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李宇揚

被告

黃彥慈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4年度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9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甲、被告李宇揚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李宇揚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43、153、255、377頁），故關於被告李宇揚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

二、刑之減輕事由之說明：

(一)被告李宇揚行為後，於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施行、同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被告本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被告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即應予適用。又該條例第47條規定再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23日生效，將上開減刑規定列為第1項並修正為：「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除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外，修正前行為人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含行為人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者），即「應」減輕其刑；修正後增加減刑之要件以「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且為「得」減輕其刑，即使行為人無犯罪所得，仍以「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法院始得裁量減輕其刑，可見修正後之上開自白減刑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被告李宇揚所犯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自應適用113年8月2日生效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查被告李宇揚於偵查、原審、本院審理中承認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且於偵訊中供稱：我有獲利，大概新臺幣（下同）3到5千元等語（見偵55954卷2【下稱偵2卷】第297頁），然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終結前並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自無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之適用。

(二)被告李宇揚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先後經修正公布，分別自112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爰說明如下：

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又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自白減刑之規定，於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上開修正公布之規定均於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刪除，於新舊法比較時應列入綜合比較之列，且於比較後須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適用，為最高法院近來統一之見解。

⒉被告李宇揚所犯一般洗錢部分，原審判決係認定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比較本件行為時法、中間時法以及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等相關規定，以新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李宇揚，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應整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之規定，不允許部分適用舊法，部分適用新法（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738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本於相同見解，說明本案洗錢之輕罪整體適用新法之結果，輕罪之洗錢部分並無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自不生於量刑審酌輕罪減輕事由之問題。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李宇揚所犯如犯罪事實欄（含附表）所載，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李宇揚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尚犯一般洗錢）罪刑，及為相關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被告李宇揚明示僅對於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被告李宇揚所記載之科刑部分之理由，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后：

(一)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部分：

⒈被告李宇揚於偵查、審理中固均坦承犯行，惟其於偵訊中供稱：我有獲利，大概3到5千元等語（見偵2卷第297頁），然於本案辯論終結前被告李宇揚並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自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被告李宇揚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其於偵查中、審理中固均自白洗錢犯行，然本案新舊法比較後應一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而被告李宇揚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亦無從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⒊原審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宇揚不思以正常途徑獲取財物，僅因貪圖利益，即加入詐欺集團擔任俗稱監控首及收水之角色，負責監控車手取款以確保車手能順利取得詐欺贓款及轉交上游而使犯罪計畫成功，其率爾與本案詐欺集團共同實施詐欺犯行及其後掩飾、隱匿詐欺不法所得之犯行，使告訴人林錚錚難以尋回遭詐欺之款項，應予非難；惟念被告李宇揚犯後始終坦認犯行，願意面對刑事懲罰，態度尚可，然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故犯罪所生危害未獲減輕；暨考量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失程度、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程度、前有數次詐欺取財之前案素行，於審理中自述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業物流、日薪1,100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李宇揚有期徒刑1年4月等旨，茲予以引用。

(二)關於刑之量定，法院本有依個案具體情節裁量之權限，倘科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之刑，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既已審酌上開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李宇揚前揭所為犯行，量處前開之有期徒刑，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李宇揚上訴意旨所執其為收水人員，犯罪所得甚少，並非詐欺集團之核心人員，相較於同案被告李皓智辯解自己係被騙而擔任車手，其犯後始終自白認罪之犯後態度等科刑情狀事由，業經原審審酌在案，並無漏未審酌以致量刑過重之情。且原判決審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量處被告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1年4月，其量刑應屬從輕，並無畸重失衡情事，亦無違反平等、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是原判決既已依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等一切情狀為全盤觀察，所為量刑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違，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其參與犯罪程度、犯後態度，即不影響原判決量刑之結果，亦難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或失衡之情。從而，被告李宇揚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原則，請求改判較輕之刑等節，並非有據。

