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訴字第1513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7年度上訴字第1513號

上訴人

即被告

郭建成

選任辯護人

江宜蔚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謝瑞華

選任辯護人

彭國書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636號，中華民國107年3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41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乙○○與鄭清華素有交情，因而認識鄭清華之女鄭沛琦、女婿丙○○及丙○○友人賀子軒（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緣乙○○前因竊盜案件入監執行，於民國105年9月29日出監後寄居於鄭沛琦家中。因認甲○○與其尚有毒品及詐欺糾紛，乃思設局誘騙甲○○見面，藉故向甲○○索討金錢，遂於105年10月25日前某時，以甫出獄尚未能辦得行動電話為由，向不知情之鄭沛琦借用其行動電話，並以鄭沛琦之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甲○○，佯稱：伊為乙○○乾妹妹，希望能與甲○○見面幫伊介紹清潔工作云云，甲○○不疑有他，與「鄭沛琦」相約於105年10月25日下午6時5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號之IKEA宜家家居新莊店（下稱IKEA）前見面，並騎乘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赴約。乙○○見甲○○隻身赴約，乃出面與甲○○虛詞拖延，並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假藉聯絡鄭沛琦到場為由，撥打電話予鄭沛琦，要求不知情之鄭沛琦轉告丙○○：因於IKEA外與人談判，請丙○○駕駛車輛並帶人手到場相助等語。丙○○經鄭沛琦轉告後，遂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搭載賀子軒至IKEA外，並由賀子軒下車至乙○○、甲○○旁瞭解狀況。乙○○見丙○○、賀子軒已到場相助，始向甲○○表明來意，假藉與甲○○前有毒品及詐欺糾紛，杜撰名目向甲○○索討金錢，但為甲○○所當場否認。甲○○此時驚覺遭設局，見乙○○等人來意不善，即欲起身離開，乙○○見狀即徒手拉住甲○○，向甲○○稱：「上車談！」，甲○○不願上車，不斷扭動掙扎，更對在旁民眾高喊「救命！」，乙○○見甲○○不願屈服又對外呼救，因而心生不滿，徒手毆打甲○○頭部，欲逼甲○○就範。在旁之賀子軒見狀，亦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先徒手毆打甲○○，復返回丙○○所駕駛之前揭自小客車上取得塑膠條毆打甲○○，甲○○無力抵抗，遂遭乙○○、賀子軒合力拉扯強押進入前揭由丙○○駕駛之自用小客車後座中間，由乙○○、賀子軒分坐於甲○○左右兩側防止逃脫。丙○○見甲○○遭乙○○、賀子軒毆打後強押上車，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聽從乙○○之指示，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搭載乙○○、賀子軒及遭挾持之甲○○沿新北市新莊區環漢路2段往瓊林路方向離開，將甲○○強行載離IKEA，共同以此非法方法剝奪甲○○之行動自由。

二、乙○○等人將甲○○強押載離IKEA後，乙○○於車程中持續徒手毆打甲○○頭部，要求甲○○承認積欠其鉅額債務，然仍遭甲○○所堅詞否認，乙○○見甲○○遭押上車時，肩上揹有隨身包1個（內含三星牌S6行動電話1支、蘋果牌5S行動電話1支、皮夾1只【內有甲○○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汽機車駕照2張、第一銀行及郵局之金融卡2張、玉山銀行及匯豐銀行信用卡各1張、現金新臺幣《下同》9,000元】、行動電源1個、首飾1份、鑰匙1串、機車鑰匙1串等物，價值合計約40,000元），竟逾越前開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單獨萌生強盜犯意，利用甲○○已遭剝奪行動自由之狀態，明知與甲○○間並無任何債務關係，喝令甲○○將其隨身包交出，甲○○仍然不從，乙○○乃繼續徒手毆打甲○○。賀子軒因認乙○○所稱與甲○○間之債務糾紛為真，即承前揭剝奪行動自由之犯意，亦以車牌及瓦斯罐毆打甲○○，以此強暴之方式，致使甲○○不能抗拒，任由乙○○、賀子軒取走其隨身包，並將隨身包暫置於副駕駛座上。嗣丙○○駕駛之前揭自用小客車行駛至新北巿新莊區瓊林路堤防邊時，甲○○趁賀子軒起身向副駕駛座翻找物品之空隙，趁機開啟右後車門跳車逃離，始得脫困。乙○○等人見甲○○自行跳車脫逃，乃由丙○○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搭載乙○○返回IKEA前，由乙○○取走甲○○之隨身包，並以隨身包內之機車鑰匙，將甲○○停於該處之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駛離現場得手，丙○○則駕車搭載賀子軒離去。甲○○於跳車脫困後，即於同日下午9時29分至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就醫，經診斷受有頭臉部多處擦挫傷瘀腫、左眼結膜下出血、右肘前臂擦挫傷及右膝部擦挫傷等傷害，再於翌（26）日凌晨2時41分許，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莊派出所報案，經警調閱現場及路口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獲乙○○、丙○○及賀子軒，並於乙○○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0號之4、新北市○○區○○街00號2樓住處，扣得甲○○所有之前揭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1輛、機車鑰匙1串及鑰匙1串，而悉上情。

