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許志敏

選任辯護人

于謹慈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110號）及移送併辦（110年度偵字第26496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院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許志敏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154、158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民國110年4月15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告訴人王羚娟於同年月27日即因該詐欺集團成員施以詐術後匯款，被告隨即再依該集團成員指示前往領款，而被告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係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且本案為最先繫屬之法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為憑，是被告應就其首次參與詐欺取財之行為(即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同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刑事庭會議第12號提案審查意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向告訴人等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告訴人等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被告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檢察官業已當庭就起訴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特殊洗錢罪嫌更正為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併此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2至4所示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明荃」、「瑞龍」、「張小姐」及其等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又被告持提款卡於密接之時間、地點多次提領同一被害人帳戶之款項，再交回詐欺集團所屬成員之行為，乃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財產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㈤被告在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繼續中，雖先後4次涉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因被告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是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本案詐欺集團後，所為附表編號1所示之首次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為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犯行，分別係對不同被害人實施詐術而詐得財物，所侵害者係不同人之財產法益，犯罪時間亦不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再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之維護。因此法院於決定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作為裁量之準據，惟具體形成宣告刑時，亦應將輕罪之刑罰合併評價。基此，除非輕罪中最輕本刑有較重於重罪之最輕本刑，而應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重罪科刑之封鎖作用，須以輕罪之最輕本刑形成處斷刑之情形以外，則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是法院倘依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輕重時，一併具體審酌輕罪部分之量刑事由，應認其評價即已完足，尚無過度評價或評價不足之偏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就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乙節始終坦承不諱，堪認被告於偵查與審判中對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一般洗錢罪均坦承犯行，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然依前揭說明，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

㈧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38年度台上字第16號、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度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之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等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然同屬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之嚴厲度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即足懲儆，並可達社會防衛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冀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因思慮欠周觸犯本案罪刑，且業與告訴人王羚娟、林英蓉、簡淑婉及簡盈年均達成和解，且已給付完畢，有本院110年9月16日及同年10月14日調解筆錄、刑事陳報狀及匯款憑證4紙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第101頁、第165至179頁），可見被告已盡力彌補被害人所受損害，確有悔意，又被告係參與較末端之提領詐欺贓款之車手工作，參與犯罪之程度有限，並非犯罪集團的主導者，是衡情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科以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以上，仍有情輕法重之虞，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以啟自新。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中年而有勞動能力，未能深思熟慮而加入詐欺集團，負責提領詐騙款項並繳回詐欺集團，造成偵查犯罪機關追查贓款及其他詐欺成員之困難，使欺罔斂財之歪風更加氾濫，破壞社會交易秩序及人際間信賴關係，本應予以重懲，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合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定減輕其刑事由，復考量被告與本案所有告訴人均達成和解，且已給付完畢，業如前述，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擔任之犯罪角色、參與程度及所生損害，暨其自述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職收入、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63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另考量被告多次犯行均為參與同一詐欺集團期間所為，犯罪時間接近，行為態樣類似等節，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

㈩強制工作之說明

⒈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第339條之2第1項之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或因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所為之處置，修正後該條例既已排除常習性要件，從而，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依司法院釋字第471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為目的性限縮，對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視其行為之嚴重性、表現之危險性、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以及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由法院依該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參照）。

⒉經查，被告雖加入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等結構性犯罪組織即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而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詐欺告訴人，所為固可非議，惟審酌被告加入時間尚短，參與犯罪之程度有限，參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已見悔意，難認已達嚴重危害社會之程度。再衡以被告自陳目前在防疫旅館打零工等情（見本院卷第163頁），足認其尚知以勞力賺取金錢收入，自難僅憑被告犯本案加重詐欺犯行，即認被告有犯罪習慣。是依比例原則，並綜合被告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其未來之期待性等情，本院認對被告宣告有期徒刑之刑，已足認為與本件犯行之處罰相當，應可使其記取教訓，並達懲罰、矯治之目的，對於未來正向行為仍具期待可能性，尚未達須以保安處分預防矯治之程度而有施以強制工作之必要，爰不另為強制工作之諭知，併此敘明。

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其因一時失慮，致蹈刑章，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等均達成和解，告訴人4人均表示同意本院給予被告緩刑等情（見本院卷第70頁、第96頁），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3年，以啟自新。

三、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共同犯罪行為人之組織分工及不法所得，未必相同，彼此間犯罪所得之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犯罪參與者承擔刑罰，顯失公平，因共犯連帶沒收與罪刑相當原則相齟齬，故共同犯罪，所得之物之沒收，應就各人分得之數為之，亦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實際分得者為之（最高法院104年第13次及第14次刑庭會議決議(一)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依對方指示提款，從中抽取新臺幣(下同)1,600元之報酬，日薪只有1,6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69、162頁）。又本件被告被訴擔任提款車手之工作日期為110年4月27日，共1日，從而被告因本案取得1,600元之報酬，為其犯罪所得，未據扣案，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予以沒收或追徵，惟本院審酌被告分別以1萬5千元與告訴人王羚娟、林英蓉、簡盈年等3人達成和解、以3萬元與告訴人簡淑婉達成和解，且已全數履行完畢，其所賠償之金額已逾其前開之犯罪所得，是本院認如再就犯罪所得予以宣告沒收、追徵，將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敘明。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示犯行，另構成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㈢次按刑法第339條之2第1項之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所謂不正方法，係泛指一切不正當之方法，如以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取得他人之提款卡及密碼，再冒充本人由自動提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或以偽造他人之提款卡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等，均屬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詐欺集團分工精密，被告僅負責從事詐欺集團下游之提款工作，且被告僅與「明荃」聯繫，受其指示提領款項，其無從知悉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係以何種方式取得提款卡，尚不悖於常情，無從認定其主觀上知悉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係以何不正方式取得提款卡，況卷內均無帳戶所有人有遭強暴、脅迫、詐欺、竊盜或侵占等方式而致所有之提款卡及密碼遭詐欺集團使用之資料可參，自無從論以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罪，然上述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上述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刑法第28條、第339條之2第1項、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51條第5款、第5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鄭東峯移送併辦，檢察官張友寧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