，其中四千萬元係用以支付游淮銀所屬鑽石基金替尚鋒股票護盤的價差，約於八十四年五月間，因尚鋒股價滑落，陳淑蘭為穩定價格，遂指示時任財務經理胡華東與游淮銀接觸，經胡華東與游淮銀的下屬（姓楊，名不詳）協議後，由鑽石基金出面購買尚鋒股票八千千股，期間護盤時間約兩個星期，鑽石基金即違反當初約定，於全數出清後更反手大量放空，造成股票賣壓，股價崩盤等情相符（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三）。證人胡華東於本院調查時經檢、辯交互詰問時證稱：尚鋒轉投資亞太衛星，是游淮銀掛董事長、陳淑蘭掛副董事長。亞太投資計畫約八十三年底，經由朋友介紹說要成立亞太公司的計畫，前身為富智公司，他們是從事衛星計畫，為亞太公司籌備的性質，我把計劃書拿給公司看，尚鋒公司很有興趣，就投資亞太衛星約一億多元。有關亞太公司運作的事，我會去富智公司瞭解，其他非這方面的事我會找楊寬仁，他是游淮銀的對外窗口。尚鋒公司大股東護盤資金，是大股東私人的資金。游淮銀對投資尚鋒有興趣，約八十四年四、五月，大股東有說到游淮銀投資尚鋒股票，可以退一些差額給他，陳淑蘭、游文雄出面，對方主要是游淮銀，我印象中游淮銀買進尚鋒大約一萬張股票，大股東要支付十元價差，楊寬仁是窗口，要聯絡游淮銀都要透過他，談買賣尚鋒股票前我有告訴楊，請他轉知游淮銀，游淮銀同意再約時間，請大股東直接與游淮銀談細節。我本來不認識康燿，後來才認識，第一次見面是他們已經講好要買尚鋒股票，康燿是游淮銀旗下投信公司的員工，要我們提供尚鋒財務報表、預測，我們在臺北一家餐廳見面，除了提供財務報表這些資料外，尚鋒公司每日成交量很小，約幾十張到幾百張，若買進太多，股價會上揚太多，康燿他們怕以高價買進尚鋒股票，我們看他哪天要買，我們就出脫大股東旗下人頭帳戶內之持股，游淮銀旗下有很多投顧、投信公司，我不知道他用那家公司的資金來買，是康燿主動打電話約我談護盤細節，我沒有和楊寬仁討論細節，他知道游淮銀要為尚鋒護盤，但細節他不清楚。與康燿見面後約一、二個禮拜，每天賣一、二千張，剛開始我不知道他們用何資金買，後來才知道他們是用投信的基金來買。尚鋒因游淮銀事實上沒有買進那麼多，就沒有全額給付，實際給付四千萬左右，陳淑蘭打電話給我叫我去迪化街找會計張順真，會合後約楊寬仁及同行男性友人去銀行提現金。我打電話給楊寬仁說要給付差額，有去荷蘭銀行，其他不記得。游淮銀買尚鋒股票後，沒有依約持股一段時間，就賣出股票。是協議買壹萬張，但事後並沒有買到承諾的張數。大股東有向我反應不守約定。我與康燿討論基金進場買股時間，約定一、二個禮拜時間，他們會去買，詳細時間不記得，我們只談配合平盤出脫持股數量。楊寬仁安排會面，並沒有包括護盤細節的轉達，轉達護盤的會面有二、三次，是透過楊寬仁安排，由我負責與楊寬仁聯絡等語（詳見本院九十年九月二十八日訊問筆錄），觀諸鑽石基金自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起，連續在游淮銀任負責人之富隆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尚鋒公司股票，計該日以每股六十八元至六十九元之價格買進計一千三百零八張（佔當日買進該股票量之百分之七十二點六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六點三一），同年月十一日以每股六十七點五元至六十八點五元買進一千八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點六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一），同年月十二日以每股六十七點五元至六十八元買進六百五十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五十八點八二、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廿九點四一），同年月二十日以每股六十四點五元買進八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七點九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三十八點九八），同年月二十一日以每股六十三元買進三百二十張（佔當日買進量之三十五點六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十七點八三），同年月二十二日以每股六十三元買進一千一百張（起訴書誤載為一千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七十四點五一、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七點二五），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每股六十三點五元至六十四元買進七百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六十一點六一、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