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99年度上易字第555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9年度上易字第555號

上訴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乙○○

選任辯護人

陳聰能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取財等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7年度易字第749號中華民國99年3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1710、34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理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被害人丙○○為兄弟，緣乙○○與丙○○之父親李東茂曾借款新臺幣（下同）380萬元給己○○，又借款400萬元給戊○○，且李東茂曾於民國92年（應係91年）3月26日由陳盈壽律師代筆遺囑，以乙○○具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之事由，而表示不得繼承，致使乙○○因此喪失繼承權。詎被告明知上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為下列行為：

㈠乙○○明知戊○○未積欠其任何金錢債務，竟假藉戊○○向其弟丙○○借得之400萬元，係其父親李東茂生前遺留之財產，而有權利催討該債務，於96年6月30日下午6時許，帶同丙○○至戊○○位於南投縣草屯鎮○○里○○路527巷5弄1號住處，向戊○○恫稱：「如果沒有還錢給我，就要你去賣眼角膜、賣腎臟來還債。」「除非你跑到大陸，不然跑到天涯海角都要將你抓回來。」等語，致戊○○心生畏懼而簽發商用本票4張（票號：TH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TH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TH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票號：不詳，面額500多萬元，總計約900萬元）予被告，致使被告因此取得相當於900萬元債權之財產上不法利益，隨後被告又於同年8月15日向戊○○收取現金3萬元、同年9月17日收取現金1萬5000元、同年10月16日收取現金3萬元等不法利益。嗣於97年1月初，丙○○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確定支付命令裁定書向戊○○表明，乙○○無權收取上開債權，戊○○始報警處理而查獲上情。

㈡乙○○又明知己○○僅積欠李東茂380萬元之債務，而李東茂於93年4月23日死亡後，其喪失繼承權，仍於96年9月14日，前往己○○位於南投縣草屯鎮○○里○○路486之26號住處，向己○○恫稱：「如果你不將利息30萬元給我，我就要讓你的家人好看。」等語，致使己○○心生恐懼而交付30萬元得逞。

㈢乙○○明知於李東茂死亡後，依遺囑其喪失繼承權，竟於96年11月中旬某日，至丙○○位於南投縣草屯鎮○○路102號住處，要求丙○○提出李東茂遺留之債權相關證明之支票及本票供乙○○檢閱，經丙○○交付後，竟變易持有為所有，將該有價證券與相關法院之確定裁定等文件侵占入己，隨後不顧丙○○反對，強行將上開文件帶離現場而得逞。

㈣乙○○復於96年11月23日下午3時許，再至丙○○位於上址住處，以向丙○○恫稱：「如果你不簽寫委任書，我會將日前拿在手上的相關債權證明之支票及本票正本撕毀，讓你無法取得債權。」之脅迫方法，致丙○○心生恐懼，而簽署委任書1紙並交付予乙○○，而行無義務之事。

㈤乙○○於96年11月23日晚上7時許，先出示預藏之摺疊刀向丙○○恫赫之方法，要求丙○○一同至己○○上址住處，又藉口未分得李東茂所遺留之財產，要求丙○○賠償損失，且當場向丙○○恫稱：「如果你不簽該張本票，將會去找有分配到我父親李東茂所遺留財產的兄弟姐妹、母親等人，要讓大家死的很難看，並要讓你在己○○家中死的很難看。」等語，致丙○○心生畏懼，而簽署商用本票1張（票號：CH754028號，面額500萬元）並交付予乙○○，致使乙○○因此取得相當於500萬元債權之財產上不法利益。隨後，乙○○又向己○○稱其代丙○○催討債務，然遭己○○拒絕付款，詎乙○○竟向己○○嚇稱：「我外面的囝仔很多，隨時可以押你走」等語，使己○○心生畏懼而簽發商用本票3張（票號：TH0000000號，面額380萬元；票號：TH0000000號，面額500萬元；票號：TH0000000號，面額275萬元）並交付予乙○○，致使乙○○因此取得相當於1155萬元債權之不法利益，嗣經己○○與丙○○報警而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同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等罪嫌云云。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已逾告訴期間者，應諭知不受理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刑法第338條準用同法第324條第2項規定，五親等內血親犯侵占罪者，須告訴乃論。丙○○與乙○○為親兄弟，2人具有旁系血親二親等關係，本案告訴人丙○○告訴被告乙○○關於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部分（即前揭一、㈢事實），其犯罪時間為96年11月中旬某日，丙○○彼時即知被告上開侵占犯行，卻遲至97年7月9日始向警方表明提出此部分告訴，已逾6個月之告訴期間。雖告訴人丙○○陳稱：早在97年7月9日以前，伊即已向警員甲○○表明提出告訴云云（見本院卷第104頁背），然依卷附各該警詢筆錄，丙○○雖早於97年2月24日、同年3月6日分別前往警局製作筆錄，惟其該2次筆錄均分別陪同另告訴人己○○、戊○○前往製作，並就其等（己○○、戊○○）主張如何被迫簽寫本票之被害情形予以供述作證，並無隻字提及被告侵占其（丙○○）持有中之有價證券與相關法院之確定裁定等文件，上情已經證人即製作警詢筆錄之警員甲○○於本院具結證明屬實（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亦與本案卷證各該警詢筆錄記載各情（見97偵1710卷第12、23、32、45頁、97偵3421卷第2頁）相符。故告訴人丙○○陳述係在6個月內期間提出告訴云云，容有誤會。依上開說明，本案告訴人丙○○所提之侵占告訴，既已逾越告訴期間，被告此部分被訴侵占部分自應為不受理判決。

三、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所明定。證人丙○○、戊○○、己○○等人於警詢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復無法律規定得為證據之情形，被告之辯護人於原審、本院均對上開證人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見原審卷一第26、93頁、本院卷第52頁背），故上開證人警詢供述對被告而言自無證據能力。又雖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證據，但非不得以之作為彈劾證據，用來爭執或減損被告、證人或鑑定人陳述之證明力（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198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上開證人於警詢之供述雖無證據能力，然仍得作為彈劾其等自己於原審證述或其他證人警詢、原審證述之真實性，先予敘明。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偵查中對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宜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證人丙○○、己○○、戊○○、張義明、陳盈壽等人於偵訊時具結後所為證述內容，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不法取供之情形，且未釋明上開供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述說明，上開證人於偵查中之證言自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於原審、本院雖均對上開證人於偵訊具結後所為證述內容，認未經交互詰問，而無證明力（原審卷一第26頁、93頁、本院卷第52頁背），惟按詰問權係指訴訟上當事人有在審判庭輪流盤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辨明供述證據真偽之權利；此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性質上並非相同。偵查中檢察官為蒐集被告犯罪證據，訊問證人旨在確認被告嫌疑之有無及內容，與審判期日透過當事人之攻防，調查證人以認定事實之性質及目的，尚屬有別。偵查中訊問證人，法無明文必須傳喚被告使其在場，故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如被告在場者，被告得親自詰問」，事實上亦難期被告有於偵查中行使詰問權之機會。此項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非為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356號、96年度臺上字第392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證人丙○○、己○○、戊○○、張義明、陳盈壽等人並經原審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均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及辯護人之反對詰問，且經原審於99年1月28日審判期日、本院於99年7月14日審判期日，將該供述證據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有辯論之機會，而踐行合法調查證據程序。故上開證人偵訊證述自均有證據能力（被告辯護人於本案係爭執證明力），至其等證述內容是否可採，則為證據證明力問題，詳下論述。

