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金重訴字第21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金重訴字第21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李克毅

選任辯護人

謝進益律師

　　　　　　莊春山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2年度偵字第539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李克毅係以受委任處理事務而獲有報酬之個人，為稅捐稽徵法之納稅義務人，明知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或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緣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8樓，現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28樓，下稱遠雄人壽）欲購買坐落臺北市○○區○○路0○段0地號土地（起訴書誤載為「臺北市○○區0○段○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及其上依臺北市政府96建字第8899號建造執照所建築完成之建築物（下稱本案建物）（下合稱本案標的物）作為其辦公處所，乃於民國97年3月10日，與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現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29樓，下稱遠雄建設）、趙藤雄共同委任李克毅合夥之境外律師事務所C&K INTERNATIONAL LAW OFFICE（下稱C&K，起訴書誤為「C&K公司」）負責洽談本案標的物一切買賣事宜，並約定遠雄人壽、遠雄建設於委任事務完畢時支付C&K佣金新臺幣（以下除特別註明外，均同）1億2,000萬元；惟因本案標的物產權複雜、涉及龐大利益並遭黑道覬覦等因素，以致李克毅未能完成前開委任事務。但李克毅為獲取高額佣金，乃於同年5月初，與具有相當政商背景及處理土地整合能力之阿姆斯壯節能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9樓之1，下稱阿姆斯壯公司，原登記負責人為劉昌憲，其所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另行起訴，現由本院以102年度訴字第214號審理中）執行董事鄧盛宇（已於99年9月3日死亡，未據起訴）商議合作之事，兩人協議由鄧盛宇負責處理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其餘有關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及相關人、事之居間、接洽、聯繫暨處理均由李克毅負責，並約定李克毅可得獲取遠雄人壽所給付佣金之比例或數額，詎李克毅為免遭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竟基於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意，決定以C&K、其為負責人之WIN FAIR FINANCELIMITED（90年7月6日設立於香港地區，中文名稱：聯升財務有限公司，100年1月4日始經經濟部商業司認許，下稱WIN公司）名義作為遠雄人壽之受任人，並約定由鄧盛宇負責提供前述佣金之收款單據予遠雄人壽供作稅務證明之用。迨鄧盛宇告知將由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1樓，負責人吳佳璋，下稱善得人本公司）擔任遠雄人壽之受任人負責前述本案標的物對外事務之處理後，李克毅即向遠雄人壽表示負責洽談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者有伊、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及各自之權責，並與遠雄人壽談定報酬數額為合計4億4,000萬元（不含遠雄人壽另給付李克毅之500萬元），遠雄人壽及趙藤雄乃於同年月14日共同出具：㈠意向書，委任C&K、WIN公司、英屬維爾京群島商高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該公司嗣因有雙方代理等問題而退出）共同與有權處分本案標的物之昌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下稱昌軒建設）、聯貸銀行團代表寶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華銀行，嗣由新加坡星展《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受後更名為星展銀行）協商購買本案標的物事宜；㈡委任書，委任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依意向書內容，促成委任人與昌軒建設等公司完成正式本案土地及建物買賣契約之簽訂，並載明願於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時給付3億1,000萬元（其中1,000萬元為保留款，於買賣交易完成過戶登記等各項手續無誤後再行給付）予受任人，及受任人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於委任事務達成時提供委任人合法單據作為報稅證明之用；㈢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表明願分別在簽訂正式買賣契約後；土地產權過戶及起、承、監造人變更完成後，各給付介紹佣金6,500萬元（合計1億3,000萬元）予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該公司嗣因有雙方代理等問題而退出）。遠雄人壽順利於同年7月18日、同年月25日，分別與有權處分本案標的物且經寶華銀行代表聯貸銀行團同意之昌軒建設、奕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之14，現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現更名為奕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奕行公司）、奕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原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之14，現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現更名為奕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奕銘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即先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發票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面額合計4億4,000萬元）予李克毅指定之WIN公司。李克毅則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受任人身分，持該2間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起訴書就附表二編號9所示統一發票誤載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更正之），向遠雄人壽請款，使不知情之遠雄人壽將前開統一發票9紙作為前揭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之進項憑證，李克毅並在先後取得上揭支票5紙後，均以委任取款名義，於97年8月8日、12日、21日、同年10月29日，將支票存入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第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再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將非屬其所得部分轉出（資金流向如附圖所示），並藉此對外宣稱前述4億4,000萬元之全數金額均係代收代付款項，均非其所得，以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之稽查。李克毅以上述不正當方法逃漏其9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4,967萬1,616元（計算式詳後述）。

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主動簽分偵辦後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明文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為法律規定有證據能力之傳聞例外，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而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之詰問程序，則屬證人之法定證據方法，於法院審判中須踐行法定調查證據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屬「合法調查」程序之一環，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規定之證據適格，在證據法則之性質並非相同。又92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改採以當事人進行為主之訴訟制度，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基於當事人一方原告之地位，就被告犯罪事實及訴訟條件與據以認定證據能力等訴訟程序上之事實，固應善盡舉證責任，然因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等被告以外之人時，均能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致違法取供，並令其具結，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同法第159條之1明定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被告以外之人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故被告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毋庸另為證明，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再者，供述證據，本得分為體驗供述與意見供述。前者，指就其自己所體驗之事實而為供述，依法自具證據能力；至後者，指就某事項陳述其個人意見。證人所提供之意見或所推測之事項，如與其體驗之事實無關者，依刑事訴訟法第160條之規定，固無證據能力；但如其陳述係以其實際之經驗為基礎時，既非單純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亦非間接傳聞自他人之陳述，仍得作為證據。查：證人鐘翊豪於102年1月31日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劉昌憲於100年6月10日偵查中之陳述，均係在檢察官前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且其等陳述內容均係以其實際經驗為基礎，此觀之該次筆錄及證人結文即明（見臺北地檢署101年度偵字第11520號卷《下稱偵11520卷》㈡第531至532、536頁；同署100年度偵字第9842號影卷《下稱偵9842卷》第254至256頁），被告李克毅之辯護人復未釋明證人鐘翊豪、劉昌憲前開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明，應認證人鐘翊豪、劉昌憲上述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空言主張：證人鐘翊豪、劉昌憲於偵查中之供述，屬審判外之陳述，既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亦無較特別可信之情況，且內容均屬非實際經驗之個人推測與意見之詞而無證據能力云云，顯非足採。

二、按證人為會計師，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絕證言，刑事訴訟法第182條固有明文，惟該條所規定之從事一定業務之人，就其業務上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有拒絕證言權，係以基於一定之職業而知悉他人之秘密為其基本，免除其為證人之證言義務，其目的在保護依賴者與受依賴者間之信賴關係，並非在保護該等從事一定業務之人之職業地位，且其秘密若非基於信賴關係所獲悉，或依賴者非基於信賴關係始委託其辦理某種業務，自不在該條規定之列（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724號裁定意旨參照），而依上開規定，會計師猶得決定拒絕證言與否，亦非絕對禁止其於法庭上作證。再者，刑事訴訟法並無類似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2項所定審判長應於訊問前或知有前項情形時告知之規定。況且，拒絕證言告知之規定，係為保護證人而設，乃專屬證人之權利，非當事人所得主張，證人拒絕證言權及法院告知義務之規定，皆為保護證人而設，非為保護被告，縱法院或檢察官未踐行此項告知義務，而告以刑事訴訟法第187條第1項「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依同法第186條、第189條規定「命朗讀結文後為具結」，如認其於被告本人之案件屬因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仍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所定均衡原則，權衡個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對於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害或實害等情形，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審酌判斷其有無證據能力。查：證人鐘翊豪上開偵查中之陳述，係針對另案被告劉昌憲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在檢察官前以證人身分具結後所為；參以證人鐘翊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鄧盛宇在98年5月底某1天下午到伊事務所說李克毅律師有一些稅務諮詢要諮詢伊，他有一些要事要先離開，鄧盛宇就先離開，李克毅出示1張北區國稅局的公文，請伊就會計師的專業來判斷是什麼情況，該如何處理，伊看了之後判斷這是綜合所得稅逃漏稅的嫌疑，伊當下沒有馬上接受委任；因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下稱北區國稅局）的承辦人員給伊看很多相關的資料，加上伊是善得人本公司的委任會計師，經善得人本公司的會計單位人員告訴伊的內容，所以伊認為阿姆斯壯公司主導人是李克毅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82頁反面至184頁反面），顯見證人鐘翊豪於上揭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內容，並非基於與被告間之信賴關係所獲悉，自與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立法意旨無違。復觀諸證人鐘翊豪於偵審過程中，均未曾表示其曾受被告要求不得作證，且證人鐘翊豪協助被告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現更名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北國稅局）提出說明之書面資料復均已附卷，自已非屬秘密事項。綜上，證人鐘翊豪前開偵查中具結證述內容既不至於危害被告，又係就已附於卷內之說明資料，陳述其所知之事，其亦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83條第1項規定拒絕證言並釋明其原因，自無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問題。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證人鐘翊豪係被告委任之會計師，未經被告同意為前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不具證據能力云云，尚有誤會，亦無可採。