(三)有無併科罰金必要之說明:按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的立法意旨，既在於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以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則法院在適用該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的雙主刑，為免如併科輕罪的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的情形，允宜容許法院依該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的意旨，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的較重「徒刑」（例如科處較有期徒刑2月為高的刑度)，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的「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例如有期徒刑2月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的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的資力、因犯罪所保有的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的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的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亦即，法院經整體觀察後，基於充分評價的考量，於具體科刑時，認除處以重罪「自由刑」外，亦一併宣告輕罪的「併科罰金刑」，抑或基於不過度評價的考量，未一併宣告輕罪的「併科罰金刑」，如未悖於罪刑相當原則，均無不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如犯罪事實欄所載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第一審判決法院科刑時雖未宣告併科輕罪之罰金刑，惟本院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其所受部分損害），被告李宇揚於本案擔任監控收水之工作、其參與犯罪之程度、所得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不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原審未說明未宣告併科罰金之理由，雖有未周，惟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不得指為違法，併予指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李宇揚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乙、上訴駁回（檢察官就原判決無罪上訴）部分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彥慈加入由同案被告李宇揚、李皓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渣哥」、「Mark」、「杜甫」、「雷洛」及其餘不詳成員等人所組成3人以上之詐欺集團，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以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黃彥慈、李宇揚分別擔任收水人員，李皓智擔任提款車手。嗣後該詐欺集團某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19日16時21分許，致電向告訴人林錚錚佯稱為取消書局升級會員，需匯款至指定帳戶云云，致林錚錚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時間，匯款附表所示款項至附表所示人頭帳戶後，再由李皓智於附表所示時間，持人頭帳戶提款卡，至附表所示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領上開詐欺所得，並將所提領之款項交付李宇揚，李宇揚再上繳黃彥慈，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及所在，致難以追查。因認被告黃彥慈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黃彥慈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詐欺、洗錢等犯罪，因而諭知被告黃彥慈無罪。此部分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此部分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此部分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就原判決諭知被告黃彥慈無罪部分之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李皓智①於警詢中證稱：上手2號（即李宇揚）在Telegram上指示我要去哪裡會合，然後我到場後會再給我提款卡跟密碼，我就去跟銀行領錢，他會在附近看著我，之後領完錢我就會把錢交給2號，他會拿著錢消失去把錢給3號(即被告黃彥慈）等語，②於偵訊中證稱：（問：112年3月18曰晚上延續到19日凌晨，是跟2個男生領錢？還是跟剛才的一男一女領錢）......18日晚上應該是跟2個男生，2個男生是在一男一女領錢之前。......（問：他們的TELEGRAM暱稱是「新」、「悠」？分工？）「新」、「悠」是指那兩個男生(指同案被告李宇揚與被告黃彥慈）等語，③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檢察官問：所以你是否還記得這次李宇揚跟你取款完之.後，李宇揚把款項給何人？）以筆錄為準......（檢察官問：所以你的意思是現在目前你記不得李宇揚是給誰了，然後以警詢為主？）是......（檢察官問：【請求提示證人李皓智112年7月18日警詢筆錄第2頁】方才有給你看過，你當時有說剛剛提示給你看你這次提款完之後，你的錢是交給2號李宇揚，然後當時你的回答是說他會拿著錢消失，去把錢給3號也就是黃彥慈，當時你這段内容確切想表達的意思為何？你想表達的是你有實際上看到，還是你是按照你過往的經驗去推斷的？）如果我這樣講，應該是我有看到等語。則李皓智於警詢、偵訊、審理中均明確證稱有看到李宇揚收水後將詐欺贓款交給被告黃彥慈，前後證述一致，具有高度可信性。而原判決雖從李皓智上述警詢證言中提及「他（指同案被告李宇揚）會拿著錢消失去把錢給3號（即被告黃彥慈）」等語，與李皓智原審審理中證稱：「所謂【消失】是指李宇揚有轉進一個巷子，出來後錢就不見」等語，推論李皓智並未親見李宇揚將詐欺贓款交給被告黃彥慈，惟李皓智於原審審理中不僅一次提到其於警詢中既然有提到李宇揚將詐欺贓款交給被告黃彥慈，則當時一定有親見2人進行交付贓款，且李皓智並非專業法律人士，又係香港籍人士，自難期待李皓智使用中文用語如同本國專業人士一般精準，而結合李皓智上述審理中證詞可知，李皓智警詢中所稱的「消失」，僅單純指「同案被告李宇揚從證人李皓智面前離開到較遠處交付贓款予黃彥慈」，而非指「證人李皓智完全看不到同案被告李宇揚交付贓款予被告黃彥慈」。至原判決又以李皓智於偵訊中同時證稱：我有在桃園見過被告黃彥慈，第一次見到黃彥慈是在臺中等語，前後矛盾為由，認定李皓智證言不可信，惟李皓智已於原審審理中明確證稱：我在桃園時已經遠距離看過黃彥慈，在臺中則是面對面看到，所以偵訊中才說在桃園看過黃彥慈，在臺中第一次看到黃彥慈等語，考量李皓智並非本國籍與法律專業人士，對於中文使用精準度較差亦可想見，且李皓智於審理中上開說明除了與常理相符外，亦與其審理中證稱是在較遠處看到李宇揚交付贓款予被告黃彥慈乙節互核相符，足認李皓智確有在桃園親見李宇揚交付贓款予被告黃彥慈，尚難據此即認其證詞欠缺憑信性。原判決據認李皓智並未親見李宇揚交付贓款予被告黃彥慈與李皓智上開偵訊中證詞前後矛盾乙節，即有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

