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非字第一二二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三年度台非字第一二二號

上訴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告

甲○○

　　　　　　　　丙○○

　　　　　　　　　　　　︵在押

　　　　　　　　乙○○

右上訴人因被告等擄人勒贖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確定判決

（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

偵字第八七七五、九七一八號︶，認為違法，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理由

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或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第十四款定有明文。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所謂證據，須適於為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明者，始得採為論罪資料﹄；又﹃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供述，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二項︵現行第一百五十六條︶之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自難專憑此項供述，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二七五０號、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分別著有判例可稽。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被告雖經自白，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以求真實之發現。﹃而所謂必要之證據，自係指與犯罪事實有關係者而言，如僅以無關重要之點，遽然推翻被告之自白，則其判決即難謂為適法。﹄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三０三八號判例參照。另死亡乃一無可回復之極刑，且人命關天，因此法院務必極盡調查之能事，期使全案任何疑點均能得到澄清而無絲毫瑕疵，方能避免錯誤之發生與違法。本件經查被告甲○○除自始堅決否認犯行外，並有其他被告殺害被害人時之不在場證明，且被告甲○○未曾打過任何勒贖電話，亦有扣案之錄音帶可稽，原判決認定被告甲○○涉案，除係依據共同被告乙○○、丙○○之自白外，所憑補強證據為：被害人黃春樹之父黃健雲、妻黃玉燕及竊盜部分被害人丁功培指證情節相符暨證人蔡桂鳳、日昇公司負責人許世恩之證述，丁功培申報失竊車輛之資料，甲○○租用車輛時交付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暨汽車出租約定切結書、汽車出租單，乙○○、丙○○庭繪作案用小刀之圖樣，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醫師現場勘驗之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錄影帶一捲、照片六十三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四年十一月（按：『十一』月為『十』月之誤）十一日刑醫字第司（按：『司』為『四』之誤）六七六六號鑑驗書，並有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發監聽黃健雲聯絡電話︵０二︶0000000號、行動電話000000000號等通訊監察書、錄音帶十一捲及譯文表等，該勒贖電話錄音中要求贖款之聲音並於偵查中及第二審法院︵更四審︶調查時經證人李星華、黃明霞辨識為丙○○及經證人簡玉娟、陳詹秀琴、簡蕭美玲辨認屬乙○○無誤，輔以卷內其他相關證據為論據，更五審判決綜合上開卷證資料及參酌甲○○與丙○○、黃銘泉為表兄弟，與乙○○則係合夥經營電動玩具店，且與黃銘泉皆認識被害人黃春樹，恐其等聲音為黃春樹家屬識出而決定由丙○○、乙○○以電話進行勒贖，甲○○坦承曾出面租用勒贖時使用之車輛，又不諱言黃銘泉自泰國返台與渠同住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等情。據此認定丙○○、乙○○所為關於彼等均在甲○○租居處會商，甲○○確實參與本件犯行等陳述與事實相符，而採為判決基礎。惟查：︵一︶被害人黃春樹之父黃健雲、妻黃玉燕之證言，僅述及黃春樹之交往情形與被擄報案情節，且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庭訊時均證稱不認識甲○○，且不知甲○○與被告（按：『被告』係『被害人』之誤）認識，並未指稱被告甲○○有參與犯案。︵二︶證人丁功培證言暨其申報失竊車輛之資料僅能確認渠之車輛確有失竊，並無指認係被告甲○○參與竊盜。︵三︶證人蔡桂鳳暨乙○○、丙○○庭繪作案用小長刀，前者證人僅確認其店內有賣手銬及小武士刀，但對於八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是否被告等有購買前揭物品，不復記憶；後者作案用小長刀，既未被警方尋獲，無從採集跡證。均不能證明被告甲○○有參與購買兇器與共同被告指述無涉。︵四︶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法醫師現場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錄影帶一捲、照片六十三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刑醫字第四六七六六號鑑驗書，僅證明黃春樹確實死亡，亦無由其中發現任何跡證指向被告甲○○涉案。︵五︶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發監聽黃健雲聯絡電話︵０二︶0000000號（按：『0000000』號，係『0000000』號之誤）、行動電話000000000號等通訊監察書、錄音帶十一捲及譯文表，並無甲○○之對話錄音均無足證明甲○○確有涉案。︵六︶甲○○租用車輛時交付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暨汽車出租約定切結書、汽車出租單，僅能證明甲○○確有租車之事實，尚難證明其租車係欲供丙○○等犯罪之用。︵七︶有關甲○○與黃銘泉皆認識被害人黃春樹，恐其等聲音為黃春樹家屬識出而決定由丙○○、乙○○以電話進行勒贖，甲○○坦承出面租用勒贖時使用之車輛，又不諱言黃銘泉自泰國返台與渠同住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等情。認丙○○、乙○○關於彼等均在甲○○租居處會商一節，經查：甲○○只坦承出面租車，但稱﹃不知道他們租車作何用途，如有參與我會笨到利用自己去租要作案用的車子﹄︵見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更三審受命法官陳志洋之訊問筆錄︶，換言之僅承認確有代為租車之事實，至於該車為何種用途則全不知情，另據被害人父親及其妻均供稱不認識甲○○，何來恐被認出聲音之說？又黃銘泉等縱使經常在甲○○住處會面，惟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會面係在會商擄人勒贖之事。︵八︶其他相關證據均無法證明被告甲○○涉案。按證據與事實間必須具有關連性，即是否適合犯罪事實之認定，不生關連性之證據欠缺適合性，資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有違背論理法則︵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度第十一次刑事庭會議決議︶。綜上所述，原判決所舉之補強證據，均無足以證明共同被告自白所指被告甲○○所涉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無從與共同被告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被告甲○○犯罪事實獲得確信，不具有共犯補強證據上之意義，尚難遽採。原確定判決僅以乙○○於台灣士林地方法院供述係由甲○○去租車以作業（按：『業』係『案』之誤），及證人許世恩指證甲○○共租過三次車等證詞，認定甲○○確有參與作業（按：『業』係『案』之誤），將不具關聯性證據，引為判決基礎，有違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顯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二、前開關於乙○○、丙○○所為對被告甲○○涉案之不利自白，實有甚多與事實不符，自不可作為認定其涉案之依據。其自白與事實之情形如下：一、乙○○及丙○○均稱：因被告甲○○與被害人家屬熟識，唯恐聲音遭識出，故均由其二人出面向被害人家屬進行電話勒贖，以說明為什麼甲○○未曾出面勒贖之事實，原確定判決並加以採信，以解釋為何獨有被告甲○○未曾打過勒贖電話之原因。惟查被害人之父黃健雲在第一審及前審庭訊時再三明確證稱其夫妻二人均不認識被告甲○○，而被害人之妻黃玉燕在前審庭訊時，亦證稱僅知被害人與黃銘泉相識多年，但不認識被告甲○○云云。