㈢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觀之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乃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案除被告之辯護人於原審、本院辯以上開㈠外之下列引為證據之證人證述及書證，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聲明異議，且各該證人所為之陳述，依卷證資料所示，其等作成之狀態，並無違背其等個人意思而為陳述，或其他違法取供、證據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亦屬適當，依上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四、公訴人認被告乙○○涉犯上開恐嚇取財、強制等各該犯行，無非係以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與丙○○同往戊○○住處，取得戊○○交付之本票，取得丙○○所交付之委任書及取得丙○○所交付之面額500萬元本票等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丙○○、戊○○、己○○分別於警、偵訊之證述，證人張義明、陳盈壽就代筆遺囑簽署之證詞，及卷附代筆遺囑、戊○○簽發之本票存根3紙、被告簽署收受利息之收據3張、原審法院92年度促字第23603號支付命令與確定證明書各1份、丙○○簽具委任書1份、丙○○所開立本票1紙、己○○所簽發本票3紙、被告書立收受30萬元收據1張等為據。訊據被告則堅決否認前揭全部犯行，辯稱：①其父李東茂93年4月23日死亡，其原不知父親李東茂立有遺囑使其喪失繼承權，係於96年底始知悉喪失繼承權之事，且該代筆遺囑應非李東茂之真意，而其內容與事實不符（針對何時知悉李東茂代筆遺囑及其無繼承權之事）；②又李東茂對於戊○○之債權係其遺產，而該等債權所擔保之本票、支票有由其所持有者，是被告自有權向戊○○催討債務；其有於96年6月30日下午6時許，與丙○○同往戊○○南投縣草屯鎮○○路527巷5弄1號住處，與戊○○換票，換得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以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等本票2紙，並由丙○○書寫「雙方約定契約書」，由被告與戊○○簽名於該契約書上，當時雙方氣氛良好，絕無恐嚇情事；戊○○依上開「雙方約定契約書」分別於96年8月15日交付3萬元，同年9月17日交付1萬5千元，同年10月16日交付3萬元等利息予被告，被告並無對戊○○為任何恐嚇行為（針對事實欄㈠部分）；

③其固有收得己○○所交付30萬元利息，但係96年9月14日在南投縣草屯鎮○○街館前巷22號林敏榮代書處，收受該筆款項，且並無恐嚇犯行（針對事實欄㈡部分）；④丙○○於96 年11月1日，在南投縣草屯鎮○○路102之1號處，為將伊自己擁有之債權委由被告處理，而書立委任書主動交付予被告，被告並未對丙○○為任何強制行為（針對事實欄㈣部分）；⑤丙○○於96年11月23日下午1、2時許，在南投縣草屯鎮○○路283號駿昇汽車服務廠辦公室內，當場簽發面額500萬元、票號754028號本票交付予被告收執，作為清償丙○○積欠被告債務之擔保，被告並未對丙○○為任何恐嚇行為，亦未曾持折疊刀恫嚇丙○○（針對事實欄㈤部分）；⑥被告確曾於96年1月1日向己○○取得票號0000000號、面額380萬元本票1紙，又於96年2月1日自己○○處取得票號0000000號、面額275萬元本票1紙，再於96年3月1日由己○○處取得票號0000000號、面額500萬元本票1紙，均在己○○設於南投縣草屯鎮○○路486之26號住處取得，以作為交換己○○先前所簽發之本票，該等本票均屬債權之擔保，且被告取得該等本票均未曾對己○○施以恐嚇手段（針對事實欄㈤部分）等詞。

五、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臺上字第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參參照。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臺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首先，且不論上開由被告之父李東茂所簽署而涉及被告喪失繼承權之代筆遺囑是否真實，然被告於李東茂93年4月23日死亡時，是否知悉其因上開代筆遺囑而喪失繼承權，以及被告究係於何時始知悉其已因有前揭代筆遺囑之存在而喪失繼承權，實為判斷被告是否涉及本案犯行之重要依憑。而據被告所供：李東茂於93年4月23日死亡一事，其當時雖已知悉，然並不知李東茂在91年3月26日立有代筆遺囑，自亦不知遺囑內容，約於96年11、12月間，其前往地政事務所查看父親遺產之繼承登記是否辦妥，才知有上開李東茂之代筆遺囑，然仍未知代筆遺囑之內容，俟與丙○○聯繫後，丙○○才交付代筆遺囑之影本1份，其始知已喪失繼承權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23頁、卷三第52頁），而據證人即代書林敏榮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伊曾辦理李東茂遺產之遺產稅申報，申報書上列載之繼承人有6人，有包括乙○○，且當時丙○○未曾提及乙○○有喪失繼承權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16至17頁），且依卷附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97年4月23日中區國稅二字第0970020819號函及函附李東茂遺產稅申報書影本等資料（見原審卷卷二第211至218頁），李東茂遺產稅於94年1月19日申報時，該申報書、繼承系統表上仍列載被告與丙○○均為李東茂遺產之繼承人，復就所申辦以部分遺產土地等不動產抵繳遺產稅部分，亦有95年5月26日之土地登記申請書、95年7月18日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上開土地登記申請書及遺產稅繳清證明書上亦均以被告為李東茂遺產之繼承人，有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94年10月12日中區國稅投縣一字第0940019738號函同意以部分遺產土地抵繳遺產稅（見原審卷卷二第219至220頁）、就上開用以抵繳遺產稅之土地申請繼承登記之土地登記申請書（見原審卷卷二第221至224頁）、用以抵稅土地於95年6月30日完成繼承登記之土地登記資料（見原審卷卷二第225至231頁）、95年7月18日繳清遺產稅之證明書（見原審卷卷二第232至235頁）等附卷可憑，因此，被告於李東茂93年4月23日死亡後，迄95年7月18日繳清遺產稅時為止，其始終以李東茂遺產繼承人之身分配合辦理遺產稅之申報及繳納，足見其所辯不知當時已喪失繼承權一節，應為真實；又關於李東茂遺產之土地等不動產係於96年10月2日才由地政事務所辦妥遺產之繼承登記，且96年10月2日該等遺產土地之繼承登記，均排除被告之繼承，亦據該等遺產土地登記謄本資料在卷足稽（見原審卷卷二第95至170頁），則被告所供其係於96年11、12月間之年底時，始知悉並未繼承李東茂之遺產等詞，徵諸丙○○等人於96年10月2日才完成遺產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亦屬相合，而得採信。是以，被告既係於96年年底始知悉自己喪失繼承權，則在其自居為李東茂遺產之繼承權人，而對於李東茂之債務人即告訴人戊○○、己○○行使債權，或請其等簽發本票擔保該等債權，於被告主觀認知上自係為維護、保障李東茂遺產債權所為之行為，難謂有何不法之意圖可言。至證人即被害人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3年4月23日李東茂死亡後之治喪期間，伊才將（李東茂）代筆遺囑之影本交付予被告，此時被告即已知悉喪失繼承權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7、302頁），則依丙○○之證言，被告應係於93年5、6月間即已知悉其喪失繼承權，若被告當時確實知悉已經喪失李東茂遺產之繼承權，殊難想像被告於之後94、95年間仍願以繼承人之身分配合丙○○等其餘繼承人辦理遺產稅申報、繳納等事務，足見丙○○就此所為之證言，顯違常情，自無可信。

