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非字第一二四號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四年度台非字第一二四號

上訴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告

甲○○

　　　　　　　　　　號在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擄人勒贖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三審確定判決（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起訴案號：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四年度偵字第八七七五、九七一八號），認為違法，第五次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謂：『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釋字第一八五號解釋謂：『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足徵大法官會議對於人民聲請釋憲所為之解釋，對該聲請之個案具有效力，得據為聲請非常上訴之理由。本件被告甲○○因擄人勒贖故意殺人案件，經最高法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判決判處死刑定讞，被告以該判決所依據之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違憲，聲請解釋，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宣告該二判例違憲，被告甲○○為該五八二號解釋之聲請人，自得以該解釋作為非常上訴之理由，合先敘明。二、本件原判決維持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五號刑事判決（下稱更㈤判決），認定被告甲○○與黃春棋、黃春棋之兄黃銘泉（業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泰國芭苔雅旅館遇害身亡），均因經濟窘境急於取得現款，於八十四年七月間，黃銘泉、甲○○巧遇前因從事不動產買賣仲介而認識之黃春樹，明瞭其父黃健雲為財力豐厚之建築商人。黃銘泉、黃春棋、甲○○竟萌擄人勒贖意圖，策劃擄獲黃春樹再向黃健雲勒贖，惟因人手不足及欠缺交通工具，乃邀曾與甲○○合夥經營電動玩具店之陳憶隆共同參與。同年八月中旬起，黃銘泉、甲○○多次以電話召來黃春棋及以陳憶隆之妻簡玉娟名義之呼叫器召來陳憶隆，齊聚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甲○○租居處，謀劃作案過程。因黃春樹與黃銘泉、甲○○均認識，為免取贖後黃春樹指認而受追捕，或恐黃春樹於勒贖期間脫逃或為其家屬尋獲，乃決議擄得黃春樹後即予殺害滅口並毀滅屍體，再向其家屬勒取贖款。遂自同年八月下旬起，由黃銘泉帶領黃春棋、陳憶隆、甲○○跟蹤黃春樹，或由陳憶隆、甲○○駕駛其所有小客車附載另外三人，前往台北市○○路六０八巷三號五樓之五黃春樹住家附近或黃春樹負責銷售業務之台北縣汐止鎮（已改制為汐止市○○○○路二八０號『台北新東區』建築工地附近守候，觀察黃春樹作息時間。該段期間內，並由黃銘泉指引黃春棋、陳憶隆、甲○○駕車前往台北縣汐止鎮○○路○段底新山夢湖山區一帶之山窪勘察，選定一處四面環壁，樹叢林立，地形隱蔽，人跡罕至之山窪，作為作案地點，四人並在汐止鎮某一五金行店內購得圓鍬二支，攜往上開山窪，在山壁邊之低窪處挖出一個深約六十六公分、寬約九十公分、長一百四十六公分之坑洞，挖好後又將圓鍬留在坑洞旁，作為埋屍之用。其間並由黃春棋、陳憶隆、甲○○一同前往台北市○○路六十五巷臨六之一號『第一家行』軍用品等雜貨店，向不知情之店主蔡桂鳳購買寬約三公分之小長刀一支作為殺人之用、手銬一副作為擄人之用；復由甲○○在桃園縣龜山鄉一不知名藥房購買硫酸三瓶作為毀屍滅跡之用，土黃色寬形膠帶一捲、透明手套五雙，預備供遂行前開犯罪時使用。又因甲○○所有黑色雪佛蘭牌小客車，車身較大，不夠輕巧，恐敗露行跡，復基於共同犯意之聯絡，推由黃春棋負責於同年月二十七日夜晚，在台北縣鶯歌火車站前左側停車場內，竊取丁功培所有之ＡＺ－六八四二號銀灰色自用小客車一輛及車內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一支，充為作案之工具。同年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清晨五時許，黃春棋、黃銘泉及陳憶隆分別前往甲○○前揭租居處會合後，或由陳憶隆駕駛其所有之小客車搭載其餘三人，或以黃春棋竊得之上開贓車為交通工具，前往上揭黃春樹住家附近守候，或因疏未發現黃春樹已駕車離去徒勞而返，或因路人出入眾多而作罷。