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101年度上訴字第1628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訴字第1628號

上訴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廖俊宇

選任辯護人

劉惠利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269號中華民國101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949號），提起上訴，本

主文

犯罪事實

一、戊○○與丁○○係男女朋友，緣丁○○於民國99年8月24日凌晨某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街00巷0號6樓施用毒品後，於同日上午某時許與乙○○合意為性交行為，嗣戊○○經丁○○告知上情，心有不甘，遂與丁○○共同意圖使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聯絡，於99年8月28日陪同丁○○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下稱霧峰分局）報案，推由丁○○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警員劉霖靜虛構事實誣指乙○○於前開時、地，於飲料中摻入毒品，並強迫其施用毒品，使其昏迷而對其性侵害得逞云云，以此不實之事，對乙○○提出妨害性自主之刑事告訴，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犯罪，致霧峰分局以乙○○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將之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丁○○於上開案件偵訊時，向該署檢察官自白係應戊○○要求而誣告乙○○，乙○○遂當庭對戊○○提出誣告之告訴，並經該署檢察官以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對乙○○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二、案經乙○○告訴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由

一、證據能力之說明：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此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同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檢察官、法官應依同法第186條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或鑑定人，即與前述「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在客觀上有不能傳喚該被告以外之人到庭陳述之情形外，如嗣後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前揭非以證人身分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仍非不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4923號、98年度臺上字第7866號、99年度臺上字第2296號判決要旨參照）。證人即原審共同被告丁○○於101年1月4日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所為之供述（見100年度他字第7446號卷第7至8頁），即與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未命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上開證人之供述，且經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戊○○、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37至38頁），其意即等同於認為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存在，嗣後復經原審及本院院傳喚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證述，依上述說明，自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其性質要屬傳聞證據，但依該項立法理由之說明，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在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指陳述是否出於供述者之真意，有無違法取供情事之信用性而言，故應就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據以判斷該項陳述是否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並非對其陳述內容之證明力如何加以論斷（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案證人即原審共同被告丁○○、證人謝淙斌於101年11月24日偵查中具結證述之內容（見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卷第17至18頁），查無前述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之說明，具有證據能力。且上開證人2人之證言，經被告戊○○、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第37至38頁），其意即等同於認為上開證人2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存在，另再經本院將上開2位證人筆錄提示予被告戊○○供其閱覽並告以要旨，且證人丁○○經原審及本院院傳喚到庭以證人身分具結證述，則該證人2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即屬完足調查之證據，而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本案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者，經被告戊○○、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第37至38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之調查，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被告戊○○固坦認有於前揭時間陪同被告丁○○至警局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之告訴，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之故意及犯行，辯稱：丁○○係向其表示施用藥物後，遭乙○○性侵，其是丁○○之男友，當然不能忍受，才會帶丁○○至警局報案，丁○○並未告知其是自願與乙○○為性行為云云。惟查：

（一）原審共同被告丁○○於99年8月24日凌晨某時許，在臺中市○里區○○街00巷0號6樓施用毒品後，於同日上午某時許與證人乙○○合意為性交行為，並無違背其意願而遭強制性交之事實，據證人即原審共同被告丁○○及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32至34頁、第25頁背面至第26頁），被告戊○○對此部分事實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8頁背面）。又被告戊○○嗣後陪同原審共同被告丁○○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之刑事告訴，霧峰分局以證人乙○○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將之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偵辦，丁○○於上開案件偵訊時，向檢察官自白係誣告證人乙○○，並經該署檢察官以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對證人乙○○所涉妨害性自主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除據原審共同被告丁○○於偵查中及原審行準備程序與審理中自白無訛外（見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卷第17至18頁、100年度他字第7446號卷第7至8頁、原審卷第13頁背面、第40頁背面），被告戊○○對此客觀事實亦不否認（見本院卷第38頁背面，惟否認有誣告之故意），此外，復有原審共同被告丁○○於99年8月28日至霧峰分局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之警詢筆錄、性侵害案件驗證同意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不起訴處分書等件在卷可稽（見霧峰分局中市警霧分偵字第000000000號警卷第7至9頁、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卷第29頁、第32頁密封證物袋）。足徵被告戊○○帶同原審共同被告丁○○對證人乙○○所提出之妨害性自主刑事告訴，並非事實。

（二）按誣告罪之成立，以告訴人所訴被訴人之事實必須完全出於虛構為要件，若有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此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其所訴之事實為真實，縱被訴人不負刑責，而告訴人本缺乏誣告之故意，亦難成立誣告罪名（此有最高法院44年臺上字第892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則本案仍須調查被告戊○○陪同原審共同被告丁○○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案件告訴時，所申告之事實是否完全出於捏造，或者是否出於誤會或懷疑而為申告，以此判斷被告戊○○主觀上是否確有誣告之故意，而尚非可徒據該案被告即本案告訴人乙○○不負前揭妨害性自主罪責，即謂被告戊○○帶同原審共同被告丁○○於該案中所為指述，乃全然無因或確係故意虛構，當然涉犯前揭誣告罪嫌。就此部分本院查明如下：

