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上訴人

即被告

李威青

選任辯護人

張運弘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強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171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3252號、第6539號、第87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緣陳志順（綽號「阿順」，所涉本件加重強盜犯行，業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曾在洪清花（綽號「阿娟」）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號9樓住處（下稱自強路房屋）打牌結識王永吉，而知悉吳宗興（所涉本件加重強盜犯行，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現由本院臺南高分院審理中）於民國101年8月24日因另案通緝欲籌措資金逃亡，竟與李威青、陳嘉翊（所涉本件加重強盜犯行，業經本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7年6月，並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吳宗興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犯意聯絡，結夥三人以上合謀下手強盜王永吉之財物，先推由陳志順於101年11月4日14時51分許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王永吉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以欲介紹某友人與王永吉認識為由，邀約王永吉於同日至陳志順向不知情友人王益麟商借位於新北市○○區○○街00號4樓之房屋（下稱慈愛街房屋）與其友人會面，李威青、陳志順、陳嘉翊、吳宗興則事先埋伏在慈愛街房屋內，迨同日15時20分許，王永吉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慈愛街房屋附近，乃由陳志順帶領王永吉進入慈愛街房屋內，李威青、陳嘉翊、吳宗興見王永吉進入屋內，即由李威青、陳嘉翊分持不詳槍枝各1支（均未扣案，尚乏積極證據係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具有殺傷力之槍枝）抵住王永吉並喝令王永吉勿動，陳志順則持膠帶綑綁王永吉雙手，藉此威懾控制王永吉行動，吳宗興乃嚇令王永吉交出新臺幣（下同）50萬元，陳嘉翊並對王永吉恫嚇稱：「如不配合就開槍」等語，以此強暴、脅迫手段，致王永吉身心飽受驚駭懼、惶惴不安，唯恐遭遇不測，喪失意思自由，不敢反抗，至使王永吉不能抗拒，而於同日15時46分至同日16時7分間某時許，持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其友人李泰模（綽號「阿新」）籌款50萬元，迨同日21時7分至同日21時10分間某時許，王永吉經由其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聯繫獲悉李泰模在自強路房屋已籌妥50萬元，並可前往取款，吳宗興乃指派陳志順、陳嘉翊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外出取款，而李威青、吳宗興則仍留在慈愛街房屋繼續分持上開槍枝看守王永吉；嗣陳志順、陳嘉翊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抵達自強路房屋附近，遂推由陳嘉翊攜帶陳志順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下車取款，王永吉則在慈愛街房屋持用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知李泰模下樓交付50萬元，李泰模乃依王永吉之指示委請其外甥陳勝智（綽號「阿智」）持50萬元下樓轉交王永吉，俟陳勝智下樓後，因王永吉並未在現場，王永吉即於同日22時25分許、同日22時29分許持用其所有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陳嘉翊所攜帶陳志順所有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聯繫，同時並由陳嘉翊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旁巷口，將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接聽，因王永吉在上開通話中指示陳勝智將50萬元交付陳嘉翊，陳勝智遂當場交付50萬元予陳嘉翊，陳志順、陳嘉翊於取得50萬元後，乃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返回慈愛街房屋，並將50萬元交付吳宗興，李威青、陳志順、陳嘉翊、吳宗興於取得上開款項後，乃於同日23時13分許攜帶上開槍枝離去，王永吉始獲釋放，李威青等人以此方式結夥三人以上強盜得逞。嗣經王永吉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王永吉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是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即屬傳聞證據，因有悖法院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之精神，妨礙當事人之反對詰問權，影響程序正義之實現，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查本件證人即被害人王永吉於警詢中陳述（見103年度偵字第6539號偵查卷一【下稱偵二卷】第79頁至第82頁，第85頁，第89頁、第90頁、第92頁、第93頁、第95頁至第98頁、第101頁、第102頁、第105頁、第106頁，103年度偵字第8725號偵查卷【下稱偵四卷】第19頁、第20頁、第23頁、第24頁，102年度他字第584號偵查卷一【下稱偵五卷】第11頁至第14頁、第16頁反面至第19頁、第43頁反面至第45頁、第65頁反面至第68頁、第72頁反面至第75頁），對於被告李威青而言，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已否認其在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6頁、第197頁），且其於警詢中之陳述亦不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之要件，是證人王永吉於警詢中陳述，對於被告而言，自無證據能力。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王永吉於警詢中陳述，係屬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自屬有據。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除如上所述外，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時對其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36頁、第137頁、第197頁至第20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亦認為均應有證據能力。

三、另本院以下援引之其餘非供述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200頁至第216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對其證據能力均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36頁、第137頁、第200頁至第216頁），且其中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2項規定，證物如為文書部分，係屬證物範圍。該等可為證據之文書，已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即提示或告以要旨，自具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李威青對於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為其持用，及案發日在慈愛街房屋等情固坦承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結夥三人以上強盜之犯行，並辯稱：王永吉係從事兩岸地區人民假結婚，讓大陸地區女子得以假結婚名義來台的工作，因王永吉與陳志順間有債務糾紛，案發日伊去慈愛街房屋係為協助陳志順處理其與王永吉間之債務事宜，伊主觀上並未有強盜罪之不法意圖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1、告訴人王永吉之證述應不能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便何況本件王永吉並未於案發時或甫獲釋後報警求助，遲至案發後約1星期即101年11月10日始向警方檢舉，顯有悖常情，其陳述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即非無疑；2、陳志順與王永吉間有互相賭博情事，且因彼此間為引進大陸地區女子假結婚事宜有債務糾紛，故被告於案發日至慈愛街房屋其主觀上係為協助陳志順向王永吉催討債務，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強盜罪之不法意圖云云。惟查：