同年九月一日清晨五時許，四人再度從甲○○租居處出發，由陳憶隆駕駛其所有車輛附載黃春棋，該車放置前揭小長刀、膠帶及部分手套，黃銘泉駕駛黃春棋竊得之贓車搭載甲○○，該車放置前述所購買之硫酸、手銬及剩餘手套，一同驅車前往，同日七時許，兩車駛抵黃春樹住家附近，尋得黃春樹所駕乘停放於北安路六０八巷內之ＡＹ－二九一七號小客車後，陳憶隆、黃銘泉分別將車停於黃春樹車輛前方及右後方巷子另一邊予以圍堵。甲○○、黃春棋隨即持車上之小長刀將黃春樹車輛之左前車輪（胎）刺破，使該車無法行進。陳憶隆亦隨之下車，三人於附近徘徊守候，黃銘泉則留在贓車內注意四週動靜。迄八時四十分許，黃春樹準備駕車時，發現左前車輪（胎）破損洩氣，擬以備胎更換時，黃春棋、甲○○、陳憶隆一同擁上，黃春棋手持小長刀抵住黃春樹頸部、陳憶隆持手銬銬住黃春樹一隻手，甲○○則在旁助力推拉，須臾間將黃春樹押上黃銘泉所駕駛之贓車後座中間，陳憶隆隨即銬緊黃春樹雙手，轉身返回其車上，甲○○、黃春棋亦迅速分坐於黃春樹左、右邊，並以膠帶貼住黃春樹之雙眼，以防其認出路徑脫逃。陳憶隆駕其車輛前導及警戒，黃銘泉駕車尾隨在後，一同往汐止鎮○○路之方向駛去。惟車行一、二分鐘後，黃銘泉警覺黃春樹車上可能留有三人之指紋，即指示甲○○下車折返現場擦拭乾淨後，逕自返回租居處等候。黃銘泉、黃春棋及陳憶隆抵達新山夢湖山區預定地點，三人分別戴上手套，由黃銘泉拿取小長刀等作案工具，黃春棋、陳憶隆則強押黃春樹並令黃春樹坐在坑洞上方。陳憶隆拿膠帶纏緊黃春樹口鼻部及雙腳，防止黃春樹叫喊、走動，並逼問黃健雲之聯絡電話，黃春樹供出電話號碼0000000、五七八八八八後，識出其中一人為黃銘泉，即叫喊黃銘泉之名，懇求釋放並願帶渠等前去銀行提領存款新台幣（下同）一、二百萬元，黃銘泉等人不予理會，待黃銘泉將電話號碼抄錄於香菸盒上，即依原計畫，由黃銘泉以小長刀刺進黃春樹前頸喉頭處，一刀刺斷氣管，黃春樹隨即癱倒於地，抽搐一、二下後，因口鼻被摀矇窒息，併合頸部刺創、刺斷氣管窒息合併死亡，時間為是日十一時許。黃銘泉搜出死者身上所攜帶之物品（包含有現金二萬餘元、身分證、勞力士金錶、鑰匙、呼叫器），裝進塑膠袋內，以免日後遭人辨識。再由黃春棋、陳憶隆抬起屍體，以顏面朝上之方式，丟入預先挖好之坑洞內，並由黃銘泉取出前開硫酸，交由黃春棋及陳憶隆分別潑灑在屍身上予以燒灼損壞，以破壞屍身上之指紋，復以圓鍬將屍體埋妥。事畢，三人即將硫酸空瓶、膠帶、手套、小長刀一併放進塑膠袋內，再分別拿取圓鍬、塑膠袋等物一同走出山窪。由黃銘泉駕駛贓車載黃春棋在前，並由陳憶隆駕駛另一車輛尾隨下山，途中，黃銘泉先將贓車開到汐止鎮伯爵山莊大門口，取出贓車上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案工具及前開取自黃春樹之財物後，將該車丟棄，換搭陳憶隆所駕駛之車輛，於十四時許返回桃園縣龜山鄉甲○○租居處，再打電話到徐妻卓嘉慧經營之檳榔攤將甲○○召回會合。黃銘泉、黃春棋、陳憶隆在甲○○租居處洗澡更衣後，黃銘泉駕駛陳憶隆之小客車外出，將攜回之作案工具及黃春樹之身分證、呼叫器、鑰匙、勞力士錶丟棄在桃園縣蘆竹鄉附近海邊，以免為警查獲。同日十六時許返回甲○○住處，將剩餘現金分給其他三人，其中陳憶隆分得六千元。分贓後，黃銘泉、黃春棋、甲○○及陳憶隆討論索贖具體數額，議定贖金為七千萬元，並決定由黃春棋、陳憶隆以電話聯絡之方式進行勒贖。商定後，陳憶隆即以竊得之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打到黃健雲之公司未遇。翌日清晨四時三十分許及五時許，陳憶隆接連撥打電話至黃健雲住家，以閩南語向黃健雲稱：『你兒子在我們手中，準備七千萬元來換人』等語。此後不斷以電話勒贖，迄九月四日左右，改由黃春棋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0000000號電話給黃健雲，為防止監聽追蹤，陳憶隆、黃春棋每次與黃健雲通話時間均未超過十秒鐘，其中大部分為黃春棋所打，而上開行動電話在黃春棋使用約五次後，即遭電信局切話。黃春棋乃於外出時丟棄在高速公路上，改以桃園縣桃園市、龜山鄉等地不特定地點之公共電話勒贖，其內容均為贖款之多寡討價還價及以黃春樹性命相要脅等語。黃健雲數度要求與黃春樹對話，以確定黃春樹生死，黃春棋等人均不予理會，因此心知有異，報警處理。同年九月十五日，雙方決定以一千五百萬元贖人，黃春棋等人即囑家屬等候指示。而黃銘泉為取得不在場之證明，乃於同年月十六日搭機避往泰國曼谷市後，仍以電話聯絡之方式參與取贖工作。最後議定由黃春棋負責指示黃春樹家屬開車至國道中山高速公路上，預定在北上四十五公里附近丟款，陳憶隆、甲○○則負責在附近山坡上監視黃春樹家屬行動並取款。同年九月十八日上午由甲○○向桃園市○○路日昇小客車租賃公司桃園分公司（下稱日昇公司）負責人許世恩租借ＦＦ－四八二九號墨綠色小客車，交給黃春棋使用。