三、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乙○○之辯護人、被告丙○○及其辯護人對本院提示之卷證，亦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241頁至第243頁），且卷內之文書證據及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被告乙○○之辯護人、被告丙○○及其辯護人均未曾提及檢察官在偵查時，有任何不法取供之情形，且客觀上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綜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159條之5之規定，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證所有證據（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物證等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丙○○矢口否認有何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辯稱：我不認識甲○○，只是臨時接到乙○○電話，要求我開車去IKEA，電話中乙○○也沒說清楚，我以為是去載東西，我對乙○○突然上車並無任何預期可能，又因為乙○○是長輩，我不便忤逆及拒絕，所以他叫我開車我就開車，我並沒有要妨害甲○○自由之意思，且甲○○上車後，汽車行駛時間、距離非常短，不該當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罪云云。而上訴人即被告乙○○則矢口否認有何強盜及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並於原審審理時辯稱：我跟甲○○間確實存在毒品債務糾紛，甲○○是自願上車與我討論債務，我之後有要丙○○停車讓甲○○下車，但車還沒停妥，甲○○就自行跳車，我雖有傷害甲○○，但沒有強盜或剝奪甲○○之行動自由云云。經查：

一、前揭一、二之事實，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偵34159卷第291頁至第293頁、第355頁、原審477卷一第301頁至第316頁），而其中關於被告乙○○與告訴人甲○○在IKEA見面之過程，亦據㈠被告乙○○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我出監後都是使用鄭沛琦手機對外聯絡，我跟甲○○有毒品債務糾紛，我嘗試約甲○○出來處理，但甲○○都不願意，約過了1個月後，甲○○以Line聯絡鄭沛琦，要幫鄭沛琦介紹工作，我告訴鄭沛琦由我代替赴約，就去IKEA與甲○○見面（見原審477卷一第205頁）；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5月30日通緝去執行，9月29日回來時，還沒辦手機，我先用鄭沛琦的電話，鄭沛琦不知道我與甲○○相約，甲○○以為赴約的是鄭沛琦（見原審477卷二第54至55頁、第60頁）。㈡證人鄭沛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乙○○105年10月間常會借我手機打電話，我有收過甲○○傳送的訊息及貼圖，但我不認識甲○○，也沒有要甲○○幫我介紹工作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136至138頁）等語在卷。可見告訴人與被告乙○○會於前揭時地見面，被告乙○○係因不滿告訴人不願與其見面，因而以不知情之證人鄭沛琦之手機Line通訊軟體，冒名邀約告訴人單獨外出碰面。

