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司法院釋字第 736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教師因學校具體措施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自得如一般人民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 公立學校與所屬教師間雖屬行政契約關係，惟為促進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等立法目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33 條及國民教育法第 18 條第 2 項明定應對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下稱「公立高中以下學校」）教師辦理成績考核，並授權訂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下稱「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資規範。公立高中以下學校應依該辦法第 8 條及第 9 條組成考核會，遵循同辦法第 10 條至第 14 條之法定程序，依據同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6 條第 1 項之法定事由，辦理所屬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並報請主管機關依同辦法第 15 條第 2 項或第 6 項核定或視為核定，且直接發生教師得否晉級、給與多少考核獎金及獎懲之法律效果。況與教師間無契約關係存在之主管機關，尚得依同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逕行核定或改核。顯見公立高中以下學校或主管機關對所屬（轄）教師所為之年終成績考核或平時考核獎懲，並非基於契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而係行政機關依公法上之強制規定，就具體事件所為之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所定之行政處分。 又因公立高中以下學校對所屬教師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為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決定，或依同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所為申誡之懲處，將對教師之考核獎金、名譽、日後介聘或升遷調動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產生不利之影響，均屬侵害教師權益之具體措施。從而，教師因學校上開具體措施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自得以同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之考核機關為被告，依法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以落實首揭解釋理由書所揭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採甲說。 一、刑法第 217 條第 1 項所謂「偽造印文或署押」，係指擅自虛偽製作他人之印文或署押而言。而同條第 2 項所謂「盜用印文或署押」，則係指擅自擷取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或署押而加以使用者而言。「偽造之印文或署押」與「盜用之印文或署押」，其區分標準，應以該印文或署押是否為他人真正之印文或署押為斷。若擅自利用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真正之印文或署押，以照相、影印、描摹套繪或其他方式，製作他人之印文或署押，因該印文或署押已非真正，而係擅自製作而產生，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應屬偽造之印文或署押。反之，若擅自將他人在紙上或物品上之真正印文或署押，直接以剪貼或其他方法移置於其他紙上或物品上，以虛偽表示他人在該紙上或物品上蓋印或簽名者，因該印文或署押係真正，則屬盜用。 二、題示某甲利用某乙在Ａ文書上之真正署名（即署押），擅自以影印之方法製作某乙之署押影像，然後再將其所製作某乙署押影像之影印紙張（剪下）黏貼於Ｂ文書中某乙之簽名欄上。而某甲以上述影印方式所製作某乙之署押，雖與某乙在Ａ文書上之真正署押在外觀上完全相同，但實質上已非某乙真正之署押，而係某甲擅自製作之另一虛偽署押，依上述說明，應屬偽造。從而，某甲擅自以偽造某乙署押之方式製作不實之Ｂ文書，並持以行使，足以生損害於某乙，自應成立刑法第 216 條、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又上開黏貼於Ｂ文書上影印而製作之某乙署名，既係某甲偽造，而非盜用，若Ｂ文書未經宣告沒收，則該偽造之署押即應依刑法第 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

一、本件設題之違約金非屬從權利。 二、本件違約金之請求權時效為 15 年。 三、債務人為時效抗辯之日起不負遲延責任，抗辯前已發生之違約金已經獨立存在，不受買賣價金債權時效抗辯之影響，應自 98 年 1 月 1日起至時效抗辯前一日負違約責任，計算其違約金額。

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決議本院 40 年判字第 4 號判例等 20 則不再援用。

當無商譽攤銷之問題。故新 A公司並無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5 條規定併購商譽攤銷而認列費用之適用。因並未發生商譽的法律上歸屬名義人與經濟上實質享有人歧異而須為所得主體之調整，稽徵機關依實質課稅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420 號解釋、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參照；另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規定亦同此旨），剔除新 A 公司列報商譽之攤銷，係本於防杜租稅規避之結果，並非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42條第 1 項第 2 款規範之範疇，自無須「報經賦稅主管機關核准」程序之適用。

採甲說：否定說 理由：刑法第 347 條第 5 項前段所謂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係指犯擄人勒贖之罪，未經取贖，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或無取贖之犯意，而釋放被害人而言，應具有自動釋放人質之心意及實際釋放人質之事實，始得寬減其刑。如經談妥條件或擔保後，始將被害人釋放，其釋放既非出於自動終止勒贖之意思，而在於取贖，自與該條項前段規定不合，不得減輕其刑。