黃春棋乃攜帶向其不知情之女友李星華借得之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作為聯絡甲○○、陳憶隆之工具，駕駛上開小客車外出，四處以公共電話指示黃健雲駕車行進之路線，以逃避警方追蹤。先於同日十四時許，指示黃健雲駕車並攜帶贖款上國道中山高速公路往南行駛，並攜帶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以為聯絡工具，俟黃健雲車抵五股交流道，即令其停車，又令黃健雲打開車窗靠右側車道放慢速度續向南行，於南下五十二公里處復令其停車，又令下新屋交流道，再調頭上高速公路往北行駛，分別於北上五十二公里、四十五公里處又令其停車，再指揮其前行半公里，至四十五公里加油站指示牌預定交款地點撿拾對講機聽候指示。黃健雲每駛抵一定點時，黃春棋均以行動電話呼叫甲○○，以確定黃健雲行車之位置及時點。而甲○○接收黃春棋訊號後，估量時間，於十五、六時許由陳憶隆駕駛其小客車一同先抵交款地點，在地上放置一隻對講機，並即到附近小山坡觀望黃健雲車行狀態。因黃健雲謊稱未發現對講機，黃春棋復令黃健雲將錢丟至附近涵洞下，黃健雲不予理會，並在該處觀望，約半小時後甲○○通知黃春棋回其龜山住處會合。經此周折後，黃春棋等人隨即於當日十八時許，由黃春棋打電話指明黃春樹之妻黃玉燕接聽，喝令提高贖金為一億元，經黃玉燕再三哀求，允以自己僅有之存款加給一百萬元，黃春棋乃同意贖金改為一千六百萬元。九月二十日前後數日內，黃春棋等人決定改變交款地點及方式，換由黃玉燕交款，令其搭乘南下平快列車通過桃園縣內壢站後二分鐘丟款。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又由甲○○向日昇公司許世恩承租ＦＦ－四八三一號天藍色小客車備用。九月二十五日十六時許黃春棋再依計駕駛上開小客車載陳憶隆、甲○○於桃園市區，打第一通電話指示黃玉燕帶著行動電話駕車上國道中山高速公路，隨後讓甲○○先行下車前往桃園市火車站監視黃玉燕行動及守候車班。黃春棋則載著陳憶隆繞桃園市、中壢市○地○○路指示黃玉燕上國道高速公路往南行駛，至中壢休息站令其停車，攜行動電話到女廁前等候下一個指示，之後又令其上車調頭北上，沿高速公路往北行駛下南崁交流道第一個紅綠燈停車，又令其往前至第三個紅綠燈停車，嗣因行動電話通訊不良，一度失去聯絡，約半小時黃玉燕駕車隨意繞行才又接獲訊息，黃春棋乃指示其沿桃園市○○路直走至桃園市火車站。此際甲○○已至火車站查出二十一時三十分有南下列車，即打黃春棋之行動電話通知黃春棋指示黃玉燕搭上該班火車，惟黃玉燕向黃春棋訛稱迷路，靜觀火車站內之動靜，俟該班列車啟動後始稱甫抵達，甲○○再查閱南下車班為二十二時三十分，再通知黃春棋，黃春棋即開車將陳憶隆載至內壢火車站前預定交款地點，同時駕車四處打電話指示黃玉燕購買月台票進入第二月台第十一車廂等候，黃玉燕則以害怕為由拖延。近二十二時三十分許，甲○○又聯絡黃春棋稱列車已進站，黃春棋即將車開到十分接近內壢火車站之桃園市○○路一號前公共電話亭下車，打電話向黃玉燕下最後通牒令其坐上該班火車，適為警方監聽追蹤出該發話定點，埋伏之員警隨即驅車前往圍捕，黃春棋一掛斷電話步出話亭，見情勢不對，旋為警逮捕。偵訊初期黃春棋虛構情節，誤導員警在桃園縣市近郊空轉，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始引導警方挖出黃春樹屍體。陳憶隆、甲○○獲知黃春棋被捕後，分頭逃竄，陳憶隆於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十四時，在雲林縣元長鄉○○村○○路一號元長海釣場內被捕；甲○○則經通緝後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自行到案等事實，而論被告甲○○與黃春棋等共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二百四十七條之罪，三罪間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從一重之意圖勒贖而擄人而故意殺被害人處斷。係以被告甲○○之共同被告陳憶隆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共同被告黃春棋於警詢『與陳憶隆、甲○○共同參與本件擄人勒贖之犯行無訛』之供述，嗣並引導警方人員前往前揭埋屍地點起獲被害人黃春樹之屍體，及至二審（更㈤）審理中仍坦認於案發當日，與黃銘泉、甲○○、陳憶隆四人共同至黃春樹住宅附近巷口，於強押黃春樹坐上伊等之車輛後，甲○○先行離去，由伊與黃銘泉、陳憶隆載同黃春樹至上開埋屍地點，黃銘泉殺害黃春樹後，伊確曾先後與甲○○、陳憶隆向黃春樹之家屬勒索贖款，伊於打勒贖電話後被警捕獲等情，並曾坦承竊盜部分之事實不諱，核與擄人勒贖部分被害人黃春樹之父黃健雲、妻黃玉燕及竊盜部分被害人丁功培指證情節相符，暨證人蔡桂鳳、日昇公司負責人許世恩之證述，丁功培申報失竊車輛之資料，甲○○租用車輛時交付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暨汽車出租約定切結書、汽車出租單，陳憶隆、黃春棋