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智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 年度偵字第8646號、第25078號），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陳智豪於民國108年5月間，加入陳重安、張紹洋、張嘉哲、鄭光晏等人所屬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本件非為陳智豪參與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之首次犯罪或首繫屬之案件，不另論參與犯罪組織罪，詳後述），擔任負責提領詐欺款項之車手。嗣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梁悅娥，至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附表所示金額至附表所示帳戶，再由陳智豪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操作自動櫃員機，領取附表所示之金額並交予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此等製造金流斷點之方式，掩飾該詐欺所得之本質及去向。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審判期日前之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經查，被告陳智豪被訴詐欺等案件，非前開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卷第83頁），且經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復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經合議庭裁定依上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字第27021號卷第161至175頁，偵字第8646號卷第33至34頁，本院卷第63至65頁、第81至8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梁悅娥於警詢中之供述（見偵字第25078號卷第32至34頁），並有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案件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莊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字第25078號卷第35至37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代收入收據㈡（見偵字第25078號卷第40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10年7月6日台新作文字第11016746號函暨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見偵字第8646號卷第41至46頁）、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7021號卷第175頁）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5至26頁）等附卷可證。堪認前揭被告任意性自白符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3110號判例、34年上字第862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行為人參與構成要件行為之實施，並不以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全部或始終參與為必要，即使僅參與構成犯罪事實之一部分，或僅參與某一階段之行為，亦足以成立共同正犯。本案詐欺集團分工細緻，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而僅擔任車手工作，惟其與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既為詐騙告訴人而彼此分工，堪認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參諸上開說明，被告自應就所參與犯行，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二）復按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條規定：「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條規定：「為防制洗錢，追查重大犯罪，特制定本法。」已有明顯不同，可見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及其保護法益，從「妨害司法權運作」（打擊犯罪），兼及「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3條第2款規定，掩飾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亦可構成洗錢罪。另依據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理由第3點所示：「維也納公約第3條第1項第b款第ii目規定洗錢行為態樣，包含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洗錢類型，例如：（一）犯罪行為人出具假造的買賣契約書掩飾某不法金流；（二）貿易洗錢態樣中以虛假貿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三）知悉他人有將不法所得轉購置不動產之需求，而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或成立人頭公司擔任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以掩飾不法所得之來源；（四）提供帳戶以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例如：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修正後條文雖未完整規範上開公約所列全部隱匿或掩飾態樣，然已可見提供、販售帳戶予他人使用，係掩飾不法所得去向、所在之典型行為，所以，使用他人提供、販售之帳戶存、提不法所得，用來掩飾或切斷該不法所得與犯罪者之關聯性，阻礙金流透明，破壞金融秩序，藉以掩飾或隱匿該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並逃避追訴、處罰，更屬於侵害上開洗錢防制法保護法益，而在其立法目的之規範範圍。復按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被告於本案擔任車手將告訴人匯入款項提領後轉交予詐欺集團組織之其他成員，所為顯係掩飾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揆諸前開說明，要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要件相合。

（三）又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祗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至於「另案」起訴之他次加重詐欺犯行，縱屬事實上之首次犯行，仍需單獨論以加重詐欺罪，以彰顯刑法對不同被害人財產保護之完整性，避免評價不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曾與張紹洋、張嘉哲等人因涉犯參與犯罪組織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以109年度偵字第2738號案件起訴，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考，而上開案件認定之事實中，被害人遭詐騙之時間最早為108年5月14日，較本案附表中告訴人遭詐騙之時間早，且亦先於本案繫屬於本院，為避免重複評價，無從將其參與同一犯罪組織之行為割裂於本案論處，是本案不另論其參與犯罪組織罪，附此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與不詳身分之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詐欺取財罪與洗錢罪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其犯罪目的單一，應評價為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是應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6年度交簡字第437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7年4月2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司法院大法官於108年2月22日就累犯規定是否違憲乙事，作成釋字第775號解釋：「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於本案所為與前案之犯罪類型不具同一或類似性，非屬同一罪責，認本案尚難以被告曾犯前案之事實，率認其所為本案之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爰均依上揭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本刑。

（六）復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第14條、第15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就其擔任車手領取款項，及將領取款項交付予詐欺集團指定之人，進而掩飾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等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始終供述詳實，業如前述，堪認被告於審判中對所犯一般洗錢罪均坦承犯行，本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雖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然依前揭說明，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仍應併予衡酌此部分減刑事由。

（七）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卻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竟以擔任詐欺集團車手之方式，詐取告訴人之款項，所生損害非輕，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複衡諸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與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犯罪所生之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最高法院104年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再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604號判決同此意旨）。經查，被告於108年7月12日之警詢筆錄中供稱未自本案犯行受有報酬（見偵字第27021號卷第164頁），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贓款有何處分權限及獲取何等報酬，是本案尚無從認定被告已實際受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就其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或追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案採判決精簡原則，僅引述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怡伶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