１、證人即原審共同被告丁○○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其在本案報案之前，就清楚知道乙○○並沒有對其下毒及性侵害，而其會去報案指稱乙○○對其下毒、性侵，是因其男友戊○○帶其去並要其如此說的，因其當天並沒有回戊○○家，他一直問，其就老實告知戊○○，有關其與乙○○一起施用毒品及發生性行為之事，戊○○聽到說的事之後，他就拿其之手機去看乙○○的電話，並打電話給乙○○約他出來談；其本來不想去報案的，但戊○○仍要其去警局，並在警局作筆錄之前，叫其改口供說其是非自願的等語（見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偵查卷第17頁背面至18頁）。又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妳與乙○○發生性行為完之後，是否繼續留在乙○○的住處？）有，我到隔天才走。」、「（妳離開的時間點是在99年8月25日，還是99年8月26日？）差不多是99年8月26日那時候走的。」、「（妳有無回到與戊○○同居的住處？）有。」、「（戊○○有無問妳為何兩天不見人？）有，我有跟他講。」、「（妳回去後，究竟如何跟戊○○說？）我說我有跟人家去開趴，也自願跟人家發生性關係，之後戊○○就要帶我去報警，也教我要顛倒事實。」、「（戊○○教妳要去警察局說妳被性侵害？）對。」、「（妳有無告訴戊○○事實上妳不是被性侵害，為何要害乙○○？）我都有跟戊○○說實話，但戊○○還是堅持要我到警察局說是被乙○○性侵害。」、「（是何種情形妳在偵訊時決定把實情說出來？）因為那時候開庭時我不想再說謊，而且我也跟戊○○分手了，所以決定實話實說。」、「（妳是否會因為與戊○○分手不愉快，就故意要害戊○○，或是戊○○教妳要怎麼講？）不會，因為我覺得分手過就算了，但實話要照講。」、「（妳於99年8月28日警詢中陳述，是乙○○逼妳用口去吸食毒品，有無此事？）沒有這回事。」、「（妳為何會提到這件事情？）因為所有的口供都是戊○○教我怎麼說，因為我把所有的實情跟他說，就是戊○○教我怎麼說，對我會比較有利，那時候戊○○是這樣教我。」、「（所以當時妳會在警詢中說是乙○○逼妳用口去吸食毒品之部分，也是戊○○教妳的？）是。」、「（妳與乙○○於99年8月24日發生性行為之事，為何妳回去跟戊○○在一起時要告訴他？）因為那時候戊○○有問我為什麼這兩天不見人，跑去哪裡，他問到最後我就哭了，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說。」、「（當妳跟戊○○說妳跟乙○○發生性關係之事時，妳跟戊○○之間的感情如何？）已經開始有點不太好。」、「（妳的意思是否指豁出去，如果戊○○不原諒妳就算了，分手就分手？）對，那時候問題還蠻多的。」、「（在妳跟戊○○談到妳是去用藥，然後跟人家發生性關係，當時妳有無說清楚自己是自願跟別人發生性關係？）有。」、「（既然妳都知道自己是自願跟別人發生性關係，為什麼戊○○要妳去警局報案，妳也聽從戊○○的話去警局報案？）因為他說這一切都是為我好。」、「（本案是否會因為妳已經跟戊○○分手，而故意說是戊○○教唆妳去對乙○○提出性侵的告訴？）不會。」等語（見原審卷第34至37頁背面）。證人丁○○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內容，並無矛盾齟齬之處，且均係經具結後所為，如有虛偽不實，即須受偽證罪之處罰，且證人丁○○與被告戊○○原屬同居男女朋友關係，嗣雖已分手，惟彼此並無深仇怨恨，且證人丁○○於原審審理時仍偶見有迴護被告之陳述（例如原審卷第35頁，其陳述戊○○只是想為其好等語），衡情被告丁○○應無僅因細故即甘冒受偽證罪刑事追訴之風險，設詞構陷被告戊○○之理。況且，證人丁○○之前揭陳述，亦使自己成為誣告罪之共犯，同受刑事制裁，若非事實，為求取自己心安，以免誣陷證人乙○○入罪，實無為此損人不利己行為之必要，其上開證言當屬可信。