庭繪作案小長刀之圖樣、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法醫師現場勘驗之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錄影帶一捲、照片六十三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刑醫字第四六七六六號鑑驗書，及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察署檢察官簽發監聽黃健雲聯絡電話（０二）0000000號、行動電話000000000號等通訊監察書、錄音帶十一捲及譯文表等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為論據，並參酌甲○○與黃春棋、黃銘泉為表兄弟，與陳憶隆則係合夥經營電動玩具，與被害人黃春樹係舊識；甲○○坦承出面租用勒贖時使用之車輛，又不諱言黃銘泉自泰國返台與伊同住於桃園縣龜山鄉○○○路一七二巷三弄一號二樓等情，認黃春棋、陳憶隆關於彼等均在甲○○租居處會商，甲○○確實參與本件犯行等陳述，與事實相符，而採為判決之基礎。三、按判決不適用法則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八條定有明文。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同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亦有明文。經查：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判例稱『共同被告所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供述，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條第二項之規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自難專憑此項供述，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惟此項不利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原判決及上開更㈤判決，形式上雖未明載引用此二判例，惟其已於理由內敘明，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係以被告之共同被告分別於警詢及偵、審中之自白，核與擄人勒贖罪被害人之父、妻指證受勒贖經過，及竊盜罪被害人指證汽車失竊之情節相符，並經其他證人證述被告及共同被告共涉本件犯罪之相關細節，且有物證扣案及書證附卷足資佐證，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其論述核與上開二判例要旨之形式及內容，俱相符合，顯見該判決實質上已援用該判例作為判決之依據，而以共同被告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之證據。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謂：『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號及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號判例所稱共同被告不利於己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證據一節，對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審判而言，未使該共同被告立於證人之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依共同被告身分所為陳述採為不利於其他共同被告之證據，乃否定共同被告於其他共同被告案件之證人適格，排除人證之法定調查程序，與當時有效施行中之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牴觸，並已不當剝奪其他共同被告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核與首開憲法意旨不符。