（一）同案被告陳志順於案發前向其不知情友人王益麟借用慈愛街房屋供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於案發日使用之事實，業據同案被告陳志順供認不諱，並據證人王益麟於警詢、偵查中，證人劉秀蘭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二卷第65頁至第70頁、103年度偵字第6539號偵查卷二【下稱偵三卷】第16頁至第18頁、第51頁至第53頁、103年度偵字第3252號偵查卷【下稱偵一卷】第44頁至第48頁、第63頁至第65頁、第72頁至第74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附卷可稽（見偵一卷第51頁至第55頁）；又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同案被告陳志順以其兄陳志賢名義申辦，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被告李威青以李志謙名義申辦，且分別為同案被告陳志順、被告李威青所有及於案發日持用等情，業據被告李威青於警詢、原審，同案被告陳志順於警詢中供述明確（見偵二卷第65頁至第70頁、偵一卷第11頁至第15頁，原審卷一第49頁、第73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資料各1紙在卷可按（見偵二卷第126頁、第129頁、102年度他字第584號偵查卷影印卷一【下稱偵五卷】第2頁、第54頁反面）；另案發時被告李威青、同案被告陳志順均在慈愛街房屋乙節，亦據被告李威青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同案被告陳志順於警詢、偵查、原審審理中供述屬實（見偵二卷第65頁至第70頁，偵三卷第16頁至第18頁，偵一卷第11頁至第15頁，原審卷一第49頁、第73頁、第162頁，原審卷二第70頁反面至第72頁反面、第73頁至第75頁），復有門號0000000000號、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各1份在卷可參（見偵一卷第27頁至第32頁，偵三卷第12頁至第13頁）；另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係案發日由被害人王永吉持用乙節，業據證人王永吉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五卷第28頁反面至第31頁，偵三卷第32頁、第33頁，原審卷一第156頁），並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申登人資料1紙附卷可參（見偵五卷第45頁反面），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二）上揭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王永吉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人李泰模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及證人陳勝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此徵諸：

1、證人王永吉之證述：

⑴證人王永吉於102年2月22日偵查中證稱：伊於案發日15時30分許在上址慈愛街房屋遭「阿順」等4人持槍限制自由並要求伊交出金錢，「阿順」有以膠帶綑綁伊雙手，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2號所示之人即係伊所稱「阿順」即陳志順；案發前伊因在上址自強路房屋打麻將而結識陳志順，約案發日前2週伊在自強路房屋打麻將遇到陳志順，陳志順向伊要行動電話號碼，陳志順於101年11月3日晚間撥打電話至伊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約案發日中午某時許，伊撥打電話給陳志順詢問找伊何事，陳志順表示要介紹朋友，案發日13時15分許伊駕駛其所有上開自用小客車至新北市○○區○○街00號附近與陳志順見面，陳志順下樓至車上與伊聊天並頻邀伊上樓，但該處附近不好停車，伊只好離開；伊離開後約過1小時陳志順又撥打電話至伊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並對伊稱該名朋友已抵達及邀約伊至上址慈愛街房屋，伊乃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前往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附近，並將本件車輛停放在新北市○○區○○街00號斜對面，陳志順則下樓迎接伊，伊與陳志順一起步行至上址慈愛街房屋，伊進入上址慈愛街房屋內後朝左邊客廳走，伊尚未回神，立刻自伊右邊衝出其他3人，該3人皆未蒙面或戴口罩，其中2人各持短槍1支一左一右抵住伊，其中1名持槍者與另1名未持槍者命伊走至客廳角落椅子坐好勿動，陳志順以封箱膠帶一邊綑綁伊雙手、一邊對伊稱「不好意思，他們兄弟跑路需要錢」，伊進入上址慈愛街房屋時原有攜帶1個包包，該包包內裝有伊汽車鑰匙、手機、證件及些許金錢，伊雙手遭綑綁後，該包包即遭渠等取走放在桌上，伊詢問被告陳志順渠等需要多少錢，其等表示視伊能力多少，伊起先稱可交付20萬元，其中1名持槍者即作勢要開槍，並對伊稱「你相不相信我敢向你開槍」，致伊很害怕，其中1名持槍者命伊向朋友借錢，伊很害怕遂對其等表示伊要向友人借50萬元，其等覺得伊有交出金錢的誠意，遂將伊移至客廳旁位置，並將伊雙手鬆綁讓伊撥打電話，但其等要求伊撥打電話過程必須均以擴音方式進行；伊先以自己的行動電話撥打電話予他人詢問友人「阿新」的電話號碼，再撥打電話予「阿新」，因伊遭受控制，故伊未對「阿新」說明借錢的真正原因為何，而僅對「阿新」稱家裡出事欲借5O萬元，「阿新」則告以俟案發日22時許才有現金50萬元，其等聽聞「阿新」願意借伊錢後即較為鬆懈，但仍繼續持槍指著伊，伊繼續待在客廳位置；約案發日21時30分許，伊經通話聯繫獲悉「阿新」已備妥金錢，伊與「阿新」相約在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80巷口附近取款，最初2名持槍者中1人即將所持槍枝交予渠等「老大」，而陳志順與該名最初持槍者即共同駕駛本件汽車前往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80巷口，陳志順與該名最初持槍者離開上址慈愛街房屋後，伊仍遭2名持槍者看管，此時其中1名持槍看管伊者係發號施令的「老大」，「老大」特徵為理平頭、小眼睛、身高比伊高、約170公分，另1名持槍看管伊者特徵則係身型微胖、壯碩、約170公分、稍比伊高、臉上有1顆痣；迨陳志順等2人駕駛本件汽車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80巷口後，伊撥打電話告知「阿新」伊在樓下，通話當時「阿新」係在自強路房屋，「阿新」原叫伊上樓，但伊根本不在自強路房屋樓下，伊乃請「阿新」下樓，此時伊身旁持槍的「老大」即持槍抵過來稱「你不要管那麼多叫他拿錢下來就對了」，伊遂表示自己趕時間請「阿新」拿錢下樓，陳志順等2人取款時有與伊通話聯繫，該名下樓交付現金者在通話中詢問伊「是不是50萬元？那我就交給他」；迄約案發日23時許陳志順等2人一同返回慈愛街房屋後，將取得現金50萬元以10萬元為1捆共5捆放在「老大」面前，伊看到最初2名持槍者即1名臉上有痣的男子、1名與陳志順外出取款的男子將槍拆解，先以報紙包裹再以衣物包裹後放入手提袋內；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7號所示之人即係伊所述該名始終在發號施令者；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4號所示之人則係伊所稱該名臉上有痣者；陳志順與另1名外出取款的男子先下樓駕駛渠等車輛，俟陳志順與該名臉上有痣者通話，似指其等車輛已至樓下，伊、該名發號施令者及該名臉上有痣者再同時下樓，臨近門口處時該名發號施令者稱「你在這邊等，3分鐘以後再出去」，該名發號施令者與該名臉上有痣者即一同離開樓梯間，其等在慈愛街房屋時有將伊的包包返還給伊，並告知伊自用小客車停放處所及交給伊停車繳費單，伊聽聞其等車輛離開後立刻出去；案發後伊很害怕，伊有在思考如何報案，但不太敢說，又不知至何處報案，迨101年11月6日經友人認識的警察介紹刑事警察局的承辦人，伊始於101年11月10日正式製作筆錄等語（見偵五卷第28頁反面至第31頁）。