二、另其中關於前揭告訴人抵達IKEA後至跳車脫困之過程，除證人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一致之證述外，告訴人跳車脫困後，於當日晚上9時29分至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就醫，經診斷受有頭臉部多處擦挫傷瘀腫、左眼結膜下出血、右肘前臂擦挫傷及右膝部擦挫傷之傷害，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1紙附卷可憑（見偵34159卷第65頁），所受傷勢位置與告訴人指述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於車程中毆打頭部，復趁隙於車輛行進間開啟車門冒險跳車，可能所受之四肢擦挫傷相符。而告訴人於翌日凌晨2時41分立即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莊派出所報案，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07年1月23日新北警莊刑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函附之員警陳冠豪之職務報告1份、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1紙及偵查報告1份在卷可查（見原審477卷二第107至118頁）。再參以㈠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當時認為與甲○○會有爭吵，因此請鄭沛琦找丙○○來，當時我與甲○○已經在IKEA談很久，都沒有共識，丙○○、賀子軒到場後，甲○○突然大喊救命，旁邊很多人都拿手機在照相，我便動手打甲○○，並說如果要好好談就上車，並有拉扯甲○○，甲○○上車後，我有跟甲○○談債務事情，談的不合，我又有出手打他，賀子軒也有打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55至57頁、第62頁、第64頁）；㈡被告丙○○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鄭沛琦跟我轉告乙○○要我開車去IKEA，我駕車載賀子軒到場後，看到賀子軒下車後與甲○○起爭執，賀子軒跑回車上拿塑膠條朝甲○○頭部敲下去，乙○○也有打甲○○，兩人將甲○○拉上我車子後座，並把甲○○夾在中間，乙○○叫我開車，我就開車亂繞，甲○○在車上一直亂叫，乙○○、賀子軒就一直打甲○○，要甲○○閉嘴，賀子軒要甲○○交出手機，甲○○不交，賀子軒就硬搶，並把甲○○的隨身包放在副駕駛座，之後賀子軒從後座往副駕駛座要翻甲○○的隨身包，甲○○就趁空隙打開右後車門跳車，甲○○跳車後，我將乙○○載回IKEA，乙○○即用甲○○的機車鑰匙，把甲○○的機車騎走等語（見原審477卷一第104至105頁），及其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述：我不清楚乙○○跟鄭沛琦講什麼，因為不是我講的電話，但鄭沛琦只有跟我說乙○○在IKEA那邊，要我開車過去載他，我開車過去時，有載賀子軒一起過去，因為當時賀子軒跟我在一起，到IKEA後，那裡無法停車，我停在馬路旁，從我車上是可以看到乙○○、甲○○，我叫賀子軒去叫乙○○，賀子軒下車後，乙○○、賀子軒、甲○○有大小聲，賀子軒、乙○○就動手打甲○○，打兩、三下後，賀子軒就回車上拿橡膠條返回乙○○、甲○○所在處繼續打甲○○，之後乙○○就推甲○○過來到車子旁，賀子軒從另一邊上車坐後座，乙○○打開後座的車門叫甲○○上車，然後乙○○也上車，他們三人都坐後座，甲○○坐中間，兩邊有賀子軒、乙○○，乙○○要我先開車，我就開車，是沿著IKEA旁邊的小巷子往堤防方向左轉，開到中興北街或中興南街要左轉時，甲○○就跳車了，甲○○跳車後，在車上時，因為甲○○一直鬼吼鬼叫，所以賀子軒跟乙○○都有打甲○○，甲○○跳車後，賀子軒說先去樹林三佳那裡，到樹林那裡，到一個宮廟那裡，賀子軒、乙○○有下車，後來他們上車後，我有載乙○○回IKEA，之後我就跟賀子軒走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39頁至第240頁）；㈢證人即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日我原先是跟丙○○在他的車上聊天，後來丙○○說要去找乙○○，說乙○○和人發生糾紛要過去瞭解糾紛，我基於朋友立場和丙○○一起到場，我去的時候看到乙○○跟甲○○在吵架，然後我就去幫忙，我先打甲○○，我先是用手之後回車上拿膠條，乙○○有用手打甲○○，乙○○拉著甲○○到丙○○的車上，甲○○是被拉的，甲○○有想要逃走，但是被拉住無法逃走，甲○○的包包是我搶走放在副駕駛座，後來甲○○跳車逃走，之後先載乙○○去IKEA，我跟丙○○離開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41頁至第45頁），足證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遭被告乙○○、賀子軒毆打後強押進入被告丙○○所駕駛之前揭自用小客車，並於車上再遭毆打及取走其隨身包等語屬實。被告乙○○雖於原審審理時辯稱告訴人甲○○是自願上被告丙○○所駕駛之上開車輛云云，然此與告訴人前揭證述不符，何況告訴人甲○○既不願與被告乙○○見面，且在IKEA時已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毆打，自不可能仍自願上車而使自己更陷於求救無門之危險境地，此再從嗣後告訴人係於車輛行進間趁隙冒險跳車脫逃益明。被告乙○○此部分所辯，要屬卸責之詞，不能採信。另被告乙○○雖又辯稱：我是擔心甲○○會帶人到現場，才聯絡丙○○，沒有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故意云云。然告訴人事先不知被告乙○○冒名設局邀約其外出，已如前述，且被告乙○○到場後亦已知告訴人係隻身赴約，並無擔心甲○○會帶人到現場之必要，又若被告乙○○只是要與告訴人以聊天或理性平和方式處理雙方糾紛，何必私下聯絡被告丙○○到場？顯見被告乙○○於聯絡被告丙○○、賀子軒到場時，主觀上已有若談判結果不如己意，將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之意。是被告乙○○在該IKEA外，因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在被告丙○○、同案被告賀子軒到達後，遂由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分別以徒手、持塑膠條傷害之方式，將告訴人強押上車，由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將告訴人挾持於後座，由被告丙○○駕車將告訴人搭載駛離IKEA，以此非法方式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當可認定。

