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李佳銘

選任辯護人

謝宗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4年度原訴字第7號，中華民國114年5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44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未經上訴人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及沒收部分，即均非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

㈡本件經上訴人即被告李佳銘（下稱被告）提起上訴，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明示僅就原審有關量刑（含緩刑）部分提起上訴，不及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見本院卷第65、99頁），是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審理範圍應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科刑（含緩刑）之部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二、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

㈠犯罪事實：被告、劉辰相、劉培倫（劉辰相、劉培倫所涉販賣毒品罪嫌部分，另案審理）明知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公告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或意圖販賣而持有，竟共同為下列犯行：1.被告與劉辰相、劉培倫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9月1日劉培倫入監前某日，在臺灣地區某不詳處所，經劉辰相居中牽線，由被告承接劉培倫販賣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劉辰相則提供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給被告販賣，而販賣毒品所得由被告占2成、劉培倫占2成、劉辰相占1成，餘歸劉辰相之毒品上游。嗣於113年7月16日21時38分許，被告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前，以新臺幣（下同）8,000元，販賣5公克之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予王亮鈞，被告並從中取得1,600元，其餘則歸劉培倫、劉辰相及其上游毒品賣家。

2.被告、劉辰相又基於共同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7日為警搜索前數日，由被告向劉辰相（劉辰相所涉販賣毒品罪嫌部分，未經起訴）取得含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成分之煙彈13個後，欲伺機販售予他人牟利而持有之，並放置在其所居住之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內。嗣為警持搜索票於113年10月7日至上開住處執行搜索，始悉上情，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㈡罪名：被告就犯罪事實1.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就犯罪事實2.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第2項之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

三、本件量刑因子

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減刑：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

1.就犯罪事實1.部分：被告為警查獲後，供稱其毒品來源為劉辰相，使用劉培倫留存之客戶通訊方式，故就販賣毒品利潤需與劉培倫分潤（見偵字卷第280-291、324-327頁），員警因而循線查獲劉辰相、劉培倫等情，經劉培倫自承不諱，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114年3月27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43051611號函暨員警職務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8524號、114年度偵字第1528號、第11222號、第11223號起訴書（見原訴字卷第89-92、121-129頁），故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就被告此部分犯行減輕其刑(尚不能逕予免除其刑)。

2.就犯罪事實2.部分：被告供稱：因劉辰相原搭檔劉培倫入監執行，所以劉辰相請我幫忙賣毒品，我幫劉辰相賣大麻煙彈及煙草，我可以拿到售出金額的2成，扣案的大麻煙彈就是劉辰相賣給我的等語（見偵字卷第380、462頁)，核與劉辰相供稱：我負責幫被告介紹毒品來源，並從上游那邊賺取介紹費，一次3,000元，我交毒品給被告時，會跟被告說上游交代的販售價格，再跟被告相約到我的住處拿取，並依照上游指示交代被告販賣的價金，被告賣完後會從販賣所得拿取1/5，其他則由我交給上游等請（見偵字卷第408-409、413-414頁）大致相符，檢調機關雖未就扣案大麻煙彈來源是否為劉辰相再行查證，惟依前開說明，該等不利益不應由被告承擔，自應認被告就犯罪事實2.意圖販賣而持有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亦已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要件，應予減輕其刑(尚不能逕予免除其刑)。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減刑：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就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罪事實為自白，爰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

㈢無刑法第59條之減刑：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若有2種以上法定減輕事由，仍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遞減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經查：

1.被告正值青壯，四肢健全，並無不能謀生之情事，明知販賣毒品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對社會風氣及治安危害重大，均為政府嚴加查緝之重大犯罪，竟為牟取私利，無視毒品對於他人之危害，即為本件犯行。又本件雖僅1次販賣、對象僅1名、數量為價值8千元、重量5公克之第二級毒品及意圖販賣而持有大麻煙彈13個，然除本件外，被告於同一期間即自113年4月10日起至113年9月21日止，販賣大麻煙彈予他人，共23次等事實，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偵字第22797號偵查起訴，由扣案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被告自承為販賣毒品之帳冊紀錄（見偵字卷第37頁）可知被告販賣毒品之次數甚繁，縱然各該犯行之毒品數量或犯罪所得均非甚鉅，惟被告並非偶發性犯罪，自113年4月10日起至113年9月21日止，其犯行甚為密集，已屬長期販售毒品，並有販毒中、小盤之規模。被告再以只是純粹為實際販賣毒品者跑腿之方式，切割實際購毒者與販毒者、共犯間之身分聯繫，更增加查緝困難，其惡性已對於販賣毒品罪所要保護整體國民身心健康之法益，形成直接危險，且毒品於國內流通氾濫，危害國民健康至鉅，依其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加以考量，尚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2.又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其法定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分別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已難認有「犯罪具有特殊之原因或環境，依據客觀觀察，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可憫恕，如科以法定最輕刑期，仍嫌過重」之情形，自均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以：被告為大學肄業、年紀尚輕，案發前有正當工作，亦無前科，品行尚稱良好，因一時受友人相誘而賺取微薄利益，且被告僅係承接他人原有客群，協助販賣，犯罪所得不多，犯後已知悔悟，並積極配合警方查獲上游，目前有穩定工作及正常生活，認被告本案犯罪情狀於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云云，尚屬無據。