⑵證人王永吉於102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證述：慈愛街房屋係王益麟住處，伊因在友人家打麻將而認識王益麟，自強路房屋係友人洪清花住處，伊均以「董嫂」稱呼洪清花，伊因在「董嫂」住處打麻將而結識陳志順，伊並不認識吳宗興；案發日陳志順撥打電話給伊，將伊騙至慈愛街房屋，伊進入慈愛街房屋時，其他3人始從房間衝出，其中2人各持槍枝1支，其等稱呼吳宗興「老大」，並表示吳宗興在跑路需要用錢，吳宗興則未持槍，陳志順有綑綁伊手，最初係吳宗興、陳志順外之其他2人各持槍抵住伊，其等所持槍枝似係手槍，但伊無法分辨槍枝種類；伊起先表示可交付20萬元，但其等不高興即持槍抵住伊，伊遂表示要向「阿新」借款50萬元，其等始讓伊撥打電話，伊於案發日15、16時許以擴音方式撥打電話給「阿新」時，渠等在旁監聽並繼續持槍指向伊，伊對「阿新」表示家裡有急用，「阿新」則告以俟案發日21時多再至「董嫂」處找「阿新」取款，其等聽聞「阿新」願意借款50萬元即替伊鬆綁，其後即自案發日15、16時許等待至案發日21時多；「阿新」至「董嫂」處後，伊接獲「董嫂」電話通知可前往取款，其後吳宗興指派陳志順與另1名伊不認識者駕駛本件汽車前往取款，陳志順等2人外出取款期間，伊仍遭押在慈愛街房屋，由吳宗興、李威青各持槍指向伊，迨陳志順等2人抵達「董嫂」住處樓下後，伊撥打「董嫂」電話聯繫「阿新」，「阿新」在通話中要伊上樓取款，伊表示自己急著要離開沒辦法上樓並請「阿新」拿錢下樓，「阿新」即請陳勝智拿錢下樓，陳志順等2人取款時一直與伊持用之行動電話保持通話，陳勝智拿錢下樓時，陳志順等2人將其所攜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聽，陳勝智在電話中問伊「是5O萬元？」，伊回答「是」，陳勝智即稱「那我把錢交給他」，陳志順等2人遂取得金錢；陳志順等2人返抵慈愛街房屋後將金錢交給吳宗興，吳宗興則將報紙取走，金錢疊在桌上，伊很清楚見到係50萬元；案發後2、3日伊親自將50萬元返還「阿新」，伊與「阿新」約在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與吉林路口某麥當勞返還50萬元等語（見102年度偵字第22720號偵查卷影印卷【下稱偵七卷】第5頁至第7頁）。

⑶證人王永吉於103年4月9日偵查中證述：案發時將伊限制在慈愛街房屋4人中，伊僅認識陳志順，其餘3人伊並不認識，但伊可認出陳嘉翊、李威青及共犯吳宗興；伊於警詢時即已指認被告李威青，案發時李威青確有在場並始終持槍；卷附被告陳志順照片所示之人即係伊所稱「阿順」即陳志順；卷附陳嘉翊照片所示之人係案發時將伊限制在慈愛街房屋4人之一，案發時陳嘉翊與李威青各持槍枝1支控制伊行動，其後陳嘉翊與陳志順駕駛伊所有上開自用小客車外出取款；卷附吳宗興照片所示之人即係案發時在場並要索跑路費之人；最初係由李威青與陳嘉翊各持槍枝1支，嗣陳嘉翊外出取款時將所持槍枝交予吳宗興，其後即由李威青與吳宗興各持槍枝1支；陳志順、陳嘉翊外出取款時，伊持用之上開門號行動電話留在慈愛街房屋，取款者係以陳志順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伊持用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保持通話；陳志順、陳嘉翊返回慈愛街房屋後並自述其2人為免李泰模看見其等駕駛伊所有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卻未見到伊本人察覺有異，陳志順乃將車輛停放在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與自強路巷口，由陳嘉翊出面前往取款等情，伊在旁有聽聞等語（見偵三卷第32頁、第33頁）。