㈢次觀之李東茂所書代筆遺囑之內容（見97偵1710卷第36至44頁），李東茂之遺產中除該遺囑附件一所涉之不動產外，應尚有大批債權，此由本案所涉戊○○積欠李東茂之債務，除利息外，本金高達400萬元，己○○亦積欠李東茂僅就本金即有380萬元，且證人丙○○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父（即李東茂）有很多債務人，且債權額很多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86頁），足見李東茂遺產另尚有大批債權屬實；則上開代筆遺囑就李東茂遺產中大批債權，竟僅以其他財產容由配偶李吳秀終與李國豪、李貞瑱、李麗淑等平均分配而未詳為交待任何債權明細（見97偵1710卷第40頁，即該代筆遺囑第4條第4款之規定），即有疑義；況依證人丙○○原審審理時所證：遺囑訂立前，伊有向李東茂表示不要李東茂之遺產，但意思是指不要李東茂之土地，不過李東茂之債權均歸伊所有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5頁），然丙○○此一證詞與上開代筆遺囑第4條第4款所定其餘遺產自包括李東茂所遺之大批債權在內，均應由李吳秀終、李國豪、李貞瑱、李麗淑等人平均分配之內容（甚至依代筆遺囑所定丙○○對於該等「其餘遺產」亦均無繼承權，見97偵1710卷第40至41頁）顯有未符；是丙○○前開所證李東茂之遺產債權歸其所有一詞，以及丙○○於警詢時證述：依前揭代筆遺囑丙○○亦為遺產之合法繼承人云云（見97偵1710卷第33頁），又丙○○證實未依遺囑所定而拋棄繼承（見原審卷卷一第296頁），亦均與代筆遺囑第5條規定丙○○不分任何財產（自應包括全部之不動產、動產以及債權等均屬之，見97偵1710卷第40至41頁）之意旨全然未符。自此可知李東茂所書之代筆遺囑非但並未詳為交代其所屬大批遺產債權之明細，而且該代筆遺囑所載之內容與證人即告訴人丙○○前述之證詞亦有不符，再關於李東茂遺產之實際分配亦根本未依據上開李東茂代筆遺囑之內容嚴予執行；復縱使被告喪失繼承權部分，被告子女全體依法均仍有代位繼承權，究應如何處理亦全無交待，顯見告訴人丙○○與其他繼承人對於上開代筆遺囑祇是僅就排除被告繼承權部分再三主張，非但無視於被告子女仍有之代位繼承權，更且對於該遺囑其他內容似亦無意嚴予遵從，而更顯可疑。

㈣關於告訴人丙○○被強制簽署委任書部分（即前揭一、㈣部分）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難免故予誇大，是其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607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證人即被害人丙○○固於警、偵訊與審理指證稱：被告於96年11月23日下午3時許，在丙○○南投縣草屯鎮富春102號住處，以恫嚇言詞脅迫丙○○簽署委任書並交付予被告云云（見97偵3421卷第3頁，97偵1710卷第97頁，原審卷卷一第292至293頁）。然為被告堅決否認，辯稱：丙○○所交付之委任書係他主動交付，係要委託伊代為催討丙○○自身之債權，而與李東茂之遺產無涉等詞，且有委任書1紙在卷可證（見原審卷卷一第54頁）。稽之丙○○所書立之委任書內容，該委任書開宗明義載為「本人丙○○（亦即李帆壽）所有債權金額，全交付委任由乙○○（亦即本人親大哥）全權處理，．．．」，顯見該委任書所指涉之債權係丙○○自有之債權，應與李東茂遺產債權無關，被告所供上情，應較符委任書所載之文義。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告訴人丙○○此部分指訴之真實性，揆諸上開最高法院93年度臺上字第6077號判決意旨，自不得在無其他確切證據證明之情形下，徒憑與被告互有爭奪遺產訴訟而立場對立之證人即告訴人丙○○所為之指訴，作為被告有強制簽署委任書之唯一證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關於告訴人戊○○部分（即前揭一、㈠部分）

⒈證人即告訴人戊○○確實有向被告父親李東茂借貸400萬元，且因積欠多年，併計利息已超過400萬元一節，業據被告供承甚明，且證人即被害人戊○○就此亦於審理時坦證在卷（見原審卷卷一第263至264頁），而證人丙○○於原審審理中對此亦直承不諱（見原審卷卷一第288頁），應屬真實。然觀之證人戊○○於97年3月6日警詢時竟證述：伊係積欠丙○○400萬元，且丙○○有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對伊申請支付命令（92年度促字第23603號）確定（見97偵1710卷第24頁）；證人丙○○於同日即97年3月6日在後之警詢中亦附和戊○○上開證詞而指證稱：戊○○係向伊借貸400萬元，伊有至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申請支付命令，且伊有先告知被告該筆戊○○之債務，債權係伊所有，錢也是伊借予戊○○云云（見97偵1710卷第45、46頁）；則關於戊○○借貸之400萬元，究係向李東茂所借？抑或向丙○○所借？證人戊○○、丙○○分別先後於同日警詢中以及原審審理時，所證竟截然互異，證人戊○○、丙○○先於同日警詢時均證稱：該筆戊○○400萬元之借款債權係丙○○所屬；後於原審審理中戊○○、丙○○才又均坦認：該筆戊○○借款之債權係李東茂之遺產債權。且證人即製作戊○○、丙○○2人上開警詢筆錄之甲○○亦在原審審理時證述：其於正式製作戊○○筆錄之前，即有電話聯絡丙○○，丙○○有過來，並於旁邊泡茶區等候，並於戊○○筆錄做完後，其有請丙○○過來確認戊○○警詢之陳述是否真實，且於戊○○筆錄製作完成後，再製作丙○○之警詢筆錄，戊○○製作筆錄時，丙○○有在場，且其製作戊○○警詢筆錄時，有時會主動詢問丙○○相關事實之情況等詞（見原審卷卷二第12、13、15頁）。足見戊○○、丙○○於警詢中之證詞顯經2人溝通串偽，故意偽稱：係戊○○向丙○○借貸該筆400萬元借款云云，而未坦稱係李東茂之遺產債權，藉此誣陷被告係強要奪取該筆其等警詢中所假稱本屬丙○○之債權。況證人戊○○於偵訊中又已改稱：該筆400萬元之借款，係伊向李東茂所借等詞甚明（見97偵1710卷第108頁），益徵戊○○、丙○○於前揭警詢所為之虛偽證詞，確有刻意誣陷被告之意圖。