三、按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定有明文。而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僅需為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且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又稅捐由各級政府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稽徵之，此為稅捐稽徵法第3條所明定。查：臺北國稅局103年1月29日財北國稅審四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見本院卷㈠第206至208頁），係該局就本院依公訴人聲請針對本案相關稅法疑義所為之回覆公函，此公函雖係因應本院函詢所為之個案回覆，然仍為稅務承辦公務員依其稽徵業務之職掌而為，自屬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公文書，且核其函覆內容，或為有關其執行稅捐稽徵職務之紀錄，或為稅捐法令規定及解釋，或為綜合所得稅之稅額計算式，準此，堪認前揭臺北國稅局函文係在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主張該函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內容謂「倘」被告有佣金或顧問費所得，則有逃漏個人所得稅之情事，係以「假設性事實」為函覆，亦與其自身稽查報告書及認定事實相互矛盾，具有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59條之4規定，不具證據能力云云，尚非足採。

四、被告之辯護人爭執另案被告劉昌憲、證人鐘翊豪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陳述部分，茲因另案被告劉昌憲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係以被告身分為陳述（見11520卷㈠第118至120頁），且其已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經交互詰問而詳為證述（見本院卷㈡第187至191頁）；另證人鐘翊豪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見11520卷㈠第123至125頁），又經檢、辯雙方於本院審理時詰問綦詳（見本院卷㈡第182至187頁），其前後陳述復無齟齬之處，故本院認無以前述被告有所爭執之證據作為認定被告有罪證據之必要，即不再贅論此部分供述是否有證據能力。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此亦據同法第159條之5規定明確。查本案所引用之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除前述一至四外，關於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亦因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且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則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並無不當，故其等於審判外之陳述，自得作為本案之證據。另按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文書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斟酌本案卷內之證據並非不法取得，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檢察官、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已受保障，自均得採為證據。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C&K合夥律師及WIN公司負責人，且曾受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並收受遠雄人壽開立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面額合計4億4,000萬元）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逃漏稅捐犯行，辯稱：伊於97年9月是受任於遠雄人壽負責與本案標的物的債權銀行談判，但因鄧盛宇負責處理的部分，原先沒有人處理，以致沒辦法進行下去，直到同年5月，鄧盛宇出現且其開出的條件為遠雄人壽所接受，該案才得以繼續進行，鄧盛宇也完整完成這個案子，至於鄧盛宇以阿姆斯壯公司來受任，及其後續支付款項的對象及稅務，均不是伊可以瞭解與掌控的，伊僅是依照鄧盛宇指示辦理4億4,000萬元的代收代付，北區國稅局亦已認4億4,000萬元非伊所得等語。被告之辯護人辯護稱：本件起訴書載稱「李克毅、WIN公司遂以上述不正當方式，逃漏個人所得稅、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係以兩個不能並存之大前題事實，推論兩個不能並存之結論，顯存有邏輯上之錯誤。又因WIN公司於97年間係註冊於香港地區之公司，非納稅義務人，無逃漏稅捐問題，公訴人乃以補充理由書否認WIN公司逃漏4億4,000萬元之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另主張被告幫助遠雄逃漏營業稅。起訴書、補充理由書，甚至公訴人論告時所主張被告涉犯之犯罪事實截然不同，起訴書及補充理由書中關於「稅務所得」、「涉案行為人與公司」與「所逃漏稅捐之內容與規定」之認定，除前後矛盾與衝突外，更與北區國稅局（102年11月11日北區國審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臺北國稅局（101年5月25日財北國稅審四字第0000000000號移送書）、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00年度偵字第9842號被告鄭永裕不起訴處分書）、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1年度簡字第2713號被告鄭永裕刑事簡易判決）、本院98年度訴字第2119號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完全背離。而被告代收代付4億4,000萬元部分，業經北區國稅局於102年11月11日以北區國審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認無違章情事，以免議結案，故被告並無逃漏稅捐之情事。遠雄人壽亦經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補徵營業稅2,095萬2,378元，因自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累積留抵額大於漏稅額，已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100萬元罰鍰，足證遠雄人壽與阿姆斯壯公司間之交易屬實，且實與被告無涉，遠雄人壽既非稅捐稽徵法第41條所規定之逃漏稅捐之刑事正犯，公訴人於補充理由書載稱「被告幫助遠雄人壽逃漏稅捐，故成立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自屬違誤。另依證人劉昌憲、吳佳璋、鐘翊豪審理中之證詞及新北地檢署100年度偵字第9842號不起訴處分書，可知阿姆斯壯公司實質負責人為鄧盛宇，與被告無涉，是起訴書及補充理由書認定阿姆斯壯公司負責人為劉昌憲，顯與事實完全背離。被告主觀上既無任何逃漏稅捐與幫助逃漏稅捐之故意，客觀上亦無「與阿姆斯壯公司簽訂不實授權書，由阿姆斯壯松授權被告開立統一發票向遠雄人壽請領佣金及顧問費款項，逃漏個人稅捐及WIN公司之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為銷售人，遠雄人壽為買受人而填製業務上所製作性質上屬商業會計憑證，銷售額及銷項稅額之不實統一發票9紙交付遠雄人壽」及「蓄意委請遠雄人壽將原應給付被告之款項，迂迴匯至WIN公司，規避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義務，進而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犯罪情事。被告受遠雄人壽委任辦理土地交易中之代收代付款項事宜，執行過程中，係由阿姆斯壯公司實際負責人鄧盛宇主導土地整合業務並依鄧盛宇指示辦理撥付款項事宜，被告未涉犯本件起訴書所指之稅捐稽徵法第41條與補充理由書所指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罪，應對被告為無罪判決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境外律師事務所C&K之合夥律師，亦為90年7月6日設立於香港地區，100年1月4日始經經濟部商業司認許之WIN公司負責人。緣遠雄人壽欲購買本案標的物（起訴書就土地地號部分誤載為「臺北市○○區0○段○0地號土地」）作為其辦公處所，乃於97年3月10日，與遠雄建設、趙藤雄共同委任C&K（起訴書誤為「C&K公司」）負責洽談本案標的物一切買賣事宜，並約定遠雄人壽、遠雄建設於委任事務完畢時支付C&K佣金1億2,000萬元；惟因本案標的物產權複雜、涉及龐大利益並遭黑道覬覦等因素，以致被告未能完成前開委任事務。同年5月初，被告與具有相當政商背景及處理土地整合能力之阿姆斯壯公司執行董事鄧盛宇接洽後，遠雄人壽及趙藤雄於同年月14日共同出具：㈠意向書，委任C&K、WIN公司、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該公司嗣因有雙方代理等問題而退出）共同與有權處分本案標的物之昌軒建設、聯貸銀行團代表寶華銀行協商購買本案標的物事宜；㈡委任書，委任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依意向書內容，促成委任人與昌軒建設等公司完成正式本案土地及建物買賣契約之簽訂，並載明願於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時給付3億1,000萬元（其中1,000萬元為保留款，於買賣交易完成過戶登記等各項手續無誤後再行給付）予受任人，及受任人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於委任事務達成時提供委任人合法單據作為報稅證明之用；㈢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表明願分別在簽訂正式買賣契約後；土地產權過戶及起、承、監造人變更完成後，各給付介紹佣金6,500萬元（合計1億3,000萬元）予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該公司嗣因有雙方代理等問題而退出）。其後，遠雄人壽於同年7月18日、同年月25日，分別與有權處分本案標的物且經寶華銀行代表聯貸銀行團同意之昌軒建設、奕行公司、奕銘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即先後於如附表一所示之發票日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面額合計4億4,000萬元）予WIN公司，並均由被告收受。又遠雄人壽在取得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後，即以之作為前揭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之進項憑證。而被告在先後取得上揭支票5紙後，則均以委任取款名義，於97年8月8日、12日、21日、同年10月29日，將支票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鄧盛宇已於99年9月3日死亡。以上各節，有證人劉昌憲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偵9842卷第254至256頁，本院卷㈡第187至191、196至200頁）、證人吳佳璋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㈡第196至200頁）為憑，且有WIN公司經公證之註冊證書（本院卷㈠第46至52頁）、WIN公司註冊證書、出任董事或候補董事職位同意書、被告之香港國際機場訪港常客證及護照（偵11520卷㈠第200至212頁）、WIN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資料查詢（偵11520卷㈠第41至42頁）、97年3月10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土地購買意願書、遠雄建設及遠雄人壽與C&K間之委任購地協議書（偵11520卷㈠第57頁反面、58頁，偵11520卷㈡第417、418頁）、97年3月15日遠雄人壽與C&K間之委任購地契約書（偵11520卷㈠第58頁反面、偵11520卷㈡第419頁）、97年4月1日昌軒建設、奕行公司、奕銘公司與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一般委託銷售代理契約書（偵11520卷㈠第60頁反面至61頁反面、69至70頁反面、74至75頁反面）、97年5月14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意向書（偵11520卷㈠第34、66、225、258頁，偵11520卷㈡第258頁，本院卷㈠第120頁反面）、97年5月14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委任書、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偵11520卷㈠第35頁正反面、226、255、256頁，偵11520卷㈡第421、422頁，本院卷㈠第121頁正反面）、97年7月18日、同年月25日遠雄人壽與昌軒建設、奕行公司、奕銘公司間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偵11520卷㈠第44至52頁）、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偵11520卷㈠第217至218、221至222、224頁，偵11520卷㈡第440至441頁、本院卷㈠第164頁反面至166頁反面）、遠雄人壽委任代為交付前開部分支票之彰信聯合律師事務所蔡調彰律師出具之確認書（偵11520卷㈠第56至57頁、偵11520卷㈡第442至444頁）、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偵11520卷㈠第215至216頁、本院卷㈠第124頁反面至126頁反面）、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松山分行100年3月25日（100）國世松山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如附表一所示支票由被告提兌及提兌銀行為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資料（偵11520卷㈠第79至84頁）、焦點新聞報導（偵11520卷㈠第197至199頁）、遠雄人壽公告查詢（偵11520卷㈠第227至234頁、偵11520卷㈡第423至430頁）、昌軒建設97年7月29日（97）軒總字第213號函、星展銀行忠孝分行97年8月4日（97）星展忠發字第100號函及所附97年8月4日奕行、奕銘公司聯貸案會議紀錄（偵11520卷㈠第235至239頁）、臺北市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變更起造人申報書、土地所有權狀（偵11520卷㈠第240至245頁、偵11520卷㈡第455至461頁）、土地異動索引（偵11520卷㈡第391頁）、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報導（偵11520卷㈡第394頁）、黑道介入土地開發案、本案標的物之相關報導（偵11520卷㈡第394至405頁、本院卷㈠第31至32頁反面）、鄧盛宇之阿姆斯壯公司執行董事名片及相關報導（偵11520卷㈡第406至414頁、本院卷㈠第33至34頁）、遠雄人壽購得本案標的之相關報導（偵11520卷㈡第415至416頁）、善得人本公司之基本資料查詢明細（偵11520卷㈡第437至439頁）、阿姆斯壯公司登記案卷、善得人本公司登記案卷（均置於本院102年度訴字第214號影卷《下稱訴214卷》後）、鄧盛宇之戶政查詢資料（偵11520卷㈡第349頁）、死亡登記申請書、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死亡證明書（訴214卷第84頁反面至85頁）、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103年12月29日（103）和院內科字第752號函及所附鄧盛宇病情資料（訴214卷第97頁反面至104頁）附卷可稽，並為被告於回覆稅捐稽徵機關函詢及偵、審過程中所自承或不爭執者。是以，上開事實，均首堪認定。