由此可見，被告甲○○與被害人家屬完全不認識，根本毋庸懼怕聲音被識出，可證乙○○、丙○○之自白即非真實。但原確定判決仍採信上述之不實之自白，而無視於上開被害人家屬之證詞，實有未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及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二、又丙○○在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被警方查獲時，先則否認所有犯行，隨後始於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之警訊筆錄中供稱犯案，並稱甲○○及乙○○兩人持開山刀將被害人押至蘆竹鄉海邊殺害；次日，當警方帶丙○○去找尋被害人屍體時，黃才坦承屍體係埋在汐止山區而非蘆竹海邊，但仍指稱係徐、陳二人押被害人至埋屍現場由乙○○持刀將被害人殺害，在當日檢察官訊問時，丙○○再次為相同之陳述。迨至九月二十九日檢察官李玉卿訊問時，丙○○仍再次指稱被害人係徐、陳二人殺害。甚至到十月二十六日（按『二十六日』係『二十二日』之誤）乙○○落網之後，丙○○仍向檢察官陳稱甲○○有在案發現場目睹黃銘泉殺害被害人，當檢察官告以甲○○有不在場證明時，丙○○當時仍不明所以的回答﹃不知道﹄，惟當時並未供稱甲○○先行離去或去擦指紋云云，且在檢察官詢問﹃綁架死者時有幾部車？﹄，丙○○依然堅稱：﹃我開車，我哥哥坐右前座、乙○○坐在右後座，甲○○坐在左後座，死者坐中間。﹄。而乙○○落網後得知被告甲○○家屬提出甲○○在被害人被殺害時之不在場證明後，即向警方供稱被告甲○○先折返現場回去擦指紋，係四人︵包括被害人、乙○○、丙○○及黃銘泉︶分乘兩輛車前往汐止山區，與丙○○所稱之五人共乘一輛車之情形不同，直至日後，丙○○確知甲○○真有不在場證明時，才附和乙○○之說辭，於日後之審判程序中改稱甲○○係中途下車去擦指紋云云。由此可知，其等之說詞根本均非真實，否則一同在場擄人之丙○○及乙○○，怎會對於甲○○在場之情形、作案之經過及作案之車輛有完全不同之描述？但原確定判決仍根據渠等二人先後不符之自白，並未審酌上開自白多處矛盾之瑕疵，遽以認定，實有違反前揭最高法院判例意旨及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之規定。三、又乙○○在警訊中之自白，固曾稱甲○○與渠等在甲○○租處為本案之事前謀議，惟乙○○在更審前八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庭訊時，即否認有事前謀議擄人勒贖，並稱係臨時應邀開車去討債，而丙○○於更審前八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庭訊時，對於甲○○是否曾於事前參與謀議，則表示『不知道』，嗣後於同年月三十日法官詢以對於甲○○否認涉案之言有何意見，丙○○答稱：﹃我向他說去討債，是我哥哥要他去的。﹄則如此說來甲○○又變成事先不知情，且係經由丙○○通知一起去討債而涉案，並非去參與勒贖？嗣後在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審理時，丙○○再次明確否認曾在被告甲○○處謀劃作案過程，並稱係在八十四年九月一日案發當日，才開始參與本案，可見絕無可能在案發之前在被告甲○○處謀劃如何作案。至於乙○○一再稱伊參與之初並不知是擄人勒贖，乃黃銘泉殺人之後才知道，可見亦絕無可能事前在被告甲○○處謀劃擄人勒贖之作案情節。上開在審判庭之供述均與乙○○警訊中自白相互矛盾，故前次最高法院認為此節攸關同案被告等與甲○○間是否有殺人之共同犯意聯絡，實有詳查之必要，故發回更行審理。但本次原確定判決竟無視上述供詞，仍認定被告甲○○及丙○○、乙○○在甲○○租處謀劃作案情節，並認定四人︵加上黃銘泉︶﹃一致議決擄得黃春樹後，即刻予以殺害滅口並毀屍滅跡後，再向其家屬勒贖。﹄進而認定三人為共同謀議之共同正犯，均判處死刑。但原確定判決對於為何不採丙○○及乙○○在更審前及原審之供述，而獨採警訊中之供述一節，並未敘明理由及心證之過程，對於上開所謂被告甲○○等決議先殺人再勒贖云云，亦未見原確定判決及歷審判決說明其認定之依據，況遍查卷內資料復無相關之供述筆錄或資料可憑認定，足見原確定判決即有未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判決不備理由及所載理由矛盾之違法。三、原確定判決認定：﹃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八時四十分許，黃春樹準備駕車︵停放於台北市○○路六０八巷內之ＡＹ｜二九一七自小客車︶離去，發現左前車輪破損洩氣，不知有異，正打開後行李箱拿取備胎更換時，丙○○、甲○○、乙○○一同擁上，丙○○手持小長刀抵住黃春樹頸部、乙○○持手銬銬住黃春樹一隻手，甲○○則在旁助力推拉，三人一同於須臾間將黃春樹押上黃銘泉所駕駛之贓車後座中間﹄等事實一節，存有判決證據理由矛盾、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一︶黃健雲於八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偵訊時補稱：﹃這幾天我們領回我兒子的車，駕駛座及左後座的安全帶都被割下﹄。由此可知，被害人黃春樹所有之座車，最後仍為警尋獲，並查扣後發還被害人家屬，且當時發現前座之安全帶均已被割下。但查，被害人之車既經警方尋獲扣案並發還黃健雲，依常理如此重要物證警方有查扣紀錄，惟，本案全卷卻未見警方之扣車紀錄，則究竟該ＡＹ｜二九一七號車警方係於﹁何地﹂尋獲？是否與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擄人案發地點台北市○○路六０八巷相符？該車之左前輪胎是否如乙○○、丙○○之自白所稱遭渠等刺破？警方有否查驗車上留存之指紋？為何乙○○、丙○○自白之犯案情節中，並沒有任何人進入車內，但何以駕駛座及後座之安全帶遭割斷？究係何人割斷？︵二︶按，原確定判決關於本案著手擄人之時間、地點及行為手段之認定，所憑者僅係同案被告乙○○、丙○○之自白，此外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資證明。因此，警方查獲被害人座車之地點，以及查獲時之車況︵包括左前輪是否被刺破，車上有無殘留指紋等︶，將為共同被告乙○○、丙○○自白是否真實最重要補強證據，直接影響本案之犯罪事實認定。易言之，如被害人之座車並非在台北市○○路六０八巷內被警方查獲，則該地顯然不是案發地點，乙○○及丙○○所自白之作案地點及擄人之犯罪手法顯然非真實；如果被害人座車被查獲時左前輪並未破損，或車內殘留指紋，亦與陳、黃二人所稱之先刺破輪胎，再趁被害人更換輪胎之際進行擄人之自白不符；況且，如警方查獲座車時，駕駛座及左後座之安全帶均已被割斷，則究係何人所為？用意何在？是否乙○○等刻意隱瞞其他共犯，均非無研求之餘地，凡此均攸關共同被告乙○○、丙○○之自白是否真實，以及被害人是否如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時﹄、﹃地﹄被擄等犯罪事實，但原確定判決及歷審判決，均疏未調查以補強被告乙○○、丙○○自白之真實，實有未盡調查能事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四、原確定判決引用第一審之現場履勘，認定從被告甲○○之住所至案發現場車程約在一小時以內，並據此研判從甲○○下車擦拭指紋至返回居住處應在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十時以前，故認定甲○○縱於案發當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許，在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領款項，與其他被告供述之犯罪情節並無軒輊。惟查：丙○○固曾陳其兄黃銘泉係要被告甲○○回去擦指紋，但丙○○時而稱甲○○為何先下車其不知情，時而又稱其兄告以甲○○另有要事須先行離去並未上車，可見到底甲○○於何時下車、到底因何事下車，同案被告乙○○、丙○○之說詞，相互矛盾，益見其自白之不可信。而乙○○等已供稱有購買透明手套五雙，以供作案用，則自無慮會留下任何指紋，豈會再叫甲○○折返現場，冒被查獲之危險？且如謂車行