採丙說。 民事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除有礙於對造防禦權之行使外，得適用於當事人之變更或追加。在第二審依第 446 條第 1 項適用第 25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變更或追加當事人，須於對造之審級利益及防禦權之保障無重大影響，始得為之，以兼顧當事人訴訟權益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要求。

前列各科畢業生在 99 年 12 月31 日前，仍未經警察特考及格而分發任職者，應賠償在學期間之全部費用」，係為確保學生應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前通過警察特考及格並分發任職之義務之履行，經應考錄取並就學者，其性質即屬違約金之約定。而契約雙方約定之違約金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為斟酌之標準。系爭個案中甲未於約定期限內通過警察特考並分發任職，致雙方締約之目的無法達成，而甲僅應返還所受領之公費及津貼，並未為額外之賠償，故其固有財產未遭受剝奪，且甲於就學期間完成警察養成教育取得學位及參加警察特考之應試資格之利益仍然存在，審酌雙方之損益，該違約金之金額並未過高。甲主張雙方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請求準用民法規定予以酌減，並無理由。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研修初審小組一○五年度第三、四、五次會議，初審決議提請刑事庭會議討論，決議部分擬不再供參考八則。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刑事判例 21 則及保留加註 3 則

採甲說（有權處分說）。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採乙說。 行為人所為既同時符合非法吸金罪構成要件與詐欺罪構成要件，自應認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的想像競合犯，從一較重的違反銀行法非法吸金罪處斷，否則即有評價不足情形存在。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刑事判例 3 則、訂正案號 16 則、案號加列或刪除地方簡稱46 則

318號函（下稱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就「廠商或其人員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者」，依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定之授權，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係就涉犯該法第87 條之罪為概括認定，而非就其規定之犯罪行為類型為個別認定。從而，解釋該條文所規定之行為類型如有增修時，增修之行為類型與既有之行為類型之本質如無明顯之不同者，於增修之規定生效時，亦為該函經授權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尚無違法律授權之明確性。 91 年 2 月 6 日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修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發布時該條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 89 年 1 月 19 日函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是本件乙機關通知甲廠商繳回已發還之押標金，乃適法之處分。

最高法院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六十六年度第一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二）不合時宜，不再供參考。

3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刑事判例 2 則。

採乙說（肯定說），文字修正如下：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立法意旨，在於確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有處分權，得放棄反對詰問權，同意或擬制同意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屬於證據傳聞性之解除行為，如法院認為適當，不論該傳聞證據是否具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均容許作為證據，不以未具備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為前提。此揆諸「若當事人於審判程序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此時，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立法意旨，係採擴大適用之立場。蓋不論是否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所定情形，抑當事人之同意，均係傳聞之例外，俱得為證據，僅因我國尚非採澈底之當事人進行主義，故而附加「適當性」之限制而已，可知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惟如符合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要件而已得為證據者，不宜贅依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之規定認定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民國 104 年 2 月 3 日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民事判例 4 則、改列適用法條 5 則。

採乙說，文字修正如下： 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八百三十一條準用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

檢討最高法院 55 年 3 月 28 日 55 年度第 2 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六）等 9 則決議（因 102 年 5 月 8 日民事訴訟法暨非訟事件法修正，最高法院民事判例研修初審小組檢討相關決議，建議不再供參考3 則、變更決議文 1 則、變更相關法條 2 則、加註 3 則）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者，得依職權命其獨立參加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42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文。如依訴訟之法律關係，原告與其所請求撤銷或變更之行政處分之相對人（第三人）利害關係相反，該第三人因該行政處分而取得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成為裁判對象，該行政處分經判決撤銷或變更者，對該第三人亦有效力（行政訴訟法第 215 條），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撤銷或變更判決而消滅或變更。為保障該第三人之訴訟防禦權，以踐行正當法律程序（憲法第 16 條），行政法院應依職權命該第三人獨立參加訴訟。於此情形，行政法院之裁量權限已限縮為零。本院 89 年 7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應予補充。