㈡又買賣標的物如具有產權複雜、涉及龐大利益並遭黑道覬覦等因素，衡諸常情，無論賣方、買方或欲促成買賣之人，往往無法僅憑己力即得完成標的物之買賣事宜。而本案標的物確具有前揭因素，且觀之昌軒建設100年5月26日補充說明書記載「該建築開發案於本公司取得建築開發權利之後，一直受到各方矚目關切，為避免造成本公司困擾，故本公司委請高力公司對外代表進行洽談…」（見偵11520卷㈠第59頁），奕行公司、奕銘公司100年5月16日說明書亦均載明「關於本公司與遠雄人壽買賣契約乙事，由本公司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仲介事宜」（見偵11520卷㈠第66頁反面、68頁），遠雄人壽100年5月18日（100）遠雄壽字第511號函覆亦記載「有關貴局詢『貴公司97.5.14與昌軒建設公司及寶華商業銀行之『意向書』即已明定總價金為12,900,000,000元暨約定付款方式…』，經查本公司係於簽訂『委任書』時，同時書立其附件一意向書，為本公司有意願向昌軒建設等購買不動產標的之意思表示，以作為李先生等仲介人洽談時之依據，並非表示當時本公司與昌軒建設及寶華銀行合議總價金暨付款方式，容有誤解，敬請明鑒。另查因昌軒建設等該不動產標的的債權債務關係複雜，本公司並無管道可介入了解（不確認其是否接受本公司欲購買價格以其間債務關係是否順利解決），仍須仰賴李先生等仲介人向昌軒建設等居間進行協調，促成正式買賣契約之簽訂；而李先生等受任人向本公司表明其具有仲介能力，可協助本公司購買該不動產標的，本公司於理解其人脈後，遂與該公司簽訂『委任書』及『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見偵11520卷㈠第39至40頁），並有前述昌軒建設、奕行公司、奕銘公司與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一般委託銷售代理契約書、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意向書、委任書、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土地異動索引、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黑道介入土地開發案、本案標的物之相關報導附卷可佐，足徵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確實均有委任他人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務之必要及事實甚明。參以被告先於偵查中供承：伊是台聚集團的財務長，也是遠雄集團的法律顧問，所以遠雄集團董事長及遠雄人壽總經理找上伊，希望伊跟昌軒建設談買這塊地的事，但因昌軒建設與銀行團的協商是蓋好之後分配權利，並沒有談素地的價格，所以遠雄人壽97年3月10日、15日2次正式出價都沒有成交，一直到97年5月14日之後出價129億元是包括建造完成的建物，遠雄人壽找上伊，但伊是國外律師，並非國內律師，伊找鄧盛宇談這個事情，因為鄧盛宇的未婚妻是臺北市議員林奕華，加上鄧盛宇過去做過很多筆土地生意，又因之前土地的事有被恐嚇，伊想鄧盛宇能處理這些事，所以就找鄧盛宇，鄧盛宇是以阿姆斯壯公司的執行董事名義跟伊談的，所以阿姆斯壯公司才會成為共同受任來處理這塊土地等語（見偵11520卷㈡第371頁反面）；嗣於檢察官訊問時以證人身分具結證述：因本案土地昌軒建設是一個受託人，不可以單賣地，昌軒建設只佔了55%權利，另外45%分屬好幾個不同債權人，之後遠雄人壽在97年3月來找伊，也希望伊跟昌軒建設溝通，伊向總經理溝通完之後，他說55%是取決於價格問題，另外45%會有一些不是錢可以談的事情，例如黑道涉入等，且因為這塊地，他們曾經遭黑道恐嚇過，鄧盛宇認為他可以處理45%的部分，因此鄧盛宇接受委任等語（見偵11520卷㈡第533頁）；復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97年3月間，伊代表C&K出面與昌軒建設洽談購地事宜，遭昌軒建設以其受黑道恐嚇為由拒絕，並提出遠雄人壽欲購買本案土地須排除這些困擾的附帶條件，所以伊才會去找鄧盛宇，當時伊因為鄧盛宇的未婚妻是臺北市議員林奕華，且鄧盛宇也處理過仁愛路2段厚生大樓土地案，伊認為鄧盛宇可以處理這個部分；針對給昌軒建設跟寶華銀行的意向書會寫上C&K跟WIN公司都是因為伊代表遠雄人壽去跟寶華銀行接觸，而伊是C&K的合夥人也是WIN公司的負責人，其上會寫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是當初遠雄人壽有找該公司與昌軒建設談，但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曾受昌軒建設委任，因不得雙方代理，所以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才會退出；跟寶華銀行、昌軒建設聯繫本案土地的負責人是伊，但對外有關排解黑道的部分都是鄧盛宇在處理的等語（詳本院卷㈡第106頁反面、107頁）；證人吳佳璋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善得人本公司是伊設立，伊亦為實際負責人，該公司從事殯葬業，伊印象中當初是鄧盛宇來公司，跟伊說有土地仲介，有錢可以賺，伊問他伊要負責什麼，他說伊只要負責溝通協調，排除地上物，鄧盛宇跟伊說完後，伊馬上透過朋友去瞭解這塊土地仲介的狀況，但很複雜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6、197、200頁）；證人鄭永裕於另案偵查中陳稱：伊是亦泊實業社負責人，因為忠孝東路跟基隆路口土地很多黑道跟掮客介入，伊與阿姆斯壯公司簽約是要處理土地整合有關人的事情，阿姆斯壯公司希望伊能幫他們排除困擾，伊是跟阿姆斯壯公司的鄧盛宇聯絡，伊確實從阿姆斯壯公司那裡取得1億多元，錢小部分用於土地整理、架設器材，大部分用於擺平覬覦的黑道，其實伊也後悔跟他們交易，這些兄弟伊等怎樣都無法對抗他們等語（詳偵9842卷第160至161、239、302至303頁），並有鄧盛宇之阿姆斯壯公司執行董事名片及相關報導在卷可查（見偵11520卷㈡第406至414頁、本院卷㈠第33至34頁），復有前述97年5月14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意向書記載委任與昌軒建設、寶華銀行協商購買本案標的物事宜者為C&K、WIN公司、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而同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委任書所載受任人則係C&K、WIN公司、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同日遠雄人壽書立之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所載受任人除上開4團體、法人外，尚增列高力公司臺灣分公司、被告，足見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務之受任人間確有分工情事，且被告於同年5月初，與鄧盛宇商議合作之事時，確有鄧盛宇負責處理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遠雄人壽、寶華銀行、昌軒建設部分由被告負責之協議。另參諸上開遠雄人壽所載之受任人均係經被告告知，且與遠雄人壽談定報酬數額為合計4億4,000萬元（不含遠雄人壽另給付被告之500萬元）者亦為被告，嗣委任事務完成後，遠雄人壽亦係依被告之指定簽發如附表一所示受款人均為WIN公司之支票5紙（面額合計4億4,000萬元），而被告亦係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受任人身分，持該2間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之統一發票9紙，向遠雄人壽請款等情，業據遠雄人壽於100年5月18日以（100）遠雄壽字第511號函載明「由李克毅先生指定之協力廠商WIN FAIR、C&K、善得人本及阿姆斯壯等公司，既為共同處理本件仲介事務，縱以李克毅為對本公司之接洽窗口，因本公司尊重通常商業交易習慣，且為最終受益人，故阿姆斯壯等公司均與本公司簽訂委任書及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以保障渠等權利，乃與一般交易常情。至取得阿姆斯壯及善得人本等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係依該等仲介人間協議書第2項之約定…。因WIN FAIR FINANCE LIMITED及其代表人李先生向本公司表示，該阿姆斯壯及善得人本公司已達成協議及授權，若完成本公司受任事務，其佣金及顧問費由WIN FAIR FINANCELIMITED及其代表人李先生依受任人間訂定之委託授權書及協議書內容領取，且按前揭說明將提供阿姆斯壯及善得人本公司應出具之三聯式統一發票予本公司，故本公司將支票抬頭開立為WIN FAIR FINANCE LIMITED。」（見偵11520卷㈠第39至40頁），並有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及前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松山分行100年3月25日（100）國世松山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附件附卷可參，益徵上揭被告與鄧盛宇間之合作協議，除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由鄧盛宇負責處理外，其餘有關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及相關人、事之居間、接洽、聯繫暨處理均由被告負責之事實，殆屬無疑，足堪認定。