一、二分鐘後甲○○始下車返回現場，則在非塞車狀況下，汽車行進一、二分鐘之車程約已數公里，這般遙遠距離，豈有再由甲○○步行返回現場之理？同時甲○○如何返回桃園住處？實違反常情。但原確定判決均未命二審法院詳查，足見其違誤之處。

甚且，依丙○○等人所稱，甲○○於完成指紋擦拭之後，根本無交通工具可以返回桃園，而從案發現場至桃園龜山甲○○之居所或看顧之檳榔攤之車時，依第一審之履勘快者要四十五分鐘，慢者要一個小時，且從案發現場趕回桃園後，須先回住居所邀同其妻前往，再至桃園郵局提款機前提款︵按，卷附之錄影帶上可看出甲○○偕同其妻去領款︶，則要如何於當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許領到錢，實令人無法想像。況，甲○○如正在著手擄人勒贖之犯行，應守在家中等候電話通知進一步之消息或者主動聯繫詢問作案現場之現況，豈有再離家費神跑去提領區區二萬元之款項？委難令人置信，益見原確定判決之認定實已嚴重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末按，不論到底案發地點之車程費時多久，被告甲○○不在殺人棄屍之現場乃為不爭之事實，而依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八一六號判例意旨可知，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原確定判決一再駁斥甲○○不能﹁證明﹂案發當日之行蹤︵至於其妻卓嘉惠、母徐陳秀琴以及岳母張喜妹之證詞，均被確定判決以至親之人為由，而不予採信︶，以及甲○○不在場證明之提款機錄影帶不能完全排除涉案之可能，即推定徐某必定有罪之想法，實為強課被告甲○○應自證無罪之義務，不僅與罪刑法定主義及證據主義之精神相左，亦違背最高法院前揭判例之意旨。五、綜上各點所述，原確定判決僅憑被告或其他共犯之自白為主要證據而推定被告甲○○與丙○○、乙○○共同犯罪。

又事實審法院對攸關法院認定事實基礎之證據，且其係於事實審訴訟程序中已存在者，而未予調查，原判決卻未予糾正發回事實審法院更審，以查明事實，致適用法律違誤，亦屬判決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等，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等語。

本院按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特別程序；故非常上訴之提起，以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為限，徵諸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其審判程序或其判決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者而言。非常上訴審應以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以審查原確定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五條之規定，非常上訴審之調查除關於訴訟程序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外，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確定判決，即屬判決違背法令，得對之提起非常上訴，併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適用，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八一號解釋釋明在案；但所謂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事實審訴訟程序中已存在之證據，而在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者而言。其非上述情形之證據，未予調查者，本不屬於該範圍，縱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然如應受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之限制者，既不得據以提起第三審上訴，自亦不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三八號解釋，亦闡釋甚明。又刑事訴訟法係採自由心證主義，對於證據之種類並未設有限制，舉凡被告之自白、共犯之陳述、證人之證言、鑑定人之鑑定、被害人之陳述、文書之意旨、物件之狀態等，均可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而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事實審法院有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判斷之論據，並不悖乎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背法令。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審理事實之法院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非不得據之而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茲分述之：

一、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惟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該陳述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其陳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又得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實施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共同被告之陳述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仍不得謂非屬補強證據。本件原確定判決維持事實審法院之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五號刑事判決（下稱更㈤判決），認定被告甲○○、乙○○、丙○○與丙○○之兄黃銘泉（業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泰國芭苔雅旅館遇害身亡），均因經濟窘境，急於取得現款，於八十四年七月間，黃銘泉、甲○○巧遇從事不動產買賣仲介業黃春樹，得悉其父黃健雲為財力豐厚建築商人，黃銘泉、丙○○、甲○○竟萌擄人勒贖意圖，策劃擄獲黃春樹再向黃健雲勒贖，惟因人手不足及欠缺交通工具，乃邀曾與甲○○合夥經營電動玩具店之乙○○共同參與。同年八月中旬起，黃銘泉、甲○○多次以電話及乙○○以其妻簡玉娟名義之呼叫器召來丙○○及乙○○，齊聚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甲○○租居處，謀劃作案過程。因黃春樹與黃銘泉、甲○○均認識，為免取贖後，黃春樹指認而受追捕，或恐黃春樹於勒贖期間脫逃或為其家屬尋獲，乃決議擄得黃春樹後即予殺害滅口並毀滅屍體，再向其家屬勒取贖款。乃自同年八月下旬起，由黃銘泉帶領丙○○、乙○○、甲○○跟蹤黃春樹，或分由乙○○、甲○○駕駛其所有小客車附載另外三人，前往台北市○○路六０八巷三號五樓之五黃春樹住家附近或黃春樹負責銷售業務之台北縣汐止鎮○○○路二八０號「台北新東區」建築工地附近守候，觀察黃春樹作息時間。該段期間內，並由黃銘泉指引丙○○、乙○○、甲○○駕車前往台北縣汐止鎮○○路○段底新山夢湖山區一帶之山窪勘查，選定一處四面環壁，樹叢林立、地形隱蔽，人跡罕至之山窪，決定作為逼問黃春樹供出其家屬聯絡電話，再予殺害掩埋之地點。丙○○、黃銘泉、甲○○及乙○○並在台北縣汐止鎮某一五金行店內購得圓鍬二支，攜往上開山窪，在山壁邊之低窪處挖出一個深約六十六公分、寬約九十公分、長一百四十六公分之坑洞，挖好後又將圓鍬留在坑洞旁，作為埋屍之用。