⑷證人王永吉於原審104年5月20日、104年7月6日審理中證述：案發前伊認識陳志順，但伊不認識吳宗興、李威青、陳嘉翊，伊與陳志順係打麻將認識的牌友；案發日約15時許，陳志順來電表示要介紹朋友，並邀約伊前往慈愛街房屋，此即卷附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所示於案發日14時51分許接聽陳志順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來電之受話紀錄；案發時陳志順帶領伊上樓至慈愛街房屋，慈愛街房屋左邊係客廳，右邊係房間，伊進門至客廳後，其他3人即吳宗興、在庭之陳嘉翊、李威青突然自右邊方向衝出，陳嘉翊、被告李威青均持槍，陳志順則以膠帶綑綁伊雙手，伊所攜包包即遭取走，吳宗興表示需要跑路費詢問伊可交出金錢若干，伊原稱可交付20萬元，陳嘉翊、被告李威青聽聞此數目不高興即各持槍一左一右抵住伊做勢要開槍，手部有刺青圖樣的陳嘉翊並持槍對伊稱：「如不配合就要對你開槍」，因伊遭軟禁很驚嚇，害怕自己有危險，擔心自身安危，唯恐未交出金錢無法離開，故渠等要求伊俱配合，伊詢問渠等需要金錢若干，其等稱至少要50萬元，伊表示要撥打電話借款，李威青、陳嘉翊乃各持槍將伊押至沙發坐著，解開伊手上膠帶，並自伊包包內取出手機讓伊撥打電話，伊遭挾持期間有聽聞其等稱呼吳宗興「老大」；其等要求伊全程以擴音方式撥打、接聽電話，並由陳嘉翊、李威青各持槍抵住伊，伊先撥打數通電話，再撥打電話給李泰模，伊對李泰模稱家裡有急事需要50萬元，李泰模則回答須俟案發日21、22時許才有50萬元屆時再聯絡；迨案發日21時許，李泰模抵達「阿娟」自強路房屋後，伊接獲「阿娟」電話通知可前往取款，其後即由陳志順、陳嘉翊駕駛伊所有上開自用小客車前往自強路房屋樓下取款，陳志順、陳嘉翊抵達取款地點後，伊撥打電話聯繫李泰模並表示自己很急請李泰模拿錢下樓，李泰模則託陳勝智拿錢下樓，而陳勝智交付金錢之際，吳宗興等人指示伊以其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前往取款者以陳志順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保持通話狀態，並由取款者將所持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聽，讓伊與陳勝智進行通話，陳勝智在通話中問伊「是將錢交給他？」，伊遭槍押著只能答以「是」，陳勝智又問伊「是50萬元？」，伊回答「是」，陳勝智聽聞伊的聲音並確認金額係50萬元後即將50萬元交給取款者，其後被告陳志順返回慈愛街房屋時自述不敢讓李泰模、陳勝智看到其等前往取款駕駛之自用小客車，陳志順乃將車輛停在取款地點附近某巷口而未下車取款，由陳嘉翊1人下車向陳勝智取款，伊有在旁聽聞上情，因而知悉當時50萬元係交給被告陳嘉翊，並確定係由陳嘉翊將所持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接聽及向陳勝智取款，卷附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所示於案發日22時25分許、案發日22時29分許與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發話紀錄，伊確認即係前述伊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陳嘉翊所攜陳志順所有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接聽，讓伊與陳勝智通話並指示陳勝智將金錢交給陳嘉翊之通聯紀錄；案發日近23時許陳志順、陳嘉翊返回慈愛街房屋後，陳嘉翊將以報紙包裝的5捆金錢交給吳宗興，其等遂準備離去，陳嘉翊與被告李威青開始拆解槍械並放入袋中，陳志順、陳嘉翊先下樓駕駛其等車輛，伊、吳宗興、李威青則最後下樓，於抵達1樓樓梯間時吳宗興命伊在門內等3分鐘後再出去，其等離去前有將停車卡及伊上開自用小客車鑰匙返還伊，伊聽聞其等車輛離去後才離開，案發後1週內伊即返還50萬元予李泰模；伊於101年11月10日警詢中所述「持槍歹徒2名身材微胖，其中1名持槍歹徒手虎口有明確刺青圖樣、有帶眼鏡，另外1名持槍歹徒嘴角有顆痣」中該名嘴角有痣者即為被告李威青、該名身材微胖且手虎口有刺青者則為陳嘉翊；刑事警察局起初有提供含有陳嘉翊照片等多人照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伊指認，但因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所示陳嘉翊照片與陳嘉翊本人差異甚大，故伊最初不敢確認，其後伊於102年4月28日警詢中閱覽卷附陳嘉翊刑案紀錄照片時即覺得印象深刻，並一眼即可辨認出卷附陳嘉翊刑案紀錄照片所示之人即為伊所述案發日持槍、身材微胖、手虎口有明確刺青圖樣之人，嗣後伊於103年3月12日警詢中閱覽卷附陳嘉翊赤裸上身照片時，再度確認卷附陳嘉翊赤裸上身照片所示之人即係伊前於102年4月28日警詢時所指認之陳嘉翊等語自明（見原審卷一第153頁反面至第162頁，原審卷二第21頁至第22頁反面）。

⑸參諸案發前證人王永吉本已認識陳志順，故證人王永吉辨認其原本認識之陳志順，僅屬相識者間之人別確認，而非對於素昧平生之人之指認，並無誤認之虞。又證人王永吉於案發日15時30分許起至案發日23時13分許止，遭均未蒙面亦無戴口罩之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控制拘禁在上址慈愛街房屋內，歷時6小時餘之久，證人王永吉與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之相處期間顯非短促，且證人王永吉於案發時既有相當期間與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近距離接觸，而有多次正眼目睹、仔細注視、近距離注意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之機會，堪認證人王永吉對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之五官、長相、臉型、身材、體態、動作、眼神、聲音、言行舉止等俱有相當可靠、真確之觀察及認識，足以使證人王永吉對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及渠等行為內容為完整、清楚之觀察並認知清晰、鮮明、深刻，此參諸證人王永吉甫於案發後之101年11月10日第1次警詢中在尚未踐行指認程序前，即能先自發、準確、確信描述本件下手強盜4人之特徵事項及行為細節，其後證人王永吉於101年11月24日、101年12月6日、102年4月28日依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之顯著特徵及角色分工，再度確認同案被告陳志順人別並逐一辨識、指認被告李威青、共犯吳宗興、同案被告陳嘉翊之情（見偵二卷第79頁至第82頁、第85頁至第87頁、第89頁至第91頁、第97頁至第100頁），益徵證人王永吉於間隔犯罪發生未久之人別確認程序及指認識別程序時對本件下手強盜者4人特徵描述之準確程度及確信程度均甚可靠無誤、明確篤定，嗣證人王永吉於偵訊及原審審理中迭均可毫無遲疑、明白確切肯認陳志順人別及逐一指認被告李威青、陳嘉翊，並具體詳敘其等犯罪內容及參與情節，且於原審審理時再度確認其於警詢中所稱該名嘴角有痣者即為被告李威青及該名身材微胖、手虎口有刺青、戴眼鏡者則為同案被告陳嘉翊等情，而經比對證人王永吉歷次對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之描述，不論在面目、容貌、身型、行為等細節並無二致，復與案發時及到案後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之面目、容貌、身型、角色等特徵事項相吻合（見偵二卷第3頁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照片各1張），均無明顯謬誤偏差，足見證人王永吉上開基於其個人親見親聞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人別確認、指認及證言，確係本於案發時其對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長時間、親身近距離接觸、明白觀察、認知之深刻印象而為，且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其證言憑信信甚高，難認有何不實或誤認之處，而足堪採信。

⑹另依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同案被告陳嘉翊照片（見偵二卷第111頁）與卷附陳嘉翊刑案紀錄所示陳嘉翊99年7月拍攝照片（見偵一卷第23頁、偵二卷第100頁）、陳嘉翊103年3月6日拍攝照片（見103年度偵字第8725號卷【下稱偵四卷】第8頁至第9頁、偵二卷第103頁至第104頁），經本院以肉眼目視進行識別、比對，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陳嘉翊照片所呈現之陳嘉翊顯較年輕、稍呈青澀，而與陳嘉翊於99年7月至103年3月6日間之年紀、樣貌、臉型、髮型、氣質、神韻等已有參差，反之，該陳嘉翊99年7月拍攝照片則應較接近案發時陳嘉翊之整體外表狀態，由此觀之，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警方首先係提供含有陳嘉翊照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之指認，然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所示陳嘉翊照片與陳嘉翊本人有差別致其不敢確認，嗣其於102年4月28日警詢中經閱覽該陳嘉翊刑案紀錄照片（即被告陳嘉翊99年7月拍攝照片）時即可明確篤定指認陳嘉翊等情，尚非無據，亦未悖常理，自難認證人王永吉之指認欠缺客觀可信之基礎。