點八０），同年月二十五日以每股六十四元至六十七元買進二千一百十三張（起訴書誤載為一千七百十三張，佔當日買進量之百分之六十二點一七、佔買賣總量之百分之三十一點零八），共買進八千七百九十一張尚鋒公司股票，此有富隆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公司合併交割憑單、尚鋒公司股票八十四年四月至十月「成交買賣前五十名投資人名細」、尚鋒公司股票投資人集團買賣股票明細表、尚鋒公司股票相關投資人成交委託買賣明細表、尚鋒公司股票證券行情資料明細表、尚鋒公司股票同類股暨集中交易市場價、量變化之比較等影本（以上詳見公訴人提證書證編號四、六至十）及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六月十四日（90）瑞（二）第０一八號函檢送之鑽石基金八十四年四、五月間購入尚鋒公司股票明細（詳見本院刑事卷宗一）等存卷可稽，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所為之陳述，應堪採信，被告游淮銀、康燿所辯，應係卸責之詞，被告楊寬仁所為聯繫安排護盤事宜及收受購股差價款項之自白（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一），應與事實相符。 (三)被告游淮銀確實經由被告楊寬仁負責聯繫與尚鋒公司股東陳淑蘭、游文雄等人協議抬高集中交易市場尚鋒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事宜，並由被告康燿負責運用鑽石基金買入股票，而被告楊寬仁雖未參與協議細節之討論，但其對於安排雙方見面商談購股之事宜及領取購買股票差價之款項，均事前知情，且自協商購股時起至收受該四千萬元之款項，均係出於整個犯罪計畫之謀議，縱其未參與討論購股之細節，亦未實際運作基金買賣股票，其與被告游淮銀、康燿及尚鋒公司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間當已具備共同犯罪之謀議，而其為被告游淮銀收受陳淑蘭四千萬元購股差價之款項及開立帳戶存放等情，並經證人陳成勇、張品君證述在卷（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五、六），有華南商業銀行建成分行為付款人、張順真為發票人之票號ＰＢ七六七五六九二號支票正反面影本與荷蘭商業銀行臺北分行第一九０七號面額二千萬元之定期存款單、八十四年五月一日大額存款提領紀錄、陳淑蘭提取定期存款委託書、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營業部龍江辦事處為付款人之票號ＰＷ七００九一六四號支票及楊寬仁、陳成勇寶島商業銀行敦南分行暨臺北市區第三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之開戶建檔登錄單、資金往來卡、電匯單、大額現金提領紀錄等影本在卷可按（詳見公訴人提證書證十一、十二、十三），已有共同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之行為分擔（其收受款項後之使用情形詳如後述），是被告楊寬仁以其未參與護盤細節之討論及收受款項時尚不知是購股差價辯稱其無犯意及犯行，不足採信。 (四)被告楊寬仁於八十九年一月六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游淮銀指示我再找陳成勇，陳成勇用來存放所提領款項之戶頭，也是我叫他去開，因游淮銀有指示我，那筆四千萬元款項，要多開幾個戶頭存放，結果我與陳成勇各開二個戶頭來存放，其中有零頭大約幾十萬元，游淮銀特別交代不要存滿剛好四千萬元，要留一些零頭，所以我把錢存入銀行戶頭後，就拿我及陳的存摺及印章和現金，向游淮銀報告說已處理完畢，游淮銀叫交代我將存摺、印章及現金交給游美仁，這都是當天的事等語。其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調查局訊問時供稱：台摯公司之股份我僅占百分之一，其餘皆游淮銀或其家族所有，且當初係由游淮銀或其親友先行購入該公司，再轉登記我為負責人，但實際負責人是游淮銀。游淮銀曾當面指示我將護盤基金回扣拿五百萬元借予某小姐，我即向游美仁表達游淮銀之意，游美仁即將陳成勇前述二銀行之印鑑存摺交給我，但陳成勇存款不足五十萬元，我向楊寬川調借五十萬元後分二筆匯入前述某小姐指定之帳戶，再由該小姐支付二張支票由我簽收，在簽收前我發現該小姐交付之支票上有中台製罐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廖福本，為此我還向游淮銀確認此事，經其表示借款人確為廖福本無誤後，我才簽收相關支票交給游美仁收執等語。其於八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四本存摺及印鑑當天就交給游美仁收執等語（以上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一），而陳成勇寶島商業銀行帳戶之新開戶建檔登錄單上所載之電話（五六二四八三九）及通訊地址（臺北市○○○路○段○○號四樓），均與被告楊寬仁於寶島商業銀行開戶建檔登錄單上所記載者相同，該電話、地址係被告游淮銀公司所在地，顯見被告楊寬仁、陳成勇均非該等帳戶之實際使用人。