㈢再者，被告於97年3月10日，即受任洽談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斯時，遠雄人壽、遠雄建設出具之委任購地協議書即載明報酬為「1億2,000萬元」，此有前述97年3月10日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土地購買意願書、遠雄建設及遠雄人壽與C&K間之委任購地協議書附卷可考；嗣因本案標的物產權複雜、涉及龐大利益並遭黑道覬覦等因素，以致被告未能完成上開委任事務，被告乃於同年5月初，與具有相當政商背景及處理土地整合能力之阿姆斯壯公司執行董事鄧盛宇商議合作之事，兩人協議由鄧盛宇負責處理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其餘有關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及相關人、事之居間、接洽、聯繫暨處理均由被告負責，已如前述，而衡諸常理，斯時，兩人必然就被告可得獲取遠雄人壽所給付佣金之比例或數額有所約定，此由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具結證述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承：「遠雄在97年3月來找我，也希望我跟昌軒溝通，我向總經理溝通完之後，他說55%是取決於價格問題，另外45%會有一些不是錢可以談的事情，例如黑道涉入等。且因為這塊地，他們曾經遭黑道恐嚇過，因此我跟（他）向說鄧盛宇找過我，可以詢問鄧盛宇願不願意，鄧盛宇認為說他可以處理45%的部分，因此鄧盛宇接受委任。」（見偵11520卷㈠第533頁），及被告與劉昌憲就某商場合作案協議過程之對話內容，被告曾稱：「反正我們倆合作我今天搞55%你搞45%就對了」等語（見本院另案受命法官勘驗筆錄，訴214卷第125頁以下）亦足徵之。復以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以外，舉凡與遠雄人壽談定委任契約內容及報酬、商議遠雄人壽與昌軒建設等就本案標的物之買賣事宜、委任事務完成後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受任人身分執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向遠雄人壽收取委任報酬4億4,000萬元，再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將非屬其所得部分轉出（詳後述）等與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及相關人、事之居間、接洽、聯繫暨處理有關者均由被告負責，且被告為境外律師事務所C&K之合夥律師，及WIN公司負責人，其係以C&K、WIN公司名義作為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之受任人，被告並實際執行該委任事務，則被告因處理上開委任事務所獲取之報酬要非僅為遠雄人壽另行支付之500萬元而已。參以被告在取得上揭合計4億4,000萬元之元支票後，雖均以委任取款名義，於97年8月8日、12日、21日、同年10月29日，將支票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但扣除被告所辯依鄧盛宇指示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交付鄧盛宇或鄧盛宇指定之人外，該4億4,000萬元中，仍有部分金錢係被告所得自由管理、使用、支配、處分者，且該4億4,000萬元中既無任何款項匯予C&K，而WIN公司部分，又有被告自前揭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匯入合計1億1,769萬2,000元款項至WIN公司兆豐銀行第00000000000號帳戶後，隨即將款項匯出之紀錄（詳後述），益徵C&K、WIN公司僅係被告借用擔任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務之名義受任人，凡此種種，均足證遠雄人壽給付委任報酬4億4,000萬元中確實有部分款項屬被告所有。又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或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如年度綜合所得淨額逾600萬元者，必遭課徵最高級距40%稅率計算之個人綜合所得稅，而被告97年度原核定綜合所得淨額為603萬8,778元，適用所得稅率已達最高級距（40%），業經臺北國稅局於103年1月29日以財北國稅審四第0000000000號函說明五㈡中回覆明確（見本院卷㈠第206至208頁），且被告係以受委任處理事務而獲有報酬之個人，對於前開事實及其為稅捐稽徵法之納稅義務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或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等節亦知之甚詳。佐以C&K係境外律師事務所，WIN公司亦為香港註冊之公司，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得稅法等規定均非屬「營業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而無庸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且無論由遠雄人壽及趙藤雄出具之意向書、委任書、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或遠雄人壽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甚或遠雄人壽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作為前揭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之進項憑證等書面文件，均無從使稅捐稽徵機關得知被告因處理委任事務自遠雄人壽給付之4億4,000萬元中有獲取報酬而應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事，被告復藉委任取款名義將遠雄人壽給付費用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合計4億4,000萬元）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再將非屬其所得部分，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轉出，並對外宣稱前述4億4,000萬元之全數金額均係代收代付款項，均非其所得，此均為逃漏稅捐所常見之作為。綜上各情，堪認被告係為獲取高額佣金而與鄧盛宇合作，雙方協議各自負責處理事務之範圍及約定被告可得獲取遠雄人壽所給付佣金之比例或數額，然被告為免遭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乃基於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意，以境外之C&K、WIN公司名義作為遠雄人壽之受任人，且約定由鄧盛宇負責提供前述佣金之收款單據予遠雄人壽供作稅務證明之用，嗣於委任事務完成後，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受任人身分，持該2間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向遠雄人壽請款，使不知情之遠雄人壽將前開統一發票9紙作為前揭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之進項憑證，並應被告要求簽發受款人均WIN公司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被告再於取得上揭支票5紙後，均以委任取款名義，將支票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再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將非屬其所得部分轉出，並藉此對外宣稱前述4億4,000萬元之全數金額均係代收代付款項，均非其所得，以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之稽查，以上述不正當方法逃漏其9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之事實，臻至灼然，堪予認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伊僅是依照鄧盛宇指示辦理4億4,000萬元的代收代付，北區國稅局亦已認4億4,000萬元非伊所得云云；被告之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代收代付4億4,000萬元部分，業經北區國稅局於102年11月11日以北區國審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認無違章情事，以免議結案，故被告並無逃漏稅捐之情事，被告受遠雄人壽委任辦理土地交易中之代收代付款項事宜，執行過程中，係由阿姆斯壯公司實際負責人鄧盛宇主導土地整合業務並依鄧盛宇指示辦理撥付款項事宜，被告主觀上既無任何逃漏稅捐之故意，客觀上亦無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犯罪情事云云，顯係被告圖卸罪責之詞，本均無足取，而前開北區國稅局函係針對被告97年間結購外匯部分在稽查後，基於被告詢問所為之函覆，該函並於說明二明確載明：「嗣後如另行查獲違章漏稅情事，將另案辦理。」此有北區國稅局102年11月11日北區國審三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卷可查（見本院卷㈠第45、178頁），況北區國稅局前開決定，亦無拘束法院審判之效力，尚難據此為被告有利之論據。