其間由丙○○、乙○○、甲○○一同前往台北市○○路六十五巷臨六｜一號「第一家行」軍用品等雜貨店，向不知情之店主蔡桂鳳購買寬約三公分之小長刀一支作為殺人之用、手銬一副作為擄人之用；復由甲○○在桃園縣龜山鄉一不知名藥房購買硫酸三瓶作為毀屍滅跡之用，土黃色寬形膠帶一捲、透明手套五雙，預備供遂行前開犯罪時使用。又因甲○○所有黑色雪佛蘭牌小客車，車身較大，不夠輕巧，恐敗露行跡，復基於共同犯意之聯絡，推由丙○○負責於同年月二十七日夜晚，在台北縣鶯歌火車站前左側停車場內，竊取丁功培所有之ＡＺ｜六八四二號銀灰色自用小客車一輛及車內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一支，充為作案之工具。同年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清晨五時許，丙○○、黃銘泉及乙○○分別前往甲○○前揭租居處會合後，或由乙○○駕駛其所有之小客車搭載其餘三人，或以丙○○竊得之上開贓車為交通工具，前往上揭黃春樹住家附近守候，或因疏未發現黃春樹已駕車離去徒勞而返，或因路人出入眾多而作罷。同年九月一日清晨五時許，四人再度從甲○○租居處出發，由乙○○駕駛其所有車輛附載丙○○，該車放置前揭小長刀、膠帶及部分手套，黃銘泉駕駛丙○○竊得贓車搭載甲○○，該車放置前述所購買之硫酸、手銬及剩餘手套，一同驅車前往，同日七時許，兩車駛抵黃春樹住家附近，尋得黃春樹所駕乘停放於台北市○○路六０八巷內之ＡＹ｜二九一七號小客車後，乙○○、黃銘泉分別將車停於黃春樹車輛前方及右後方巷子另一邊予以圍堵。甲○○、丙○○隨即持車上之小長刀將黃春樹車輛之左前車輪刺破，使該車無法行進。乙○○亦隨之下車，三人於附近徘徊守候，黃銘泉則留在贓車內注意四週動靜。迄八時四十分許，黃春樹準備駕車時，發現左前車輪破損洩氣，擬以備胎更換時，丙○○、甲○○、乙○○一同擁上，丙○○手持小長刀抵住黃春樹頸部、乙○○持手銬銬住黃春樹一隻手，甲○○則在旁助力推拉，須臾間將黃春樹押上黃銘泉所駕駛之贓車後座中間，乙○○隨即銬緊黃春樹雙手，轉身返回其車，甲○○、丙○○亦迅速分坐於黃春樹左、右邊，並以膠帶貼住黃春樹之雙眼，以防其認出路徑脫逃。乙○○駕其車前導及警戒，黃銘泉駕車尾隨在後，一同往汐止鎮○○路之方向駛去。惟車行一、二分鐘後，黃銘泉警覺黃春樹車上可能留有三人之指紋，即指示甲○○下車折返現場擦拭乾淨後，逕自返回租居處等候。黃銘泉、丙○○及乙○○抵達新山夢湖山區預定地點。黃銘泉、丙○○、乙○○分別戴上手套，由黃銘泉拿取小長刀等作案工具，丙○○、乙○○則強押黃春樹並令黃春樹坐在坑洞上方。乙○○拿膠帶纏緊黃春樹口鼻部及雙腳，防止黃春樹叫喊、走動，並逼問黃健雲之聯絡電話，黃春樹供出電話號碼0000000、五七八八八八後，識出其中一人為黃銘泉，即叫喊黃銘泉之名，懇求釋放並願帶渠等前去銀行提領存款新台幣（下同）一、二百萬元，黃銘泉等人不予理會，待黃銘泉將電話號碼抄錄於香菸盒上，依原計畫，由黃銘泉以小長刀刺進黃春樹前頸喉頭處，一刀刺斷氣管，黃春樹隨即癱倒於地。黃春樹抽搐一、二下後，即因口鼻被摀矇窒息，併合頸部刺創、刺斷氣管窒息合併死亡，時間為是日十一時許。黃銘泉搜出死者身上所攜帶之物品（包含有現金二萬餘元、身分證、勞力士金錶、鑰匙、呼叫器），裝進塑膠袋內，以免日後遭人辨識。再由丙○○、乙○○抬起屍體，以顏面朝上之方式，丟入預先挖好之坑洞內。再由黃銘泉取出前開硫酸，交由丙○○及乙○○分別潑灑在屍身上予以燒灼損壞，以破壞屍身上之指紋，復以圓鍬將屍體埋妥。事畢，三人即將硫酸空瓶、膠帶、手套、小長刀一併放進塑膠袋內，再分別拿取圓鍬、塑膠袋等物一同走出山窪。由黃銘泉駕駛贓車載丙○○在前，並由乙○○駕駛另一車輛尾隨下山。途中，黃銘泉先將贓車開到汐止鎮伯爵山莊大門口，取出贓車上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案工具及前開取自黃春樹之財物後，將該車丟棄，換搭乙○○所駕駛之車輛，於十四時許返回桃園縣龜山鄉甲○○租居處，再打電話到徐妻卓嘉慧經營之檳榔攤將甲○○召回會合。黃銘泉、丙○○、乙○○在甲○○租居處洗澡更衣後，黃銘泉駕駛乙○○之小客車外出，將攜回之作案工具及黃春樹之身分證、呼叫器、鑰匙、勞力士錶丟棄在桃園縣蘆竹鄉附近海邊，以免為警查獲。同日十六時許返回甲○○住處，將剩餘現金分給其他三人，其中乙○○分得六千元。分贓後，黃銘泉、丙○○、甲○○及乙○○討論索贖具體數額，議定贖金為七千萬元，並決定由丙○○、乙○○以電話聯絡之方式進行勒贖。商定後，乙○○即以竊得之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到黃健雲之公司未遇。翌日清晨四時三十分許及五時許，乙○○接連撥打電話至黃健雲住家，以閩南語向黃健雲稱：「你兒子在我們手中，準備七千萬元來換人」等語。此後不斷以電話勒贖，迄九月四日左右，改由丙○○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0000000號電話給黃健雲，為防止監聽追蹤，乙○○、丙○○每次與黃健雲通話時間均未超過十秒鐘，其中大部分為丙○○所打，而上開行動電話在丙○○使用約五次後，即遭電信局切話。丙○○乃於外出時丟棄在高速公路上，改以桃園縣桃園市、龜山鄉等地不特定地點之公共電話勒贖，其內容均為贖款之多寡討價還價及以黃春樹性命相要脅等語。