又雖證人游美仁於偵訊時否認有收受上開帳戶存摺、印鑑等情事，惟其於八十九年八月十日在法務部調查局第六處接受測謊鑑定時，所稱「尚鋒公司未曾支付游淮銀買進股票價差、楊寬仁未曾交付其尚鋒股票價差、楊寬仁未曾交付其價差存款銀行之印鑑及存摺。」均呈情緒波動反應，應係說謊，此有法務部調查局八十九年八月十日（89）陸（三）字第八九一三０三六四號鑑定通知書影本在卷可按（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十一），嗣證人游美仁經檢、辯交互詰問時證稱：問有無管游淮銀私人的錢？答有時會幫他處理，但主要是處理公司財務。問楊寬仁說有把存摺、印章交給你？答沒有。問你有無其他疾病？答八十五年去開刀。問當時你的身體狀況？答我有乳癌。問測謊時，身體狀況如何？答還好，但測謊時，身體有綁電線，還叫我面壁，我很害怕，不知道是否會電人。問當時距你開刀有多久？答約一、二年。問接受測謊時，醫生有無說乳癌存活率有多少？答醫生說不好，要追蹤。問測謊時，有無顧慮自己的身體、心理狀況？答我是講實話，檢察官要求測謊，我馬上同意，測謊時有通電，我很怕。問測謊時有無向測謊人員說你有疾病？沒有，他叫我不要緊張，不會電人等語（詳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十二日訊問筆錄），則上開鑑定是否會受到罹患疾病、緊張害怕等影響？亦即實施測謊鑑定之方法究竟如何，可以傳訊鑑定人以調查證據。而鑑定證人李復國於本院經檢、辯交互詰問時證稱：我在第六處測謊工作負責已經十四年二個月，依美國測謊規定，是取得測謊資格，要取得會員資格，才能作為犯罪偵查機關的工具，我有取得資格。我們是做年度統計，八十五年後的最近二年，每年約二千人，八十八年、八十九年，每年約四千人，百分之八十都是囑託鑑定，我們機關不到百分之二十作為犯罪偵查的鑑定。測謊的定義是由美國警察實務發展出來，非學術所研討，測謊這名詞是錯誤，應是翻譯的名詞，以美國ＡＰＡ的定義，是由生理反應來研判個人有無做過這種行為，從生理學的觀點，我們是測出心口不一的反應，我認為測謊應該是行為後記憶的測試，他的差別在於記憶，從圖形可以看出起伏，他不會因人而異。測謊理論依據是一個人有作這件事情，就有記憶，生理反應是不會說謊，有這個記憶，但回答ＮＯ，就會有一個刺激。進行測謊程序，一是測前會談，他來會緊張，要讓他適應環境，緩和情緒。二是實際測試，紀錄他對問題的生理反應，三是測後會談，在美國是要告訴測試結果，現行都不做。用生理紀錄器，用來畫曲線，我今天有帶儀器來。可以紀錄脈搏、呼吸、皮膚電流的反應，真正研判的是皮膚電流，它是心肌模細胞內外電差的反應，美國人將它解釋成血壓是錯誤的，當事人在測試時一定是緊張，在測前會談前，要排除他的疾病，我們會先填調查表，如果有疾病會影響測試結果。受測人會緊張，緊張情緒對測試影響，要看年齡、心跳狀況，有無其他疾病，若心跳太高，就排除進行測謊。一般而言，女生比男生容易緊張，游美仁當時說有拉肚子，他年齡又五十歲，但測試前，他的ＧＳＲ（皮膚電流）在容許範圍。游美仁是北機組帶他來，就讓他休息一下，談談案情，我不記得測前會談和她聊什麼，要看錄影帶才知道，我是依作業程序進行。外勤會先溝通案情及他們想知道的關鍵問題，主要是有無交付股票價差及印鑑存摺。測試方法主要就是問卷法、再測試法，實務上把他說成是控制問題法、混合問題法。同樣的問題，經過二次測試。問題設計，有些根案情有關，有些無關，主要是用來做對比。與案情有關的問題如尚鋒有無支付游美仁股票的價差、楊寬仁有無交付尚鋒股票價差，有無交付存摺印鑑。與案情無關的問題如是否結婚，有無偷過東西，姓名、地址。游美仁第一次測試結果，Ｒ的位置，有一個明顯反應，第二次在Ｒ的位置還是有，解讀結果是做過這件事，就會留下記憶，如果有反應，表示他的記憶與他的回答留下衝突。（問請提示八十九偵字第一四五二七第二四一頁鑑定通知書，請解釋？）情緒波動是對測試過程的描述，這是描述他的記憶與回答有衝突，不是指情緒緊張。游美仁測試時，我從生理反應，判斷他可以接受測試，沒有因疾病、疲勞造成生理反應的紊亂，我有問卷他有無痼疾，他說沒有。（問游有無告知說電流會讓他害怕觸電？）我們會先告知他，而且會試給他看，我的壓力不比當事人小。每個人都會怕等語（詳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十四日訊問筆錄），並有測謊紀錄一件在卷可按，而證人游美仁於測謊時之皮膚電阻反應係在正常範圍之內，則其以於測謊前四年曾經乳癌開刀及害怕測謊時通電為由，認上開鑑定結果不實，顯無可採。又以證人游美仁與被告游淮銀係親兄妹之關係，測謊鑑定結果呈說謊反應（按測謊鑑定雖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但非無證據能力，仍得供裁判之佐證，其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判斷之職權，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二九三六號判決意旨參照），自足認定其所為之證詞係屬不實，為出於迴護被告游淮銀之詞。 (五)被告楊寬仁之父楊進義為金隆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被告游淮銀亦曾任金隆公司董事，楊進義與被告游淮銀有多年交遊，金隆公司且轉投資被告游淮銀擔任董事長之萬國投信約百分之八點七五之股權，轉投資被告游淮銀之弟游銀銅擔任董事長之富邦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約百分之六之股權，被告楊寬仁自英國學成返國，即經游淮銀安排至游淮銀亦擔任董事之富邦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上班，嗣復經被告游淮銀安排至其實際掌握股權之香港台摰（CLUBON）有限公司擔任負責人，負責亞太衛星公司籌備事宜，此為被告游淮銀所自承（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十）。又上開被告楊寬仁收取自尚鋒公司之四千萬元，雖經被告游淮銀指示分別以被告楊寬仁、陳成勇之人頭開立數個帳戶分別存放，部分款項且囑被告楊寬仁攜交游美仁，已如前述，開戶後更有多筆提款紀錄均以現金形式提領，無從稽考，惟：１、八十四年五月十日由第三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陳成勇帳戶曾電匯三百七十萬元至中台製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台製罐公司），同日另由寶島銀行敦南分行陳成勇帳戶內電匯一百三十萬元至中台製罐公司，此有前開帳戶資金往來帳卡及電匯單等在卷可稽，被告楊寬仁於調查局訊問時供稱：該筆五百萬元係游淮銀交待借貸予中台製罐公司，並由陳成勇帳戶內支應，因帳戶內存款不足，伊且向弟楊寬川借得五十萬元於同日匯入陳成勇寶島銀行敦南分行帳戶內後，湊足五百萬元電匯予中台製罐公司等語（詳前所述），核與證人廖福本即中台製罐公司董事長於檢察官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訊問時結證稱：我並不認識楊寬仁，八十四年五月間中台製罐公司經我出面向同為立法院同事之游淮銀借貸五百萬元資金，供作公司購置物料之用，經游淮銀同意後交代王惠卿去辦理，中台製罐公司簽發之票號ＦＡ一「五」（筆錄誤載為０）四０四一０號、ＦＡ一「五」（筆錄誤載為０）四０四一一號支票二紙是供作擔保及清償借款、支付利息，支票上面的章也是我所有，放在王惠卿那裡，授權她蓋用，對外簽發支票，現金支出傳票上面有王惠卿的簽名，還有出納林美惠的蓋章或簽名，後來支票都有兌現，還給游淮銀，當初是我親口向游淮銀借錢，也是游淮銀親口答應，後來他就交代所屬去辦借款的事等語相符（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九），並有中台製罐公司總分類帳、現金支出傳票、中台製罐公司簽發之票號ＦＡ一五四０四一０號、ＦＡ一五四０四一一號支票影本扣案及附卷可按（詳見公訴人提證書證編號十四），足認被告楊寬仁供稱其與前開陳成勇之帳戶，均係被告游淮銀交代為存放尚鋒公司所交付之款項而開立，實際上均為被告游淮銀所有，款項之使用，亦係受到被告游淮銀之指示一事，堪以採信。嗣雖證人廖福本於八十九年八月十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具刑事聲明狀（該署於同年月十四日收狀）稱「一、日前鈞長前來訪談，問到是否向游淮銀被告游淮銀借款五百萬元，因事隔多年，已記不清，故當日答覆恐有誤會，據本人再向中台公司調度資金之承辦人查證，該款並非游淮銀貸與本人。二、本人特此聲明，確實與游淮銀毫無關係。」，並於九十年九月十九日到庭經交互詰問時證稱：與被告游淮銀之間沒有金錢往來，沒有借貸關係，是立委同事，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接到檢察官電話不到一小時就接受訊問，事後查證不是如我作證時所言，訊問後我只有與王惠卿、廖文皓討論過。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四五二七號偵查卷宗第二一一頁之聲明書是我助理代擬，內容是我擬好給助理打字，我常有選民請託，助理有司法狀紙，是因我們會介紹律師給選民，叫選民帶狀紙過去，聲明狀上之案號於我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接受訊問時，尚未有此案號，而該聲明狀與當庭勘驗之徐南城律師九十年四月三十日聲請調查證據狀之格式、每行字數、每頁行數及字體均同，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王惠卿、廖文皓告訴我說這筆錢是向姓楊借的，他們去辦的，借貸有開支票及利息支票，交給誰我不清楚等語（詳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十九日訊問筆錄），不僅與其偵查中之證詞相左，而若其與被告游淮銀間毫無金錢之往來，為何對於借貸款項之數額、原因、交辦過程、開票、清償借款及利息情形，於偵查中證述如此詳盡，並強調是其親自開口向被告游淮銀借款，由被告游淮銀交代所屬辦理？