㈡又李宇揚於警詢中已明確證述：黃彥慈是我的上手，黃彥慈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黃彥慈叫我去監視李皓智提款等語，於偵訊中證稱：（問：李皓智領完錢是交給你？你再交給誰？是黃彥慈？）是，我記得黃彥慈是我們上游等語，於原審準備程序中稱：112年3月19日那次的錢是李皓智負責提領，李皓智提領完後交給我，我沒有從中抽取任何報酬，後來我直接交給收水人員黃彥慈等語，李宇揚以上歷次證述大致相符，可知被告黃彥慈於本案中擔任李宇揚的上手，於案發時負責向李宇揚收水。原判決雖以李宇揚於審理中改稱：李皓智將詐欺贓款交給我後，我沒有把款項交給黃彥慈，黃彥慈什麼都沒做，他就只是負責把我載到我要去的地方，然後離開，等我作業結束後我打給他，我再跟他一起回家等語，與李宇揚上開準備程序供述前後矛盾為由，認定李宇揚上開準備程序供述不可信；惟被告黃彥慈於原審審理中已明確供稱：（法官問：我再問你李宇揚弄完之後，你方稱他快早上的時候打電話給你，跟你說他忙完了，要回你家，接下來你是否有去按照他打電話所說的去載他？）沒有，因為他那天快早上才打給我，我在蘆竹家很累，我不想開回中壢家等語，則李宇揚原審審理中證詞非但與自己歷次證述大相逕庭，更與被告黃彥慈於原審審理中供述互相矛盾，則被告李宇揚原審審理中證述明顯為編造之不實之詞，原判決卻引用此明顯瑕疵之證述以否定李宇揚歷次高度相符證述之可信性，自有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關於無罪部分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雖執上開理由，指摘原判決諭知被告黃彥慈無罪不當，提起本件上訴。惟：

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出共同犯意之外、或為其所難預見者，自應僅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因其有共同正犯之關係而就全部犯罪結果一概負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旨在防範被告或共犯（含對立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含對立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案中尚無明確證據證明李宇揚於取得李皓智轉交之詐欺贓款後，有於112年3月19日將贓款轉交予被告黃彥慈，無從認定被告黃彥慈確有參與本案加重詐欺、洗錢等犯行：

