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簡字第530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09年度審簡字第530號

公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林沂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750號），本院受理後（109年度審訴字第24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適用簡易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外，並更正及補充證據如下：

（一）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 行至第11行所載之「林沂峰於民國108 年11月22日，以日薪新臺幣（下同）2,000 元代價加入名為「徐偉傑」之成年人所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擔任集團之取款車手，其明知以提款卡提款並無資格限制，且甚為方便，而此犯罪集團竟以每日2,000 元之代價，要求其至提款機提款，顯與正常資金提領模式有異，足以預見此款項之來源極有可能係詐欺不法所得，並預見若以此方式將款項交付後手成功後，將有助於製造資金在金融機構移動記錄軌跡的斷點，創造有助於掩飾資金來源及去向的相關事證，其竟僅為賺取每日2,000 元之報酬，甘冒造成他人財產上利益受損及阻礙犯罪偵查人員依金流循線查緝犯罪之風險」，應更正為「林沂峰與徐偉傑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

（二）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2行至第13行所載之「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應予刪除。

（三）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二第1 行至第2 行所載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應予刪除。

（四）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二第第3 行所載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 款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財物等」應予刪除。

（五）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二第4 行至第7 行所載之 「被告與「徐偉傑」及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男女3 人以上所組成詐欺犯罪組織成員間，就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應更正為「被告與徐偉傑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間，就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

（六）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二第7 行至第10 行所載之「被告參與犯罪組織、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間，係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林沂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見審訴字卷第56頁至第57頁）。

二、論罪法條之適用：核被告林沂峰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原起訴意旨認為被告所為，另涉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刪除，附此敘明。

三、共同正犯之認定：按共同正犯，本係互相利用，以達共同目的，並非每一階段行為，各共同正犯均須參與。而共同實施犯罪行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原不必每一階段行為均經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72年度臺上字第1978、5739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雖未親自以犯罪事實欄一所示之詐欺手法訛詐告訴人鍾佳宏，惟係在共同犯罪意思之聯絡下相互分工，就其知情之部分，參與負責擔任提款之車手，並於得款後轉交詐得款項予徐偉傑，自屬本案訛詐告訴人取款犯行所不可或缺之環節，自應就共同正犯間實行犯罪之行為共同負責。被告與上開其所屬詐欺犯罪組織成員等數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累犯裁量不加重本刑之論述：

（一）按刑法第47條第1 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佈之日起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意旨參照）。亦即，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定本刑加重），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官裁量加重），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 年以內（5 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蔡炯燉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意旨可參）。承此，法官於個案裁量是否適用累犯規定時，即應審酌①被告是否因前犯而入監執行；②前犯為故意或過失犯罪；③前、後犯之間隔時間（即後犯是在5 年內之初期、中期、末期）；④前、後犯是否具同一罪質（例如前、後犯間之保護法益、行為規範等是否具相似性或包含性）；⑤後犯之罪質是否重大（例如後犯是否為最輕法定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⑥後犯之罪質是否重於前犯（例如前犯是強制猥褻罪，後犯是強制性交罪；前犯是竊盜罪，後犯是強盜罪、前犯是傷害罪，後犯是傷害致死（或重傷）罪、重傷害（或致死）罪或殺人罪等）；⑦被告是否因生理、心理資質或能力因素致難以接收前刑警告（例如後犯是否是在激動、藥癮、酩酊、意思薄弱、欠缺社會援助等控制能力較差之情況下所為）；⑧前刑是否阻礙被告之社會復歸（例如入監執行之社會性喪失、犯罪性感染及犯罪者烙印等負面影響是否形成被告出監後自立更生之障礙，導致被告為求生存而再犯）等因素，不得機械性、一律地加重最低本刑，以符合罪刑均衡原則及比例原則。

（二）經查，被告前曾（1）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以103 年度審簡字第38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2 ）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士林地院以103 年度審簡字第76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3 ）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士林地院以103年度審易字第162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 月確定；（4 ）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士林地院以103 年度審易字第19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 月確定；（5 ）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士林地院以104 年度審易字第183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 月確定。嗣上開（1 ）至（3 ）所示之刑，經士林地院以104 年度聲字第112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3 月確定，（4 ）至（5 ）所示之刑，則經士林地院以104 年度聲字第931 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1 月確定。被告於民國103 年9 月29日入監服刑，並接續執行上開之刑，於105年5 月1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所餘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05 年12月21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而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審訴字卷第20頁至第25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本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之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然參酌上開解釋意旨，法官仍應於個案量刑裁量時具體審認被告有無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