2、證人李泰模之證述：

⑴證人李泰模於警詢中證述：案發日約15、16時許伊友人王永吉撥打伊持用大陸電話予伊，並表示家裡有急事需要50萬元，因伊斯時並無足額現金，故伊在通話中告知王永吉俟案發日21、22時許伊會至「阿娟」處打牌屆時再過來取款，迨案發日21時多伊在「阿娟」處打牌，伊請「阿娟」電話通知王永吉伊已抵達並叫王永吉過來取款，其後王永吉撥打「阿娟」電話告知已抵達樓下，適伊外甥「阿智」即陳勝智要離開，伊遂請陳勝智下樓替伊將以報紙包裝的50萬元交給王永吉，陳勝智即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某洗車場巷口交付該筆50萬元予他人等語（見偵二卷第115頁至第119頁）。

⑵證人李泰模於偵查中證稱：案發日15時許王永吉撥打電話給伊，王永吉在通話中表示家裡有急事需要現金50萬元，伊告知王永吉稍晚才能籌足現金50萬元，並叫王永吉稍晚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打牌處拿取50萬元，俟案發日晚間伊至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打牌處後通知王永吉伊已備妥金錢，其後王永吉撥打「阿娟」電話告知已抵達，伊以為王永吉在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打牌處樓下，即叫王永吉上樓取款，但王永吉卻稱不方便，斯時陳勝智在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打牌處準備要離開，伊遂託陳勝智攜帶每疊10萬元共5疊再以報紙包裝並以橡皮筋綑綁的物品下樓交給王永吉；自強路房屋係伊友人「阿娟」住處，伊曾至自強路房屋打牌，「阿娟」係洪清花，伊外甥陳勝智休假返臺時會至自強路房屋打麻將，王永吉亦常至自強路房屋打麻將，伊綽號「阿新」，案發日14時至16時間某時許伊接獲王永吉來電，王永吉在通話中表示家裡有急用需要50萬元，伊告知王永吉稍晚才能籌足50萬元，並相約案發日晚間由王永吉至自強路房屋取款，俟伊至自強路房屋後，伊與王永吉通話聯繫時原叫王永吉上樓取款，但王永吉在通話中表示不方便上樓並請伊拿錢下樓，適陳勝智打牌結束要離開，伊遂請陳勝智攜帶以報紙包裝的50萬元下樓，並託陳勝智將該物交給王永吉，案發後2、3日王永吉在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與吉林路上某麥當勞返還50萬予伊等語（見102年度他字第584號偵查卷影印卷二【下稱偵六卷】第8頁至第9頁，偵七卷第10頁至第11之1頁）。

⑶證人李泰模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王永吉係伊認識多年友人；案發日15、16時許伊接獲王永吉來電表示家裡急需50萬元，伊告知王永吉稍晚才能籌足50萬元，並與王永吉相約同日稍晚在「阿娟」家即上址自強路房屋取款，俟伊籌足50萬元並於案發日20時至21時多間某時許，抵達自強路房屋後，伊請「阿娟」電話通知王永吉伊已籌足款項，其後王永吉撥打「阿娟」電話告知已抵達樓下並請伊拿錢下樓，適陳勝智要離開上址自強路房屋，伊遂託陳勝智攜帶每疊以橡皮筋綑綁的10萬元共5疊再以報紙包裝的物品下樓交給王永吉；案發後2、3日王永吉即返還50萬元給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頁反面至第11頁反面）。

3、證人陳勝智之證述：

⑴證人陳勝智於102年3月4日偵查中證稱：伊認識王永吉數年，王永吉係伊打麻將的牌友；案發日晚間「阿新」將50萬元交給伊，並對伊稱「王永吉等會要來拿這50萬元，你要走時就拿下去交給他」，即拜託伊下樓時順便將該筆50萬元交給王永吉，其後伊攜帶以報紙包裝的50萬元下樓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時，伊見到1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站在該處，斯時站在該處者祇有1人，伊並未看到王永吉，伊乃詢問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你是王永吉的朋友？」，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並未回答，僅將行動電話交給伊接聽，通話對方則係王永吉，王永吉對伊稱：「你就把錢交給我朋友」，伊遂將該筆50萬元交給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當時王永吉只有叫伊將該筆50萬元交給該名王永吉友人；伊交付該筆50萬元時，伊係站在卷附Google地圖街景照片所示「尚亮汽車SPA美容精品屋」招牌旁的巷子，並見到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伊即在該處將該筆50萬元交給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其後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即往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方向走去，伊並未看到該名戴眼鏡、身材略胖之人以何種交通工具離開；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之人，很像向伊收取該筆50萬元之人，因該人略胖、臉型、戴眼鏡等語（見偵五卷第32頁反面至第33頁）。

⑵證人陳勝智於103年4月9日偵查中證述：伊與王永吉係打牌認識；案發日伊與伊舅舅李泰模在新北市三重區某處9樓打牌，該址係牌友家，案發日約21時至23時間某時許適伊要離開該址，李泰模將以報紙包裝的50萬元交給伊，並叫伊下樓交給王永吉，伊下樓後並未見到王永吉，僅見到巷子口站有1名微胖的男子，亦無看見其他人或車輛，伊有詢問該名微胖男子是否為王永吉友人，該名微胖男子即將電話交給伊接聽，通話對方則係王永吉，王永吉叫伊將錢交給該名王永吉友人即可，伊遂將該筆50萬元交給該名微胖男子後即離開，伊係在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4段某停車場對面將該筆50萬元交付該名微胖男子，該處係巷口，斯時該名微胖男子身著外套、戴眼鏡，卷附陳嘉翊照片所示之人即係當時向伊取款之該名微胖男子，輪廓應無誤等語（見偵三卷第31頁至第32頁）。