黃健雲數度要求與黃春樹對話，以確定黃春樹生死，丙○○等人均不予理會，因此心知有異，報警處理。同年九月十五日，雙方決定以一千五百萬元贖人，丙○○等人即囑黃春樹家屬等候指示。而黃銘泉為取得不在場之證明，乃於同年月十六日搭機避往泰國曼谷市後，仍以電話聯絡之方式參與取贖工作。最後議定由丙○○負責指示黃春樹家屬開車至國道中山高速公路上，預定在北上四十五公里附近丟款，乙○○、甲○○則負責在附近山坡上監視黃春樹家屬行動並取款。同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由甲○○向桃園市○○路日昇小客車租賃公司桃園分公司（下稱日昇公司）負責人許世恩租借ＦＦ｜四八二九號墨綠色小客車，交給丙○○使用。丙○○乃攜帶向其不知情之女友李星華借得之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為聯絡甲○○、乙○○之工具，駕駛上開小客車外出，四處以公共電話指示黃健雲駕車行進之路線，以逃避警方追蹤。先於同日十四時許，指示黃健雲駕車並攜帶贖款上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行駛，並攜帶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以為聯絡工具，俟黃健雲車抵五股交流道，即令其停車，又令黃健雲打開車窗靠右側車道放慢速度續向南行，於南下五十二公里處復令其停車，又令下新屋交流道，再調頭上高速公路往北行駛，分別於北上五十二公里、四十五公里處又令其停車，再指揮其前行半公里，至四十五公里加油站指示牌預定交款地點撿拾對講機聽候指示。黃健雲每駛抵一定點時，丙○○均以行動電話呼叫甲○○，以確定黃健雲行車之位置及時點。而甲○○接收丙○○訊號後，估量時間，於十五、六時許由乙○○駕駛其小客車一同先抵交款地點，在地上放置一支對講機，並即到附近小山坡觀望黃健雲車行狀態。因黃健雲謊稱未發現對講機，丙○○復令黃健雲將錢丟至附近涵洞下，黃健雲不予理會，並在該處觀望，約半小時後甲○○通知丙○○回其龜山住處會合。經此周折後，丙○○等人隨即於當日十八時許，由丙○○打電話指明黃春樹之妻黃玉燕接聽，喝令提高贖金為一億元，經黃玉燕再三哀求，允以自己僅有之存款加給一百萬元，丙○○乃同意贖金改為一千六百萬元。九月二十日前後數日內，丙○○等人決定改變交款地點及方式換由黃玉燕交款，令其搭乘南下平快列車通過桃園縣內壢站後二分鐘丟款。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又由甲○○向日昇公司許世恩承租ＦＦ｜四八三一號天藍色小客車備用。九月二十五日十六時許丙○○再依計畫駕駛上開小客車載乙○○、甲○○於桃園市區，打第一通電話指示黃玉燕帶著行動電話駕車上國道中山高速公路，隨後讓甲○○先行下車前往桃園市火車站監視黃玉燕行動及守候車班。丙○○則載著乙○○繞行桃園市、中壢市○地○○路指示黃玉燕上國道高速公路往南行駛，至中壢休息站令其停車，攜行動電話到女廁前等候下一個指示，之後又令其上車調頭北上，沿高速公路往北行駛下南崁交流道第一個紅綠燈停車，又令其往前至第三個紅綠燈停車，嗣因行動電話通訊不良，一度失去聯絡，約半小時黃玉燕駕車隨意繞行才又接獲訊息，丙○○乃指示其沿桃園市○○路直走至桃園市火車站。此際甲○○已至火車站查出二十一時三十分有南下列車，即打丙○○之行動電話通知丙○○指示黃玉燕搭上該班火車，惟黃玉燕向丙○○訛稱迷路，靜觀火車站內之動靜，俟該班列車啟動後始稱甫抵達，甲○○再查閱南下車班為二十二時三十分，並通知丙○○，丙○○即開車將乙○○載至內壢火車站前預定交款地點，同時駕車四處打電話指示黃玉燕購買月台票進入第二月台第十一車廂等候，黃玉燕則以害怕為由拖延。近二十二時三十分許，甲○○又聯絡丙○○稱列車已進站，丙○○即將車開到十分接近內壢火車站之桃園市○○路一號前公共電話亭下車，打電話向黃玉燕下最後通牒令其坐上該班火車，適為警方監聽追蹤出該發話定點，埋伏之員警隨即驅車前往圍捕，丙○○一掛斷電話步出話亭，見情勢不對，旋為警逮捕。偵訊初期丙○○虛構情節，誤導員警在桃園縣市近郊空轉，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始引導警方挖出黃春樹屍體。乙○○、甲○○獲知丙○○被捕後，分頭逃竄，乙○○於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十四時，在雲林縣元長鄉○○村○○路一號元長海釣場內被捕；甲○○則經通緝後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自行到案之事實。