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公訴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邱銘彥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8678、10178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及公訴人之意見後，經合議庭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本件被告邱銘彥所為，均係犯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本院審理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卷第38、44頁），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之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本院卷第38、44頁）」外，其餘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

二、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邱銘彥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一卷第3至9頁、警二卷第3至9頁、偵一卷第45至47頁、本院卷第38、44頁），並經證人即被害人蕭伊妊（警一卷第27至28頁）、馬紹川（警一卷第35至39頁）及張智淵（警二卷第11至17頁）分別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且有①人頭帳戶即第三人陳姿瑾之相關金融機構帳戶個資檢視表及交易明細（警一卷第11至13頁）、②監視器畫面截圖翻拍照片（警一卷第15至19頁、警二卷第43至51頁）、③蕭伊妊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沙鹿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轉帳交易紀錄及手機通聯截圖（警一卷第29至33頁）、④馬紹川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路竹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一卷第41至46頁）、⑤張智淵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楠梓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轉帳交易紀錄截圖（警二卷第19至35、37頁）、⑥被告之提領熱點表（警二卷第41頁）等資料在卷可參。

三、又依被告之自白、上開相關書、物證，佐以各該被害人被害之情節觀之，可知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其成員為完成詐欺他人金錢以獲取不法所得之目的，相互間分工細膩，或負責指揮調度、聯繫分派車手人員之工作，或負責撥打電話向被害人實施詐欺之工作，或擔任車手負責收取被害人之存摺等物及提領詐欺款項之工作，則其所參與之詐欺集團所實施之詐欺取財罪係經由縝密之計畫與分工及相互配合而完成之犯罪，且該詐欺集團係由多數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以實施詐欺為牟利手段、具有完善結構之組織，應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犯罪組織，要屬無疑。足見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一、罪名之認定：

（一）按（民國107年1月3日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將106年4月19日修正之該條文第1項「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修正為「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放寬犯罪組織之認定。查本案被告所屬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如起訴書附表所示方式，對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被害人詐欺取財，被害人等遂依指示匯款至相關人頭帳戶內，嗣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指示被告自上開人頭帳戶內提領款項，回報並繳回所獲款項，可見該詐欺集團之內部分工結構、成員組織，具有一定之時間上持續性及牟利性，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足認本案被告所屬之詐欺集團，確屬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再被告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間，就本案詐欺犯行，各擔任不同階段角色、分工，其犯罪型態具有相當之計畫性、組織性，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被告對此應有所認識，而仍參與之，揆諸上開說明，其此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二）又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修正前該法（下稱舊法）將洗錢行為區分為將自己犯罪所得加以漂白之「為自己洗錢」及明知是非法資金，卻仍為犯罪行為人漂白黑錢之「為他人洗錢」兩種犯罪態樣，且依其不同之犯罪態樣，分別規定不同之法定刑度。惟洗錢犯罪本質在於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並阻撓偵查，不因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而有差異，且洗錢之行為包含處置（即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多層化（即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及整合（即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回歸正常金融體系）等各階段行為，其模式不祇一端，上開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之二分法，不僅無助於洗錢之追訴，且徒增實務事實認定及論罪科刑之困擾。故而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新法乃依照國際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下稱FATF）40項建議之第3項建議，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之洗錢行為定義，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多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而於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又因舊法第3條所規範洗錢犯罪之前置犯罪門檻，除該條所列舉特定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之犯罪暨部分犯罪如刑法業務侵占等罪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外，限定於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之「重大犯罪」，是洗錢行為必須以犯上述之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犯罪客體，始成立洗錢罪，過度限縮洗錢犯罪成立之可能，亦模糊前置犯罪僅在對於不法金流進行不法原因之聯結而已，造成洗錢犯罪成立門檻過高，洗錢犯罪難以追訴。故新法參考FATF建議，就其中採取門檻式規範者，明定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並將「重大犯罪」之用語，修正為「特定犯罪」；另增列未為最輕本刑為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涵括之違反商標法等罪，且刪除有關犯罪所得金額須在5百萬元以上者，始得列入前置犯罪之限制規定，以提高洗錢犯罪追訴之可能性。從而新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祇須有第2條各款所示行為之一，而以第3條規定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即為已足。另過去實務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57、174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洗錢犯罪之偵辦在具體個案中經常只見可疑金流，未必瞭解可疑金流所由來之犯罪行為，倘所有洗錢犯罪皆須可疑金流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始得進一步偵辦處罰，則對於欠缺積極事證足以認定確有前置犯罪，卻已明顯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可疑金流，卻無法處理，實無法達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是105年12月28日修正、106年6月28日生效之洗錢防制法除於第14條規定一般洗錢罪仍須有前置犯罪作為不法金流之聯結外，另於不法金流雖未與特定犯罪進行聯結，但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足認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則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增訂第15條予以處罰，此參該法第15條之立法理由自明。是該法第15條罪之成立，以行為人所取得之不法金流未與特定犯罪進行聯結，亦即查無前置犯罪為限，如有前置犯罪之洗錢行為，即屬該法第14條之犯罪，並不該當同法第15條之構成要件。被告所屬詐欺集團訛詐被害人等並指示將款項匯至相關人頭帳戶內，乃屬有前置犯罪之洗錢行為，依前述說明，自應構成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罪。查本案被告於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提款後，將領得之款項交付予不詳詐欺集團人員。該等犯罪所得之實際去向，即經由前述方式，混淆其來源、性質而製造斷點，難以查明，產生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效果。又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明訂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為洗錢行為之前置犯罪（即同法第2條所稱之特定犯罪），是被告依指示提領取得帳戶內之款項後交付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員，客觀上實已該當於掩飾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要件，且被告對於將現金交付他人後，即無從查知該等款項之去向一情自應知之甚詳，卻仍依指示提領現金後交付等節以觀，其有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去向之洗錢故意，亦堪認定。