⑴李皓智固於警詢中供稱：112年3月19日凌晨0時18分至0時41分，我在桃園市○○區○○路0段0號總共提領7筆共計11萬9千元（按：即附表所示款項）。是上手2號即Telegram暱稱「新」（按：依李皓智指認暱稱「新」為李宇揚，見偵1卷第27-33頁）給我提款卡跟密碼，我就去銀行領錢，他會在附近看著我，之後領完錢我會把錢給上手2號李宇揚，他會拿著錢消失去把錢給3號即Telegram暱稱「悠」（依李皓智指認暱稱「悠」為黃彥慈，見偵1卷第27-33頁）。李宇揚拿到錢後會再將款項交給黃彥慈，我有見過等語。嗣於偵訊中證稱：「悠」黃彥慈我在桃園也有見到他，但忘記第一次見到他的時間，第一次見到他好像在台中，李宇揚是我第一個見到的男生，他在桃園、台中都有出現，黃彥慈我印象應該是在台中見到等語。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領完附表所示錢後，會交給李宇揚，李宇揚再將錢拿給3號，至於3號是誰我現在有點模糊，3號會變，如果我警詢中稱是黃彥慈的話，那就是他，我有看過李宇揚在拿完錢後叫我在外面等一下，我有一次看到，我不確定日子是甚麼時候，他們有時會直接在我面前給，有時叫我在外面等，他們會去一個角落，出來時李宇揚手上錢就沒了，另一個人坐計程車走，我曾經看過李宇揚在取款完後交給黃彥慈，但不確定是不是這一次，有可能是這一次取款前看到。李宇揚在桃園負責看我領錢，我的錢交給李宇揚後他的錢還要交給另一個人，在桃園有可能是黃彥慈或是「童錦程」甚麼的。我在警詢筆錄中所述李宇揚消失，是指李宇揚到一個角落，就是離我一段距離，像是進一個巷子，然後出來，我記得有一幕是李宇揚進了一個巷子，但是不是本案發生這天，我忘記了等語。

⑵由李皓智上開歷次證述內容，可知李皓智於警詢中雖稱其將贓款交給李宇揚後，李宇揚會把錢交給黃彥慈等語，但李皓智於警詢中係稱李宇揚會消失去把錢交給黃彥慈，而於原審審理中則稱所謂「消失」是指李宇揚有轉進一個巷子，出來後錢就不見等語，由此可認李皓智並未實際見到於案發當日即112年3月19日凌晨時，李宇揚有將贓款轉交給黃彥慈之情形，而是在李宇揚「消失」後，臆測李宇揚在消失過程中，有將錢轉交給黃彥慈，是李皓智既未親自目睹李宇揚有將詐欺贓款轉交黃彥慈，已難確定此事是否確有存在。何況，李皓智於偵訊中曾供稱：是在臺中才第一次見到黃彥慈等語，其雖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在桃園已經遠距離看過黃彥慈，在臺中則是面對面看到，所以偵訊中才說在桃園看過黃彥慈，在臺中第一次看到黃彥慈等語，可知李皓智在偵訊中先稱曾在桃園看過黃彥慈，後又稱第一次是在臺中看到黃彥慈等語，前後所述不一，則李皓智所稱曾在桃園遠距離看到黃彥慈等語，是否可信，已堪質疑。又縱依李皓智前開審理中證述，即便認李皓智於桃園曾經見過黃彥慈，但亦是「遠距離」見到黃彥慈，亦難用以證明李皓智於本案案發時確有親自見聞李宇揚將詐欺贓款轉交予黃彥慈。再者，李皓智於審理中證稱有一次看到李宇揚取款完後有交給黃彥慈，但不確定是不是這次看到，有可能這一次取款前看到、我的錢交給李宇揚後他的錢還要交給另一個人，在桃園有可能是黃彥慈或是「童錦程」什麼的等語，足見李皓智不能確定本案即112年3月19日凌晨時，李宇揚有將詐欺贓款交給黃彥慈，故即不能以李皓智前述不甚明確且未親自目睹之證詞，遽為不利被告黃彥慈之認定。