係以乙○○於警訊及偵查中之自白，丙○○於警訊「與乙○○、甲○○共同參與本件擄人勒贖之犯行無訛」之供述，嗣並引導警方人員前往前揭埋屍地點起獲被害人黃春樹之屍體，及至第二審（更㈤）審理中仍坦認於案發當日，與黃銘泉、甲○○、乙○○四人共同至黃春樹住處附近巷口，於強押黃春樹坐上渠等之車輛後，甲○○先行離去，由渠與黃銘泉、乙○○載同黃春樹至上開埋屍地點，黃銘泉殺害黃春樹後，渠確曾先後與甲○○、乙○○向黃春樹之家屬勒索贖款，渠於打勒贖電話後被警捕獲等情，並於第二審前審坦承竊盜部分之事實不諱，核與擄人勒贖部分被害人黃春樹之父黃健雲、妻黃玉燕及竊盜部分被害人丁功培指證情節相符，暨證人蔡桂鳳、日昇公司負責人許世恩之證述，丁功培申報失竊車輛之資料，甲○○租用車輛時交付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暨汽車出租約定切結書、汽車出租單，乙○○、丙○○庭繪作案用小長刀之圖樣、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醫師現場勘驗之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錄影帶一捲、照片六十三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刑醫字第四六七六六號鑑驗書，並有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發監聽黃健雲聯絡電話（０二）0000000號、行動電話000000000號等通訊監察書、錄音帶十一捲及譯文表等，該勒贖電話錄音中要求贖款之聲音，並於偵查中及第二審法院（更㈣審）調查時，經證人李星華、黃明霞辨識屬丙○○；經證人簡玉娟、陳詹秀琴、簡蕭美玲辨認屬乙○○無誤，輔以卷內其他相關證據為論據。更㈤判決綜合上開卷證資料及參酌甲○○與丙○○、黃銘泉為表兄弟，與乙○○則係合夥經營電動玩具店，且與黃銘泉皆認識被害人黃春樹，恐其等聲音為黃春樹家屬識出，而決定由丙○○、乙○○以電話進行勒贖，甲○○坦承出面租用勒贖時使用之車輛，又不諱言黃銘泉自泰國返台與渠同住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等情，認丙○○、乙○○關於彼等均在甲○○租居處會商，甲○○確實參與本件犯行等陳述，與事實相符，而採為判決之基礎。更㈤判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被告等部分不當之判決，以被告等係共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之罪，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重改判仍論處丙○○、乙○○、甲○○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而故意殺被害人各罪刑（乙○○並為累犯，均各處死刑並均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對於甲○○主張案發當日不在場、與被害人家屬並不熟識、向日昇公司所租用之車子未獲其他被告告知該車之用途，其岳母及妻證明其不在場之證詞，以及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十四時七分前往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款之錄影帶等否認參與本件犯行之辯解；對於丙○○、乙○○主張無擄人勒贖之故意、涉案時點係始於九月一日，事前並無謀議等辯解；分別在判決內逐一指駁及說明何以不足採，經核於法尚無不合，予以維持，駁回被告等在第三審之上訴，原確定判決已詳述其理由。非常上訴理由以原判決所舉之補強證據，均無足以證明共同被告自白所指甲○○所涉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無從與共同被告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甲○○犯罪事實獲得確信，不具有共犯補強證據上之意義，有理由不備之違法，不無誤會。再按認事採證、證據之取捨及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無違背證據法則，尚不能指為違法。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各節查係事實審法院認事採證、證據取捨及判斷職權行使之範圍，核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指為違法，非常上訴理由此部分指摘，非有理由。