㈣至於被告於完成委任事務後實際自遠雄人壽獲取之報酬金額，及被告以上述不正當方法逃漏其9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數額部分，觀之公訴人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原記載：被告及WIN公司以不正當方式，逃漏個人所得稅、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捐1,947萬2,200元、8,800萬元，共計1億747萬2,200元云云，其憑據為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5中所載：「4、遠雄人壽業經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裁罰購買國外勞務應補徵營業稅1,947萬2,200元、及給付國外所得未依法就源扣繳、依所得稅法第114條補徵稅額8,800萬元，共計1億747萬2,200元，足佐被告所逃漏之個人所得稅、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數額即為1億747萬2,200元。」前開論據，顯屬有誤；嗣公訴檢察官於102年11月29日以102年度蒞字第15093號補充理由書予以補充更正為：因前揭之仲介行為實際上乃係被告所主導，其向遠雄人壽公司所取得之佣金、顧問費等款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計算應繳納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然被告竟蓄意藉迂迴並違反正常私經濟活動之方式，委請遠雄人壽公司將原應給付予被告之款項，迂迴匯至WIN公司（係於香港註冊之公司，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得稅法等規定均非屬「營業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而無庸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藉以規避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義務，進而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另於102年12月3日以102年度蒞字第15093號補充理由書聲請本院函請臺北國稅局說明被告是有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若有，數額多少？足徵公訴人亦無法明確指訴被告本案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數額，且被告始終否認犯行，鄧盛宇又已於99年9月3日死亡，有關被告與鄧盛宇協議合作仲介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務之報酬分配比例或數額、及鄧盛宇處理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之執行情形等，仍有晦暗不明之處，故關於被告就受任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實際上所獲取報酬之所得數額及逃漏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之金額，本院僅得斟酌卷內一切事證，以有利被告之方式認定如下：

⒈被告存入遠雄人壽所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之帳戶為其個人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該帳戶在97年8月8日存入遠雄人壽開立之支票前之餘額僅1萬5,161元，且被告委請辯護人所提102年11月22日刑事準備狀即已載明：「於97年8月15日至10月31日間，WIN公司均按鄧盛宇以阿姆斯壯公司名義指示匯款、或由鄧盛宇自行領取簽收」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5頁反面倒數第2至3行），顯見被告自承其代收代付之最後付款日為97年10月31日，則自97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31日，扣除附件二所示自帳戶提出復又存入之部分外，該帳戶存入之資金僅有本案遠雄人壽支付之4億4,000萬元、遠雄人壽支付被告本人之500萬元、及零星之小額存入共4萬1,208元，此有兆豐銀行102年12月11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71至78頁）。又被告於97年8月13日自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提領1億2,020萬元，扣除之後陸續回存合計1億0,302萬元，被告將此差額1,718萬元中之50萬元匯至李王惠美華南銀行懷生分行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即附圖編號5），剩餘1,668萬元則開立支票號碼為DR694604至0000000之支票5紙，其中支票號碼DR0000000、面額20萬元之支票在97年8月15日存入詹悧雯申設之花旗銀行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即附圖編號4之③）；另被告於97年8月26日以本行（兆豐銀行）支票方式開立支票號碼DR0000000至0000000之支票3紙，其中支票號碼DR0000000號、面額20萬元之支票，及DR0000000、面額10萬元之支票，均在97年8月28日分別存入李王惠美申設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詹悧雯申設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即附圖編號10之②③），而李王惠美為被告之母，詹悧雯則係被告之前妻；再者，被告於97年9月4日自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匯款153萬3,338元至其申設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忠孝分行第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償還被告個人汽車貸款（即附圖編號14）等節，亦有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73至74頁）、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金去向表及附件3（本院卷㈡第30頁至32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3年9月11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DR0000000號支票影本（本院卷㈡第21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2年12月12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DR0000000號支票影本（本院卷㈠第83頁至85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4年1月13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DR0000000至DR0000000號支票影本（本院卷㈡第127頁至131頁）、被告之全戶戶籍資料查詢清單（本院98年度訴字第2119號卷《下稱訴2119卷》第65頁反面）、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金去向表及附件5（本院卷㈡第30、33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4年2月16日台新作文字第00000000號函及其附件（本院卷㈡第139頁至140頁）附卷可考，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李王惠美為伊母親等語（見本院卷㈢第12頁反面）；參以前述如附圖編號4、5、10、14所示資金流出之日期，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被告自有資金僅2萬8,897元（原始餘額15,161+13,736【97.08.11存入】＝28,897，其餘款項均為遠雄公司存入或附件二所示提出又回存者），顯見被告前開合計253萬3,338元（計算式：50萬元+20萬元+20萬元+10萬元+153萬3,338元＝253萬3,338元）之資金來源確係遠雄人壽所給付之4億4,000萬元，且被告就上揭253萬3,338元確有自由管理、使用、支配、處分之權，自屬被告所得無誤。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金錢所辯：依鄧盛宇指示以開立支票、匯款交付鄧盛宇或鄧盛宇指定之人，伊不認識詹悧雯，伊母親李王惠美的部分是資料誤植云云（見本院卷㈢第12頁反面）；被告之辯護人辯護稱：97年8月13日之73萬元係被告依鄧盛宇指示提領現金，由鄧盛宇協同鄭永裕收取云云（見本院卷㈠第307頁），顯與卷附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金去向表及附件3所示，並非提取現金，而係匯款50萬至李王惠美之帳戶，另23萬元開立支票號碼DR0000000至0000000、金額分別為20萬、3萬之支票存入詹悧雯及呂慧敏帳戶之事實不符（詳附圖編號4之③④、5），是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應均係狡辯之詞，不足採信。