⑶李宇揚於警詢中供稱：112年3月19日凌晨李皓智領取贓款這次，黃彥慈叫我跟李皓智一起去，黃彥慈是我的上手，他叫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我擔任一線車手時，黃彥慈指揮我提領。黃彥慈不是一加入詐欺集團就擔任我的上手，黃彥慈是在4月才開始擔任我的上手，之前的上手不知道名字等語。由上開李宇揚警詢供述，其先稱在112年3月19日凌晨時因黃彥慈係其上手，因此黃彥慈叫其做什麼就做什麼，其才陪同李皓智去提領款項等語，然後則稱「黃彥慈」是（112年）4月開始才擔任我的上手，之前的上手不知道名字等情，則李宇揚於警詢中前後證述已有重大矛盾，蓋若黃彥慈於113年4月間才開始擔任李宇揚之上手，何以在112年3月19日李皓智前往提領贓款時，黃彥慈已能指揮李宇揚？則李宇揚於警詢中供述：112年3月19日凌晨李皓智領取贓款這次，黃彥慈叫我跟李皓智一起去，黃彥慈是我的上手，他叫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我擔任一線車手時，黃彥慈指揮我提領等情，其真實性已屬有疑。

⑷李宇揚嗣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112年3月19日李皓智提領完錢後，我交給收水人員黃彥慈，因為當天李皓智領取的錢有點大，李皓智交錢給我後身上沒地方放，只能交給黃彥慈，之後我將把原本寄放在黃彥慈那邊的錢拿回來，剩下就是我要去找另一個收水成員，我沒有跟黃彥慈說過這筆錢什麼錢。我們原本要在臺北作業，因為李皓智關係，才改到桃園，但我在桃園沒有其他朋友，所以我叫黃彥慈載我到距離彰化銀行南崁分行約200公尺，把我放下車，我自己去跟李皓智接頭，接頭後李皓智把錢交給我，後續如前所述等語。再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不太確定本案我從李皓智處取得贓款後，是交給暱稱「童錦程」之賴佑杰還是黃彥慈，112年3月19日黃彥慈還不是我們詐欺集團的人，他還不是我們1、2、3號排列內，不是車手、監控手及收水手，黃彥慈當時陪我去只是因為我跟他合租在桃園，我要出去時只能請黃彥慈載我。在112年3月18至20日這三天，當犯罪行動1號提款車手為李皓智，2號收水手為我，3號可能有兩個人，是林日申或「童錦程」。我當時請黃彥慈載我具體是跟黃彥慈說「我要去蘆竹見我大哥，那個場合你不方便過來，你先去別的地方，我處理完事情再叫你回來」，我在112年3月18日至20日期間內，沒有向黃彥慈透露我所從事的工作是詐欺等語。我在警詢中沒有提到3月19日將錢交給林日申或「童錦程」，是因為警察當時只有跟我講到「杜老爺」，而沒有講到林日申或「童錦程」，我當時忘記有「童錦程」這個人，腦子裡只有李皓智、黃彥慈、「杜老爺」、「Mark」，我沒有在112年3月19日將贓款交給黃彥慈，黃彥慈應該是載我到蘆竹麥當勞後就離開，我去找李皓智會面讓他領錢，之後可能是我將贓款交給3號，或是我自己就是3號去丟包贓款，等到結束後才打電話叫黃彥慈來接我等語。由上開李宇揚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證，李宇揚前於準備程序中稱有將贓款轉交黃彥慈，後於審理中則否認有此事，則在李宇揚所述內容前後不一而有矛盾可指情形下，因無具體客觀之非供述證據證明李宇揚於準備程序中所述顯較審理中證述可信，實難認定李宇揚究竟有無將詐欺贓款交予被告黃彥慈。又縱認李宇揚於準備程序中所證有將贓款交付予黃彥慈一節屬實，然細觀李宇揚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述，係稱向李皓智領到錢後，有交給收水人員黃彥慈，然亦供稱「沒有向黃彥慈說明這筆錢是甚麼錢」等語，卷內亦無任何證據可以佐證黃彥慈知悉或可預見其向李宇揚取得之款項為詐欺贓款，故憑此也無法對被告黃彥慈為不利認定，尚無法排除被告黃彥慈於案發當下對李宇揚當日所取得之款項為詐欺贓款一節，並不知情之可能性。是以，實難徒憑李宇揚前後有重大不一之供述內容，在無其他客觀證據佐證下，遽對被告黃彥慈為不利認定。

