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黃琛祐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邱翊珊

選任辯護人

黃晨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99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1185、11488、124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份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害人李○媃、凃○泉、劉○員、賴○富，均係未滿12歲之兒童，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本案判決書記載上開被害人及其等法定代理人時，爰依上開規定不揭露全名。

二、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

㈡本案係由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丙○○、乙○○（下合稱被告2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亦經確認僅係就刑的部分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宣告均不上訴等情（見本院卷第111、189、207、231頁），並撤回除量刑外之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1、211頁），而明示僅就原判決所量處之刑提起上訴，並未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聲明不服，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科刑以外之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2人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先予敘明。

㈢復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及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併予敘明。

三、被告2人上訴意旨如下：

㈠被告丙○○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丙○○本身為大貨車司機，因與前女友即同案被告乙○○同居，才會於下班或假日幫忙同案被告乙○○照顧，雖然其中很多情況被告丙○○真的不清楚，原審法院只以該段時間被告丙○○可能在家即認定傷勢是被告丙○○造成，被告丙○○實屬無奈，但如今既然遭原審認定有罪，則被告丙○○也選擇認罪，希望與被害人和解並獲得緩刑機會。又被告丙○○於每次調解都有參加，也幫忙同案被告乙○○一起調解，甚至於法院通知民國113年3月26日最後一次調解，居然僅被告丙○○一人到場，並非被告丙○○不願調解，故懇請法院再給被告丙○○調解機會。再被告丙○○如今身邊還帶著兩歲的兒子，必須扶養，希望法院能審酌被告丙○○犯罪的程度及情節，給予緩刑機會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丙○○利益辯稱：被告丙○○於鈞院審理時均為認罪之答辯，坦承犯行，請審酌被告丙○○之犯罪情節。另保母費用係由同案被告乙○○收取，被告丙○○未因保母工作而獲取利益。另關於被害人李○媃部分，李○媃說做這些事情是長頭髮的保母即同案被告乙○○，被告丙○○犯罪情節應該比同案被告乙○○輕微，但同案被告乙○○判處有期徒刑4月，而被告丙○○則重判有期徒刑7月，顯不符合比例原則。其餘被害人部分，被告丙○○坦承犯罪，請審酌被告丙○○自原審開始所有的調解庭均有全程參與，且表現積極的意願，僅當時調解委員、家長主要調解對象是同案被告乙○○，並無要與被告丙○○調解之跡象，且不想要追究被告丙○○，導致本案卷內無被告丙○○和解筆錄，此部分請審酌被告丙○○犯後態度，想要積極和解的情狀下，從輕量刑等語。

㈡被告乙○○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原審就犯罪事實一（一）、（三）部分係否認犯行；就犯罪事實一（二）部分則係承認有過失傷害之犯行。現被告乙○○既就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一(一）、（三）不爭執而為有罪之答辯；另就犯罪事實一(三）部分亦與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達成和解，此有鈞院調解筆錄可參，則就被告乙○○量刑輕重之基礎事實已有變動，原判決未能考量被告乙○○坦承犯行及與犯罪事實一（三）之被害人及告訴人達成和解之事實，自屬原判決存在有利於被告乙○○之量刑因子未予考量之情，則原判決就量刑部分自有違誤，自應予以撤銷等語。

四、本院查：

㈠原判決認被告2人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於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供述，是否坦承犯行或為認罪之陳述，而為客觀情狀之呈現，尚非不得據為判斷犯罪後有無悔悟而為態度是否良好之部分依據。事實審法院將之列為量刑審酌事項之一，要無不可。且被告究竟在何一訴訟階段認罪，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之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審酌刑法第57條第10款「犯罪後之態度」情形之考量因子，以適正行使其裁量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丙○○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被告乙○○則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承犯罪事實一（二）部分之犯行，其餘部分則否認犯行，惟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已坦承犯行，是本件量刑基礎既有變更，原判決未及審酌此節，而對本案所為之刑罰量定，尚有未合。