二、原判決以更㈤判決認定被告犯罪，係綜合卷內之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適法事實之認定，復於判決內敘述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非單憑共同被告不利己之陳述，而為認定事實之唯一證據，且所援用之輔助證據，與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亦無不符，認該（更㈤）判決並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又該更㈤判決事實並未認定擄走被害人黃春樹初時，被告甲○○及丙○○等人戴妥手套後為之，而被告甲○○自始否認參與本件擄人犯行，對於以何擦拭工具擦拭留在被害人車上之指紋，或搭乘何種交通工具返回其桃園住居所，事實審法院對該部分自屬無從調查，且在事實審訴訟程序中並非已存在之證據，客觀上又不影響事實認定及法律之適用，事實審法院縱未進一步查證，亦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情形。再被害人黃春樹之車輛係停放在台北市（大直）北安路六０八巷附近，北安路係台北市○○○○○道之一，並非不易取得一般交通工具，且依共同被告乙○○之供述，彼等曾因該處路人出入較多而（八月三十日、八月三十一日）無法實施犯罪，因此原確定判決認事實審法院採酌「第一審法院勘驗路線之結果及第一審法院命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警員偕同乙○○勘驗路線，認定被告甲○○下車擦拭指紋至返回桃園居住處或檳榔攤後，再於同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許到達桃園郵局第五支局提領款項，時間上充裕有餘，且與乙○○、丙○○所為甲○○涉案情節之供述並無相悖之處」，並無違背證據法則。

