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李冠霖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80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9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就刑法第339條之4所增訂之加重條件，係另一獨立之罪名，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其前段及中段分別規定罪刑法定原則與不利刑罰溯及適用禁止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詐欺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本件原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李冠霖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與本案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係在同一犯罪決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行為，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揆諸前揭⒈之說明，詐欺防制條例就刑法第339條之4所增訂之加重條件，係另一獨立之罪名，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㈢本案檢察官未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李冠霖就原判決上訴，並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3、139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李冠霖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本院以原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及罪名為基礎，審究其諭知刑度是否妥適，先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媽媽因車禍手受傷無法上班，我妹妹就讀高一，我需要扶養她們兩人，如果我被關就沒人照顧她們。請審酌上情，從輕量刑等語。

三、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之理由：原審因予對被告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㈠公政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段揭櫫行為後有較輕刑罰與減免其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而上述規定，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又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或有係刑法之加減原因暨規定者，本諸上述公政公約所揭示有利被告之溯及適用原則，於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是以，被告行為後，倘因刑罰法律（特別刑法）之制定，而增訂部分有利被告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該減刑規定。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詐欺防制條例對刑法第339條之4所增訂之各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無犯罪所得，揆諸前揭㈠之說明，自應適用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原審未及適用詐欺防制到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刑規定，適用法律自有未恰。被告上訴為有理由，爰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另為適當之量刑。

四、被告適用之減刑事由：

㈠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犯行部分，因業已著手加重詐欺行為之實行，而未能取得財物之結果，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㈡被告於偵查、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無犯罪所得，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㈢至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本院審理時，均已坦承本案之參與犯罪組織犯行，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於本案所為犯行已從一重之刑法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是依上開說明，其等罪名所涉相關減刑之規定，僅由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非無工作能力賺取所需，然不知守法慎行正道取財，為圖暴利而擔任監控車手取款工作，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助長原已猖獗之詐騙歪風，嚴重危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金融秩序，所為非是，應予非難，且觀諸該組織係以縝密之手法行騙，即行使偽造之工作證、交付收款證明單據以取信告訴人徐鈞平，是其犯罪所生危害非輕，幸因告訴人及時查覺有異，配合警方查獲方止於未遂，惟考量被告犯後自始坦承犯行，並未實際參與全程詐騙行為，亦非詐欺集團之核心成員，兼衡其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坦認參與犯罪組織，加入詐欺集團期間非久，暨被告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鷹架工作，日薪新臺幣2,100元，離婚，無子女，因其母親罹患疾病，其妹妹就讀高中一年級，故其需扶養其母親及妹妹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正雄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