三、被告丙○○雖辯稱：我不認識甲○○，只是臨時接到乙○○電話，要求我開車去IKEA，電話中乙○○也沒說清楚，我以為是去載東西，我對乙○○突然上車並無任何預期可能，又因為乙○○是長輩，我不便忤逆及拒絕，所以他叫我開車我就開車，我並沒有要妨害甲○○自由之意思云云，然按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364號判例意旨可參）。查被告丙○○於原審準備程序中自承：我搭載賀子軒至IKEA時，見乙○○和甲○○在1樓的戶外桌椅區，我叫賀子軒下車去叫乙○○，就看到賀子軒與甲○○起爭執，賀子軒跑回車上拿塑膠條，然後直接朝甲○○頭部敲下去，乙○○也站起來打甲○○，兩人將甲○○拉上我車子後座，把甲○○夾在中間，乙○○就叫我開車，我就開車等語（見原審477卷一第105頁）；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到IKEA後見到乙○○與甲○○在談事情，賀子軒過去後沒多久就跑回車上拿塑膠條，衝回去打甲○○，乙○○也有打，並將甲○○拉上車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27至28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承：我到達IKEA後，有看到乙○○、甲○○，那裡無法停車，我停在馬路旁，從我車上是可以看到乙○○、甲○○，因賀子軒認識乙○○，我就叫賀子軒去叫乙○○，賀子軒下車後，我在車上看到的情況，是乙○○、賀子軒、甲○○有大小聲，賀子軒、乙○○就動手打甲○○，打兩、三下後，賀子軒就回車上拿橡膠條返回乙○○、甲○○所在處繼續打甲○○，之後乙○○就推甲○○過來到車子旁，賀子軒從另一邊上車坐後座，乙○○打開後座的車門，甲○○就上車，然後乙○○也上車，他們三人都坐後座，甲○○坐中間，兩邊有賀子軒、乙○○，我不知道他們要去哪，我問現在呢？乙○○要我先開車，我就開車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再參以被告丙○○係知識正常、具相當社會經驗之成年人，其既見告訴人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聯手傷害及拉扯押入其所駕駛之車輛後座，而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將告訴人夾在兩人中間，更是有防止逃脫之意，是被告丙○○對於告訴人係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違背其自由意願強押上車此情，自難諉稱不知，則被告丙○○見此不法行為後，竟仍聽從被告乙○○之指示，駕車搭載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及告訴人離開現場，依前開說明，足認被告丙○○與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就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部分，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無可疑，被告丙○○此部分所辯，係事後卸責之詞，要無可採。而被告丙○○固另辯稱：甲○○上車後未久即自行跳車，遭拘束人身自由之時間不長，應僅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云云。惟按刑法第302條之妨害自由罪，係妨害他人自由之概括的規定，故行為人具有一定目的，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除法律別有處罰較重之規定(例如略誘及擄人勒贖等罪)，應適用各該規定處斷外，如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復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即祇成立本罪，不應再依同法第304條論處。誠以此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之低度行為，應為剝奪人行動自由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能以其目的係在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認為係觸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及第304條第1項之二罪名，依同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最高法院29年上第2359號判例參照）。本件既係告訴人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以徒手、持塑膠條傷害之方式施以強暴強押上車後，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以左右挾持方式控制行動自由於上揭密閉之自用小客車後座，顯見告訴人於被強拉上車及載走之車程中，行動自由已遭被告等人剝奪。參以被告丙○○於偵查中供稱：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將甲○○拖上車後，乙○○說警察來了，要我快走，因當時新莊塞車，我沿堤防行駛，環河南路車輛也很多，接近樹林時，賀子軒跟我報路，甲○○在車上都一直亂叫，在靠近堤防邊時趁機跳車等語（見偵34159卷第401頁）；於原審審理時供稱：IKEA一邊是中正路，另一邊是小巷子，我當時車輛本停在小巷子對面提防邊，之後往提防方向開左轉後2個紅綠燈，甲○○就自行跳車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3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是沿著IKEA旁邊的小巷子往堤防方向左轉，開到中興北街或中興南街要左轉時，甲○○就跳車了，從甲○○上車到跳車約三、五分鐘，沒有超過十分鐘等語（見本院卷第240頁），而被告乙○○、賀子軒在該車上仍有與告訴人爭執並打告訴人後再強取告訴人隨身包一節，亦已如前述，此自均非瞬間即可完成之事。堪認告訴人遭被告等人控制於車內雖非甚久，但顯已持續相當之時間，已非屬對告訴人為瞬間之拘束，應構成剝奪行動自由罪，而非能僅論以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