（三）本院審酌被告前案執行刑所犯施用毒品罪之保護法益為不特定多數人之生命與身體法益（包含施毒者本身），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保護法益則為個人財產法益，是前、後案之犯罪類型及法益種類既屬有別，罪質互異，可徵前案僅得以一般侵害禁止之淡薄型態對本案提供些微之警惕效果。復參以被告雖已實際入監接受監獄之教化、矯正措施，惟前案執行完畢時點（105 年12月21日）與本案犯罪時間（108 年11月25日）已間隔約2 年11月許，期間被告亦未再犯他罪，足認前刑已對被告產生警惕作用並強化其不再犯罪之反對動機。再者，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並非最輕法定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相較於前案亦無罪質顯然較重之情，益徵被告並無輕視前刑警告效力之情。基此，本院因認尚難以被告前曾犯施用毒品罪並經執行完畢之事實，率認被告有立法意旨所指之特別惡性或刑罰感應力薄弱之情，爰依上開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本刑。

五、酌減之論述：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 號判例意旨）。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查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領取提款卡及提領詐得款項之工作，其行為固屬不當，應予非難，惟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 萬元以下罰金，法定刑度甚為嚴峻，而被告行為後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就本案犯罪事實坦承無訛，此有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各1 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9頁至第11頁、第77頁至第78頁及審訴字卷第55頁至第60頁），堪認被告已萌生強烈之贖罪、悔改意識，並已知悉本案犯行之嚴重性，而改過反省之心固不得以刑罰制度予以強求，惟行為人之悔悟既為刑罰行使或刑事制度之努力目標並為全體社會所期盼，故法院自應考量被告個人反省、悔悟等心理反應之程度，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斟酌。復考量本案被告僅詐得合計新臺幣（下同）2 萬7,500 元，犯罪所生實害程度非高，實與一般詐欺集團核心成員獲取大量非法利益之情況亦屬有間。又參諸被告除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當庭起立向告訴人道歉外，更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方案，願於109 年5 月16日前賠償告訴人2 萬7,500 元，有本院109 年3 月16日準備程序筆錄及109 年度審附民移調字第310 號調解筆錄各1 份在卷為憑（見審訴字卷第58頁及第61頁至第62頁），是可預期告訴人所受損害應可獲完全填補，且觀諸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尚陳稱：伊願意原諒被告並給被告機會等語（見審訴字卷第58頁），益徵被告已以其真摯歉意邀獲告訴人之原諒。綜上所承，本院因認本案若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屬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顯有憫恕之處，何況刑罰僅係維持社會存續之必要惡害，運用上本應有所節制，俾與「刑罰謙抑性」無違，是本案自應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六、量刑之說明：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例示之10款事項。從而，量刑即先應以「（緊接於）行為時」之「犯罪情狀」形成責任刑（即可歸責於被告之違法性程度）之上限，再以「行為前或後」之「一般情狀（例如：被告之自白或悔悟程度、是否達成和解或邀獲原諒及個人屬性等）」調整責任刑。茲分別就責任刑之確認及其修正，敘述如下：

（一）責任刑之確認本院審酌被告與徐偉傑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共同詐取告訴人，先由徐偉傑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對告訴人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後，將2 萬7,500 元匯入本案銀行帳戶，旋由被告親自前往提領贓款，使告訴人受有上開財產損害，然考量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程度為2 萬7,500 元，可知犯罪所生實害尚非嚴重；又參諸被告固具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然前無加重詐欺取財罪之前案犯罪紀錄，有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 份在卷可參（見審訴字卷第13頁及第15頁至第32頁），可知其違法性意識尚難與與累（再）犯者等量齊觀；又觀諸遍觀卷內一切卷證可知，本案應無難以期待被告不為本案犯行之主、客觀特殊情事。承此，由於本案犯行之法益侵害程度尚可，經以違法性意識程度稍低為由過濾不可歸責於行為人之部分後，所形成之責任刑上限即應歸屬於法定刑幅度內之輕度領域。

（二）責任刑之修正

1.本院考量被告除於本案準備程序中當庭起立向告訴人致歉外，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與告訴人達成前揭和解方案，願賠償告訴人2 萬7,500 元，是本案自得援引刑事政策合目的性或修復式司法之觀點，對被告之量刑為有利之認定。