況於證人廖福本接受檢察官訊問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九年度偵字第一四五二七案號並未分案（該案分案日期是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若其僅於事後與中台製罐公司王惠卿、廖文皓討論本案，其又如何得知此案號？本院認其事後翻異其詞，顯因為顧及與被告游淮銀同為立委之情誼，人情壓力下所為之迴護之詞，不可採信。２、被告楊寬仁第三信用合作社復興分社第○○○○○○○○○○○○號帳戶內八十四年五月廿四日提領四百二十萬元、三百十五萬元、一百萬元、三百五十萬元、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提領四百二十萬元之大筆現金提款，該社大額款項紀錄單上雖簽具楊寬仁之名，惟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竟係屬於陳成勇所有，倘該數筆大額款項確為陳成勇或楊寬仁所領取，絕無可能寫錯，尤以將該大額提領紀錄單上所載「楊寬仁」之簽名，與楊寬仁在寶島銀所留存之開戶建檔登錄單上或調、偵、本院訊問後所為之簽名，其提、撇、勾、捺均大相逕庭，核亦與陳成勇之筆跡大異，此有前述提領紀錄單及相關筆錄並開戶建檔紀錄單等件存卷可憑，證人孫裕閺即曾任寶島商業銀行敦南分行外務於調查局及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我認識金隆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會計陳美蓮，不認識楊寬仁、楊寬川及陳成勇等人，我於八十四年五、六月間任寶島銀行敦南分行外務期間，就我印象所及，楊寬仁、楊寬川及金隆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帳戶均由陳美蓮交付提款單或由我持提款單予她補蓋印鑑章後辦理提現，經檢視該行大額現金提領紀錄影本三張，八十四年五月八日楊寬仁帳戶一六八一九提領新臺幣三百萬元、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提領四百五十萬元；楊寬川帳戶一六八二０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提領五百萬元、八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提領一百七十萬元等，均是陳美蓮指示我辦理現金之提領，我將錢送達臺北市長安東路金隆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由陳美蓮親自點收等語（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十二），核與證人陳美蓮於本院交互詰問時證稱：金隆公司於八十四年間係設在臺北市○○○路○ 段○○號四樓，隔壁為富隆開發、富邦倉儲，楊寬仁在富邦倉儲任職，有時會委託我領取寶島銀行敦南分行之款項，楊寬仁亦曾委託我領取楊寬川戶內之款項等語相符（詳見本院九十年九月十二日訊問筆錄），從而，被告楊寬仁供稱於開戶後即將存摺及印鑑交游美仁收執，平常由游美仁前往提領，僅於受游淮銀之囑處理事務而需動用款項時，始由其向游美仁取存摺、印鑑前往提款等情，應與事實相符。３、寶島銀行敦南分行第○○○○○○○○○○○○號楊寬仁帳戶，於八十四年五月二日轉匯五百三十萬元入神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神寶公司），此有電匯單一紙附卷及神寶公司分類帳、日記帳、傳票等扣案可證，而香港台摯有限公司係經被告游淮銀實際掌握股權，由被告楊寬仁擔任負責人一事，已如前述，該筆五百三十萬元之款項是香港台摯有限公司預付神寶公司之貨款，被告楊寬仁係香港台摰有限公司名義上之負責人，香港台摰有限公司則為被告游淮銀擔任負責人之臺灣亞太衛星公司籌備處，為便利與香港亞太衛星公司談判對話，而由臺灣亞太衛星公司出資在香港成立之子公司，被告楊寬仁名義上僅持有該公司一股股份，餘九千九百九十九股均為游淮銀掌控之海外公司IVANHOEENTERPRI SES LIMITED所有，即令被告楊寬仁持有之一股亦經公證係信託登記於其名下，然實際所有權人仍為該公司，僅因香港法律規定公司負責人須以具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者擔任，故被告游淮銀乃以被告楊寬仁登記為負責人，此情業據楊寬仁供述明確在卷，且有香港台摯有限公司註冊證書、週年申報表、信託狀等在卷可按（詳見公訴人提證供述證據編號十），該鉅額匯款既係用於實際上為被告游淮銀所擁有之香港台摰公司之營運所需，益見前開被告楊寬仁帳戶內之資金為被告游淮銀所有無訛，否則被告楊寬仁焉有以其自有鉅額資金，挹注其根本未持有任何股權之公司之理？而被告游淮銀於檢察官訊問之初，曾堅指與該IVANHOE ENTERPRISES -- LIMITED 間無任何關係，且並未經營香港台摰有限公司云云，惟經與被告楊寬仁對質後，始坦承香港台摰有限公司係經臺灣亞太衛星公司籌備處出資在香港成立，被告楊寬仁係經籌備處派往擔任該公司負責人之事實（詳見八十九年八月七日偵訊筆錄），故其辯稱該筆款項與其無關云云，應係事後卸責之詞。 (六)被告游淮銀於收款後，因尚鋒公司遲未給足酬金或護盤差額，不惟命被告康燿停止購入尚鋒公司股票，且更違反其與陳淑蘭等人間長期持股之協議，囑被告康燿自八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起不斷出售鑽石基金所購入之尚鋒公司股票，導致尚鋒公司股票價格一再挫低，呈現慘烈崩跌走勢，對照該基金於購入持有該股票成本時均在六十餘元間，至同年八月三日鑽石基金將所購入之八千七百九十一張尚鋒公司股票全部出售為止，尚鋒公司股票每股價格僅十九點五元等情，已經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及被告楊寬仁陳述如前，並有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年六月十四日（90）瑞（二）第０一八號函檢送之鑽石基金八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至八月三日賣出尚鋒公司股票明細（詳見本院刑事卷宗一）等存卷可稽，計被告等違背職務買入賣出尚鋒公司股票之行為，使鑽石基金淨值大幅下降約三億五千餘萬元，致生損害於該基金投資人之財產，尚鋒公司股票之廣大投資人亦因此蒙受鉅額損失。綜上所述，被告游淮銀辯稱本案其毫不知情，全係出於被告楊寬仁之一手策劃，假藉其名義在外招搖撞騙，向尚鋒公司收款，衡情被告游淮銀與尚鋒公司董事長陳淑蘭、總經理游文雄等人，均因共同投資臺灣亞太衛星公司而甚為熟稔，彼此於八十四年間經常會面，倘被告楊寬仁心存訛詐，以陳淑蘭、游淮銀等人均縱橫商界多年、精於事故，如此鉅額之資金往來，於見面時必一再置意、多所探詢，殊無令被告楊寬仁得逞之可能，又對照上開帳戶資金多筆均為被告游淮銀所使用及被告康燿邀約胡華東見面後鑽石基金買進賣出尚鋒公司股票之情形，被告楊寬仁怎可能隻手遮天，並能操縱鑽石基金買賣尚鋒股票，足見被告游淮銀所辯，並無足取。而被告康燿於八十四年五月一日買入尚鋒股票前某日，曾主動邀約尚鋒公司財務經理胡華東在臺北市南京東路某咖啡廳見面之情，業據被告康燿自承在卷，並經胡華東證述屬實，已如前述，被告康燿雖辯稱係本於專業分析及萬國投信研究人員所提供之投資，而為買進尚鋒公司股票之決定，惟其於八十四年五月一日以前不斷買入尚鋒股票，迨被告游淮銀取款後即自五月十三日起一再賣出尚鋒公司股票，倘被告係依據所謂公司之研究報告及景氣分析而為買賣，何以僅十數天即昨非今是？此顯逾越一般基金經理人操作股票之常軌，謂無受被告游淮銀之命買入尚鋒股票，要難置信，且其辯稱買進上市公司股票前，會與該公司財務人員見面云云，亦屬空詞，無可查證，證人胡華東並證稱當日係與被告康燿研議股票買入之日期、數量等細節，以免股票飆漲過速而增加購入成本等情；以尚鋒股票在鑽石基金購入前每日僅數百張甚至數十張之成交量，必極易因鑽石基金於同年四月十日起購股動輒每日近千張甚至千餘張之買盤而快速漲昇，倘其後之買盤未有適量釋出之籌碼加以滿足，該股票必呈現快速漲升之格局，而增加其後之購股成本，是證人胡華東證稱係與被告康燿討論購股之時間、數量，價格以控制購股成本等語，對照四月十日起四月二十五日鑽石基金購入尚鋒股票期間，雖成交量大增而價格並未鉅幅波動以觀，證人胡華東之證述自非虛妄，被告康燿辯稱當日商談內容僅在探詢公司狀況無涉操弄股價云云，並無可採，且倘果如其所言，係本於自身之研究及專業素養而為投資決定，何庸再與身為尚鋒公司「財務經理」之胡華東商談，亦費索解，顯係狡賴圖卸之詞。本件事證已至為明確，被告游淮銀、康燿、楊寬仁之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查被告游淮銀係萬國投信公司之董事長，被告康燿為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鑽石基金之經理人，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受僱人，並均係為鑽石基金投資人處理事務之人，明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經理人，應為受益人利益，忠實執行職務，不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法利益，並不得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買賣有價證券時，意圖抬高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出售等足以損害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人權益之行為，乃被告游淮銀、康燿、楊寬仁竟運用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鑽石基金，與尚鋒公司股東陳淑蘭、游文雄、財務經理胡華東通謀於購買尚鋒公司股票時，使渠等同時為出售之相對行為，而直接操縱尚鋒公司股票之交易價格，核被告三人均