⒉其次，證人戊○○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被告於96年6月30日，至伊南投縣草屯鎮○○路527巷5弄1號住處，要伊開立2張本票，1張面額5百多萬元，另1張面額2百多萬元，亦即發票日均為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至伊所簽發之發票日亦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則均係96年6月30日之後約隔1個多月後，被告才至伊上址住處要求伊簽發，且係被告要求伊就上開3紙本票，倒填日期為96年6月30日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57至258頁），並有戊○○所簽發之發票日均為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之影本，以及同為戊○○所開立之發票日亦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之影本等均在卷可憑（見原審卷卷一第31、33頁），且卷附該等本票5張之影本於戊○○為上開證言時，均當庭提示供伊辨識無訛（見原審卷卷一第258頁）。惟證人戊○○於警詢時竟證稱：96年6月30日，於前揭地點，被告要伊簽發本票4張分別為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以及票號不詳、實際面額約5百多萬元之本票共4紙云云（見97偵1710卷第24頁）；且戊○○於警詢時並提出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本票3紙之存根（見97偵1710卷第28頁），除卷附該3紙本票存根影本已據戊○○簽名、用印，且載明警詢日期97年3月6日之外，證人即警詢員警甲○○亦於原審審理時供證：確定上開本票存根確實係由戊○○所提供無誤（見原審卷卷二第12頁），則戊○○警詢時就96年6月30日開立之本票內容及張數，竟與上開審理時之證述不合；甚至戊○○復曾於98年6月間向原審提出刑事補提告訴理由（一）狀載述：前揭所示5紙本票均係於同日之96年6月30日所簽發，則戊○○於上開告訴理由狀中所載關於伊於96年6月30日簽發本票之張數、內容，又與審理時之證述並非完全相符，則戊○○先後數次指證，竟有如上述多次翻異不合，則其證述之內容自值懷疑。再者，丙○○於96年6月30日，在戊○○前揭住處，亦同時在場一情，亦據被告與戊○○供證在卷（被告供述：見原審卷卷一第22、155頁，戊○○證述部分：見原審卷卷一第257頁），並與證人丙○○於原審審理時所證相符（見原審卷卷一第288頁），堪認屬實。惟核諸同時在場目擊之丙○○審理中之證言，先則竟稱：戊○○於96年6月30日，在上開地點，最少簽發有4張本票，最多應該有到6、7張本票云云，當庭並就所提示卷附之前開5紙本票影本加以確認發票日均為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以及發票日亦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皆為同時由戊○○於96年6月30日簽發後交付予被告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0頁），則與同審理庭戊○○當庭所為前揭證詞之內容不符；嗣經檢察官詰問何以與戊○○當庭所證前述內容未符時，又接續證述：僅能確認上開5張本票係由戊○○於同1日所簽發，但不確定是否在96年6月30日簽發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1頁）；緊接又供證翻稱：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係同1天開立，但發票日亦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則與前述2紙本票非同1天開立，並認上開後3紙本票係經換票，其未曾在場看到戊○○簽發該3紙本票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1頁）。顯見丙○○於原審同審理庭時之證述非但前後不一，且隨檢察官當庭詰問之內容而擅加翻異，又與戊○○當庭所證內容不合。復就丙○○警詢中之證詞，則與戊○○警詢之上開證言相同，附從戊○○而指證稱：伊目睹戊○○係開立4張本票交付予被告云云（見97偵1710卷第46頁），是以丙○○警詢中之證述又何以與其審理中所證上情，亦不盡相同，且與戊○○原審審理時之證詞亦屬互異。觀96年6月30日同時在場之證人戊○○、丙○○竟就當日，在戊○○前址住處，對於戊○○究竟於當時開立幾張及票載內容為何之本票，居然證述均有前後不一，或相互矛盾之情事，足認戊○○、丙○○指證之內容是否符實，顯然均有可疑；無非因2名證人所證非實，始有證述之內容竟然先後互異、彼此扞格之情形。反之，核諸被告偵、審中前後之供述則均屬一致（見97偵1710卷第59頁，原審卷卷一第23、156頁），又與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符，應認係真實，而更見戊○○於警詢以及丙○○於警詢、審理中分別所證上情之證詞均非事實，而不可採。

⒊又被告警、偵訊與原審審理中均供稱：其於96年6月30日，在戊○○住處，係要與戊○○換票，且經換票後始取得上開戊○○所簽發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等詞（見97偵1710卷第10、59頁，原審卷卷一第23、156頁）；在場之目擊證人丙○○亦在原審審理中證稱：被告係要與戊○○換票，且證述：戊○○簽給伊父李東茂的本票，原本由伊持有保管，後來被被告持往向戊○○換票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90頁），核與被告所供前情一致，足認為事實。惟證人戊○○於原審審理中竟證稱：96年6月30日伊另行開立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交付予被告，並非與被告換票，至戊○○所開立之發票日亦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則是在96年6月30日之後隔了1個多月，被告始至伊住處，要伊開立並交付予被告，這是被告持重複擔保之本票來向伊換票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58、260、262、268頁），且證人戊○○在偵訊時亦證稱：沒有換票，被告拿來說本票已過期，要伊另行開給被告，被告所持3張本票即被告逼伊所開立（該3張本票即指由戊○○所開立之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至另2張本票則是被告逼伊所簽發（2張本票即指戊○○所簽發之發票日均為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等詞（見97年偵1710卷第59、108頁）；則由被告於96年6月30日至戊○○住處所取得之前揭面額220萬元、576萬元之本票2張，究係與戊○○換票而來，抑或逕迫使戊○○另行簽發該2張本票，同時在場之戊○○、丙○○各別之證述竟又相異，則證人戊○○偵、審中何以如此證述，是否真實，再啟疑竇。

⒋再就丙○○何以於96年6月30日至戊○○前揭住處一節，證人戊○○於原審審理中供證：丙○○先行與伊電話聯絡之後，丙○○才與被告一起至伊住處（見原審卷卷一第257、268頁）；證人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是被告先行打電話給伊，要伊先聯絡戊○○，要戊○○不要走，所以伊打電話聯絡戊○○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89頁）；則戊○○、丙○○審理中就此證言互核相符。惟證人丙○○警詢時竟證述：於96年6月30日下午6時許，是被告自行先至南投縣草屯鎮○○路527巷5弄1號（即戊○○住處）後，再打電話要伊過去云云（見97偵1710卷第46頁），可知丙○○警詢之證詞似指係被告先行獨自到達戊○○家之後，才電話聯繫丙○○前往戊○○處，但原審審理時戊○○、丙○○竟證稱係丙○○先與戊○○聯繫之後，再與被告共同前往戊○○處；是以丙○○警詢與審理中先後之證詞即有不同，且丙○○警詢中所為之證詞又與戊○○審理中所證未符，何以2證人均同時在場，其等先後之證詞竟有此差異，益知所證有偽，似見勾串，以致非全然核符。