⑶證人陳勝智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王永吉係伊認識數年友人，李泰模則係伊舅舅；案發日22時至24時間某時許伊在「阿娟」家即上址自強路房屋準備離開，李泰模託伊下樓時順便將50萬元交給王永吉，該筆50萬元係先以橡皮筋綑綁10萬元1本，共5本，再以報紙包裝，伊下樓後站在巷口卻未見到王永吉，而僅見到1名取款男子站在巷口，伊詢問該名取款男子是否為王永吉友人，該名取款男子即將電話交予伊接聽，通話對方則係王永吉，王永吉在通話中請伊將錢交給該名取款男子即可，伊遂將該筆50萬元交給該名取款男子，伊有正面目睹該名取款男子長相，伊自該名男子身材、臉型、輪廓、眼鏡可確認該名取款男子即係在庭被告陳嘉翊，伊於警詢中閱覽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時一眼即可辨認該名取款男子，蓋該名取款男子最大特徵係身材較「ㄎㄨㄞˇ」、微胖、臉型、輪廓、戴眼鏡、穿外套，伊於警詢時即稱該名取款男子身高約170公分、身材略胖，伊於警詢及法院審理中之指認均正確無誤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頁反面至第18頁反面）。

⑷衡諸本件證人陳勝智不僅親手交付50萬元給取款者，且正面注視取款者容貌，且當時證人陳勝智僅係單純受託交付本件50萬元，而對本件強盜情事毫無所悉，證人陳勝智亦未遭取款者施予強暴、脅迫，其觀察力應處於正常狀態，當未因恐懼、緊張等因素而受影響，足認證人陳勝智確有近距離面對面接觸、平靜觀察、清晰目睹、識別本件取款者，並已對取款者之面貌、長相、臉型、身材、體態、動作、行為等特徵事項具有一定之認知及記憶，始足以使證人陳勝智於距犯罪發生未久之101年12月16日第1次警詢中，在警方尚未提供任何犯罪嫌疑人照片供之指認前，即能先自發、具體、準確、確信描繪取款者之特質事項及行為細節，再依其對取款者之知覺及記憶於第1次即指認共犯陳嘉翊自明（見偵二卷第109頁至第111頁），嗣證人陳勝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能一致毫無猶疑、確切指認共犯陳嘉翊即為取款者並清晰敘明其行為內容；此外，參以證人陳勝智歷次對取款者之面貌、長相、臉型、身材、體態、動作、行為等特質之描述始終如一，復與案發時及到案後被告陳嘉翊之特徵事項相吻合，益徵證人陳勝智對陳嘉翊特徵描述之準確程度及確定程度甚高，堪認證人陳勝智上開本於其個人親身經歷之知覺及記憶所為之指認及證詞，確係憑藉案發時其對被告陳嘉翊親身近距離接觸、清楚觀察、注意之鮮明、深刻印象而為，確有相當程度之客觀可信，自無混淆或誤認之虞，其證言憑信性，應堪採信。

⑸另依原審將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陳嘉翊照片（見偵二卷第111頁）與陳嘉翊於103年3月6日拍攝照片（見偵四卷第8頁至第9頁、偵二卷第114頁）、陳嘉翊於104年5月20日拍攝照片（見原審卷一第166頁）以肉眼目視進行辨識、比對，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陳嘉翊照片所呈現之陳嘉翊明顯較為年輕、略現青澀，而與案發時及到案後陳嘉翊之年紀、樣貌、臉型、氣質、神韻等非無歧異，是證人陳勝智於101年12月16日警詢中、102年3月4日偵查中經閱覽卷附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陳嘉翊照片時指證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之人很像或最像本件取款者等情，自不悖常情；況參諸證人陳勝智於警詢及偵查中就被告陳嘉翊照片之指認，僅能就照片所呈現之平面容貌外形而為指認，反之，證人陳勝智於原審審理中當庭就同案被告陳嘉翊本人進行指認，除可就容貌外形據以指認外，尚可輔以身型、體態、動作等線索，乃至聲音、語調等特質綜合判斷，其於原審審理中之指認自更具有可信度，是證人陳勝智於原審審理中篤定指認陳嘉翊為本件取款者之情，自與常理相符，而足堪採信。

（三）本件參諸證人王永吉、李泰模就本件籌款情節，證人王永吉、陳勝智就本件交款情節、證人李泰模、陳勝智就本件囑託交款情節及證人王永吉、李泰模就案發後還款情節，彼此或前後證述內容均相符；另參以王永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14時51分許，接獲同案被告陳志順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來電後，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基地臺位址於案發日15時20分許起至案發日22時29分許止即均在「新北市○○區○○街0號7樓」或「新北市○○區○○街000號10樓」，該等基地臺位址均與慈愛街房屋相距極短，而王永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15時46分許起至案發日16時7分許止確有數通發話之通聯紀錄，又於案發日21時7分許起至案發日21時10分許止確有數通受話之通聯紀錄，再於案發日22時24分許有發話之通聯紀錄，嗣於案發日22時25分許、案發日22時29分許確迭有發話給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見偵六卷第10頁），另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22時25分許、案發日22時29分許接獲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來電時，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基地臺位址均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見偵三卷第12頁反面至第13頁），該基地臺位址與自強路房屋間隔極近等情，亦與證人王永吉、李泰模、陳勝智上開證述內容相符，是證人王永吉、李泰模、陳勝智上開證述內容，均堪採信。

（四）另本院審酌證人王永吉、李泰模、陳勝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各經檢察官或本院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後，皆仍願具結作證，自係以刑事責任擔保其等證言之真實性，苟非屬實，衡情其等實無甘冒偽證重責而蓄意虛捏事實構陷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之動機及必要；抑且，證人陳勝智與陳嘉翊既素不相識，僅係偶然受託交付款項而當場目睹本件取款者所為犯罪經過，尤應無杜撰不實證詞以誣指被告陳嘉翊之虞；又證人李泰模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均無宿怨嫌隙，僅係單純出借款項予王永吉，而其出借款項業已獲得清償，與本件強盜犯罪難謂有何密切利害關係，自無須刻意編派說詞以誣攀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另證人王永吉就被告李威青及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並未直接對其身體施予暴力乙節及證人陳勝智就其並未目睹該名取款男子手部有無刺青一情始終直言不諱，從未刻意掩飾，益見證人王永吉、陳勝智並無故意誇大虛偽證言之疑慮，尚難認其等證述內容不實；另參以證人王永吉歷次證述案發時其遭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持槍控制拘禁在慈愛街房屋強索50萬元嗣後獲釋之緣由、時間、地點、方式、過程等重要情節及基本事實，內容極為詳盡完整，始終如一，且於原審審理時經當庭進行交互詰問及原審依職權訊問之結果，均未見其有何態度反覆不