⑸又對於被告黃彥慈而言，在本案之起訴事實關係上，李皓智、李宇揚均屬與被告黃彥慈共同加重詐欺、洗錢之任意共犯，依前述規定及說明，不可以共犯即李皓智、李宇揚之自白（李皓智於警詢中供稱其將贓款交給李宇揚後，李宇揚會把錢交給黃彥慈；李宇揚於警詢中供述：112年3月19日凌晨李皓智領取贓款這次，黃彥慈叫我跟李皓智一起去，黃彥慈是我的上手，他叫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李宇揚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112年3月19日李皓智提領完錢後，我交給收水人員黃彥慈）相互補強，而作為證明被告黃彥慈犯罪之證據，即不能以李皓智警詢所述其將贓款交給李宇揚後，李宇揚會把錢交給黃彥慈乙節，作為李宇揚於原審準備程序所述112年3月19日李皓智提領完錢後，其交給收水人員黃彥慈之共同加重詐欺、洗錢之補強證據。況李皓智於警詢中係稱李宇揚會消失去把錢交給黃彥慈，而於原審審理中則稱所謂「消失」是指李宇揚有轉進一個巷子，出來後錢就不見等語，可知李皓智是否實際見到於案發當日即112年3月19日凌晨時，李宇揚有將贓款轉交給黃彥慈，並非無疑。而李宇揚前於原審準備程序中稱有將贓款轉交黃彥慈，後於原審審理中則否認有此事，再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沒辦法確定案發當時收錢的人，我不確定我（贓款）交給誰等語（本院卷第383至385頁），則在李宇揚所述內容前後不一而有矛盾可指情形下，因無具體客觀之非供述證據證明李宇揚於警詢、準備程序中所述顯較審理中證述可信，實難認定李宇揚究竟有無將贓款交予被告黃彥慈。又遍觀本案卷內證據，並無監視器畫面攝得除李皓智在ATM取款之畫面外，有何李宇揚在收得李皓智轉交之贓款後，另與他人碰面之畫面，而經本院調取李宇揚另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06號詐欺案件全卷，亦無李宇揚與被告黃彥慈或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間與本案相關聯繫內容，且李宇揚於上開詐欺案件之扣案手機，已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於112年10月27日執行銷毀完畢一節，有該署114年12月30日書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15頁），在無其餘客觀證據佐證下，自無從以李皓智、李宇揚2人並不明確且前後不一之供證內容，認定被告黃彥慈確有參與本案犯行。

⒊原判決已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定不足以證明被告黃彥慈有公訴意旨所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其得心證之理由已說明甚詳，原審所為此部分之論斷，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處。檢察官雖執前揭理由提起本件上訴，然查，本件依李皓智、李宇揚於警詢、偵訊或原審、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供述、證述，及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暨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均不足以認定被告黃彥慈就李皓智、李宇揚或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原判決事實欄所示詐騙告訴人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洗錢等犯行，有事先同謀或參與實行，則被告黃彥慈對於李皓智、李宇揚或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等人所為如原判決事實欄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尚難逕認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是被告於原審、本院辯稱並無公訴意指所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尚非無據。從而，檢察官上訴所陳意旨，仍不足以證明被告黃彥慈有公訴意旨所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自難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相繩。

(二)綜上，本件起訴書、上訴書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業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黃彥慈被訴如公訴意旨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部分有罪心證。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無罪部分不當，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並以自己之說詞，指為違法，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黃彥慈確有如公訴意旨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供本院調查審酌，檢察官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五、被告黃彥慈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公示送達證書、公示送達公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被告個人基本資料等件在卷足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偉傑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哲鯤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俊良、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