２、證人乙○○與被告丁○○於上開時、地發生性關係之數日後，被告戊○○曾打電話予證人乙○○一節，為被告戊○○所不否認（見100年度他字第7446號卷第7頁背面），且證人乙○○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其與丁○○發生性行為後數日，被告丁○○之女性友人打電話問其要怎麼處理，其說不然包6000元，過沒多久，該名女性友人稱不管、不處理了，之後戊○○便打電話向其要錢，戊○○向其稱強姦案件可以判到5、6年，不是6000元可以解決，至少也要10幾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27頁、第30頁），並經證人謝淙斌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丁○○之男友曾打電話威脅證人乙○○，因當時其也在場等語在卷（見100年度偵字第17500號卷第18頁）。綜上可知，被告戊○○於知悉其女友丁○○與證人乙○○發生性交行為，確有以此為由向證人乙○○索討金錢之行為。而此部分亦與證人丁○○上開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陳述並無相悖，足為證人丁○○證言之補強證據，更足認證人丁○○之上開證述，並非子虛，堪可憑採。是以，被告戊○○係因知悉其女友即證人丁○○自願與證人乙○○發生性交行為，心生不滿，且萌生以此為由向證人乙○○索討金錢之意，因而要求被告丁○○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罪告訴，其帶同原審共同被告丁○○所申告之事實係完全出於捏造，並無受原審共同被告丁○○之隱瞞或誤導之情事，是其並非出於誤會或懷疑而為申告，故被告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但仍難採信。

（三）被告戊○○於本院審理時請求傳喚證人丙○○，以證明其有與證人丁○○、證人丙○○有一起討論要如何處理一節，而證人丙○○於本院101年10月22日審理中具結證稱：其與戊○○認識將近10年，某天半夜其在睡覺時，詳細日期其記不太得，被告有打電話給其，戊○○說他的女朋友「小可」跟他說，她好像被侵犯，可是她那時候有用藥，戊○○問其「小可」的事情要怎樣處理，其說這樣不明不白，不知道要怎樣處理的情況下，最好是先去調查，看看她所說的是不是事實，要查清楚當天是跟誰出去，而且在她失蹤的這兩天她去過哪裡，是不是有跟家裡的人報備，當時戊○○跟其說「小可」是邊哭邊跟他講，其有建議說，這樣的話是不是要報警處理，隔天戊○○有請其載他及「小可」去警察局，在其車上有問「小可」當天發生的情形，她說去她朋友那邊一起玩，差不多有4、5人，也一起用藥，是用Ｋ他命，吸食了會恍惚導致她神智不清，在那一段期間她的記憶是空白的，但她清醒後，發現自己衣衫不整，為何會衣衫不整，她自己也不清楚，她是跟戊○○這樣講的，但她沒有跟其說，她在當天是非自願下用藥，或者她是非自願下被人家性侵，她也沒有跟其說她的確遭到性侵害，後來載他們到警察局時，其媽媽打電話來找人，其就先趕回去云云（見本院卷第61至65頁）。惟其所述有關與被告聯絡之時間，核與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述：其與丙○○是從小認識至今的好友，其是於99年8月27日下午報警前半個小時，以電話與丙○○聯絡，而是27日下午報案，警察要其先去醫院作性侵害之驗傷，所以才會於28日才製作警詢筆錄云云（見本院卷第38頁背面至39頁）相違，已然有疑。又證人丙○○雖於敘及證人丁○○於車上與其之對話時，復證稱：戊○○當天就有打電話問其看這樣的事情要怎樣處理，其跟他建議說可能是要報警云云（見本院卷第62頁背面），對於「當天」究竟是指其先前所述之半夜該通電話，或是在報警前又有通話，其陳述不明確，縱是後者情形，則被告戊○○與證人丙○○通話情形，至少有2次以上，然對照被告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述：只有99年8月27日下報警前半個小時與證人丙○○聯絡1次，其他就沒有再聯絡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9頁），其2人之陳述仍有相悖之處。再者，證人丁○○於本院101年12月27日審理時具結證述：其在原審101年7月20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之證述都實在其認識在座之證人丙○○，是因戊○○才認識他的，在99年8月下旬要去警察局報案前，其記得丙○○有跟其一起去，是由丙○○開車，車上有其、戊○○、丙○○和其母親，在車上其沒有跟戊○○或丙○○提到本案案情，至於丙○○於101年11月29日審理時提及「丁○○在車上有說，當天跟其她朋友在一起吸愷他命，吸了之後，然後神智不清，記憶是空白的，醒來時才發現自己衣衫不整」部分，其沒有跟他說過這些話等語（見本院卷97至98頁），是證人丙○○之陳述顯與證人丁○○之證述相悖，再參酌前述理由二、（二）認為證人丁○○之證述為可採之得心證理由，及證人丙○○所述有前揭可疑之處，且其與被告戊○○為多年好友之關係，認為證人丙○○此部分所言，應屬迴護之詞，難以採信，自不足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四）證人丁○○於原審作證時，曾於檢察官詰問時，答稱其與乙○○發生性關係不是自願的，之後檢察官提示偵查筆錄，其又證述其之陳述與偵查筆錄，其向被告戊○○稱是自願發生性行為（見原審卷第34頁背面），且證人丁○○於同日審理時，原審審判長訊及對其與乙○○發生性交行為過程，記憶否還很清楚時，其答稱「不是很清楚」等語（見原審卷第35頁背面）。證人丁○○就此陳述似有相左之處，被告戊○○並執此作為上訴之理由。本院就此情形詢問證人丁○○，經其回想後證述：當時其記得是大略跟戊○○講一下，其那時候一開始是跟戊○○講說，其之意識有點不清，會那樣講，是因為其只想大略跟戊○○講一下事情，後來其到最後也有承認自己是自願的，所以戊○○知道其是自願，戊○○有叫其顛倒事實；其只知道與乙○○發生性行為，其是自願的，其只知道有發生，但是整個過程其不是很清楚，其有也跟戊○○說其是自願等語（見本院卷第98頁背面至100頁），證人丁○○上開陳述已說明係應陳述不完整清楚，致筆錄記載上略有出入，且綜觀全部證述意旨，其均一再表明其均向被告戊○○表明其是自願與證人乙○○發生性行為，是被告戊○○要其顛倒事實，尚難僅以上開略有出入之陳述，即認證人丁○○之證述不足採信。