一、猶疑不定之情，益徵證人王永吉之指述，確非憑空虛捏；就證人王永吉指證之強盜情事與證人李泰模、陳勝智證述之籌款、交款、還款情節等主要事實，相互勾稽，彼此或前後證述均相符，已如前述，苟非確有其事並身歷其境，上開證人豈有可能不約而同，一致陳述此一曲折、複雜情節之理；此外，另有證人王永吉手繪現場圖1紙、Google地圖列印資料2紙、「新北市○○區○○路0段00號」街景照片7張、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通聯紀錄各1份、查捕逃犯資料查詢1份在卷可稽（見偵二卷第84頁，偵五卷第2頁反面至第6頁反面、第62頁反面，偵一卷第27頁至第32頁，偵三卷第12頁至第13頁，偵六卷第10頁至第11頁），是證人王永吉、李泰模、陳勝智上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均相符，均堪採為認定本件強盜事實之依據。

（五）再按一般人對於事物之注意及觀察，有其能力上之限制，未必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對所發生或經歷的事實能機械式無誤地捕捉，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全貌。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每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失真，自難期其如錄影重播般地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呈現。此外，因個人教育程度、生活經驗、語言習慣之不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亦易產生差異。故供述證據每因個人觀察角度、認知事物、記憶能力、退化程度、言語表達、描述能力、主觀好惡、情緒作用、誠實意願、嚴謹程度及利害關係之不同，而有對相同事物異其供述之情形發生，而其歧異之原因，未必係出於虛偽所致。是以，證人之陳述遇有前後不一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犯罪之手段及結果等細節方面，證人之觀察正確，僅證人之證言，難免因時間經過與記憶模糊等因素，致證述略有出入，然其對基本事實之陳述，若並無二致，且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採信。經查：

1、證人李泰模、陳勝智於原審審理中就本件50萬元之包裝細節及陳勝智交付50萬元後有無再度返回自強路房屋部分，彼此證詞固略有差異；另證人李泰模就本件50萬元款項來源，究係家中既有現金或另以帳戶提領乙節，前後證言雖略有不一，且證人李泰模於本院審理中所述案發日自特定3個帳戶提領30萬元籌足本件50萬元，核與客觀事證不符，惟證人李泰模、陳勝智就李泰模於上開時、地確有交付本件50萬元予陳勝智，並委由陳勝智下樓交付本件50萬元予王永吉，及其等均明確知悉該交付、受託交付之物為現金50萬元等基本事實之證述則始終一致，並無齟齬，已如前述，而案發後不久王永吉即有返還50萬元予李泰模乙節，已如前述，衡諸證人李泰模、陳勝智於原審審理作證時距案發日已逾2年8月之久，本難期證人李泰模、陳勝智就枝微細節彼此或先後之陳述，能夠完全一致或猶能鉅細靡遺、毫無遺漏、仔細無誤陳述先前所經歷之事實，縱證人李泰模、陳勝智彼此或先後之證述細節略有出入，諒係因時隔日久導致記憶漸趨模糊所致，實與常情無違，尚難以證人李泰模、陳勝智日後不免呈現記憶趨於退化之情狀，即全部摒棄不用，仍可認證人李泰模、陳勝智一致證述陳勝智於上開時、地受李泰模所託交付本件50萬元予王永吉之證詞，確與事實相符，而堪信為真實。

2、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中固無法指明案發時其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李泰模或洪清花就本件籌款事宜進行通話聯繫時之各別通話方電話號碼及通聯紀錄，惟參諸證人王永吉始終一致指述案發日15時30分至同日16時間某時許，其持用上開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李泰模聯繫籌款事宜，俟案發日21時許李泰模抵達自強路房屋後，其接獲電話通知可前往自強路房屋取款，迨陳志順、陳嘉翊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外出取款並抵達自強路房屋附近後，其再以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李泰模通話聯繫告知已抵達自強路房屋樓下等情，已如前述，而證人王永吉證述之聯繫籌款情節，與證人李泰模證述案發日15、16時許其接獲王永吉來電借款，俟案發日21時多其抵達自強路房屋後託洪清花電話通知王永吉可前往自強路房屋取款，嗣王永吉再與其通話聯繫告知已抵達自強路房屋等情，並無扞格，自堪採信；另參以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中復明確證述其於案發日15時46分許起至案發日16時7分許止持用其上開門號行動電話發話之通聯紀錄（即偵六卷第10頁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編號36至39）即係欲借款乙節（見原審卷二第20頁），及案發日21時多李泰模抵達自強路房屋後託洪清花電話通知王永吉可前往自強路房屋取款，而案發日21時10分許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接獲尾碼「166」電話來電之通聯紀錄（即偵六卷第10頁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編號47、48）即應係發話自自強路房屋乙節（見原審卷二第19頁反面，原審卷一第156頁反面至第157頁），暨案發日陳志順、陳嘉翊外出取款後，王永吉確有再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李泰模通話聯繫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0頁），核與客觀事證相符，應堪信為真實；況參諸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作證時距案發日已間隔甚遙，自難苛求證人王永吉仍須將案發時聯繫籌款事宜之各別通聯號碼及細節逐一完整無誤重現，是本件尚難以證人王永吉證詞，稍有微瑕，遽逕認其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

（六）又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案發後陳勝智有向其提及本件取款者手部有刺青云云，核與證人陳勝智始終證述其交付50萬元時並未目睹取款者手部有無刺青等情固不相符（見偵三卷第31頁至第32頁，原審卷二第15頁反面），惟本件自應以親自經歷交款過程之證人陳勝智證述，較為可採。另暫不論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時所稱其於陳勝智製作警詢筆錄前有向陳勝智提及本件取款者手部有刺青之情是否為真，參以證人陳勝智既始終直陳不諱其並未目擊取款者手部有無刺青，復從未提及取款者有刺青之事，又一再明確證述其係依取款者之臉型、輪廓、身材微胖、戴眼鏡等特徵據以指認同案被告陳嘉翊乙節，已如前述，則證人陳勝智之指認及上開證詞，顯係本於證人陳勝智親見親聞之交款經過所為，自無遭受任何外力誤導、污染，其證言憑信性甚高，此徵諸證人陳勝智於第1次警詢中經閱覽卷附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編號6號所示陳嘉翊照片後，即可第1次指認陳嘉翊為本件取款者，而自該陳嘉翊照片顯無從識別陳嘉翊手部或身體有無刺青自明（見偵二卷第111頁），益徵證人陳勝智確係憑藉其個人知覺及記憶中取款者之臉型、輪廓、戴眼鏡等特質，據以辨識、指認陳嘉翊，自無受任何不當之暗示、誘導之可能無訛，其指認與憑信性甚高，核與事實相符，而足堪採信。