⒌復以被告於96年6月30日僅係向戊○○請求換發發票日均為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20萬元，及票號0000000號、面額576萬元之本票2紙，已經被告及丙○○供證如前；又無足夠之確證得以證明被告於其時已知悉喪失李東茂遺產繼承權；則被告就李東茂之遺產債權與債務人戊○○為換票行為，無非係依法維護、保障該等債權之行為，戊○○亦未曾否認有該等債權存在，當時復有丙○○在場，則衡諸常理，被告既非迫使債務人戊○○立刻償還現款，實難以想像基於何等緣由被告竟須對戊○○施以恐嚇行為，始得以完成上開2紙本票之換票，何況上開換票行為，無非又繼續容由債務人戊○○得藉此延緩償還借款之期限，對於債務人戊○○顯屬有利，被告焉須施行恐嚇，以完成此一對債務人戊○○有利之換票行為。再者，被告與戊○○又就上開債務之償還於96年6月30日同時簽署「雙方約定契約書」，觀諸該契約書之內容，戊○○除每月分期償還3萬元，且須於98年7月1日清償全部400萬元，則雙方債務即一筆勾消（見97偵1710卷第75頁），又據證人戊○○原審審理中所證：伊向李東茂借款400百萬元，且因有時繳不出利息，僅得再向李東茂借錢來還利息，當初借款400萬元，後來利息再滾進去就超過400萬元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263至264頁），則戊○○積欠李東茂上開遺產債權多年，本息相加欠款遠逾400萬元，故而所開立之上開數紙本票面額之總和亦超過400萬元，足認被告與戊○○於96年6月30日簽發前揭2紙本票之同時，復共同簽具前開「雙方約定契約書」，以戊○○須每月分期償還3萬元，且至98年7月1日止償清400萬元之債務，所有積欠已逾400萬元之本息即一筆勾消，該等約定對於債務人戊○○而言，亦屬較有利之償債約定；證人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該契約書之內容係由被告決定（見原審卷卷一第261頁），證人丙○○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該契約書之內容主要決定是被告，次要決定是戊○○，由伊在旁撰寫修改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92頁），則由該2名在場證人之證詞，可知在被告擁有大部分決定權之情形下，該契約書仍儘是對於債務人戊○○有利之內容，若被告確於當場曾施恐嚇，豈有可能竟得如此對於債務人有利之結果。因此，丙○○、戊○○分別於偵、審中指證被告有恐嚇犯行云云，是否事實猶屬可疑。

⒍再者，證人戊○○於原審審理中證述：96年6月30日（即伊指稱遭被告恐嚇之日）丙○○在場都靜靜的在旁邊，沒有講話，過了幾天丙○○才又來找伊，告知伊丙○○並未委託被告全權處理債務，丙○○是被逼的，如果伊將錢交給被告，是不算數的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61頁）；然戊○○既已於96年6月30日之後僅隔數日即已知悉丙○○主張被告無權對伊行使債權，戊○○竟仍於96年6月30日之後隔1個多月，又與被告換發本票3張（即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共計300萬元），此已經證人戊○○證實於前，且證人戊○○又證述：被告與伊換發上開3紙本票，並未對伊施以恐嚇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60頁），雖證人戊○○另證稱：丙○○告知伊，丙○○所持原由伊所簽發之本票，因被告向丙○○要求看一下，竟然遭被告取走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62頁）；然而縱依證人丙○○片面之指證，被告亦係於96年11月中旬某日始侵占丙○○所持有李東茂遺產債權之本票、支票及法院裁定等物（見97偵3421卷第2至5頁）；但戊○○所指96年6月30日之後隔1個多月交換上揭3紙本票，亦即被告與戊○○換票時間約在96年7、8月間，是以衡之丙○○前開證詞被告與戊○○換票時，根本尚未取得丙○○所持有李東茂遺產債權之本票，足見戊○○所證丙○○告知伊本票遭被告取走云云，又與丙○○所證96年11月中旬始遭被告侵占李東茂遺產債權之本票一節，顯有未合，益見證人戊○○、丙○○2人勾串後，仍未能完全彌縫之漏洞。復就戊○○既已於96年6月30日後數日即由丙○○告知被告無權對伊行使債權，然戊○○居然又依前開「雙方約定契約書」先後於96年8月15日給付被告3萬元，96年9月17日給付被告1萬5千元，96年10月16日給付被告3萬元，且被告收取該等利息，並未對於戊○○為任何恐嚇行為等情，亦據證人戊○○原審審理中證述綦詳（見原審卷卷一第261至262頁），而此經檢察官當庭詰問緣由時，戊○○竟證述：係因被告提出1張丙○○委託被告處理債權之委託書供伊觀覽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62頁）；但據丙○○前揭片面之指證，被告係於96年11月23日才取得丙○○所書具委任書（該委任書見原審卷卷一第54頁），惟被告向戊○○收取上開3萬元、1萬5千元、3萬元等3筆款項，是在96年8、9、10月間，其時被告根本尚未取得丙○○親書之上開委任書（甚至丙○○當時根本尚未書具該紙委任書），焉有可能竟得向戊○○提供該紙由丙○○委託之委任書，亦可見戊○○之證供與丙○○之指證，互有扞格。

⒎末就戊○○於96年6月30日之後隔1個多月，又與被告換發本票3張亦即發票日均96年6月30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00萬元，票號0000000號、面額150萬元等之本票3紙，共計300萬元，此已經證人戊○○證述於前，並有戊○○警詢時提出上開3紙本票之商用本票存根（見97偵1710卷第28頁），以及被告所提出之該3紙本票影本為憑（見原審卷卷一第33頁），惟證人戊○○已在原審審理證稱：被告與伊換發上開3紙本票，並未對伊施以恐嚇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60頁），足見公訴意旨以上開3紙本票係被告恐嚇戊○○而取得一節，既與證人戊○○於原審審理中所證不符，自難謂有據。又戊○○先後於96年8月15日給付被告3萬元，96年9月17日給付被告1萬5千元，96年10月16日給付被告3萬元，已經戊○○審理時證述在卷（見原審卷卷一第261至262頁），復有戊○○警詢時提出被告收得上開款項所簽收之收據3張（見97偵1710卷第29頁），然被告收取該等3筆款項，並未對於戊○○為任何恐嚇行為，亦經證人戊○○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詳實（見原審卷卷一第261至262頁），是以公訴意旨又將上開3筆款項認之為被告對戊○○施以恐嚇所得之不法利益云云，亦無確切之證據可資證明。

⒏綜上，丙○○警詢中曾否認對戊○○之債權係李東茂之遺產債權，戊○○警詢時亦附和其詞，顯與事實未符；戊○○、丙○○同時在場，竟就96年6月30日戊○○所簽發本票之張數及內容，以及是否換票或另行簽發之本票，所證竟先後不一，且互核不合；又對於係由丙○○先與戊○○聯繫後，才與被告一同前往，或被告單獨至戊○○處，才聯絡丙○○到場，丙○○所證亦前後矛盾；再換票可延緩債務人戊○○之償債期限，對於債務人自屬有利，而雙方約定契約書之內容又對戊○○並無不利，被告豈有必要竟施恐嚇；在在足見丙○○、戊○○所證上情，多有先後不一、齟齬不合，甚或違乎常理之情形，實難以率以其等多有瑕疵之指證，遽認被告有對戊○○恐嚇之事實。