該二判例及其他相同意旨判例，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本件擄人勒贖案件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而由檢察官合併起訴，並由法院合併審判，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乃獨立存在，依上開解釋意旨，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對被告甲○○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其於該案件審判中或審判外之陳述，是否得作為被告甲○○之不利證據，自應適用人證之法定程序，經合法調查，始得作為判斷依據，而依五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於本件二審更㈤審審理時有效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證人、鑑定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及辯護人得聲請審判長或直接詰問之。（第一項）如證人、鑑定人係聲請傳喚者，先由該當事人或辯護人覆問。但覆問以關於因他造詰問所發見之事項為限。（第二項）』事實審法院自應踐行該條所規定之訊問、詰問證人程序，乃該更㈤審並未以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使其接受當事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並由當事人及辯護人等就詰、訊問之結果，互為辯論，顯剝奪被告甲○○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故就被告甲○○擄人勒贖部分而言，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不利於己之陳述，乃係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之證據；更㈤審以該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甲○○有罪之依據，應有不適用法則及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之違法。至證人黃健雲、黃玉燕、丁功培、蔡桂鳳、許世恩等人之證述，丁功培申報失竊車輛之資料，甲○○租用車輛時交付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影本暨汽車出租約定切結書、汽車出租單，陳憶隆、黃春棋庭繪作案用小長刀之圖樣、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法醫師現場勘驗之勘驗筆錄、驗斷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及錄影帶一捲、照片六十三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刑醫字第四六七六六號鑑驗書，及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簽發監聽黃健雲聯絡電話（０二）0000000號、行動電話000000000號等通訊監察書、錄音帶十一捲及譯文表等證據，均係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自白犯罪之補強證據。茲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不利於己之自白，既不得作為認定甲○○犯罪之證據，而此補強證據又無法證明被告甲○○部分之主要犯罪事實，另被告甲○○與黃春棋、黃銘泉、陳憶隆及被害人黃春樹之關係，甲○○坦承出面租用勒贖時用之車輛，及黃銘泉自泰國返台住於其租居處等情，亦均無法證明被告甲○○本件擄人勒贖等犯行，更㈤審未就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不利於己之陳述，依人證之法定程序予以調查，顯影響本件判決結果，其有不適用法則及應調查之據未調查之違法，原判決未予糾正遽予維持，亦屬判決違背法令。案經確定，於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三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等語。