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論處；被告游淮銀、康燿為鑽石基金投資人處理事務，竟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與被告楊寬仁共同要求、期約、收受不正利益，並因陳淑蘭等人僅交付四千萬元，即自八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起至同年八月三日止，不顧股價下跌，悉數售出尚鋒公司股票，致生損害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人財產，核係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之違背職務收賄罪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公訴人於起訴法條雖未論及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之罪名，惟起訴事實均已載明，本院自得一併予以審究。又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經總統令公布修正並已施行，二法條修正前之法定刑均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二法條之法定本刑則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比較新舊法之規定，新法除刪除拘役規定外，並將罰金刑由銀元二十五萬元提高至新臺幣三百萬元，是新法之規定對被告等不利，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處斷。被告楊寬仁利用不知情之陳成勇轉存所收受之不正利益，使被告游淮銀得遂其違背職務收賄之行為，均為上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之間接正犯。次查，被告游淮銀、康燿二人係為萬國投信公司募集之鑽石基金處理投資信託事務之董事及受僱人，已如前述，被告楊寬仁係為被告游淮銀聯繫上開操縱尚鋒公司股價及收受不正利益之人員，本身雖非受僱於萬國投信公司，亦未處理鑽石基金投資之事務，然渠三人間就上開以鑽石基金操縱尚鋒公司股價及收受不正利益等行為，係出於整個犯罪之謀議，並具有收賄之行為分擔，而上述之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之罪及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又係因一定身分關係而成立之犯罪，則被告楊寬仁與被告游淮銀、康燿間及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間，因共同實施犯罪，雖無上開法條所定之身分特定關係，仍應依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以共犯論（陳淑蘭、游文雄、胡華東就被告三人共犯違背職務收賄罪部分，應另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違背職務行賄罪論處。）。被告三人自從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起至同年月二十五日止多次通謀操縱股價違背職務之行為及背信等犯行，均時間緊接，方法相同，所犯各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出於概括犯意而為之，為連續犯，應依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論以一罪，並均加重其刑。被告三人所犯上開三罪間，有方法目的之牽連關係，應從一法定刑及致生鑽石基金投資人財產上損害之犯罪情節較重之共同連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論處。本院審酌被告游淮銀身荷立法委員重要名器，並擔任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委員多年，原應謹慎操持、端正行止，協助政府健全資本市場，整頓經濟秩序，詎其圖牟鉅額私利，反竟與上市公司大股東沆瀣一氣，將所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由大眾集資成立基金，視為其個人生財漁利之工具，無視廣大投資人之權益，行有未得，旋即悍然悉數出脫手中持股，造成股價崩跌，彈指之間攫奪鉅額財富，所生危害及犯罪後否認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認公訴人請求量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八月，尚嫌過輕，另審酌其資力及因犯罪所得之利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超過法定刑之宣告罰金，係依刑法第五十八條審酌犯人所