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李翊群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01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49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李翊群於民國111年8月18日，在網路社群臉書（下稱臉書）偏門工作上看到徵求人員廣告，遂依該廣告內容所示以網路社交通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暱稱「璇」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Telegram暱稱「七」之成年人（下稱「七」，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聯繫應徵工作，而加入其與王凱威（即Telegram暱稱「道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Telegram暱稱「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之成年人（以下分別簡稱「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均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少年）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少年）等人所共同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並先後擔任該詐欺集團之車手、收水、把風及洗車等工作。嗣李翊群、王凱威、「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及其等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某不詳成年成員自119年9月16日15時24分許起，在不詳地點，接續以「生活市集網路商城客服人員」、「華南商業銀行客服人員」名義撥打電話予陳美萍，向陳美萍佯稱：陳美萍生活市集商城帳戶有問題，如果不處理，會被人盜刷、扣款；如陳美萍依指示匯錢，款項會返還帳戶內等語，致陳美萍陷於錯誤，依該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之指示，於如附表各編號匯款時間欄所示時間，以網路轉帳之方式，將如附表各編號匯款金額欄所示金額匯入如附表各編號指定受款帳戶欄所示帳戶內，俟前開款項入帳後，「醒醒」即指示李翊群先將如附表各編號指定受款帳戶欄所示帳戶金融卡變更密碼並交付予王凱威，由王凱威依「魚魚」之指示，於如附表各編號提領時間欄所示時間，在如附表各編號提領地點欄所示地點，先後透過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各編號提領金額欄所示款項，後於111年9月18日1時9分許起至同日1時27分許止期間內某時許，在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附近某處，將如附表各編號所示金融卡及其所提領前開款項交付予李翊群（即從事第一層收水），李翊群復依「一批一批呀」之指示，自其前開收取款項中抽取總金額1.5％（計算至千元四捨五入）充為報酬後，將剩餘款項放置在某公園廁所內隨即離開，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第二層收水）收取，而以此方式製造前開犯罪金流之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嗣經陳美萍發現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方循線調查，始知上情。

二、案經陳美萍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現行刑事訴訟制度有關傳聞法則之立法，旨在確保訴訟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而被告反對詰問權之行使，乃為落實其 訴訟上之防禦，則被告於審判中就待證之犯罪事實本於自由 意志而為不利於己之自白，且該自白經調查復與事實相符者，因被告對犯罪事實既不再爭執，顯無為訴訟上防禦之意，則反對詰問權之行使已失其意義，要無以傳聞法則規範之必要。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行簡式審判程序案件，因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無傳聞法則與交互詰問規定之適用，即本於同一旨趣（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77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此係因被告已於第一審程序到庭陳述，並針對事實及法律為辯論，應認已相當程度保障被告到庭行使訴訟權，如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為避免訴訟程序延宕，期能符合訴訟經濟之要求，並兼顧被告訴訟權之保障，除被告於上訴書狀內已為與第一審不同之陳述外，應解為被告係放棄在第二審程序中為與第一審相異之主張，而默示同意於第二審程序中，逕引用其在第一審所為相同之事實及法律主張。從而，針對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倘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為同意或經認定為默示同意作為證據，嗣被告於第二審經合法傳喚不到庭，並經法院依法逕行判決，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認被告於第二審程序中，就前開審判外之陳述，仍採取與第一審相同之同意或默示同意。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對本院審理時提示之卷證，同意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而上訴人即被告李翊群（下稱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就被訴事實為有罪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案件行簡式審判程序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關於排除傳聞證據規定之限制後，被告仍同意於原審行簡式審判程序，應認已就檢察官起訴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不爭執證據能力，復於刑事上訴理由狀內僅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再於本院審判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而未對其餘證據能力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作為證據。

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8至49頁），被告於原審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惟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0至15、111至113頁；偵13866卷第8至10頁；原審卷第150至152、158、164頁；本院卷第90至92、96、122至12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美萍於警詢時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85至89頁），復經證人即共同被告王凱威於警詢時證述屬實（見偵卷第40至46、50至55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昆山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三重二重埔郵局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及告訴人提出之其手機上臺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外幣交易明細查詢截圖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1至38、61、69、71至75、92至93頁），足認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㈡按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該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規範之一般洗錢罪，必須有第3條規定之前置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始能成立。然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祇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之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已經判決有罪確定，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即無法處理。故而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乃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於第15條第1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從而特殊洗錢罪之成立，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要件，但必須其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無合理來源並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取得必須符合上開列舉之三種類型者為限。易言之，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105年12月28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該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本案被告參與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之特定犯罪，觀其等犯罪手法，係先由本案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且指示告訴人將詐騙所得之款項匯入其所指定金融機構帳戶內後，由共同被告王凱威提領並將該款項交付予被告，復由被告依指示將款項放置在某公園廁所內隨即離開，再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收取，其等藉此迂迴層轉之方式取得犯罪所得，目的顯在製造金流斷點，使偵查機關難以有效追查，以達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而被告為具備通常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應可預見，竟仍執意參與，分擔實行上開行為，是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凱威、「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就本案犯行，均有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犯罪聯絡及行為分擔，亦屬明確。