採肯定說，文字修正如下： 修正前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依軍法或於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嗣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為：「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者，不適用之」，並自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被告係於新法施行後始犯丁罪，其行為時，刑法已無「於前所犯罪依軍法受裁判者，不適用累犯規定」之相關明文，是否成立累犯，自應以犯丁罪時之法律為斷，不能適用行為前之法律。被告在刑法第四十九條修正前，因犯罪受軍法判處有期徒刑確定，但已與普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之他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而執行完畢，乃其故意犯丁罪前既存之事實，並符合犯丁罪行為時累犯之要件，而其犯丁罪後有關累犯之規定又無變更，當無法律不溯既往或行為後法律變更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依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論以累犯。

採甲說（否定說） 經比較修正前後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之規定，修正後規定已將贓物罪之法定刑度提高，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比較新舊法結果，應適用舊法規定，而修正前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收受贓物罪，及同條第二項搬運、寄藏、故買、牙保贓物罪，分別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七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某甲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採甲說（否定說），文字修正如下： 刑事訴訟法主要係關於程序性之規範，多屬於技術性之規定，因此其解釋，應當著重於法之目的，故在法律規定不明確或有明顯疏漏之情形，有時應超越形式之文義而為目的合理性之補充解釋。 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之修正，係因立法委員提案修正提高其罰金刑，並將「牙保」改為「媒介」，於審議時，法務部提出書面意見，表示：「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研議後，認為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態樣，行為人之惡性及不法內涵並無不同，基於罪刑相當原則，法定刑不應有所差異，建議將第一項、第二項合併，並配合罰金刑之刑罰級距，將罰金金額修正為五十萬元」，立法院乃據此而為條文之修正。可見修正結果，主要係採納該法主管機關法務部之意見，但因純粹從實體法之立場處理，並未顧及與之應互相配合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第七款規定，致此程序法漏未一併修正，乃屬明顯而不爭之實情。 觀諸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列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案件之規定，除第一款「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修正前之收受贓物罪屬之），係以法定刑作為區辨標準外，其餘各款悉以罪名定之。而修正後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僅係將原第三項移列。該項規定，係就非贓物之本體，但與贓物有密接關係，在社會觀念上視為相同之贓物變得財物，亦以贓物論，以保障被害人之追及或回復請求權，並杜爭議而設之補充規定，與罪名無涉。從而同條第七款所稱「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之贓物罪」，應係指修正前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項所列舉之搬運、寄藏、故買、牙保贓物等罪。故修正後，各該罪雖已移至同條第一項，其中「牙保」一語，為使人易於了解，改以同義之現代通用語詞「媒介」代之，無非純屬條文項次及用語變更而已，實質上仍係上揭第七款所稱之贓物罪，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題旨所示甲觸犯之贓物罪，應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採乙說（否定說），文字修正如下： 鑑於國家機關權力分立、制衡、分工、合作、互補，以對人民負責之憲政原理，立法既有疏漏，司法當須積極任事，尋繹出立法者之整體法秩序理念意旨，加以補足。本院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八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七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四八八號判例，就擄人勒贖而殺人者，認為不得依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罪犯減刑條例予以減刑；一○三年七月十五日第十一次刑事庭會議，就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五條之十第一項但書得上訴第二審之協商判決，作成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決議，雖然均不利於被告，卻如此才合乎法理，實務運作因而圓融無礙，即屬適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範意旨，亦係本院先有判決，立法嗣後才據以制定。 修正後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之收受贓物罪，與搬運、寄藏、故買、媒介贓物等罪，法定刑雖然相同，但立法者祇從實體法立場著眼，並非有意將之提升，使之較諸傳統上認為情節較重之搬運等態樣，於程序法上受到更為寬厚而可以上訴至第三審法院之待遇。衡諸修正後之各類型贓物犯罪，既同屬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而搬運、寄藏、故買、媒介之態樣，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七款規定，皆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則基於各該贓物罪彼此間衡平之體系性考量，自不宜拘泥文字表面，而應依其實質意涵，認為修正後之收受贓物罪，亦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至於或有認為採納本說，恐有剝奪人民上訴權之疑慮乙節，因修正前之收受贓物罪，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係屬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修正後依本見解，同樣不得上訴於第三審，並無改變，既無所謂不利被告之情形存在，即不生從「有」變成「沒有」之剝奪上訴權問題；且本說因係細心尋覓立法意旨，而作演繹、闡明，自無侵害立法權之虞，均併予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