㈥關於被害人己○○部分（即一、㈡、㈤部分）

⒈本案被告堅決否認有恐嚇己○○而取得30萬元之犯行（即一、㈡部分），並辯稱：其於96年9月14日，係於南投縣草屯鎮○○街館前巷22號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收得己○○所交付之30萬元款項，其並未恐嚇己○○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157頁），並有簽寫收據1紙（見97偵1710卷第20頁）。惟證人即告訴人己○○仍於原審審理中先行指證：被告在96年9月14日，有至伊南投縣草屯鎮○○路486之26號住處，恐嚇伊，要伊交付30萬元，且此事並非發生在前址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72、273頁）；然證人己○○於同審理庭嗣又改稱：忘記交付30萬元予被告之地點究係在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或上址之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81頁）；復再證稱：伊交付30萬元予被告之地點是在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不是在前址富頂路1段59號；且證述：被告是在電話中恐嚇伊，要伊拿錢去代書事務所，伊始拿30萬元至林敏榮代書事務所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284頁），而證人己○○於原審審理時就被告以上開方式施行恐嚇犯行之指訴，與其警詢中證述：伊子簡家俊96年9月13日結婚，隔日96年9月14日被告獨自1人來找伊，要伊交付30萬元，不給他，就要讓伊家人好看，當時伊家中剛辦喜事，不想因被告無理要求危害家人，所以迫於無奈將其子簡家俊結婚所收得禮金先籌措30萬元予被告，並由被告簽寫收據等詞（見97偵1710卷第13至14頁）。則就被告係至己○○家中當面施以恐嚇，或係經電話向己○○恐嚇，以及己○○交付30萬元予被告之地點係在己○○住處或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己○○非但同審理庭之證述先後互異，且警詢與審理中之證詞亦相互矛盾，則己○○之片面指證被告之恐嚇犯行是否真實，亦值懷疑。況證人即代書林敏榮到庭證稱：伊確實有見到己○○將30萬元交付予被告，過程平和，未有爭執，且確定己○○是在伊代書事務所交付款項，己○○亦從未對伊提起過被告有對其為恐嚇或脅迫之行為等詞（見原審卷卷二第22頁）。足見被告所辯己○○係於前揭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交付30萬元一節，應屬事實；至己○○單方指訴被告恐嚇，既乏其他確實之證據可資證明，自不可採。

⒉次以被告堅持否認有恐嚇己○○而獲取發票日為96年1月1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380萬元，發票日96年2月1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275萬元，發票日96年3月1日、票號0000000號、面額500萬元等本票3紙（即一、㈤部分），並辯稱：上開3紙本票分別在各該發票日所載日期，均於己○○之南投縣草屯鎮○○路486之26號住處取得，以作為己○○先前簽發本票換票之用，該等本票均是作為債權之擔保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159頁），並有上開3紙本票為憑（見97偵1710卷第21、22頁）。惟證人己○○、丙○○2人於原審審理均證稱：該3紙本票，是96年11月23日，被告與丙○○2人一起至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住處，對於己○○施予恐嚇，而強要己○○簽發上開本票並交付予被告云云（己○○部分：見原審卷卷一第274至275頁；丙○○部分：見原審卷卷一第294至295頁）；然證人己○○竟於同庭又證述：伊於96年9月12日委託林敏榮代書將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房地設定抵押予被告，且當時被告已持有伊所簽發之5張本票，並確認包含上開3 紙本票在內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80、282頁），且有己○○將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房地設定抵押予被告，被告再移轉該抵押權予其配偶吳秀雲之己○○96年9月12日申辦抵押權設定之土地登記申請書、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開房地之登記謄本、被告移轉該抵押權予其配偶吳秀雲之土地登記申請書等在卷可證（見原審卷卷一第36至48頁），是依上開己○○之證言與96年9月12日之抵押權設定登記資料，可知被告於96年9月12日己○○設定抵押權予被告之時，早已持有上開3紙己○○簽發之本票，而並非於96年11月23日才由己○○簽發而交付該等本票甚明，則證人己○○在同庭之證述即有先後相異之情形，雖檢察官當庭詰問證人己○○何以先後證述不一時，證人己○○僅推稱：已經忘記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82頁），而己○○後段之證述又與丙○○當庭之證言不合；再觀之證人己○○警詢中之證述：在伊簽發上開3紙本票之後，被告又曾找伊，要伊將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房地設定抵押予被告，被告即將伊所簽之本票交還予伊，伊即找林敏榮代書辦理設定登記，結果被告並未返還該等本票等語（見97偵1710卷第14至15頁），則自己○○警詢中之證詞，亦可知警詢時己○○確實認定在伊將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房地設定抵押予被告之前，被告業已持有伊所簽發之上開本票無訛，亦與證人己○○於原審審理時所證96年9月12日設定上開房地抵押權予被告時，被告已持有伊所簽發上開本票等詞一致，又據證人代辦抵押權設定登記之代書林敏榮於原審審理中亦證述：96年9月12日確有見及己○○所簽發已交付予被告之面額500萬元之本票1紙（見原審卷卷二第18、21頁），並經提示該紙本票供林敏榮確認無誤（見97偵1710卷第22頁上方本票），是知林敏榮所見面額500萬元之本票原係上開3紙本票之其中1張，此亦得佐證上情確屬真實；且己○○所證此節，與被告所供上情似較相符；況衡之常情，若非被告持有己○○上開相當於債權憑證之本票，己○○又何須設定上開房地之抵押權予被告。再者，證人己○○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有向李東茂借貸380萬元，借款迄今已有10年；又被告要求簽發之上開本票，面額380萬元本票部分係本金，面額275萬元本票部分係利息，另面額500萬元本票部分是擔保債權之用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71、275頁），足見被告係基於李東茂之遺產債權而為維護、保障債權之換票及擔保債權等之行為，所要求己○○開具之本票均有其依據，且被告僅係要求己○○簽發本票保障債權，並未強要己○○給付現金償還債款，則其合法行使債權之相關權利，在己○○亦無否認該等債權存在之情形下，似無可能有必要竟施恐嚇手段，是以己○○、丙○○所證被告有於96年11月23日對己○○施恐嚇以取得上開3紙本票云云，顯違常情。

⒊又在己○○、丙○○指訴96年11月23日之前，己○○除於96年9月12日將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房地設定抵押予被告之外，證人己○○於原審審理時又證稱：南投縣草屯鎮○○路102號及同路102之1號房屋，係於蓋好後，就委託被告幫伊賣房子，因為房屋賣掉伊才有辦法還債，被告並未恐嚇伊委託被告代售房屋，後因被告賣不掉，再委託仲介公司代為銷售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76、277、279至280頁），而上開2棟房屋於95年5月17日即建築完成，95年6月13日為產權登記，有該等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之記載在卷可參（見原審卷卷一第143、146頁），足知己○○早於房屋建築完成後之95年年中即有委託被告代為銷售，並欲將房屋出售所得價金用以償債，此外，並有己○○委託被告及安欣房屋代為出售上開房屋之委託書、安欣房屋之房地產委託銷售契約書、不動產說明書、不動產出售要約書等資料附卷足憑（見原審卷卷一第134至142頁）；且己○○另曾於96年9月14日將伊父簡連煌所有之南投縣草屯鎮○○段62之8號地移轉所有權予被告且於96年10月5日完成移轉登記，亦據證人己○○結證屬實（見原審卷卷一第281頁），並有卷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異動索引等可稽（見原審卷卷一第49至51、133頁）；且證人即代辦上開抵押權設定登記及土地移轉登記之代書林敏榮亦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確認伊於辦理己○○與被告間之抵押權設定登記及前揭土地移轉登記，辦理之過程均平和，未有任何爭執等詞（見原審卷卷二第21至22頁）；則己○○在伊所指之96年11月23日之前非但未曾否認被告行使、保障李東茂遺產債權之相關權利，甚至提供財產設定抵押權予被告，移轉土地產權予被告，容許被告代售伊之房地作為償債之用，而該等作為對於債權之擔保及滿足之效用，更高於簽發本票或換票，然而，己○○竟均自願提供具體特定之不動產供作被告擔保債權或償債之用，又豈會竟吝於因應被告合理要求而簽發本票或換票等之作為，是以己○○、丙○○指證被告於96年11月23日竟有恐嚇以取得己○○簽發上開本票3張之犯行云云，實令人殊難想像。況證人己○○於原審審理中又證稱：伊曾另簽發發票日96年12月10日、票號488526號、面額471萬2千元之本票予被告，被告並無恐嚇伊簽發該紙本票，且該本票係在林敏榮代書事務所處交付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78至279、281頁），復有該紙本票在卷可證（見原審卷卷一第53頁），則若依該票票載發票日之96年12月10日，係於96年11月23日之後，己○○亦係自願簽發該紙本票交付予被告，而無任何恐嚇情事，益徵己○○、丙○○指證之被告恐嚇己○○簽發本票等情，是否屬實，顯值懷疑。