得之利益酌量加重），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本院審酌被告康燿身為基金經理人，受基金投資人之重託，原應秉於專業良知，為基金投資人圖謀最大之投資效益，竟曲承上意，造成投資人財產上之損害及犯罪後復一再狡賴毫無悔意等情一切情狀，認公訴人僅請求量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八月，尚嫌過輕；審酌被告楊寬仁為被告游淮銀擔任與尚鋒公司居間聯絡操縱股價及收受不正利益後隱匿犯罪所得等情，致生基金投資人及尚鋒公司投資人重大損害，犯罪情節重大，其事後尚知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認公訴人於言詞辯論時改以其共同犯罪，扮演重要角色，請求量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六月為適當，爰救被告康燿、楊寬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末查被告楊寬仁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刑案紀錄簡覆表附卷可稽，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均併予宣告緩刑四年，用啟自新。另被告游淮銀因違背職務所收受之財物四千萬元，應依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沒收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九條第一項前段，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刑法第十一條前段、第二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五十六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一條前段、第二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佳玲到庭執行職務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第五庭法官朱夢蘋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書記官周小玲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日附錄：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左列各款之行為：一在集中交易市場報價，業經有人承諾接受而不實際成交或不履行交割，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者。二在集中交易市場，不移轉證券所有權而偽作買賣者。三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與他人通謀，以約定價格於自己出售，或購買有價證券時，使約定人同時為購買或出售之相對行為者。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者。五意圖影響集中交易市場有價證券交易價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者。六直接或間接從事其他影響集中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價格之操縱行為者。前項之規定，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準用之。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第二十條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準用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或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董事、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人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金。犯前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財務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一一六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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