本院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文前段謂：「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就刑事被告而言，包含其在訴訟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刑事被告詰問證人之權利，即屬該等權利之一，且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權利。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證人於審判中，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故共同被告對其他共同被告之案件而言，為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本質上屬於證人，自不能因案件合併關係而影響其他共同被告原享有之上開憲法上權利。」釋字第五九二號解釋文又謂：「本院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並未於解釋文內另定應溯及生效或經該解釋宣告違憲之判例應定期失效之明文，故除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外，其時間效力，應依一般效力範圍定之，即自公布當日起，各級法院審理有關案件應依解釋意旨為之。」其解釋理由書並認：「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法令違憲審查之解釋，原則上應自解釋公布當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經該解釋宣告與憲法意旨不符之法令，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原則，原則上自解釋生效日起失其效力，惟為賦予聲請人救濟之途徑，本院大法官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觀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自明。」從而非常上訴意旨以本件被告係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之聲請人，其據以聲請解釋之案件即本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判決，為該號解釋效力所及，因而提起非常上訴，尚無不合。復查被告因擄人勒贖案件，經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八年度重上更㈤字第一四五號判決，依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等規定，論被告以意圖勒贖而擄人而故意殺被害人罪，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復經本院八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九六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有該案卷宗可考。非常上訴意旨以台灣高等法院及本院上開確定判決「認定被告甲○○之犯罪事實，係以被告之共同被告分別於警詢及偵、審中之自白，核與擄人勒贖罪被害人之父、妻指證受勒贖經過，及竊盜罪被害人指證汽車失竊之情節相符，並經其他證人證述被告及共同被告共涉本件犯罪之相關細節，且有物證扣案及書證附卷足資佐證，為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而台灣高等法院於更㈤審審理時固就共同被告之供述證據，詢問被告（甲○○）有何意見？有筆錄堪考。但「並未以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使其接受當事人詰問或審判長訊問，並由當事人及辯護人等就詰、訊問之結果，互為辯論，顯剝奪被告甲○○對該實具證人適格之共同被告詰問之權利，故就被告甲○○擄人勒贖部分而言，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不利於己之陳述，乃係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甲○○犯罪之證據。」等語，執以指摘該判決「未就共同被告黃春棋、陳憶隆不利於己之陳述，依人證之法定程序予以調查，顯影響本件判決結果，其有不適用法則及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之違法。」經上訴後，本院判決「未予糾正遽予維持，亦屬判決違背法令。」揆之前揭說明，本件關於未使共同被告黃春祺、陳憶隆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逕以其共同被告身分所為陳述，採為不利於被告證據部分之非常上訴，為有理由。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為維持其審級利益，自應將本院及台灣高等法院上開判決撤銷，由台灣高等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以資糾正。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