㈢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復參以目前遭破獲之電話詐騙集團之運作模式，係先以詐騙集團收集人頭通訊門號或預付卡之門號及金融機構帳戶，以供該集團彼此通聯、對被害人施以詐術、接受被害人匯入受騙款項及將贓款為多層次轉帳之使用，並避免遭檢警調機關追蹤查緝，再由該集團成員以虛偽之情節詐騙被害人，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交付後，除承襲先前詐騙情節繼續以延伸之虛偽事實詐騙該被害人使該被害人能再匯入、交付更多款項外，並為避免被害人發覺受騙報警，多於確認被害人已依指示匯款或提領現金後，即迅速指派集團成員親往收取詐得贓款或以臨櫃提款或自動櫃員機領款等方式將詐得贓款即刻提領殆盡；此外，為避免因於收集人頭帳戶或於臨櫃提領詐得贓款，或親往收取款項時，遭檢警調查獲該集團，多係由集團底層成員出面從事該等高風險之臨櫃提款、收取款項（即「車手」）、收水、把風之工作，其餘成員則負責管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絡之後勤人員，然不論擔任車手工作而負責提領款項、取走贓款再交與詐欺集團上游之行為，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查本案被告參與詐騙集團所屬成年成員詐欺告訴人之犯行，而該詐騙集團分工細緻，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且與撥打電話詐騙告訴人之成員間有互不相識之情形，然依現今詐騙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其就所屬詐騙集團成員以本件手法行騙，當為被告主觀上所明知之範圍；又被告明知本案尚有共同被告王凱威、「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其他負責以電話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之機房話務人員及收受被告所交付本案詐騙所得款項之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年成員，足見其明知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已達3人以上，仍在本件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即應就其所參與並有犯意聯絡之犯罪事實同負全責。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於112年5月3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6月2日生效，此次修正乃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就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未修正，是前揭修正對被告所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行並無影響，即對被告並無有利不利之情，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現行法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㈢被告與共同被告王凱威、「醒醒」、「魚魚」、「一批一批呀」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共同被告王凱威接續提領告訴人匯入如附表各編號指定受款帳戶欄所示帳戶內款項之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提領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又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修正第16條條文，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公布施行，於同年月16日生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核其立法理由，係考量原立法之目的，係在使洗錢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當以被告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者，始足當之，而所謂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指歷次事實審審級（包括更審、再審或非常上訴後之更為審判程序），且於各該審級中，於法官宣示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被告為自白之陳述而言。乃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修正第2項，將修正條文第15條之１、第15條之2納入規範，並定明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始減輕其刑，以杜爭議。故修正後新法規定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至第15條之罪之被告，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方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相較於修正前舊法僅須於偵查或審判中曾經自白即可減刑之規定而言，自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35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洗錢防制法）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就其所犯本案洗錢罪均自白犯罪，原應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惟原審認定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則被告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依上開說明，僅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說明。

㈢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又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人，其行為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涉案程度未必盡同，所造成之社會危害自屬有異，其法定最低本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查被告雖不思以正途賺取錢財，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其恣意詐欺行為往往對於被害人之財產及社會秩序產生重大侵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詐騙告訴人，造成本案告訴人財產損失，對於社會正常交易秩序及良善風俗之危害非輕，惟被告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收水工作，僅係聽「一批一批呀」指示而為，與上層策畫者及實際實行詐術者相比，惡性較輕；又其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以30萬元達成調解，此有原審法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267號調解筆錄1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61至62頁），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就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衡以一般社會觀念，顯然失衡，有情輕法重之嫌，是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度。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55條、第59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及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等規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負責變更提款卡密碼、向提領車手收取、轉交被害人款項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失，兼衡被告於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履行期尚未屆至），及其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其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從事告別式會場佈置，月收入約3萬元，需扶養祖母、兩名子女及支付前妻贍養費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本案報酬為提領款項之百分之一點五，計算至千元四捨五入，而本案共同被告王威凱所提領、交付予被告之金額合計59萬9,000元（計算式：14萬9,000元+15萬元+15萬元+15萬元＝59萬9,000元），則被告個人本案之犯罪所得應為9,000元（計算式：59萬9,000元X1.5％＝8,985元，四捨五入計算至千元為9,000元），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及沒收之宣告亦稱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均已認罪，且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83歲祖母，請從輕量刑云云。惟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原審於量刑理由已詳為說明審酌前揭各項科刑情狀，就被告所犯判處有期徒刑6月，遠不及法定刑之中度，實屬從法定最低度量刑。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又原審已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被告坦承犯行，並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及83歲祖母等情，業均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自難認原審就量刑事由有所疏漏未予考量而有未當之處，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至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施行，固如前述，原審雖未及審酌比較新舊法，然因法律適用之結果並無不同，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是原判決適用行為時法論科，而未及比較新舊法適用，並不構成撤銷之原因，附此敘明。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游忠霖追加起訴，檢察官陳正芬到庭執行職務。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