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訴字第3545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訴字第3545號

上訴人

即自訴人

藍乾來

即自訴人

藍福連

共同代理人

林瑞富律師

被告

藍秋福

上列上訴人因自訴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自字第91號，中華民國100年10月31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自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自訴人藍乾來、藍福連（下稱自訴人等）為祭祀公業藍引之派下員，被告藍秋福明知自己與親兄弟藍秋金、藍秋富、堂叔藍榮遜、藍田塗、藍萬安、藍沂田、堂弟藍政雄、藍罔市等9人共同先祖藍燕清，並非祭祀公業藍引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覬覦祭祀公業藍引在臺北市內湖區之龐大地產，即臺北市○○區○里○段○○○段31-1地號等50筆土地，近10幾年來內湖地價大幅上揚，乃以派下權分享該龐大地產為誘引，唆動其餘8人共同於民國86年7月15日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確認渠等就祭祀公業藍引之派下權存在。上開民事訴訟事件，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以86年度重訴字第324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91年度重上訴字第192號廢棄原判決，改判渠等確認對祭祀公業藍引之派下權存在，嗣經最高法院以93年度台上字第901號廢棄原判決，並發回更審，再經本院以93年度重上更㈠字第64號廢棄原判決，仍判決確認渠等對祭祀公業藍引之派下權存在，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95年度台上字第1439號駁回上訴後確定。於前揭民事訴訟進行中被告曾提出偽造之①被告家中神主牌、②分擔稅紀錄單、③第6次派下員大會開會通知書、④藍清智於92年6月5日所出具不實之證明書、⑤藍清智、藍俊雄、藍莆森、藍英雪4人於91年8月1日共同出具之認諾書、⑥藍英雪於94年4月20日出具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之親筆信（該信後經轉呈於本院93年度重上更㈠字第64號民事庭）、⑦藍莆森、藍俊雄、藍清智於93年5月25日出具之虛偽不實證明書、⑧藍昇源於93年5月26日出具之證明書、⑨藍英雪於93年6月1日親筆出具之證明書、⑩偽造墓碑上偽刻世代祖先系統表等文書作為訴訟上之證據，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同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等罪嫌。

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所謂被害人，係以因犯罪而直接被害或受害之人為限（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214號、75年台上字第742號判例參照）。又犯罪事實之一部提起自訴者，他部雖不得自訴，亦以得提起自訴論，但不得提起自訴部分係較重之罪，或其第一審屬於高等法院管轄，或刑事訴訟法第321條之情形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3項亦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自訴人等提起自訴，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同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等犯嫌。依自訴人主張之犯罪事實加以觀察及參酌自訴代理人之陳述內容（見原審卷第63至64、92至93頁反面、155至156頁），自訴意旨所指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間，應具有方法、目的之牽連關係，而屬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是依前揭規定，倘就屬於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之數罪名提起自訴，而其中較重之罪部分係不得提起自訴，縱其餘較輕之罪部分得提起自訴，依法就全部之罪仍均不得提起自訴。又按偽造文書與行使偽造文書係兩行為，行使偽造文書者，非必偽造該文書，倘偽造後復持以行使，因偽造為低度行為，行使為高度行為，偽造之低度行為始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而祇論以行使一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141號判決意旨參照）。自訴意旨既主張被告偽造私文書並向法院行使之，則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而僅論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再按詐欺取財罪與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其最重本刑均為5年有期徒刑，但詐欺取財罪之最輕本刑為罰金刑，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則為有期徒刑2月，依刑法第35條規定，應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刑為重，司法院著有19年院字第312號解釋可資參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496號判決意旨參照）。則自訴意旨所指被告涉犯前揭各罪之法定刑，應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為最重，灼然至明。是自訴人等上訴意旨謂：上開各罪，應以法定刑均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第210條及第339條為最重，而非第216條云云，自非的論。

㈡又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又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前段、第334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犯罪之被害人係指因犯罪而直接被害之人而言，亦即其法益因他人之犯罪而直接受侵害者，始屬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而得提起自訴。被告係於上訴人被訴妨害公務案件審理中為證人，到庭陳述，並提出修繕前開欄杆之「收據」，以佐其說；該「收據」乃承包商陳定舉、陳謝宗出具予照善寺（按被告為照善寺住持），上訴人並非「收據」上所載之製作名義人。而被告之證言及所提證物是否真實可信，尚繫於法院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斟酌判斷之，不因被告於訴訟中提出，即使上訴人之法益直接受有損害，自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此有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84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查本件自訴人等雖指訴前揭①至⑩各該文書均係偽造之私文書，惟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訴人等既非該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且被告於民事訴訟中所提出之證物，是否真實可信，尚須經受訴法院調查、辯論，並綜合全部證據資料斟酌判斷之，自訴人等亦得提出反證以辯駁或彈劾，並不因被告於訴訟中提出，即使自訴人等之法益直接受有損害，自訴人等自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甚明。是自訴人等徒憑己見，於上訴理由中稱：訴訟中各法院因相信被告所提出之該等虛偽不實文書，致為錯誤判決，導致自訴人派下權益遭稀釋受害，自訴人當然為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法院不可能是被害人，其僅係被告之利用工具，乃屬間接正犯云云，即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自訴意旨所指被告涉犯之各罪，既屬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且其中較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因自訴人等非犯罪之直接被害人，爰不得提起自訴，縱其餘較輕之罪得提起自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3項規定，乃全部不得提起自訴。原審同上見解，依刑事訴訟法第334條、第343條、第307條諭知自訴不受理，核無違誤。自訴人等仍執陳詞認渠等係被告犯罪之直接被害人，有權提起自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