⒋綜上所陳，己○○就30萬元交付之地點所證前後不一，嗣又稱確係在林敏榮代書處，即見其片面之恐嚇指訴，顯見瑕疵；又關於簽發前揭3紙本票究係在96年9月12日抵押權設定之前，或是在抵押權設定之後，己○○之指訴亦先後互異，且有與丙○○所指相互牴觸者，證人即代辦抵押權設定登記之代書林敏榮又證述曾於96年9月12日代辦前開抵押權登記時，見及其中1紙面額500萬元之本票，除上開指證之多有扞格不合之外，至被告有無對坦認債務之己○○為換票或簽發本票之擔保時，施以恐嚇，核之常情，益徵可疑；再己○○96年11月23日之前，既自願提供具體之不動產作為債務擔保或清償之用，是否之後之96年11月23日尚需被告施以恐嚇手段始得願簽發之上開本票，此顯亦大違常理。是己○○之證言既前後齟齬矛盾，丙○○又附和己○○具有瑕疵之證詞，均無可採，因此，己○○、丙○○分別指訴被告恐嚇己○○以獲得30萬元，又另施恐嚇使己○○簽發前揭本票交付被告云云，自均不可信。

㈦關於被害人丙○○遭恐嚇簽發500萬元本票部分（即一、㈤部分）

⒈被告否認恐嚇丙○○簽發500萬元本票，並辯稱：丙○○確實於96年11月23日下午1、2時許，在南投縣草屯鎮○○路駿昇汽車修配廠，當場簽發發票日為96年11月23日、票號754028號、面額500萬元本票1紙交付予被告，此係因丙○○前於80幾年間向被告借貸500萬款項，所以，才簽發該紙本票作為債權擔保，其並未對丙○○為任何恐嚇犯行，亦未曾持折疊刀恐嚇丙○○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24、158頁）。核與證人即目擊丙○○簽發上開本票之簡宏炫於原審審理時證述：伊確有在前揭時、地見及丙○○簽發該紙面額500萬元本票，且開票當時，有說有笑，未曾聽聞恐嚇的話語，且確定丙○○實際簽發該本票之日期為96年11月23日等詞一致（見原審卷卷一第332、335、338頁）；又證人即被告配偶吳秀雲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係於96年11月23日下午3時許，由被告持上開本票回到家中拿給伊看，當時張沛宸亦在場，被告所以要丙○○簽發該紙本票，係因丙○○之前在96年11月14日就有開立1張面額500萬元本票予被告，被告交予伊保管，竟遭伊弄丟，找不到，故而被告才於96年11月23日請丙○○再補開1張本票，然後來又尋得丙○○開立之96年11月14日發票之前揭本票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341至342頁）；另證人張沛宸亦在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有於96年11月23日下午3時許，在被告妻吳秀雲所開服飾店內，看到被告拿回上開本票，因該本票僅有發票日（即96年11月23日），未填載到期日，且伊有核對發票日與當日之日期是否一致，所以才確定當日係96年11月23日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347至348、350頁）所述相符。且有丙○○所簽發之發票日為96年11月23日、票號754028號、面額500萬元本票影本1紙附卷足稽（見97偵3421卷第7頁）。均足徵被告確實於96年11月23日下午3時之前，業已取得上開本票返回家中交予其妻吳秀雲，是以被告自無可能在當日下午6、7時許，仍在己○○家中恐嚇丙○○簽發該紙本票甚明。而證人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於96年11月23日下午6、7時許，在己○○住處恐嚇伊，強要伊簽發500萬元之本票交付予被告云云（見原審卷卷一第293至294頁），且己○○亦在審理中附和丙○○而證述：被告於96年11月23日，在伊南投縣草屯鎮○○路○段59號住處，恐嚇丙○○，並要丙○○簽發500萬元本票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275至276頁），顯與上開事證截然互異。又核諸己○○於原審法院97年度投簡字第127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民事事件之言詞辯論庭中結證稱：「被告（即乙○○）叫原告（即丙○○）開1張500萬元本票給他，原告好像不太情願的樣子，寫完後，被告還叫原告蓋指印。被告沒有拿刀子出來，也沒有說什麼如果不開就怎樣的恐嚇言語。我沒有聽到被告說如果原告不簽本票就要原告死在這裡的話」等詞（上開言詞辯論筆錄影本：見原審卷卷一第216至219頁），則己○○於上開民事事件言詞辯論庭之證詞，顯已明確證述被告雖有請丙○○簽發上開500萬元之本票，但並未施予任何恐嚇之手段，而與己○○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言，就被告有無恐嚇犯行部分，互核確有不符，則己○○之證言究以何者為真，自有疑義，當無從遽予採認。再者，被告固否認有恐嚇丙○○之犯行，但原即坦認丙○○確有簽發上開本票予被告，是以該紙本票亦無從逕作為認定被告是否有恐嚇犯行之證據，則被告所涉此部分之恐嚇犯行，僅餘證人即被害人丙○○之唯一指證為憑，既無其他證據可供審認，自不得率認被告有此部分之恐嚇犯行。

⒉況丙○○前於96年11月14日已曾簽發500萬元本票交付予被告，除有吳秀雲證述於前外，並有被告所提出發票日為96年11月14日、票號754027號、面額500萬元本票影本1紙在卷足證（見原審卷卷一第101頁），而證人吳秀雲更在原審審理時證述：96年11月14日簽發及96年11月23日簽發之上開本票2紙均屬同一筆債務等語（見原審卷卷一第345頁）；證人丙○○當庭亦坦承：該紙發票日為96年11月14日之本票確實係由伊所簽發，僅就簽發時、地為何難以確定（見原審卷卷一第299頁），又證稱：在96年11月23日之前確實另外有簽發1張面額500萬元之本票予被告等詞（見原審卷卷一第294頁），則若非丙○○與被告之間確有債權債務糾葛，丙○○豈有可能就同一筆債務，僅因被告可能之遺失，竟先後2次簽發上開同面額之本票，足見被告對於丙○○確實擁有如上開本票面額之債權。此外，復有丙○○對於債務人林進發所擁有之債權移轉予被告一節，亦據證人林進發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甚詳，並證稱：伊有收得以被告名義聲請之支付命令，丙○○有告訴伊，被告要這筆錢，被告有告知伊，丙○○有欠被告錢，所以才由被告來向伊討錢，且被告確實持有伊簽發之6張本票等詞（見原審卷卷二第7、8頁），且有卷附林進發與丙○○（原名李帆壽）所簽訂之協議書及林進發開立之本票6張與被告為債權人名義聲請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等可據（見原審卷卷一第126至131頁），此亦可佐證被告確實對於丙○○擁有債權，丙○○始將伊對於林進發之債權讓與被告，作為抵債之用。至證人林進發證稱：丙○○聲稱係遭被告恐嚇而轉讓債權云云，非但係傳聞，且屬丙○○片面陳述，自無足採。