四、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雖否認有前揭強取告訴人之隨身包云云，然按施用強暴、脅迫或他法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為強盜罪；強盜罪之所謂「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足使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6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不能抗拒者，乃無力抗拒之意，無論被害人主觀上因自由意志遭壓抑而難以抗拒，或客觀上抗拒不了均屬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16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依證人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被硬推上車後，乙○○坐在我左手邊、賀子軒坐我右手邊，一開始他們先打我，逼我把隨身包交出來，因我一直揹著不放，他們就一直打，後來有人說再不交出來會被打死，我才鬆手，我隨身包內有家裡鑰匙、機車鑰匙、汽車鑰匙、還有皮包裡所有的證件、信用卡、提款卡及現金9,000多元，賀子軒將我的隨身包倒在副駕駛座，並傾身向前翻找我隨身包內物品，我怕會被押到山上打死，見右側有縫隙，就迅速拉開車門，情急下往外跳等語（見原審477卷一第303至305頁），證人即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甲○○上車後，乙○○、賀子軒還是有繼續打甲○○，我不清楚是何人將甲○○的包包放到副駕駛座，最後是賀子軒起身往前座不知要拿何物時，甲○○趁空檔開啟右後車門跳車，之後我開車到樹林某處廟宇，將甲○○包包內的物品倒出，裡面有幾串鑰匙、手機及行動電源等雜物，我不確定有無皮夾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28至30頁、第39頁），及證人即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偵查中證稱：我是坐在車後座右方，後座中間為甲○○，後座左方是乙○○，丙○○開車，在車上我與乙○○都有打甲○○，我不知道是誰叫甲○○將皮包拿出來，但甲○○的皮包是放在前座（見偵19247卷第32頁至第33頁），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乙○○在車上還有打甲○○，也有拿走甲○○的包包，放在副駕駛座，甲○○跳車之後，我跟乙○○、丙○○去樹林，有把甲○○的包包倒出來看，包包內有手機、鑰匙，我忘記有無錢包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44頁至第46頁），渠等所述並無出入，互核情節大致相符。再觀以事發後被告乙○○與告訴人以Line通訊軟體互相聯絡時，告訴人向被告乙○○稱：「東西可以還我嗎？」、「我也沒車鑰匙、很不方便」、「我全部的證件都在裡面」等語，有該Line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2張存卷可佐（見偵34159卷第377頁、第383頁）；而告訴人於本案案發後數日，即於105年10月27日至戶政事務所補辦其身分證件，此有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紙在卷可證（見原審477卷一第263頁），已足證告訴人前揭指訴遭被告乙○○強取隨身包及個人皮夾內之證件及財物等節，應屬可信。是被告乙○○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時辯稱：甲○○上車時沒有攜帶隨身包，跳車後亦僅留下2串鑰匙及手機云云，委無可取。至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雖又改稱：甲○○置於副駕駛座上的隨身包是我所有云云；證人即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原審審理時亦改稱：我雖有取走甲○○之隨身包，但我以為那是乙○○的云云，然依被告丙○○前揭證述，負責開車之被告丙○○既可知悉該隨身包是告訴人甲○○所有，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要無不知之理，況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中就此對其等有利之抗辯，均未曾提及，其中同案被告賀子軒依其前揭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所述，亦指該隨身包為甲○○所有，顯見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原審審理時均更易其詞，相互附和，顯係勾串後所為卸責之詞，自無足採。