非常上訴意旨就卷內同一證據資料之判斷仍持與原判決不同之評價，而憑持己見，認原判決不採信甲○○之不在場辯解為違背證據法則，殊非足取。

三、被告等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同往台北市○○路黃春樹之住處附近守候，先以刀器將黃春樹之汽車輪胎刺破，再於同日上午八時四十分許，待黃春樹步出家門時，即強行予以擄走，已迭據乙○○、丙○○供明在卷。在上開意圖勒贖而擄人之過程中，關於被害人之座車在何處查獲？有無丙○○、乙○○所稱將被害人車左前輪刺破？查獲時車上有無殘留指紋？警方於何地查獲？何以被害人之父領回該車時駕駛座及後座之安全帶遭割斷？何人割斷？用意何在？凡此，均不足以動搖原判決關於被告等於八十四年九月一日上午，同往台北市○○路黃春樹之住處附近守候，先以刀器將黃春樹之汽車輪胎刺破，再於同日上午八時四十分許，待黃春樹步出家門時，即強行予以擄走事實之認定，致適用法律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之情形。非常上訴以上揭事項指摘事實審未詳予調查，有調查職權未盡之違法云云，非有理由。

四、更㈤判決已就被害人黃春樹之父黃健雲、配偶黃玉燕於原審前審調查時陳稱：未見過被告甲○○，不認識他，也不知道死者黃春樹是否認識被告甲○○，惟被告丙○○於原審調查時供明：甲○○認識死者黃春樹，因為根據黃銘泉講是被告甲○○因黃銘泉關係才認識，另參酌證人黃明霞、胡聖榮之證言，被告甲○○確係因黃銘泉與死者黃春樹仲介房屋業務而認識，殆無疑義。且查，被告丙○○、甲○○既是表兄弟，與被告乙○○是合夥好友，且被告甲○○亦不諱言黃銘泉自泰國返台因無處可住而與伊同住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之租屋處，亦可證被告丙○○、乙○○所為其等均在甲○○租屋處會商之供述並非子虛，且其二人於甲○○投案後，在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歷次調查審理時，亦均一再堅指被告甲○○共犯本案無訛；查擄人勒贖而殺人乃唯一死罪，已為被告等知悉，如無其事，自不可能傷天害理誣指甲○○，而坐實其死罪，是被告丙○○、乙○○就甲○○涉案部分之指述，應與事實相符︵見更㈤判決第三十頁︶。於理由詳加說明，亦無違法之處。非常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確定判決無視於上開被害人家屬之證詞，有未依證據認定犯罪事實及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尚非有據。

五、更㈤判決已就甲○○所辯單純代丙○○租車；丙○○及乙○○否認殺害黃春樹及有何參與擄人勒贖之意圖之辯稱，如何不足採；以及丙○○為警查獲之初，先是否認涉案，嗣經警方播放錄音帶並通知其女友協助調查指認出丙○○、乙○○聲音後，始坦承涉案，惟就作案情節，先稱表哥甲○○邀伊及乙○○作案，後始供出實為其兄黃銘泉主導，四人一同將黃春樹押上山，最後又改稱黃春樹係自願上車，其兄囑伊開車送黃春樹上班，當時渠四人均在車上，但不知何故甲○○半途先行下車離去，後來黃春樹說路線不對，伊才警覺其兄等人意圖不軌云云，核其先後供述不一，自難信為真實；被告乙○○於第一審審理以後才改口供稱丙○○係於案發當日始參與等語，既與其前供及上述卷證資料不符，應屬迴護之詞，殊不足採信，詳加說明︵見更㈤判決第二十八頁︶。雖原判決未就乙○○在更審前八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庭訊時，否認有事前謀議擄人勒贖，並稱係臨時應邀開車去討債，而丙○○於更審前八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庭訊時，對於甲○○是否曾於事前參與謀議，則表示﹁不知道﹂，嗣後於同年月三十日法官詢以對於甲○○否認涉案之言有何意見，丙○○答稱：「我向他說去討債，是我哥哥要他去的。」等並非有利於甲○○之證據，加以說明，要不影響原判決論斷之基礎，亦與證據法則無違。

六、被告在未經審判證明其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即所謂無罪推定原則。原判決認定甲○○參與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而故意殺人犯行，並非單憑被告等之自白為唯一證據，亦非單憑甲○○之不在場供述不可採，即推定甲○○有罪，前已敘明。非常上訴意旨以原判決單憑甲○○之不在場供述不可採，即推定其犯罪，有違罪刑法定主義、證據主義之精神及本院判例云云，亦非有理由。

綜上所述，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等犯罪，並非僅憑被告或共犯之自白為唯一證據，亦非依憑甲○○不在場之陳述不可採，資為判決基礎。並無非常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法情形，非常上訴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揆諸首揭說明，尚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六條，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