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唐英智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8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文

犯罪事實

一、唐英智參與劉家豪（綽號「芭樂」或「芭樂馬」，不在本案起訴範圍內）、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鯉魚」之人（下稱「鯉魚」）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上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期間【唐英智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本院以110年度金訴字201號判決，不在本案起訴、審理、判決範圍內】，與劉家豪、「鯉魚」、上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犯意聯絡，由上開欺集團不詳成員於民國109年12月5日下午2時許，撥打電話向蔡淑美佯稱：蔡淑美信用卡遭盜刷，須依指示輸入帳號才能停止盜刷云云，致蔡淑美因而陷於錯誤，依上開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於同日下午3時27分許，在臺中市住處（地址詳卷），使用網路銀行轉帳新臺幣（下同）99,989元至兆豐商業銀行戶名余麗鳳、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上開兆豐銀行帳戶）；於同日下午3時42分許，在上址住處，使用網路銀行轉帳99,986元（起訴書誤載為99,989元）至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此帳戶部分無證據證明係唐英智所提領）後，上開欺集團不詳成員隨即以通訊軟體通知「鯉魚」、劉家豪，再由劉家豪將上開兆豐銀行帳戶金融卡、密碼交與唐英智，由唐英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劉家豪，由唐英智下車，於同日下午3時33分、34分、35分、36分、37分許，在臺中市○○區○○○道0段00號兆豐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持上開兆豐銀行帳戶金融卡以自動櫃員機提領3萬元、3萬元、3萬元、9,000元、800元後，即將前揭提領之99,800元，交付在車上等候之上開詐欺集團上手劉家豪，產生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效果。嗣蔡淑美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蔡淑美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一、本案被告唐英智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84、194頁）。經查，復有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在卷可稽〈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0年度偵字第3885號卷（下稱偵卷）第45至49、101至105頁〉，並有告訴人蔡淑美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可證（見偵卷第51至54頁），且有警示帳戶資料、上開兆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款監視器畫面、車手提領時間一覽表、告訴人蔡淑美之存摺影本、手機通話紀錄、APP轉帳紀錄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何安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在卷可憑（見偵卷第55至81頁），是應堪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認定。是以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特殊洗錢罪，係在無法證明前置犯罪之特定不法所得，而未能依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論處時，始予適用。倘能證明人頭帳戶內之資金係前置之特定犯罪所得，即應逕以一般洗錢罪論處，自無適用特殊洗錢罪之餘地。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得逞，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即已該當於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至若無法將人頭帳戶內可疑資金與本案詐欺犯罪聯結，而不該當第2條洗錢行為之要件，當無從依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論處，僅能論以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上開行為已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要件甚明，而該條項為法定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人頭帳戶供被害人轉帳，並由被告前往提領後，再轉交與上開詐欺集團上手劉家豪，且被告亦明知上開情節而為本案犯行，所為顯係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且有掩飾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故意，揆諸前揭說明，要與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要件相合。

㈡核被告所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劉家豪、「鯉魚」、上開欺集團不詳成員間就上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按刑法第47條第1項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參照。是法官應於個案量刑裁量時具體審認被告有無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查被告前因詐欺取財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中簡字第30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經本院以108年度簡上字第92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於108年8月1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復參酌被告前案犯行為詐欺取財罪，復為本案詐欺取財犯行，而屬危害社會治安相同類型犯罪，足徵其有立法意旨所指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明確；並審酌其所犯本案之罪，依其犯罪情節，並無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否則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暨有因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致其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是就被告所犯之罪，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加重其刑。

㈥再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可參）。而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5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為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明定。被告就其一般洗錢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已自白不諱。是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就其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以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就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輕其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乃予以審酌。

㈦而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參照）。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4171號判決參照）。查：本院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本案犯行，其本案犯罪之情狀，實難認其犯行在客觀上有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狀，且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依被告之犯罪情節，尚難謂有失之過苛或情輕法重情形。而衡酌近年來詐欺集團猖獗，犯罪手法惡劣，嚴重破壞社會成員間之基本信賴關係，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騙犯罪之決心，而被告竟仍為本案上開犯行，實屬可責，倘遽予憫恕被告而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除對其個人難收改過遷善之效，無法達到刑罰特別預防之目的外，亦易使其他實施詐欺取財之人心生投機、甘冒風險繼續犯之，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之目的，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尚難謂有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餘地，併此敘明。

㈧爰審酌近年來詐欺猖獗，犯罪手法惡劣，嚴重破壞社會成員間之基本信賴關係，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騙犯罪之決心，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上開犯行，實屬可責，自應予以相當之非難，並衡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情形，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之情，有如前述，然未與告訴人蔡淑美和解或調解成立，亦未賠償告訴人蔡淑美，暨告訴人蔡淑美所受之損害，又兼衡被告之教育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素行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固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為刑法沒收規定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刑法相關規定予以適用，亦即就洗錢行為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均應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規定沒收之。惟上開條文雖採義務沒收主義，卻未特別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致該洗錢行為之標的是否限於行為人所有者始得宣告沒收，有所疑義，於此情形自應回歸適用原則性之規範，即參諸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仍以屬於行為人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至於洗錢行為本身之犯罪所得或犯罪工具之沒收，參酌該條立法理由，應適用104年12月30日及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刑法沒收專章之規定。

㈡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為普世基本法律原則，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然苟無犯罪所得，自不生利得剝奪之問題，固不待言，至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倘個別成員並無犯罪所得，且與其他成員對於所得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時，同無「利得」可資剝奪，特別在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不法利得龐大，一概採取絕對連帶沒收、追繳或追徵，對未受利得之共同正犯顯失公平。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本院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之見解。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至於上揭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應就各人分受所得之數為沒收。

㈢查被告就其所提領告訴人蔡淑美受詐欺轉帳入上開兆豐銀行帳戶之款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稱：其已將提領之全數金額交付與劉家豪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則該等金額均非屬被告所有，且無證據證明仍在被告實際管領中，自無庸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當初「鯉魚」告知我每領1萬元可以得到200元之報酬，係月結，而我還沒有領到報酬之前，就被警察查獲，就本案並無領到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而觀諸卷內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案已從中獲取任何報酬或不法利得，自無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或追徵其價額之餘地，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5條、第47條第1項、第42條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宋恭良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