2.又參酌被告坦承犯行無訛，於無相反證據可資佐證下，當得推認被告已生悔悟、贖罪之意識，並為其明瞭本案犯行罪責程度之表徵，較無事後科處刑罰之必要。

3.再兼衡被告家境小康，未婚，未育有子女，雙親皆為公務員，胞姊已逝去，入監前於臺北市萬華區迪化街從事送貨工作，每月平均收入約4 萬元，入監前與雙親同住自宅，每月尚須提供雙親2 萬元孝親費，且未積欠任何債務，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述在卷（見審訴字卷第59頁）。可知被告不僅有正當工作可維持生計，並以共同居住方式與雙親維保持緊密之人際連結，顯見被告對其家庭成員仍存有相當之責任心或連帶感，凡此均足認被告之更生可能性非低。

（三）綜上所述，本院綜合被告之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後，於行為責任之上限內，考量被告之犯後悔悟程度、是否賠償被害人或邀獲被害人原諒、行為人屬性等一般情狀後，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七、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宣告前2 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第4 項、第38條之2 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最高法院104 年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此為終審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 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次按新修正、增訂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故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刑法第38條之1 第5 項參照）。然因個案中，被告仍可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調解或其他民事上之解決，而以之賠償、彌補被害人之損失，此種將來給付之情狀，雖未「實際合法發還」，仍無礙比例原則之考量及前揭「過苛條款」之適用，是應考量個案中將來給付及分配之可能性，並衡量前開「過苛條款」之立法意旨，仍得以之調節而不沒收或追徵，亦可於執行程序時避免失誤而導致重複執行沒收或追徵之危險。

（二）經查，本案被告提取告訴人匯入款項後獲得約8,000 元報酬一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偵字卷第11頁），然本院考量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上開和解方案，業如前述，是如被告確有履行前開調解筆錄所載內容，已足剝奪其犯罪所得，若被告未能切實履行，告訴人尚得執前揭調解筆錄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對被告財產強制執行，已足以達到沒收制度剝奪被告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是若仍於本案宣告沒收被告上揭犯罪所得，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顯屬過苛，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前揭提領款項之行為另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 款之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

（三）又按洗錢防制法於105 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年6月28日生效施行。鑑於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但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故本次修正參考澳洲刑法立法例增訂「特殊洗錢罪」，不以查有前置犯罪之情形為必要；但為兼顧罪刑明確性之要求，爰應合理限制適用範圍，而於本法第15條第1 項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三規避第7 條至第10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其中第1 項第2 款所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之犯罪類型，係指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後，用來收受、持有或使用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而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無合理來源且與行為人之收入顯不相當；參以本條立法理由略以：「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行為人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此又以我國近年詐欺集團車手在臺以複製或收受包裹取得之提款卡大額提取詐騙款項案件為常見。況現今個人申請金融帳戶極為便利，行為人捨此而購買或租用帳戶，甚至詐取帳戶使用，顯具高度隱匿資產之動機，更助長洗錢犯罪發生，爰為第1 項第2 款規定」等語。可見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使用，藉由製造金流斷點（切斷資金與其來源行為之關連性）而隱匿可疑犯罪資產，固為本法增訂應予處罰之「特殊洗錢」犯罪類型（即通稱「人頭帳戶」之犯罪）；惟若行為人取得他人之金融機構帳戶，目的即在於取得該帳戶內之財物，提領行為僅係獲取犯罪所得之手段，雖該不正方法本身已構成刑法相關罪名，但行為人既未另行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資產，亦未合法化犯罪所得之來源，仍可一目了然來源之不法性，究與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 款之犯罪構成要件不相合致，亦非該條新增特殊洗錢犯罪類型之立法本旨。經查，本案被告固係於徐偉傑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對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將前揭款項匯入本案銀行帳戶後，持本案銀行帳戶之提款卡提領前揭款項，然被告、徐偉傑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之行為目的本即為領取本案銀行帳戶內之款項，並非使用本案銀行帳戶以收受、持有或使用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且被告持該銀行帳戶提款卡所提領之金錢，本係告訴人因遭詐騙而成為本案被告、徐偉傑及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女之犯罪所得，亦非無合理來源之不明財產。從而，被告持提款卡領取本案帳戶內之款項，既未另行製造金流斷點而隱匿資產，自不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 款之犯罪構成要件。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起訴意旨此部分所指之洗錢罪，依上揭說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此部分犯行之行為，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詐欺取財犯行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併此敘明。

九、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8條、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59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十、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應敘明具體理由並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王繼瑩起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實體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