⒉被告於97年8月15日至29日間，自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以合計6,769萬2,000元（本金6,768萬8,000元+手續費4,000元＝6,769萬2,000元）結購美金215萬2,808.24元（即附圖編號6）後匯至WIN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境外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內；又於97年9月2日至5日間，自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以合計5,000萬元（本金4,999萬6,800元+手續費3,200元＝5,000萬元）結購美金157萬0,880.88元（即附圖編號13）後匯至WIN公司申設之兆豐銀行境外分行00000000000號帳戶內，此有兆豐銀行賣出外匯水單及手續費收入收據（偵11520卷㈡第323至328、288至292頁）附卷足查。而被告即為WIN公司之負責人，WIN公司亦僅被告借用以處理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宜之名義受任人，已詳如前述，且被告於97年間即有多次結購美金之情，亦有被告自行提出之北區國稅局談話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卷㈠第39至41、114頁反面至116頁反面）。參以前開兩筆款項嗣雖有先後於97年8月29日以提領外匯存款方式匯出美金215萬2,700美元至JUMBO STAR HOLDING LIMITED瑞士銀行109696號帳戶，旋即於同年9月5日移轉至投資組合顧問帳戶，再於同年月10日買入瑞銀（盧森堡）美元基金；及於97年9月5日以提領外匯存款方式匯出美金157萬0,900元至WIDE SUCCESS LIMITED瑞士銀行新加坡分行153239號帳戶情形，固有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103年9月11日（103）瑞銀外字第173號函及其附件（本院卷㈡第41頁至46頁）在卷可考。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提領轉匯所辯係以鄧盛宇交予伊之威啟公司、宏譽公司之「指示付款同意書」、「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為據（見偵11520卷㈠第95頁反面至98頁反面、101頁反面，偵11520卷㈡第287頁反面、316至317、319、322、447至449頁、本院卷㈠第127、131頁反面）。但觀諸威啟公司書立之「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日期為「97年9月1日」，顯係在被告前揭「97年8月29日」匯款後始行書立，且該確認書上所載400萬元部分交付對象係「空白」，並未指定支付帳戶，則被告何以能在97年9月1日前即知悉匯款之金額與對象？況上述所匯金額非低，被告身為C&K合夥律師，豈有在明知無書面指示為據之情形下仍先行將款項匯出之理？復依威啟公司、宏譽公司「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之內容既係約定以新臺幣為給付之幣別，卻同時指定收款帳戶為外幣帳戶，亦顯與一般商業習慣有違。蓋匯款至外幣帳戶必以外幣為計價標準，然於匯率係隨時變動之情形下，無從確保匯出之新臺幣金額為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上之金額，足見前開確認書顯係匯款行為發生後，始依匯出新臺幣金額而作成。再參諸前開「指示付款同意書」、「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上，在蓋用威啟公司、宏譽公司及其各自負責人簽章後，均有「李應財」之簽名，卷內並有「李應財」身分證影本可查（見偵11520卷㈠第92頁反面、99頁反面，偵11520卷㈡第321、453頁），惟本院依公訴人聲請傳喚證人李應財到庭，經證人李應財以證人身分具結證述：伊不認識鄧盛宇，也沒聽過阿姆斯壯公司，卷附「李應財」身分證不是伊的，伊曾把身分證交給劉姓友人，該友人跑路後，伊有重辦身分證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00頁反面至202頁），並有證人李應財之戶籍查詢資料，其上記載「95年6月9日換領國民身分證係遭冒領，已於99年12月22日註銷」及證人李應財當庭之簽名在卷可佐（見本院卷㈡第200頁反面至202、205至209頁）。準此，堪認威啟公司、宏譽公司之「指示付款同意書」、「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之真實性顯屬有疑，不足據為被告所辯為真之依據。基上，被告自前揭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匯入合計1億1,769萬2,000元款項至WIN公司兆豐銀行第00000000000號帳戶後，隨即將款項匯出，被告就此等款項確有自由管理、使用、支配、處分之權，應屬被告所得無訛。

⒊被告將遠雄人壽開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存入其個人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前，該帳戶餘額僅1萬5,161元，自97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31日，扣除附件二所示自帳戶提出復又存入之部分外，該帳戶存入之資金僅有本案遠雄人壽支付之4億4,000萬元、遠雄人壽支付被告本人之500萬元、及零星之小額存入共4萬1,208元，而該帳戶至97年10月31日之餘額為4,005萬4,833元，有兆豐銀行102年12月11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在卷為憑（見本院卷㈠第71至78頁），倘依被告最有利之方式計算，上述4億4,000萬元以外之資金來源及原帳戶餘額予以全數扣除（即視為該等資金流入後均未再流動），則至97年10月31日該4億4,000萬元之資金至少仍有3,499萬8,464元（計算式：40,054,833-15,161-5,000,000-41,208＝34,998,464）係留在原帳戶內。參以被告所辯代付金額於97年10月31日以後之4筆中之①98年5月15日3,000萬元、②98年7月28日49萬元、③98年8月10日32萬8,000元，均係辯稱：依鄧盛宇指示領取現金，由鄧盛宇協同鄭永裕收取；④98年8月20日1,000萬元係依鄧盛宇指示匯款予劉昌憲云云（見本院卷㈠第282頁）。然觀之被告所提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存摺影本（見本院卷㈠第310至311頁），未見前開98年8月20日之1,000萬元提領紀錄，且依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該帳戶內98年8月20日亦無任何提取紀錄（見本院卷㈡第28頁），又前開98年8月10日之32萬8,000元與該帳戶存摺影本上所載提領金額「30萬元」亦不相符，另98年5月15日之3,000萬元部分，依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金去向表及附件6（本院卷㈡第30、34頁）及兆豐銀行104年1月15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回函內容（本院卷㈡第133頁至134頁），則該3,000萬元係開立10張記名可轉讓定存單，開立戶名為被告及呂慧敏。復觀諸以前開提領日期不惟在被告委請辯護人所提102年11月22日刑事準備狀自承代收代付之最後付款日97年10月31日之後，並距97年10月31日已有近7月至9月之久，此顯與一般代收代付之常情不符。復以被告所辯前開①至③款項均係依鄧盛宇指示領取現金，由鄧盛宇協同鄭永裕收取，但如將附圖編號7及9之①至③所示被告辯稱由鄭永裕收取或存入亦泊實業社之金額合計，顯已逾亦泊實業社依其與阿姆斯壯公司間之「合約書」所載合約總費用1億元，有該「合約書」在卷足考（見偵11520卷㈡第268頁）。另被告所執「協議書」辯稱4億4,000萬元均非其所得部分：「協議書」雖有阿姆斯壯公司（甲方）、善得人本公司（乙方）、C&K（丙方）、WIN公司（丁方）、被告（戊方）協議4億4,000萬元之分配應先扣除全部之成本及費用，剩餘部分由甲乙丙丁平均分配，戊方不再參與分配等記載（見偵11520卷㈠第36至37頁、136至138頁、252頁至254頁，本院卷㈠第122至123頁）；然證人吳佳璋業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述：善得人本公司是伊設立，伊亦為實際負責人，劉昌憲有善得人本公司股份，但未實際經營，負責人一直都是伊，善得人本公司大小章亦由伊保管，伊沒看過卷附的「協議書」，伊看不出上面的章是善得人本公司的大小章，伊也不知道「協議書」上所載顧問費與佣金所得分配及統一發票請款的內容，伊沒有受遠雄人壽委任仲介土地，也沒有處理什麼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196頁正反面、197頁反面至198、200頁，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劉昌憲為善得人本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顯與事實不符），並有善得人本公司登記案卷足按，而前述「協議書」與卷附同日之「委託授權書」上善得人本公司大小章應屬同一（偵11520卷㈠第38頁反面、214、259頁，偵11520卷㈡第446頁），顯見上開「協議書」、「委託授權書」及其內容之真實性，均屬有疑，難以憑此為被告有利之論據。此外，被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證其說。基上，被告李克毅所辯於97年10月31日以後代付鄧盛宇部分，或無憑證可佐，或與卷附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回函內容不符，因認被告此部分所辯，應屬虛妄之詞，不足採信。是以，前述該4億4,000萬元之資金於97年10月31日仍留在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部分，被告亦有自由管理、使用、支配、處分之權，堪認屬被告之所得。

