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曾彥傑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81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本案事證明確，上訴人即被告曾彥傑（下稱被告），就原審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一、㈡部分（共3罪），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且均為想像競合犯，俱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原判決就該事實欄一、㈠部分漏未說明，而有微疵，惟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本院逕予補充），並為新舊法比較後，適用修正前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說明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及事實欄一、㈡洗錢犯行部分，均自白犯罪，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於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進而分別酌情量處有期徒刑1年（事實欄一、㈠）、1年1月、1年1月、1年1月（事實欄一、㈡）；並定其應執行刑1年4月，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諭知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高中肄業，家境狀況不佳，父親為重度肢障，長年因病不斷住院，被告為尋覓工作貼補家用，失慮遭人利用而生本案違法情事，然被告於偵審中均自白，亦願意賠償各被害人，請求諒解。又被告於本件詐欺犯行所擔任之工作為領取含有存摺、金融卡之包裹，易遭警方查緝，而為詐欺集團中供日後被犧牲之角色，較諸隱身幕後指揮規劃或機房核心人員，被告實為犯罪分工中較為低階、受支配之角色，故有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輕法重情事，懇請援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被告刑責，讓被告之刑度改為得易科罰金或為緩刑宣告，以利自新悔過云云。

三、本院查：

㈠原審判決依憑被告之自白；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朱賜霖、李佳芬及被害人許智鈴於警詢之證述；卷附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頁面列印頁；111年10月25日統一超商經貿門市、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被告所提供劉諺融資料手機翻拍照片等證據，認定被告所犯共計4罪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先予敘明。

㈡另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9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審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原判決理由欄內具體說明：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簿手工作，負責領取內裝有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並交付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匯入告訴人及被害人受詐欺之款項，以此方式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使上開詐欺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難以追查，促成該集團詐欺告訴人及被害人取財之犯行，不僅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財產利益，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破壞人際間信賴關係，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黃思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85至86頁），而因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示）均未到庭而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情節，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上訴後稱係高中肄業），前從事服飾店店員，現無業，未婚，無子女之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酌情量處如上訴，並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並就沒收部分說明略以： ㈠被告雖因本案犯行曾獲得報酬1,000元，惟考量其已與告訴人黃思綺（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示）以2,000元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有和解筆錄附卷可參，其賠付金額實已逾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若再宣告沒收將有過苛之虞，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暨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認就被告前開犯罪所得部分無再宣告沒收不法利得之必要。另本案詐欺集團詐欺所得之款項（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示），業經共犯劉諺融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除分得前開報酬外，就前開匯入本案帳戶並遭提領之款項，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自無從就如附表所示之人（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示）所匯款項，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等旨，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對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或有所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且非無審酌被告所稱犯罪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經濟狀況等節，況本件經本院訂定調解期日安排被告與原判決附表（即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示）所示之告訴人或被害人進行調解程序，或因告訴人無意願到庭、或因被告未到庭，終致無法達成調解，有告訴人訴說狀、本院公務電話來電紀錄表、查詢紀錄表、本院刑事報到明細及準備程序筆錄等在卷可按，顯見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示告訴人或被害人等所受之損害仍尚未能獲得適當之補償，此部分量刑基礎並未變動。是原審判決量刑縱仍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遽指原審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

㈢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然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時，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另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應先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犯本案之犯罪，係當今社會共憤及國家一再宣導防制之詐欺犯罪，縱被告家境困頓、父親身障且長年因病不斷住院，亦非被告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更藉此輕取被害人所有款項、甚而被害人需藉此等遭詐欺款項維生之情堪憫恕事由，自無從認有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得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餘地。至被告雖提出其他擔任取簿手而經法院援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判決，然個案犯罪情節不同，罪責程度及量刑因子亦互異，自不得比附援引，併此敘明。

㈣至被告上訴另請求為緩刑宣告，惟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被告擔任本件所屬詐欺集團之收簿手等工作，經另案起訴並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702號判決（共2罪，均有期徒刑1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582號判決（共3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2月、1年，定應執行刑1年6月）判處罪刑，其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702號判決並已確定，有上開判決及本院全國前案簡列表、裁判有罪簡列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業已不符合上開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緩刑要件，自不得宣告緩刑，併此指明。