㈡、被告乙○○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雖又辯稱：甲○○有欠我毒品及詐欺債務合計10多萬元云云。然此為證人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所否認（見偵34159卷第292頁、原審477卷一第306頁、第311頁），已難遽信被告乙○○所辯為真。況苟被告乙○○所述與告訴人間之債務關係為真，告訴人豈會未懷戒心而同意單獨與自稱被告乙○○乾妹之「鄭沛琦」見面？甚而於IKEA外發現係被告乙○○代替證人鄭沛琦赴約時，亦未察覺有異或因積欠被告乙○○債務而心虛，仍與被告乙○○於IKEA外聊天？可徵被告乙○○辯稱與告訴人間有債務糾紛云云，尚屬無據。至證人劉志玫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我與甲○○前為男女朋友，甲○○有跟我說過有將毒品賣給乙○○云云（見原審477卷二第134頁）。惟以毒品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毫不寬貸，從事毒品買賣交易者莫不低調謹慎，告訴人豈有將其販賣毒品予他人之犯行，隨意透露予證人劉志玫知悉之理？證人劉志玫於原審審理時亦坦認：我沒有實際見到甲○○交付毒品的過程，我是事後加了乙○○的臉書好友，並至乙○○的住處（當時借住於鄭沛琦處），聽鄭沛琦、鄭沛琦父親、丙○○轉述當天經過，之後我留在該處住了2天，等乙○○交保後，我再詢問乙○○有無拿甲○○之東西，乙○○說沒有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134至135頁），可知證人劉志玫與告訴人雖前為男女朋友，然與被告乙○○、丙○○亦關係匪淺，就其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內容，多係自被告乙○○、丙○○方輾轉聽聞而來，並未實際在場，其所述自難採為被告乙○○有利之認定。

㈢、而告訴人自行跳車後，被告乙○○經被告丙○○搭載返回IKEA，持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將告訴人之前揭普通重型機車騎離現場，直至被告乙○○於105年11月12日遭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逮捕時，始歸還予告訴人，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及贓物認領保管單1紙（偵查卷第55至61頁、第67頁），並據證人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的機車停在現場，他們還有回去把我的機車騎走（見原審477卷一第306頁），及證人即被告丙○○亦於偵查中證稱：我事後將乙○○載回IKEA，甲○○的包包裡有車鑰匙，乙○○就拿鑰匙，把甲○○的機車騎走了（見偵34159卷第405頁）等語明確，且為被告乙○○於偵查中所不否認（見偵34159卷第102頁），苟被告乙○○主觀上對於告訴人隨身包內之物品無不法所有意圖，何以於取得告訴人之機車鑰匙後，立即返回IKEA將告訴人之機車騎走？足證被告乙○○辯稱伊主觀上無不法所有意圖云云，純屬推諉之詞，不能採信。是告訴人既先遭被告乙○○3人以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又經被告乙○○、賀子軒於車程中持續以前揭方式施以強暴脅迫，而被告等人人多勢眾，告訴人遭挾持於密閉之自用小客車內，難以對外求援，車程中更不斷遭被告乙○○、賀子軒徒手或持器物毆打傷害，依此情形本會令一般人心生恐懼，客觀上已足使告訴人達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告訴人遭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傷害後，確受有頭臉部多處擦挫傷瘀腫、左眼結膜下出血、右肘前臂擦挫傷及右膝部擦挫傷等傷害，所受傷勢非輕，業如前述，顯見告訴人主觀上係因遭受強暴、脅迫至使不能抗拒，不得已始鬆手任被告乙○○取走其隨身包甚明。

五、按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35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之強盜罪，以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為構成要件之一，若奪取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思者，縱其行為違法，要不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18號判例要旨參照）。本件關於被告乙○○究係獨自或共同犯強盜罪一節，經查：

㈠、查被告丙○○於IKEA外，雖聽從被告乙○○之指示，駕車接應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及告訴人離去。惟證人甲○○於偵查中證稱：在車上他們叫我低頭，並把隨身包交出來，我不交，乙○○、賀子軒就打我，丙○○在開車，乙○○、賀子軒一直打，我只好將隨身包交出來等語（見偵34159卷第292頁），可知被告丙○○僅負責駕駛車輛，並未參與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之傷害犯行，就被告乙○○進而提升犯意為強盜，並無證據顯示屬原犯罪計畫之一部分，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丙○○當場有何明示或默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㈡、再同案被告賀子軒於車程中雖有繼續與被告乙○○毆打告訴人，並取走告訴人之隨身包置於副駕駛座上。然經質以究係何人率先命令告訴人交出其隨身包此節，證人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很混亂，我不知何人叫我把隨身包交出等語（見原審477卷一第304頁）。衡以同案被告賀子軒與告訴人素不相識，並無糾紛，同案被告賀子軒當日係陪同被告丙○○到場瞭解被告乙○○與告訴人間之糾紛，因見被告乙○○於IKEA外要求告訴人上車，始參與被告乙○○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犯行，衡情同案被告賀子軒端無莫名要求告訴人交出個人財物之動機與理由。而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當時在車上有與甲○○談債務問題，要甲○○還錢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63至64頁）；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乙○○於車上好像有向甲○○催討債務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34頁）。更參以本案告訴人遭強盜之隨身包及其內財物，乃至告訴人原停放於IKEA之機車，最終均由被告乙○○取走，被告丙○○、同案被告賀子軒均未分得任何款項，綜合上情以觀，可證應係由被告乙○○於車程中率先喝令告訴人交出其隨身包，洵堪認定。