⒋除前述⒈至⒊所述堪認為被告所得外，其餘被告自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所給付之對象，如：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財團法人臺北行天宮、劉昌憲、鄧盛宇、呂慧敏、捷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鄭永裕、亦泊實業社、可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桃基營造有限公司、張秀妃、鄭筑予、陳素宜（詳附圖編號2、4之①②④⑤、9、10之①、12、16），均非被告或如李王惠美、詹悧雯、WIN公司般屬被告之關係人者，且前開給付對象確有鄧盛宇或與鄧盛宇相關之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除辯稱呂慧敏原係鄧盛宇任職安多利投信公司時辦公室之員工外，亦否認其認識前述張秀妃、鄭筑予、陳素宜等人（見本院卷㈢第12頁反面），而前開被告自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以開立支票、匯款方式所為提匯行為復有兆豐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偵11520卷㈡第293頁）、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本行支票（本院卷㈠第54頁）、兆豐銀行102年12月11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本院卷㈠第71至78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2年12月12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其附件（本院卷㈠第83至93頁）、臺灣銀行士林分行103年9月3日士林營密字第00000000000號函所附鄭筑予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本院卷㈡第38至40頁）、兆豐銀行103年9月10日兆銀總票據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金去向表及其附件（本院卷㈡第25至3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3年9月11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支票影本（本院卷㈡第15至2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門分行103年9月16日合金南門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亦泊實業社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與相關交易資料（本院卷㈡第48至56頁）、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古亭分行103年9月17日元古亭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亦泊實業社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相關資料（本院卷㈡第59至73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同德分行103年9月17日國世同德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桃基營造有限公司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相關資料（本院卷㈡第89至95頁）、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03年9月24日日銀字第1032E00000000號函及所附可成投資顧問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及交易明細相關資料（本院卷㈡第74至88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延平分行104年1月13日合金延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支票影本（本院卷㈡第127至132頁）、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DR0000000至DR0000000本行支票（偵11520卷㈡第450至452頁）附卷可稽。又被告委任辯護人於103年8月7日所提刑事答辯狀辯稱如附圖編號7所示資金係鄧盛宇指示領取，並由鄧盛宇偕同鄭永裕收取部分，亦有被告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交易明細上之提領紀錄為證（見本院卷㈠第73至76頁）。至如附圖編號18所示被告於97年11月7日自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轉出100萬0,017元以繳交其個人信用卡款部分，因此筆支出係在遠雄人壽另行支付被告之500萬元存入該帳戶後，且無法確定資金來源究係遠雄人壽給付之4億4,000萬元，抑或遠雄人壽另行支付被告之500萬元，基於有疑唯利被告之法理，不予認定此部分款項亦屬被告所有。此外，以上所述金額，公訴人復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所給付個人或法人與被告具有何種關連性，自無從遽認係被告之所得。

⒌綜上，本院依卷內一切事證，以有利被告之方式認定4億4,000萬元中屬於被告所得之金額為1億5,522萬3,802元（計算式：前述⒈所示253萬3,338元+⒉所示1億1,769萬2,000元+⒊所示3,499萬8,464元＝1億5,522萬3,802元），而該等金額乃被告受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物一切買賣事宜所得之報酬，性質上應均屬佣金，依臺北國稅局103年1月29日財北國稅審四字第0000000000號函文說明五㈡之⒈所載計算公式（見本院卷㈠第206至208頁），計算被告以上述不正當方法逃漏其9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為4,967萬1,616元。其計算式如下：

①佣金收入1億5,522萬3,802元×（1-費用率20%）＝執行業務所得1億2,417萬9,041.6元

②原核定綜合所得淨額603萬8,778元+執行業務所得1億2,417萬9,041.6元＝調整後綜合所得淨額1億3,021萬7,819.6元

③調整後綜合所得淨額1億3,021萬7,819.6元×稅率40% -累進差額72萬1,100元＝當年度調整後應納稅額5,136萬6,027.84元

④當年度調整後應納稅額5,136萬6,027.84元-當年度原申報核定應納稅額169萬4,411元＝估算當年度逃漏綜合所得稅額4,967萬1,616元（小數點以下依稅捐稽徵實務計算方式逕予捨去）