（三）再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因應以行為人所侵害之社會全體利益為準據，認定係成立一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犯行，乃為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當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所犯加重詐欺罪從一重論處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066號判決意旨參照；107年度台上字第2237號判決就發起犯罪組織、加重詐欺等數罪，亦依想像競合關係從一重處斷）。從而，被告於111年2月間，加入「林東輝」、「阿丹」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所組成由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進而為起訴書所示犯行，依照前開判決意旨揭櫫，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罪應與首次犯行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載之行為間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犯關係，是核①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為，係分別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並應依照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②另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3所示犯行，均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並應依照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四）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換言之，共同正犯，係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

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查一般詐欺集團之犯罪型態及模式，自收集被害人個人資料、撥打電話等方式實行詐欺、提領詐得款項、繳回贓款、分贓等各階段，乃需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倘其中有任一環節脫落，顯將無法順遂達成詐欺集團詐欺取財之結果。查本件被告於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後，雖非居於核心地位，亦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然其主觀上對該詐欺集團呈現細密之多人分工模式及彼此扮演不同角色、分擔相異工作而屬有結構性組織等節，已有所認知，且其所參與者既係本件整體詐欺取財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而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最終共同達成其等詐欺取財犯罪之目的，則被告自應就其參與之詐欺取財犯行，同負全責。是被告與「林東輝」、「阿丹」及所屬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五）再按刑法詐欺取財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行為人罪數之計算，應依遭詐欺之被害人人數、被害次數計算；其詐欺取財過程，將同一被害人遭詐取財產隱匿之洗錢罪，其罪數計算亦同。是被告就如起訴書附表所示犯行，係分別對蕭伊妊、馬紹川及張智淵等3人所為，因侵害法益有別，犯意及行為亦殊，均應予分論併罰。另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載領取各該被害人遭詐騙款項，顯係各基於同一犯意及預定計畫下所為，又侵害手法相同，堪認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客觀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法律上評價應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應屬接續犯，而各以一罪論。

（六）復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如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3所為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已如前述。而查，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之罪，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同法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是就其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起訴書附表編號1），自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另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就本案犯罪事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亦均坦承不諱，是就其所犯洗錢防制法部分，亦自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二、爰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以各種名目實施電話詐欺，常使善良之民眾畢生積蓄付諸一空，且求償無門，甚至造成有人晚景淒涼，而各詐欺集團核心或重要成員獲取暴利，造成高度民怨與社會不安，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貪圖不法利益、僅為獲得包裝財務狀況之利益，加入屬犯罪組織之詐欺集團，進而參與該詐欺集團之運作，擔任車手等角色，負責依上層指示出面領取帳戶內款項後予以繳回該詐欺集團，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治安；並考量被告於加入詐欺集團期間，提領被害人款項後，即交由該詐騙集團高層收取後繳回詐欺集團，以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致無從追查前揭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犯罪情節非輕；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知悔悟，並考量被告於該詐欺集團之角色分工，並非居於主導或核心地位，且被告所取得之報酬並非甚高（詳如後述）；並衡酌被告已與部分被害人馬紹川及張智淵（起訴書附表編號2、3部分）達成和解，有本院111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515號調解筆錄影本1紙可參（本院卷第79至80頁）；再考量其素行及自承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曾從事廚師工作、月薪約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49頁）；暨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三、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按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固定有明文，惟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嗣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第3條，但本項並未修正），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業據司法院於110年12月10日公布釋字第812號解釋在案。則就參與犯罪組織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之規定，既經司法院大法官認定有違憲之情事，且自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本案自無從對被告宣告強制工作，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亦分別定有明文。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因此，即令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亦應各按其利得數額負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此與犯罪所得財物之追繳發還被害人，因渉及共同侵權行為與填補被害人損害而應負連帶返還責任（司法院院字第2024號解釋），及以犯罪所得作為犯罪構成（加重）要件類型者，基於共同正犯應對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則就所得財物應合併計算之情形，均有不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70年台上字第1186號⑵判例、64年台上字第2613號判例、66年1月24日66年度第1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定㈡），業經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者為之見解。又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實際分得部分，諭知沒收。經查，被告供承其因本案犯行所獲得之報酬為4,900元（本院卷第48頁），雖未扣案，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3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追徵其價額。

五、末查，被告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考，其因一時疏忽致罹刑典，惟已坦承疏失，並與被害人馬紹川及張智淵達成和解等情，有前揭本院111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515號調解筆錄影本1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9至80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尚佳；固然被告仍尚未與被害人蕭伊妊達成和解，惟所以無法達成和解，係因該被害人未於本院安排之調解期日到場，有相關送達證書及調解進行單於卷可參，甚難將未能和解之情單方面歸咎於被告。是諒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諭知，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審酌上情，認前揭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又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亦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既需向本案被害人馬紹川及張智淵分別支付如附件二所示調解筆錄金額，為確保被告能如期履行附件二之條件，以維告訴人權益，故本院考量上開各項情狀後，認於被告緩刑期間課予如附件二調解筆錄之負擔，乃為適當，爰併予宣告之。另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被告如有違反本院所定前開主文所示命其所為之事項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 項後段、第8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1條第5款、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0條第1項、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旻霓偵查起訴，檢察官呂舒雯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