（五）按刑法關於正犯、從犯之區別，最高法院院向來所採之見解，係以其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苟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為正犯，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其所參與者又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2253號判例意旨參照）。是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其所參與者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仍無解於共同正犯之罪責。證人丁○○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警方幫其製做筆錄時，戊○○人在外面，因為他不能進去等語（見本院卷第100頁背面）。然依上述之說明，被告戊○○與證人丁○○均明知證人乙○○並無對證人丁○○為妨害性自主行為，被告戊○○竟要證人丁○○假造事實，並陪同證人丁○○至警局報案，並推由證人丁○○虛捏陳述，對證人乙○○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使證人乙○○有受刑事處分之危險，足認被告戊○○與證人丁○○有共同基於誣告之犯意聯絡，依上開判例意旨，自應共負誣告罪責。

（六）又被告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最後一次審理期日時，請求調取原審關於證人丁○○作證時之錄音光碟，以證明檢察官有誘導性訊問，且證人丁○○有部分之陳述沒有記載在原審筆錄上云云（見本院卷第95頁）。惟按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如認為審判筆錄之記載有錯誤或遺漏者，得於次一期日前，其案件已辯論終結者，得於辯論終結後7日內，聲請法院定期播放審判期日錄音或錄影內容核對更正之，刑事訴訟法第47條、第44條之1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經核對結果，如審判筆錄之記載確有錯誤或遺漏者，書記官應即更正或補充；如筆錄記載正確者，書記官應於筆錄內附記核對之情形，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0點中段亦有明文。是被告與辯護人未於原審該次期日後次一期日前，或辯論終結後7日內，聲請依錄音內容核對更正，反而於本院最後一次審理期日以言詞聲請，除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1第1項須以書狀聲請調查證據之規定外，亦與同法第44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相悖，則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自應專以審判筆錄為證。且本院觀諸證人丁○○於原審證述之紀錄，對於證人丁○○陳述有出入之處，或遇有迴護被告戊○○之情，均詳予記載（詳如前述），亦難認有就被告戊○○有利部分未予記載之情事。是被告戊○○及辯護人關於此部分之聲請，應認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且此事實已臻明瞭而無調查之必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規定駁回之。

（七）綜上所述，被告戊○○上開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洵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戊○○之誣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被告戊○○就前開誣告犯行，與審共同被告丁○○，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原審法院因認被告戊○○之誣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8條、第169條第1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戊○○推由原審同案被告丁○○設詞誣攀入人於罪，所為非僅浪費國家訴訟資源，更使被害人乙○○因此受刑事偵查，蒙受刑事處罰之危險，自應予以相當非難，惟念被告丁○○就所誣告案件於檢察官偵查之初即主動，被告戊○○則始終否認犯行，未見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四月，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戊○○上訴否認犯行，旦未提出任何有利之事證，其上訴為無理由（詳如前述）。另檢察官依告訴人乙○○之請求，以被告所為使被害人受害甚深，復未能和解賠償、道歉，亦不具悔意，因認原審量刑太輕而提起上訴。惟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臺上字第6696號、75年度臺上字第7033號判例要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臺上字第2446號裁判意旨參照），原審之上開審酌事由，顯係本於被告戊○○之責任為基礎，並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量刑妥適，檢察官上訴亦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