㈢、是觀以當日衝突始末，同案被告賀子軒主觀上認係處理被告乙○○與告訴人間債務糾紛，告訴人應返還被告乙○○金錢，因而以傷害之強暴方式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則同案被告賀子軒於車程中因告訴人仍堅詞否認債務，基於原犯罪計畫繼續與被告乙○○徒手、持車牌及瓦斯罐等物品傷害告訴人，尚無從認定同案被告賀子軒主觀上已知被告乙○○與告訴人間並無任何債務，主觀上有為被告乙○○不法所有之強盜犯意。

六、綜上所述，被告乙○○、丙○○所辯，均無可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乙○○強盜犯行、被告丙○○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行，均洵堪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按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則應論以同法第330條第1項之加重強盜罪。又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謂之「攜帶兇器」，其兇器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47號判決意旨可參）。同案被告賀子軒於原審審理時業坦認有持車內之塑膠棒、車牌、瓦斯罐等物品傷害告訴人。而證人甲○○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車上有人拿出疑似手槍及開山刀的東西云云（見原審477卷一第304頁、第312至313頁）。然被告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車上沒有開山刀或槍械，賀子軒所拿的塑膠條長約60公分、圓形、直徑約5公分，狀似棍子等語（見原審477卷二第35頁、第39頁），則以上開疑似槍枝、刀械及塑膠棍等均未扣案，縱有威嚇效果，然其質地為何、客觀上是否具危險性而足以持作兇器使用，僅有證人甲○○之單一證述，是否屬實，尚屬有疑，依罪疑唯利被告原則，尚不得逕認該物品係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兇器。是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328條第1項之強盜罪。

