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何權芳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808號）暨移送併案審理（111年度少連偵字第86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甲○○所犯者為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且非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而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等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及併辦意旨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外，另補充、更正如下：

㈠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併辦意旨書原起訴事實欄第4行至第5行所載「再由甲○○發放取款金額5%報酬予黃柏凱，自已獲得取款金額4%報酬，擔任俗稱『收水』之工作」均更正為「並由甲○○擔任俗稱『收水』之工作」。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併辦意旨書原起訴事實欄第6行至第9行所載「甲○○、蕭宇廷、黃柏凱與所屬其他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均補充、更正為「甲○○加入詐欺集團後，對其參與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而以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行使偽造公文書等詐術為手段，有所認識，仍本諸縱使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行使偽造公文書、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蕭宇廷、黃柏凱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基於前開犯意聯絡」。

⒊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5行至第16行、併辦意旨書原起訴事實欄第15行至第17行所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刑事傳票1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帳戶公文2張」均補充、更正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蓋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之偽造印文各1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蓋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之偽造印文1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⑵』（蓋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之偽造印文1枚）各1張」。

⒋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18行至第19行、併辦意旨書原起訴事實欄第19行至第20行所載「甲○○再於是日18時、19時許，在桃園市新屋交流道旁之統一超商交予蕭宇廷指定之人」均補充為「甲○○再於是日18時、19時許，在桃園市新屋交流道旁之統一超商交予蕭宇廷指定之人，因而獲得9千元之報酬」。

⒌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倒數第5行、併辦意旨書原起訴事實欄倒數第4行至第5行所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清查帳戶公文1張」均補充、更正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⑵』（蓋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之偽造印文1枚）1張」。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甲○○於本院民國111年6月15日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為之自白。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偽造文書罪，乃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即使該偽造文書所載名義製作人實無其人，而社會上一般人仍有誤信其為真正文書之危險，即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著有54年台上字第1404號判例參照）。又刑法上所稱「公文書」，係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與其上有無使用「公印」無涉；若由形式上觀察，文書之製作人為公務員，且文書之內容係就公務員職務上之事項所製作，即令該偽造之公文書上所載製作名義機關不存在，或該文書所載之內容並非該管公務員職務上所管轄，然社會上一般人既無法辨識而仍有誤信為真正之危險，仍難謂非公文書。經查，本案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1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1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⑵」2張，形式上既各係表明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等政府機關所出具，其內容又均與公權力相關，自有表彰該機關公務員本於職務而製作之意，縱該文書所載之內容顯有疑義，惟一般人苟非熟稔司法、行政系統組織或法律事務，實不足以分辨該機關單位或文書內容是否真實，確有誤信前述文書係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之危險，均應認係偽造之公文書。又刑法上所謂公印或公印文，係專指表示公署或公務員資格之印信而言，即俗稱大印與小官章及其印文，如不足以表示公署或公務員之資格者，不得謂之公印，即為普通印章。至其形式凡符合印信條例規定之要件而製頒，無論為印、關防、職章、圖記，如足以表示其為公務主體之同一性者，均屬之。惟如與機關全銜不符，或於機關全銜之下綴有他等文字，即非依印信條例規定，由上級機關所製發之印信，以表示該機關之資格者甚明，自非公印。本件偽造公文書上所載「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印文，其名稱與實際上之機關全銜不相符，依上開說明，非屬印信條例規定所製發印信之印文，與刑法第218條之公印文要件不合，僅屬偽造之普通印文。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上偽造之「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等印文，則屬用於識別職位及代替簽名之簽名章，亦為普通印文。

㈡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本案不詳詐欺成員偽造印文之行為，為其偽造各該公文書之部分行為，又偽造公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偽造公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公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函請併案審理部分，與本案係屬同一犯罪事實，已為本院一併審理，附此敘明。

㈢被告與蕭宇廷、黃柏凱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本案詐欺犯罪類型，係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著手實施、撥打電話予告訴人丙○○，進而接續以相同手法、理由對其施以詐術誘騙，令其不斷付款。則本件被告、蕭宇廷、黃柏凱等人在內之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7月1日、同年月2日間對同一告訴人所為2次詐欺取財之行為，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而論以一罪。又被告前開所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

㈤再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另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擔任詐欺集團內收水之主要犯罪事實於偵查中業已坦承不諱，復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自白前開一般洗錢犯行，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揆諸前開說明，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爰依刑法第57條規定，於量刑時均一併衡酌，附此說明。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途徑賺取錢財，貿然參與本案犯行，並擔任向車手取款之收水工作，貪圖不勞而獲，價值觀念顯有偏差，所為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舉，除增加檢警查緝難度，更造成告訴人財物損失，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治安，其行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於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造成之損害、所得利益、洗錢部分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迄未賠償告訴人損失，暨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教育智識程度、未婚、目前在工廠工作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至於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固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8月11日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甲○○於110年7月13日警詢時，固供稱係自收得之詐騙款項直接拿取4%作為報酬（見他字第3189號卷一第59頁），惟於111年5月16日偵訊時，則供稱僅分得新臺幣（下同）45萬元之2%即9千元之報酬（見111年度少連偵字第86號卷第285頁），則依罪疑有利被告之原則，應認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所得為9千元，此筆款項既未扣案且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丙○○，復查無過苛調節之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亦定有明文。本案偽造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地檢署刑事傳票」1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1張、「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院清查⑵」2張，均已交予告訴人收執，已非屬被告與其他共犯所有之物，自均不得宣告沒收。惟其上偽造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執行處凍結管制命令印」印文共4枚、「檢察官施教文傳票專用」、「書記官楊英杰傳票專用」印文各1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另上開偽造之公文書上偽造之印文，並無證據證明係詐欺集團以偽造印章方式蓋用，爰不就偽造印章部分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㈢另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關於犯罪行為人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其所掩飾、隱匿之財物本身僅為洗錢之標的，難認係供洗錢所用之物，故洗錢行為之標的除非屬於前置犯罪之不法所得，而得於前置犯罪中予以沒收者外，既非本案洗錢犯罪之工具及產物，亦非洗錢犯罪所得，尤非違禁物，尚無從依刑法沒收規定予以宣告沒收，自應依上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且此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祇要合於前述規定，法院即應為相關沒收之諭知，然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者始得宣告沒收，法無明文，是從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倘法條並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時，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查被告收水後上繳至本案詐欺集團之款項，為洗錢之標的，既非被告所有，亦無事實上之處分權限，依據上開說明，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216條、第211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第55條、第42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21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恭仁移送併案審理，檢察官周禹境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九庭法 官 蘇怡文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