㈣上述2罪犯行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項之二種刑之減輕事由，均依刑法第70條遞減其刑。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再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他人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手段，以及販賣、意圖販賣而持有之毒品數量、金額等犯罪情節，對社會之危害程度，再考慮被告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身體並無重大疾病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就共同犯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11月，復審酌犯罪時間集中、販賣對象人數、各次犯罪手法類似等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綜合被告整體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2年，另再衡量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犯後均坦認犯行，並供出上游，足徵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惟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以使其生警惕之心，為使被告能自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促使其尊重法律規範秩序及強化法治觀念，俾導正偏差行為，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併予宣告被告緩刑4年，於判決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5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收矯正及社會防衛之效；經核原審上開量刑及緩刑並附負擔之諭知尚屬允恰。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有恐慌、焦慮之症狀，然當時並無病識感，導致被告依賴大麻，劉辰相即為被告該時大麻之上游、高職時期同學，詢問被告協助販賣大麻得以分潤，方會與劉辰相原先之合作對象劉培倫交接業務，取得劉培倫之手機，而與劉辰相配合販賣大麻。被告犯罪僅為微薄利潤、品行良好，更自始即坦承、供出上游劉辰相，業已悔悟，足認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被告現今有正常工作、已無接觸毒品，其犯罪情狀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應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又被告另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2797號偵查起訴、繫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65號審理中（下稱另案），請求就兩案合併審理，俾得為緩刑之宣告，並就刑度從輕量刑云云。

㈢然：

1.數同級法院管轄之案件相牽連者，得合併由其中一法院管轄；如各案件已繫屬於數法院者，經各該法院之同意，得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於一法院合併審判，刑訴法第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亦即於1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參照），若已繫屬於數法院，受理之法院，得依前述規定以裁定將其案件移送，由同一法院合併審判。然以上規定旨在促進訴訟之進行及節省訴訟之資源，並免裁判之牴觸。如被告犯罪地點散布在不同法院轄區，各有不同被害人，經檢察官向各法院起訴後，若將該等案件合併由同一法院審判，致調查困難、勞費增加，不利訴訟進行，即有違規定之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13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倘若同一被告所犯的兩案相牽連案件，彼此訴訟進展的程度相同，經由刑事訴訟法第6條第2項創設管轄權之規定，由同一組法官合併審理，可以達到訴訟經濟、避免裁判歧異，並可讓同一組法官就被告全部犯行的量刑整體通盤考量，避免因分開審理導致被告遭受過重刑罰或無法爭取緩刑宣告，始得稱有此訴訟經濟。然細查本件與另案，雖同為販賣毒品，然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對象均不同，並無分離審判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裁判扞格，則無因訴訟經濟而需合併審判之必要。又本件基於個案之單一犯罪對象、販賣價額、毒品重量、被告犯罪後供出上游之考量，雖有緩刑之諭知，然另案高達23次之販賣毒品犯行，販賣毒品之對象、次數、重量、價格等犯罪情節輕重，核與本案迥異，另案是否亦有緩刑之可能，顯有疑義，實難認因本件未與另案合併審理，將導致被告遭受過重刑罰或無法爭取緩刑宣告之憾，則貿然合併審理，徒然延宕本件之訴訟程序，非但損及被告於本件受妥速審判權利及公共利益，更難保障被告另案（亦屬重罪）之審級利益，自無合併審理之實益，不符訴訟經濟原則。至被告同時期之多件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雖經拆分偵查、審理，然其後待個案判決確定，仍得依據刑法第50條之規定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故被告上訴請求本件與另案合併審理，以求另案同得緩刑之諭知云云，並無可採。

2.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減輕其刑後，並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係審酌前揭各項情狀，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第59條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難認有違法或明顯不當之情形。故於本件相關之量刑因子並無何異動之前提下，被告上訴意旨所指量刑過重，尚難憑採。

㈣從而，被告提起上訴，請求與另案合併審理，並對於原審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之適法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均難認為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振城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珮菁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