㈧告訴人戊○○於97年3月6日警詢（見97偵1710卷第23至27頁）時始指證並提出本件告訴，惟其時距96年6月30日伊簽發前述本票之時間已半年有餘，縱離被告最後1次於96年10月16日收受3萬元之事實，亦相隔逾4月；告訴人己○○在97年2月24日警詢（見97偵1710卷第12至15頁）中提出本件告訴，距其96年9月14日給付30萬元予被告之時間，亦相距5月，即使與其所指96年11月23日簽發本票之時，亦隔3月；再觀丙○○部分，除於97年3月6日配合戊○○同日之上開指證亦製作警詢筆錄（見97偵1710卷第45至47頁），以及97年2月24日配合己○○同日之警詢指訴，亦製有警詢筆錄外（見97偵1710卷第32至35頁），丙○○遲至97年7月9日警詢時（見97偵3421卷第2至4頁），才指稱96年11月23日遭被告強制簽署委任書，又因被告恐嚇而開立500萬元本票，距上開所指訴之事實皆逾7個月；則何以被害人戊○○、己○○、丙○○等3人就各該所指被告之犯罪事實，均毫無緣由相隔3、5月甚或半年以上之相當時日之後，才先後接續為本案之指證及告訴，且3人間又相互配合指證，是其等分別指證各情是否真實，實引人疑竇，而難以遽信。

六、撤銷改判及駁回部分：

㈠撤銷改判部分：告訴人丙○○告訴被告侵占部分，業已逾越6個月告訴期間，依法已不得告訴。原審疏未詳查，遽為此部分實體認定進而為實體判決，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告訴人丙○○指訴應屬採信，被告確實有侵占犯行等情，據以指摘原判決關於侵占部分判決不當，雖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侵占部分既有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關於被告被訴侵占部分予以撤銷，另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㈡上訴駁回部分：告訴人戊○○、己○○、丙○○分別指證被告所犯上開恐嚇取財、強制罪各情，或因證人之證述前後不一，擅自翻異，或證人彼此之證述顯有齟齬扞格，均有瑕疵，或有被告所涉事實，僅有證人即被害人之單一指證，並無其他證據可供審認，至公訴人另指之前揭本票、收據、委任書、遺囑等證物，被告又未否認確實取得該等本票、委任書，或簽立前揭收據，另就被告仍有爭議之遺囑等，惟該等書證之存在均不足以據之而認定被告有恐嚇取財或強制等犯行存在，是以積極證據既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又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時，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以揆諸上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例意旨，既無任何確切證據證明被告有何恐嚇取財、強制等罪之構成要件事實之行為，自難僅憑證人即被害人具有瑕疵之證詞或片面單一之指訴，即遽認被告有何恐嚇取財或強制等犯行可言，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上述犯行，原審就上開恐嚇取財、強制罪部分因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爰依法為無罪諭知，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認本案已經證人陳盈壽、戊○○、丙○○、己○○、張義明於偵審中證述明確，該等證人所述主要之點均無不符；且經偵查佐甲○○於原審證述在卷；證人即被告之母李吳琇終、女李瑩和於原審由告訴人丙○○陪同到庭時均表示不願意作證，李吳琇終哭訴「歹命」（福佬話），李瑩和對被告多所怨懟，其等與被告骨肉至親，卻形同陌路，可知被告確實有喪失繼承權之事實；至於吳秀雲為被告配偶、與張沛宸證述內容違背常情，林敏榮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人確實債權債務情形，簡宏炫為被告友人，所述不免偏頗，均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見本院卷第4頁），並聲請再度傳訊證人丙○○、己○○作證，及就被告進行測謊（見本院卷第56頁）。查陳盈壽、張義明於偵審中到庭作證內容，充其量僅能證明李東茂生前欲排除某位繼承人（即被告）繼承其財產，對於被告何時知悉李東茂前開代筆遺囑內容而知悉其無繼承權一情，並無法證明，自無從引為被告本案向各債務人（戊○○、己○○）索討債務之際，明知其無繼承權，而仍有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至丙○○、戊○○、己○○於原審證述內容，或彼此或與其等於警偵訊歷次供述多所不符，互有扞格矛盾之處，已分述如前，且丙○○、戊○○、己○○彼此與被告互處於對立之利害關係，其等所為有瑕疵之指證述內容，尚無從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亦詳述如前。另證人甲○○即替丙○○、戊○○製作警詢筆錄之警員，其於原審證述替其2 人製作筆錄時，竟於製作期間，互有詢問另1人情形，以致其等所呈現之警詢筆錄幾均相符，難認無勾串、失真之虞，亦難以其（甲○○）證述內容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之母女於原審所為言論行為舉止，固可堪認被告與其等因為家產訴訟、繼承權之有無而導致雙方不快，惟究無法證明被告何時知悉李東茂前揭代筆遺囑，暨其喪失繼承權之時點，無從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再者，被告否認犯罪所持之辯解縱屬不可採，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屢經最高法院著有30上字第482、1831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證人吳秀雲、張沛宸、簡宏炫固均為被告配偶或友人，與被告關係密切，然亦不能以被告與其等具有上開關係，即認定其等所為有利於被告之供述當然偏頗而要無可採（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168號判例意旨參照），故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檢察官於本院聲請傳訊證人丙○○、己○○2人，其中聲請丙○○作證關於被告何時知悉無繼承權、戊○○及己○○簽發本票之經過，另聲請己○○作證關於丙○○簽發500萬元本票之經過一節，惟上開2位證人已經原審傳訊作證，經由檢辯雙方進行交互詰問及法院訊問，檢察官於本院再度聲請傳訊所欲證明之事實，亦經原審予以詰問、詢問（其等各該筆錄分見原審卷卷一第287至288、295至296、29 7、302〈以上關於丙○○作證關於被告何時知悉其無繼承權部分〉、288至290、297至298〈以上為丙○○作證關於戊○○簽發本票之經過〉、294至295、299〈以上為丙○○作證關於己○○簽發本票之經過〉、275至277、281至282〈以上為己○○作證關於丙○○簽發500萬元本票之經過〉），且經逐一指駁其等證述互有瑕疵、不足採信如前（見上

四、㈡、㈤⒈⒉⒊、㈥⒉⒊、㈦⒈述），故本院認無再傳訊上開證人之必要。至檢察官聲請就被告進行測謊部分，惟本案被告供述始終如一，反係告訴人指述屢有矛盾之處，本件事證已明，認無再為上開鑑定之必要，以上均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