二、起訴書雖指被告乙○○、丙○○均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嫌。然按犯強盜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稱之結夥三人以上之情形，應以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犯罪之人為限，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者在內，且係以結夥犯之全體俱有犯意之人為構成要件，若其中一人或數人缺乏犯意，則雖參與實行之行為，仍不能算入結夥之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丙○○、同案被告賀子軒雖有與被告乙○○共同參與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犯行，然無證據可證被告丙○○、同案被告賀子軒就強盜部分，有與被告乙○○共同犯意之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則本案實施強盜犯行者僅有被告乙○○，復並無證據可認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用以傷害告訴人之塑膠條、車牌、瓦斯罐等物品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兇器，尚難以刑法第33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相繩，起訴及追加起訴要旨對此容有誤會，惟此部分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並經法院當庭告知被告丙○○所為係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被告乙○○所為係犯普通強盜之罪名，已保障渠等之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三、被告丙○○就非法方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行，與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四、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妨害自由罪，原以強暴、脅迫為構成要件，其因而致普通傷害，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除另有傷害故意外，仍祇成立該條項之罪，無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適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犯強盜罪，於實施強暴行為之過程中，如別無傷害之故意，僅因拉扯致被害人受有傷害，乃施強暴之當然結果，不另論傷害罪（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44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強盜之著手，應以實行強暴、脅迫等行為為標準，且所實行強暴、脅迫之行為對被害人之人身自由有侵害時，應包括於強盜行為以內，不另論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為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於IKEA外以徒手、持塑膠條毆打告訴人，強押告訴人進入被告丙○○所駕駛之前揭自用小客車；及被告乙○○、同案被告賀子軒於車程中，繼續徒手、持車牌或瓦斯罐毆打告訴人，均屬被告乙○○所犯強盜或與被告丙○○、同案被告賀子軒所犯共同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強暴結果，均不另論以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次按所謂「犯意變更」，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行為繼續中，就同一被害客體，改變或提昇原來之犯意，在另一新犯意支配下而實行其他犯罪行為，按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應依其中較重犯意所實行之犯罪行為整體評價為一罪，與另起新犯意而實行其他犯罪行為，應分論併罰之數罪不同（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2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乙○○於妨害告訴人自由之犯行繼續中，提昇原來之犯意，而對告訴人為強盜之犯行，其妨害自由之行為即應為強盜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五、被告乙○○前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上易字第2397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5年9月29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出監一節，有被告乙○○之本院被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其於該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肆、駁回上訴部分（被告乙○○部分）：原審以被告乙○○所為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328條第1項、第47條第1項之規定，併審酌被告乙○○為貪取不法利益，僅因故與告訴人有糾紛，竟設局誘騙告訴人外出強行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進而杜撰名目強盜告訴人之財物，犯罪手段至非平和、惡性非輕，除對告訴人造成財產上損害外，亦對告訴人之生命、身體造成危險，所為危害社會治安及民眾安全甚鉅，應嚴予非難，兼衡其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且本案係由其策劃主導全局，及其高職肄業、未婚、案發時任粗工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犯後未見悔意，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彌補告訴人損害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10月。而沒收部分，亦敘明：按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其重點置於所受利得之剝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權之問題，參諸民事法上多數利得人不當得利之返還，並無連帶負責之適用，因此即令2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亦應各按其利得數額負責，並非須負連帶責任，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向採之共犯連帶說，業經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供參考，並改採應就各人分受所得之數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之見解，是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認定之（最高法院104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4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判決要旨參照）。故㈠告訴人遭強盜之隨身包1個（內含三星牌S6行動電話1支、蘋果牌5S行動電話1支、皮夾1只【內有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汽機車駕照2張、第一銀行及郵局之金融卡2張、玉山銀行及匯豐銀行信用卡各1張、現金9,000元】、行動電源1個、首飾1份、鑰匙1串、機車鑰匙1串等物），均由被告乙○○所取走，業據證人丙○○於原審審理時陳明在卷（見原審477卷二第33頁），核與被告乙○○與告訴人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翻拍照片相符（見偵34159卷第377頁）。其中之隨身包1個、皮夾1只、三星牌S6行動電話1支、蘋果牌5S行動電話1支、現金9,000元、行動電源1個、首飾1份，均未扣案，屬被告乙○○之犯罪所得，且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被告乙○○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宣告沒收亦無過苛、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等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㈡被告乙○○所取得之告訴人鑰匙1串、機車鑰匙1串及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1輛，業經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此有贓物認領保管1份在卷可憑（見偵34159卷第67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㈢被告乙○○所取得之告訴人身分證1張、健保卡1張、汽機車駕照2張、第一銀行及郵局之金融卡2張、玉山銀行及匯豐銀行信用卡各1張，均具有個人專屬性，可由告訴人申報將原物作廢重新請領，若不宣告沒收，亦不致於對社會危害或再供犯罪使用產生實質重大影響。同案被告賀子軒持以傷害告訴人之塑膠條、車牌及瓦斯罐，雖為同案被告賀子軒剝奪行動自由之犯罪工具，然上開物品均未扣案，查無證據證明屬違禁物或為被告乙○○、丙○○或同案被告賀子軒所有，衡以上開物品均屬生活中易於取得之物，並衡酌避免徒增執行沒收困難，均認沒收欠缺刑法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經核其此部分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被告乙○○猶執前詞上訴否認犯強盜罪，然此業經本院於前開理由予以指駁說明，是被告乙○○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撤銷改判部分（被告丙○○部分）：原審對被告丙○○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期間業已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取得告訴人之原宥，有該和解書影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66頁），原判決未及審酌，容有未洽。是被告丙○○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固無可採，惟原判決就此部分既有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丙○○與告訴人並不認識，僅基於朋友立場，不問是非及糾紛始末，即共同以強暴方式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所為無可取，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並考量本案其僅負責駕車接應，並非居於主導地位，及其高職肄業、已婚、有5名未成年子女、案發時任風管工人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其雖否認犯行，然就事實部分多坦認不諱，已與告訴人和解，取得告訴人原宥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依上開和解書所載，告訴人雖同意予被告丙○○緩刑之宣告，惟按緩刑之宣告，本質上無異恩赦，雖具消滅刑罰權效果，然立法意旨乃在藉由刑之執行猶豫，給予被告自新之機會，以避免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是否宣告緩刑，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自應就行為人是否適具緩刑情狀，於裁判時本於一般法律原則綜合裁量（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2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丙○○於本件犯罪前曾於103年間因施用毒品案件，受緩起訴之宣告，嗣經撤銷該緩起訴，由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5年簡字第5482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本件犯罪後，其亦有多次施用毒品經判處罪刑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件在卷可稽，難認其經此刑之教訓，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前開對其宣告之刑，並無何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是本件自不宜為緩刑之諭知，附此敘明。

陸、被告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71條，刑法第28條、第302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建麒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