㈤綜合上述，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有本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出入監簡列表及送達證書等件在卷足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起訴，被告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戴東麗、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2年度金訴字第381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曾彥傑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582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文

曾彥傑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又犯如附表「主文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及宣告刑」

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事實

一、曾彥傑於民國111年10月23日前某日，在社群軟體Facebook上欲應徵工作，而以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至尊寶」之人，得悉工作內容為依其指示前往便利商店以他人名義領取不詳來源包裹，再攜該包裹前往他處交予他人，即可獲得每件包裹新臺幣（下同）1,000元之報酬（俗稱「取簿手」），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依不詳之人之指示前往不特定便利超商收取包裹，再依指示轉交予他人便可賺取酬勞，可預見該等包裹內容物極可能係犯罪集團為遂行詐欺取財而向他人收集之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與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且可能遭用以遂行詐欺取財及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去向，然其仍為賺取報酬，加入「至尊寶」、劉諺融等成年人所共同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參與本案詐欺犯行有未滿18歲之人），為下列犯行：

㈠曾彥傑、「至尊寶」、劉諺融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曉竹(正規代工)」之人，於111年10月21日凌晨2時42分許，聯繫黃思綺（所涉幫助詐欺取財等罪嫌，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0188號不起訴處分確定），向其佯稱需提供金融帳戶提款卡以購買材料及申請補助云云，致黃思綺陷於錯誤後，於111年10月23日12時35分許，依指示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至臺中市○○區○○路0段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安河門市，以店到店方式寄出。曾彥傑旋依「至尊寶」指示，於111年10月25日12時45分許，前往臺北市○○區○○路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經貿門市領取內裝有上開提款卡之包裹，復將上開包裹交付給劉諺融，曾彥傑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詐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得手。

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黃思綺所交付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後，曾彥傑、「至尊寶」、劉諺融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另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將款項分別匯入本案帳戶內（施用詐術之時間及方式、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旋遭劉諺融提領殆盡，再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此方式掩飾、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所在。

二、案經黃思綺、朱賜霖及李佳芬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程序部分

㈠按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審判期日前之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曾彥傑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且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381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0至71頁），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件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明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此為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均未修正上開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適用之餘地，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57號判決參照）。是本判決下述關於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所引用之證據，並不包括告訴人黃思綺及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於警詢之陳述，惟其等於警詢所述，就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名，即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部分，仍得適用刑事訴訟法上開簡式審判程序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而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曾彥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70至71、78、8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思綺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朱賜霖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被害人許智鈴於警詢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李佳芬於警詢之證述（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82號卷【下稱偵字卷】第23至31頁、第37至39頁、第41至43頁）情節相符，並有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頁面列印頁、111年10月25日統一超商經貿門市、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被告所提供劉諺融資料手機翻拍照片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63頁、第65至67頁、第69頁），復有如附表各編號「證據及卷頁所在」欄所示之證據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足堪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彼此協力、相互補充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故不以實際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或參與每一階段之犯罪行為為必要。又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詐欺集團於從事詐欺犯行之分工上極為精細，分別負責實施詐術詐欺被害人、領取並轉交內有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提領並轉交人頭帳戶內詐欺贓款等各分層成員，以遂行詐欺犯行而牟取不法所得，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固未必彼此有所認識或清楚知悉他人所分擔之犯罪工作內容，然此一間接聯絡犯罪之態樣，正係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參與犯罪者透過相互利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利犯罪牟財。被告依「至尊寶」指示，領取並轉交內有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取簿手之工作，雖未始終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各階段之詐欺取財行為，惟其所參與之行為，屬本案詐欺集團為實行犯罪計畫所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被告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㈡按參與犯罪組織行為，為行為之繼續，屬於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而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從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是以倘若行為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先後加重詐欺數人財物及為數洗錢行為，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與加重詐欺罪、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斷，其後（即第二次以後）之犯行，乃其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為避免刑罰禁止雙重評價，應僅論以加重詐欺罪即已足（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90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8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係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至尊寶」之人、劉諺融等3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向不特定多數人騙取金錢，具持續性、牟利性之特徵；而該集團之分工，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詐欺黃思綺之本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再由被告領取內裝有上開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交予劉諺融，並由本案欺集團成員對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匯款至本案帳戶內，復由劉諺融持本案帳戶提款卡至提款機提領上開款項，再將上開款項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堪認該集團為分工細密、計畫周詳之結構性組織，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之犯罪組織無訛。被告依「至尊寶」之指示，領取並轉交內有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予劉諺融之犯行，即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定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又被告因加入「至尊寶」、劉諺融等成年人所組成之本案詐欺集團後所實施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本案為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至12頁），揆以上開說明，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之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應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至起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然此與已起訴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為起訴效力所及，且本院審理時已諭知此部分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見本院卷第76頁），並經被告辯論而行使防禦權，自得就此部分併予審理。