⒉又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國家有責權衡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彌補之法益，使二者在法理上力求衡平，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當然得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936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丙○○在原審審理期間，已與被害人凃○泉成立調解，被害人凃○泉同意不向被告丙○○請求賠償，有調解程序筆錄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51至152頁）；另被告乙○○在原審審理期間，已分別與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與被害人凃○泉成立調解，並履行賠償義務完畢；更於本院審理期間持續依約給付賠償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以示還款誠意，並已履行完畢，因而取得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之諒解，請求本院予以緩刑之宣告；另於本院審理期間，與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成立調解，因而取得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之諒解，請求本院予以從輕量刑及為緩刑之宣告等情，除據被告乙○○陳明在卷外（見本院卷第232頁），並有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見原審卷二第48頁）及調解筆錄、匯款收據影本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395至396頁，卷三第53至54頁，本院卷第181至182、241至247頁）。依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被告犯罪後之態度亦為科刑輕重標準之一，則被告丙○○在原審審理期間、被告乙○○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期間，既已與上開被害人或告訴人調解成立並依約履行賠償義務，其等積極彌補犯罪所生損害之犯後態度，自足以影響法院量刑輕重之判斷。此一量刑基礎事實既有變更，復為原判決時未及審酌，其量刑即難謂允洽。

㈡被告丙○○上訴意旨另謂：關於被害人李○媃部分，李○媃說做這些事情是長頭髮的保母即同案被告乙○○，被告丙○○犯罪情節應該比同案被告乙○○輕微，但同案被告乙○○判處有期徒刑4月，而被告丙○○則重判有期徒刑7月，量刑過重等語。惟按罪責相當與否，係以反應責任之不法內涵為判斷準據。具體個案不同被告之行為人屬性量刑事由，互有差異，殊難單純比附援引他案量刑結果，據以指摘本件量刑有違法情事；縱為同一犯行之共同正犯，不同行為人間因犯罪主導性、參與程度、分工狀況、犯行情節等量刑事由亦未必盡同。是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縱屬共同犯罪之情形，仍不得援引其他行為人之量刑輕重情形，比附援引為指摘量刑不當之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48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同案被告因所犯情節或量刑審酌條件有別，基於個案拘束原則，自不得比附援引共犯之量刑執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論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77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被告丙○○以同案被告乙○○之量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單純就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任意指摘，自無理由。

㈢被告丙○○上訴意旨復謂：請求與被害人、告訴人試行調解等語。然經本院電詢及函詢告訴人有無意願與被告試行調解，迄至本院審理期日，均無告訴人陳明願與被告試行調解，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期日，經合法傳喚亦未到庭，致無法與被告丙○○進行調解，且告訴人是否到庭與被告丙○○試行調解，為其等個人意願之行使，縱然因告訴人之未能到庭而致被告丙○○無法與之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然此亦非被告丙○○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依據，是被告依此提起上訴，核無理由。

㈣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惡性、情節是否輕微及犯後態度是否良好等情狀，僅屬同法第57條所規定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標準，不得據為上揭酌量減輕其刑之適法理由（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010號刑事判決參照）。又刑法第59條於94年2月2日修正，其修正理由謂：「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是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其審酌事項固不排除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事由，但仍以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832號判決參照)。查本案被告2人行為時均已成年，顯非年少衝動之年紀，有相當之社會歷練，被告2人為共同接受托育、共同照顧托育兒童之人，本應係保護兒童之人，既知各被害兒童均屬於懵懂之年，身心發展均未成熟，保全自身的能力亦未臻成熟，仍為一己慾望，對各被害兒童為本案犯行，嚴重影響各被害兒童身心之健全發展，且為多次犯行，益見被告2人顯非一時失慮之偶發性犯案，依被告2人本案犯行各節以觀，實難認本案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至於被告犯後是否知所悔改、有無與犯罪被害人達成民事和解、個人健康及經濟狀況等情，僅屬刑法第57條各款之量刑審酌事由，無從作為法定刑過苛而須予以酌減之判斷依據。基此，綜觀被告2人犯罪之整體情狀，難認另有特殊之原因或環境，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亦無情輕法重之特殊情事，本院認被告2人均不宜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附此敘明。

