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吳岳駿

于家鑌

林建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少連偵字第4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受命法官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本案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且被告3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各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後，被告3人及檢察官對於本案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均表示同意（見本院卷第327頁），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如認定之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與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者，並得引用之，合先敘明。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下列記載應予更正、補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4行有關「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之記載，應更正為「即分別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第16行有關「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之記載，應補充為「犯意聯絡（尚無足夠事證可認吳岳駿、李建璋、于家鑌、林建宗、陳暐霖明知或可得而知本案詐欺集團係以網際網路散布訊息之方式實施詐騙），先由該詐欺」。

㈡、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倒數第7行有關「行使之。」之記載，應補充為「行使之，藉以表示其等代表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取各該款項之意，足生損害於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各該被假冒姓名之人與陳開」。

㈢、檢察官起訴書附表編號1、3、4「偽造文件」欄內之記載，應補充為如本判決附表「交付之偽造文件」欄內所示。

㈣、證據部分再補充「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27、332至333、334至335、338至340頁）」。

三、所犯法條及刑之酌科：

㈠、關於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條、第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8月2日生效，茲分別就論罪法條及自白減輕其刑規定分別比較新舊法如下：

⒈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刑罰規定，改列為第19條，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以下罰金。」；舊法第14條第1項則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其法定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而本案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參與洗錢犯行之金額均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後，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條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

⒉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上開修正前、後之規定，修正前規定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即得依該條規定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除須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

⒊查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犯行洗錢之金額均未達1億元，其中被告吳岳駿、林建宗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洗錢犯行，且皆未有犯罪所得（詳下述）；被告于家鑌雖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且未有犯罪所得，然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2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未超過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法定最重本刑），被告吳岳駿、林建宗再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必減輕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被告于家鑌因其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而若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低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6月、最高度刑（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5年，被告吳岳駿、林建宗再依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必減輕其刑後，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被告于家鑌因其於偵查中否認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徒刑部分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是經兩者比較結果，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即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㈡、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第19條、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第4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113年8月2日生效（下稱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後再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並於115年1月23日生效（下稱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說明如下：

⒈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0萬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億元以下罰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前揭加重條件，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即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本件即不得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第2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僅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即可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無減刑與否之裁量權限；修正後則須行為人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並於一定期間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始能獲邀減刑寬典，且法院對於減刑與否具有裁量空間。修正後將修正前法律之「應減」改為「得減」，且行為人因調解或和解所支付之賠償，未必少於舊法所規定之犯罪所得，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難再因自動繳交與詐欺犯罪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犯罪所得，即能獲得減刑處遇，修正後法律並無較有利於被告。經修正前後比較結果，應適用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

㈢、論罪及罪數：

⒈核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刑法第212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⒉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與其等之共犯各所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印章、印文之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應為偽造私文書之行為所吸收；又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⒊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就其等各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分別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間，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其等就本案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加重事由：檢察官起訴書雖記載被告吳岳駿「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2年10月25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而認被告吳岳駿本案犯行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然被告吳岳駿否認有此前案紀錄，且觀之被告吳岳駿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均未載及被告吳岳駿有上開前科紀錄，此部分顯係誤載，附此敘明。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按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所稱「其犯罪所得」，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①被告吳岳駿、林建宗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有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且依其等於本院審理中所述：還沒有領到報酬就被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卷內亦無足夠證據可證明被告吳岳駿、林建宗確獲有犯罪所得，是無犯罪所得繳交之問題，依前揭說明，自均應依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②被告于家鑌雖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沒有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340頁），但因其於偵查中否認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自無上開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⒉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①被告吳岳駿、林建宗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洗錢犯行均自白不諱，且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業如前述，本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雖依前開想像競合犯之說明，被告吳岳駿、林建宗就其等各該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然就其等上開犯行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

②被告于家鑌固於本院審理中坦承本案洗錢犯行，且無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問題，然因其於偵查中否認本案洗錢犯行，自無從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⒈正值青年或青壯之年，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需，為圖本案詐欺集團提供之報酬，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取告訴人陳開之財物，造成告訴人受有非微之財產上損失，不僅漠視他人財產權，更製造金流斷點，影響財產交易秩序，亦徒增檢警機關追查集團上游成員真實身分之難度，所為應予非難；⒉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均已坦承犯行，其中被告吳岳駿、林建宗就本案洗錢犯行部分，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自白，已符合相關自白減刑規定（學理所稱想像競合所犯輕罪之釐清作用），犯後態度均非惡劣，然迄今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失；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之角色，及告訴人受騙分別交付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之金額，暨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經濟狀況、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41頁）；⒋檢察官起訴書雖對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各依序求處有期徒刑3年9月、3月6月、3年6月以上，然本院斟酌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均僅係擔任低階之面交取款車手角色，且被告吳岳駿、林建宗本案犯行尚有前述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檢察官求處上開刑度實屬過重等一切情狀，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本院經整體評價而衡量上情後，認上開所處重罪（即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有期徒刑，已足收刑罰儆戒之效，並未較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故不再予宣告上開輕罪之「併科罰金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四、關於沒收：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另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均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關於沒收之規定。又上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規定，固均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洗錢防制法、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經查：

㈠、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參與本案犯行，雖均得上手允諾可獲得一定報酬，然其等實際上尚未拿到，已如前述，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其等犯罪所得。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偽造收據各1張及未扣案之「許靖凱」、「黃志宏」、「黃志杰」印章各1枚，各均係供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為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在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各該犯行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又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偽造之收據既經宣告沒收，即無對其上偽造之印文另為沒收宣告之必要，附此說明。

㈢、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所持用之工作證，固各均係供其等為本案詐欺取財犯罪所用之物，惟考量該等工作證均未扣案，且該等工作證應僅係電腦製作、列印，取得容易、替代性高，而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又已經本案判處罪刑，是否沒收該等工作證，相較之下已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㈣、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持以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所用之行動電話，均未扣於本案，且依其等於本院審理中所述：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所用之行動電話均已另案查扣等語（見本院卷第339至340頁），考量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犯行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現又均因另案在監執行，其等要再使用上開行動電話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之機率極低，故是否沒收上開行動電話，相較之下已不具有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㈤、本案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洗錢犯行所隱匿或掩飾之詐騙所得財物，固為其等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原應全數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然本院審酌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本案各向告訴人所收取之詐欺贓款，業已依上游成員之指示，或將款項放置指定之地點後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取走，或直接將款項交予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輾轉將上開款項繳回本案詐欺集團上手，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吳岳駿、于家鑌、林建宗就上開詐欺贓款具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故如對其等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