㈣次按洗錢防制法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年6月28日施行後，依該法第2條關於修正後之洗錢定義立法理由，已將包括例如詐欺集團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等行為，認屬於本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另雖依過去實務見解，認為行為人對犯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利益作直接使用或消費之處分行為，或僅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祇屬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依新法規定，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而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新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8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如事實欄一、㈡所載，被告與「至尊寶」、劉諺融等人共同詐欺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之財物，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詳如後述），屬最輕本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亦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稱特定犯罪。而本案詐欺手法以前開輾轉、迂迴之方式取、交款項，係為製造犯罪所得金流斷點，使犯罪偵查者難以查獲該犯罪所得實質流向，達到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至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部分，被告依「至尊寶」指示領取內裝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黃思綺騙得之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因其受詐欺交付之財物為提款卡，而非金錢，故被告此部分尚不構成一般洗錢罪，併予敘明㈤是核被告所為，就事實欄一、㈠部分，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就事實欄一、㈡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㈥被告就上開犯行，均與「至尊寶」、劉諺融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又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一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就事實欄一、㈡所為對3名告訴人及被害人之3次詐欺犯行，均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㈧再按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數定之，就不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行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利主體，且犯罪時間或空間亦有相當差距，應屬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被告就共同詐欺告訴人黃思綺及如附表所示3位告訴人及被害人，係分別侵害4位不同被害人之獨立財產權，其所犯上開4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㈨又被告行為後，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原規定：「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②另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亦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揭條例、法律修正後之規定，均以歷次審判均自白始能減刑，要件較為嚴格，經新舊法比較結果，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可參）。本案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時，就事實欄一、㈠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及事實欄一、㈡洗錢犯行部分，均自白犯罪，依上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依上開說明，應於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

㈩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部分，業經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自該解釋公布之日即110年12月10日起失其效力，且於112年5月24日修正公布時刪除，本院因認無適用上開規定，對被告再為強制工作之諭知，復此敘明。

三、量刑之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簿手工作，負責領取內裝有本案帳戶提款卡之包裹並交付予詐欺集團，供本案詐欺集團匯入告訴人及被害人受詐欺之款項，以此方式參與詐欺集團之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使上開詐欺所得之來源及去向難以追查，促成該集團詐欺告訴人及被害人取財之犯行，不僅侵害告訴人及被害人之財產利益，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破壞人際間信賴關係，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黃思綺達成和解，有和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而因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均未到庭而未能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情節，暨被告自陳學歷為高中畢業，前從事服飾店店員，現無業，未婚，無子女之經濟、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8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及如附表編號1至3「主文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衡酌被告所犯4罪之犯罪類型、犯罪動機、手段相似性、責任非難重複程度，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四、沒收

㈠被告因本案犯行曾獲得報酬1,000元，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原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就此部分所得予以宣告沒收、追徵，惟考量被告如前述已與告訴人黃思綺以2,000元達成和解，已履行完畢等節，有前開和解筆錄附卷可參，其賠付金額實已逾所取得之犯罪所得，故認若再予宣告沒收，將有過苛之虞，參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揭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之意旨，暨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避免過苛之立法精神，本院認就被告前開犯罪所得部分，並無再宣告沒收不法利得之必要。

㈡按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就洗錢行為標的之沒收未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自仍以屬於被告所有者為限，始應予沒收。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告訴人/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所得之款項，業經劉諺融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除分得前開報酬外，就前開匯入本案帳戶並遭提領之款項，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參酌上開所述，自無從就如附表所示之人所匯款項，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或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對被告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