㈤綜上，被告2人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部分為有理由，部分為無理由。且原判決既未及審酌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被告丙○○於原審已與被害人凃○泉成立調解，被害人凃○泉同意不向被告丙○○請求賠償；被告乙○○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已與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與被害人凃○泉、與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成立調解及履行賠償義務完畢或持續依約給付賠償以示還款誠意之事實，所為量刑結論已難謂允洽，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宣告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另因被告丙○○定應執行刑基礎已有變更，自應併予撤銷。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未經過保母人員專業訓練，亦未取得居家托育之資格，仍對外以低價招攬之方式，向不特定人招攬照顧幼兒，已屬不當，且被告2人均已為人父母，深知幼兒需要高度之耐心照顧呵護，不僅未考量自身能力根本無法照看多名幼兒，被告乙○○因疏忽而為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被告2人更竟故意對年幼弱小的托育幼兒為如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一)、(三)之犯行、被告丙○○為如原判決犯罪事實一(四)之犯行，所為更足令人非難，復考量被告丙○○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一概否認犯行、推稱不知道不清楚，嗣於本院審理時終知悔悟而坦承犯行及於原審已與被害人凃○泉成立調解，被害人凃○泉同意不向被告丙○○請求賠償，其餘被害人、告訴人則尚未達成和解稍事賠償其等所受之損失；被告乙○○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承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否認犯罪事實一(一)、(三)之犯行，嗣於本院審理時憣然悔悟而坦承犯行，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已與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與被害人凃○泉、與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成立調解及持續依約給付賠償以示還款誠意，因而取得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成立調解，因而取得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之諒解，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已就被害人凃○泉及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部分履行完畢之犯後態度，再考量被告2人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程度，及被告2人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93、238頁）及被告丙○○所提之陳述書、工作明細（見本院卷第115、117至13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就被告乙○○所犯附表編號2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㈦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又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為兼顧被告之聽審權，並避免不必要之重複裁判，得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毋庸於每一個案件判決時定應執行刑。但如事實審法院審酌被告權益及訴訟經濟等各情，認為適當時，於符合刑法第50條定應執行刑要件，同時為執行刑之諭知，自非法之所禁。至於本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有關「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之說明，係提出可行作法，並未指明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合併定應執行刑，係屬違法。是以，於個案判決時，合併定應執行刑，或不定應執行刑，均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51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上開判決意旨，於數罪併罰情形下，合併定應執行刑，或不定應執行刑，均無違法可言。又被告2人所犯附表編號1部分，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本文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加重規定，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被告2人所犯傷害罪之法定本刑經加重後，已非「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自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所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符，雖被告2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仍不得宣告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是以，本件被告2人所犯數罪，附表編號1部分得易服社會勞動，附表編號2部分得易科罰金，附表編號3、4部分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不得易科罰金，故於本案中不予定應執行刑，待本案確定後，由

。

五、本件不予宣告緩刑：按宣告緩刑，應就被告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加以審酌。刑事被告如何量定其刑及是否宣告緩刑，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與法官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即必須符合所適用法律授權之目的，並受法律秩序之理念、法律感情及慣例等所規範，若故意失出，尤其是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時，得認係濫用裁量權而為違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6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雖坦承犯行，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調解，被害人李○媃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彭○、李○富、被害人劉○員及其法定代理人即告訴人林○涵並同意本院給予被告乙○○緩刑之宣告等情，惟被告2人為共同接受托育、共同照顧托育兒童之人，本應係保護兒童之人，竟為一己慾望，對各被害兒童為本案犯行，嚴重影響各被害兒童身心之健全發展，且為多次犯行，實難認被告2人經此審判程序，已正視己身行為於法有違而知所警惕，並無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故不宜為緩刑宣告，被告2人上訴請求宣告緩刑，礙難准許。

六、又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月00日生效）之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雖增列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