㈤綜上所述，被告係以受委任處理事務而獲有報酬之個人，為稅捐稽徵法之納稅義務人，明知凡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個人，應就其中華民國來源之所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或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然其為獲取遠雄人壽所給付之高額佣金而與鄧盛宇合作，雙方協議各自負責處理事務之範圍及約定被告可得獲取遠雄人壽所給付佣金之比例或數額，詎被告為免遭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竟基於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犯意，以境外之C&K、WIN公司名義作為遠雄人壽之受任人，且約定由鄧盛宇負責提供前述佣金之收款單據予遠雄人壽供作稅務證明之用，嗣於委任事務完成後，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受任人身分，持該2間公司開立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向遠雄人壽請款，使不知情之遠雄人壽將前開統一發票9紙作為前揭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之進項憑證，並應被告要求簽發受款人均WIN公司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被告再於取得上揭支票5紙後，均以委任取款名義，將支票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再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將非屬其所得部分轉出，並藉此對外宣稱前述4億4,000萬元之全數金額均係代收代付款項，均非其所得，以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之稽查，以上述不正當方法逃漏其97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4,967萬1,616元之事實，均堪認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所為關於被告無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部分之辯詞，均係被告犯後圖卸罪責之飾詞，均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罪，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逃漏稅捐為成立要件。而所謂詐術與刑法上詐術之意大抵相同，指以偽作真或欺罔隱瞞等積極之作為，致稅捐稽徵機關陷於錯誤，而免納或少納應繳之稅款，以獲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至不正當方法則指詐術以外，其他違背稅法上義務，足以減損租稅徵收之積極行為而言。查被告以境外之C&K、WIN公司名義作為遠雄人壽委任處理本案標的買賣事務之受任人及濫用私法契約，與鄧盛宇約定由鄧盛宇負責提供佣金收款單據予遠雄人壽供作稅務證明之用，被告再以阿姆斯壯公司、善得人本公司之受任人身分持該單據向遠雄人壽請款，並要求遠雄人壽簽發受款人均WIN公司之如附表一所示支票5紙，再以委任取款名義將遠雄人壽開立之支票存入其兆豐銀行大稻埕分行帳戶內，嗣以開立支票、匯款或提領現金之方式，將非屬其所得部分轉出等方式，使稅捐稽徵機關從形式上無法查知被告因處理委任事務自遠雄人壽給付之4億4,000萬元中有獲取報酬而應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之情事，詳如前述，是被告顯係以迂迴之不正當方法違背其稅法上之義務，並已生減損國家租稅徵收之結果。故核被告所為，係犯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罪。又稅捐稽徵法第41條對於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已有處罰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刑法而適用（最高法院68年台上第65號判例、69年度台上第315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利用不知情之遠雄人壽將如附表二所示統一發票9紙作為給付合計4億4,000萬元佣金等款項之進項憑證，以遂行其逃漏稅捐之犯行，為間接正犯。爰審酌被告為我國國民，並為境外律師事務所C&K合夥律師，其為在臺灣以受委任處理事務而獲有報酬之個人，屬享有高所得之人，基於有能者多付出之平等真義，本應善盡其國民應盡之義務，依法納稅，詎其為規避稅款，竟知法犯法，以前述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對於國家經濟稅收及社會風氣之影響非輕，且犯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暨衡諸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智識程度、逃漏稅捐之數額及其他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至公訴人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原記載：被告及WIN公司以不正當方式，逃漏個人所得稅、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捐1,947萬2,200元、8,800萬元，共計1億747萬2,200元云云，業經公訴人於102年11月29日以102年度蒞字第15093號補充理由書予以補充更正為：因前揭之仲介行為實際上乃係被告所主導，其向遠雄人壽公司所取得之佣金、顧問費等款項，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計算應繳納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然被告竟蓄意藉迂迴並違反正常私經濟活動之方式，委請遠雄人壽公司將原應給付予被告之款項，迂迴匯至WIN公司（係於香港註冊之公司，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所得稅法等規定均非屬「營業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而無庸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藉以規避繳納個人綜合所得稅之義務，進而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故關於公訴人起訴被告逃漏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本院自無庸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且就被告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額，本院亦得予以審酌認定之，附此敘明。

三、末按犯罪是否起訴，應以起訴書所載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至檢察官於補充理由書內，就其認與起訴事實有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之他部事實所為之記載或論敘，此原本即屬於法院所應審究是否為起訴效力所及之犯罪事實之擴張，故此之記載或論敘並非追加起訴，應僅在促使法院為之注意，並非訴訟上之請求。如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論告書（補充理由書）所指之他部事實不成立犯罪，自無於理由內贅餘說明之必要，亦不生所謂已受請求之事項未予判決之違背法令問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50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起訴書原僅起訴被告、WIN公司以不正當方法逃漏個人所得稅、WIN公司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嗣公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先指訴：被告本案涉嫌兩個部分，其一、阿姆斯壯公司未受遠雄人壽委任卻開立發票予遠雄人壽，涉嫌幫助逃漏稅，其二、阿姆斯壯公司收受本案4間異常公司之發票作為進項稅額以扣抵其銷項稅額，依卷內相關事證，本案實際進行所有行為之人為被告，因此被告就此部分涉及幫助阿姆斯壯公司逃漏稅捐及幫助幫助逃漏稅云云（詳本院卷㈠第22頁反面）；再於102年11月29日另以102年度蒞字第15093號補充理由書補充犯罪事實稱：被告基於幫助遠雄人壽公司逃漏稅捐之犯意，以如附表二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9紙交付予遠雄人壽公司供其扣抵銷項稅額，遠雄人壽公司因此逃漏營業稅共2,095萬2,378元，認被告涉幫助犯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此與被告涉犯同法第41條之逃漏稅捐罪嫌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云云（見本院卷㈠第57至60頁）。然遠雄人壽遭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裁罰購買國外勞務應補徵營業稅1,947萬2,200元、及給付國外所得未依法就源扣繳、依所得稅法第114條補徵稅額8,800萬元，共計1億747萬2,200元，乃係以遠雄人壽係向WIN公司採購國外勞務為立論基礎，但WIN公司僅係被告為免遭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而借用其名義擔任遠雄人壽委任本案標的物買賣事務之受任人，故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前開行政處分所認定之事實，顯無拘束法院審判之效力，況遠雄人壽確有購買本案標的物之意思，嗣亦確實經由他人仲介購得本案標的物，並確有支付4億4,000萬元之事實，故遠雄人壽本得以其支出之單據作為其進項憑證。又本案標的物確有產權複雜、涉及龐大利益並遭黑道覬覦等因素，被告因無力解決本案標的物有關黑道介入部分而需與具有相當政商背景及處理土地整合能力之阿姆斯壯公司執行董事鄧盛宇合作，並將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交由鄧盛宇負責處理，且鄧盛宇為卷附97年5月14日委任書、委託購地佣金承諾書上所載受任人阿姆斯壯公司之執行董事，另一受任人善得人本公司，其負責人吳佳璋亦係因鄧盛宇之接洽而曾同意參與及指示善得人本公司人員開立如附表二編號9所示之統一發票予鄧盛宇，嗣吳佳璋因認善得人本公司無能力處理該委任事務而作罷，並要求鄧盛宇返還前所交付善得人本公司開立予遠雄人壽之統一發票，再由鄧盛宇以阿姆斯壯公司開立同額之統一發票交付善得人本公司方式處理（詳證人吳佳璋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㈡第196至200頁），另亦泊實業社（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負責人鄭永裕）、宏譽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地下室，負責人蔡文慶）、威啟工程興業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巷0○0號，負責人范振乾）、子新興業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負責人郭國水）開立統一發票予阿姆斯壯公司乙事，亦係鄧盛宇或鄧盛宇指示之人為之，無論本案或本院所調卷宗內，均未見前開商號、公司係由被告所接洽與聯繫之積極證據，況以鄧盛宇之社經地位，被告就鄧盛宇如何處理此部分委任事務，是否均得事前知悉並參與之？亦非無疑。再由本案卷附「指示付款同意書」、「指示付款與收款確認書」上「李應財」之簽名及「李應財」之身分證影本均非真實，此尚有賴檢察官本於職權另行偵辦，以釐清事實原委。至證人鐘翊豪於偵審中所為有關被告為阿姆斯壯公司主導人之證述，主要係以本案相關資料在被告處，被告瞭解本案全貌為其論據（見偵11520卷㈡第531至532頁、本院卷㈡第182至187頁），但被告與鄧盛宇合作協議中，係由被告負責本案標的物對外如排解黑道、排除地上物等事宜以外之所有關於本案標的物之買賣雙方及相關人、事之居間、接洽、聯繫暨處理，則被告自買賣雙方即遠雄人壽、昌軒建設、奕行公司、奕銘公司；或其他相關人如寶華銀行、鄧盛宇等處取得文件，並明瞭本案標的物有關事項之來龍去脈，並不足為奇，且在鄧盛宇死亡後，被告係因應稅捐稽徵及偵查機關要求而提出相關說明、文件及資訊，如僅因此即遽謂被告係本案「主導者」，並就非屬被告所為部分均科以罪責，對被告而言，尚嫌過苛，亦與無罪推定原則有違。況且，被告與鄧盛宇約定由鄧盛宇負責提供佣金收款單據予遠雄人壽供作稅務證明之用，其目的及主觀犯意均在逃漏被告個人綜合所得稅，而非幫助遠雄人壽或鄧盛宇，甚或其他人逃漏稅捐或遂行其他犯行。此外，公訴人就前開言詞或補充理由書所補充被告幫助遠雄人壽逃漏稅捐、幫助犯幫助逃漏稅捐罪嫌部分，所提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復均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心證，自難認此部分與本院上述認定被告有罪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即非起訴效力所及，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本無須於判決理由中贅餘說明，然為予辨明，故簡述如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稅捐稽徵法第4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稅捐稽徵法第41條（逃漏稅捐之處罰）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6 萬元以下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