（七）另參諸卷附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記錄（含基地臺位址），於案發日14時51分許起至案發日19時1分許止及案發日23時13分許之基地臺位址均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新北市三重區（通聯紀錄誤繕為【蘆洲區】，下同）永安北路2段42之1號」（見偵三卷第12頁、第13頁），該等基地臺位址均與慈愛街房屋相距不遠，且與門號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15時20分許起至案發日22時29分許止之基地臺位址（即「新北市○○區○○街0號7樓」、「新北市○○區○○街000號10樓」）相隔非遙，而上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22時25分許、22時29分許之基地臺位址均移至「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見偵三卷第12頁、第13頁），該基地臺位址則與上址自強路房屋距離極短，而前開通聯紀錄暨基地臺位址，不僅與證人王永吉證述案發日21時多後某時許陳志順、陳嘉翊一度離開慈愛街房屋外出取款，迨陳志順、陳嘉翊抵達自強路房屋附近，由陳嘉翊下車取款，其於案發日22時25分許、22時29分許即以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發話給陳嘉翊所攜門號，同時由陳嘉翊在上址自強路房屋樓下巷口將所攜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交給陳勝智接聽，其遂在通話中指示陳勝智將50萬元交付陳嘉翊等情相符，亦與證人陳勝智證稱案發日22時至24時間某時許其在自強路房屋樓下巷口將50萬元交給被告陳嘉翊，交款前其有接聽陳嘉翊所攜電話，王永吉在通話中指示其交付50萬元給被告陳嘉翊等情相符，苟非確有上情，則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暨基地臺位址，豈有可能會與證人王永吉、陳勝智證述情節相吻合；另參以卷附被告李威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記錄（含基地臺位址），於案發日14時41分許起至案發日23時13分許止之基地臺位址均係在「新北市○○區○○街0號7樓」、「新北市○○區○○街000號10樓」、「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見偵一卷第27頁），上開基地臺位址均與慈愛街房屋相距極近，復與證人王永吉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15時20分許起至案發日22時29分許止之基地臺位址（即「新北市○○區○○街0號7樓」、「新北市○○區○○街000號10樓」）幾近重疊同一，核與證人王永吉證述案發時其遭拘禁在慈愛街房屋期間，始終由被告李威青持槍看管之情形相符，益徵證人王永吉指述之本件強盜事實係屬真實；此外，參以證人王永吉於偵查中就案發日23時許外出取款之陳志順等2人返回慈愛街房屋後，陳志順等2人先下樓駕駛渠等車輛，未久該名臉上有痣者（即被告李威青）與陳志順通話，似係其等車輛已至樓下等情亦證述甚詳（見偵五卷第30頁反面）；且依卷附陳志順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聯紀錄（含基地臺位址），被告李威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於案發日23時13分許，亦確有與陳志順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通聯紀錄，核與當時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之基地臺位址各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新北市○○區○○街000號10樓」等情亦相符（見偵三卷第13頁），是本件苟非案發時證人王永吉確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被告李威青同處一處並在旁親自見聞上情，則證人王永吉豈有可能知悉同案被告陳志順與被告李威青間通聯情形。是證人王永吉指述被告李威青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共同參與本件強盜犯行，應堪採信。

（八）另依證人王永吉證稱案發時伊發話、受話均須依陳志順等人指示以擴音方式進行通話籌款，並由陳嘉翊等人持槍在旁監聽等語，是本件縱認案發時證人王永吉可對外通話，惟其無非係在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監控下，為求自身脫困釋放不得已而聽命配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要求，尚難逕採為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有利之認定；況參諸證人王永吉在遭被告李威青、同案被告陳嘉翊等人持槍威逼及監聽之情狀下，因擔心不聽命行事將危及其人身安全，而未於對外通話時自述遭人拘禁強盜情事或伺機向外求援，自未悖於常情。至證人王永吉於甫獲釋後，縱認未立即告知友人本件強盜情事或報警處理，而於案發日隔6日之101年11月10日始第1次至警局報案，然徵諸證人王永吉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甫獲釋後情緒紊亂，只想儘速離開現場，其後伊於101年11月5日將案發經過告知友人時即已決意報警，並透過友人認識的警察聯繫刑事警察局，因刑事警察局人員通知伊於101年11月10日至刑事警察局製作警詢筆錄，故伊第1次警詢日期始在101年11月10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57頁），亦難認證人王永吉於獲釋後未立即報警，有何與常情相悖。是被告李威青之辯護人執此認證人王永吉證述內容之憑信性云云，自無可採。

（九）至被告李威青及其辯護人雖均辯稱：王永吉係從事兩岸地區人民假結婚，讓大陸地區女子得以假結婚名義來台的工作，王永吉因與陳志順有債務糾紛，案發日被告李威青去慈愛街房屋係為協助陳志順處理其與王永吉間之債務事宜，其主觀上並未有強盜罪之不法意圖，並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志順到庭作證云云。惟查，徵諸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志順於警詢中供稱：「（問：你與王永吉他是否有債務或其他的糾紛？）沒有債務或其他財產上之糾紛。」、「（問：你供稱與王永吉沒有財務上或是其他的糾紛，也沒有對王永吉持槍強盜妨害自由新台幣伍拾萬元之不法行為，為何王永吉要帶人去你臺南家中找你？原因何在？你做何解釋？）我跟他有合作有糾紛。」「（問：你與王永吉曾經有怎麼樣合作？）他曾經叫我帶人去大陸辦理結婚。」「（問：你指稱這些未實施的合作糾紛，王永吉有必要帶1、20人去找你嗎？）我只是口頭上跟他不投機理念不同而已，其他的你們去問他。」等語（見偵二卷第121頁、第126頁、第127頁）；於偵查中供稱：「（問：你與王永吉工作上有何合作關係？）沒有。之前沒有合作關係，只是打牌而已。後來於101年中我與王永吉開始有合作關係，王永吉要我幫忙找人要去介紹外籍配偶，因為開始合作，所以我始與王永吉跟臺北、台南，我101年11月台南、臺北二地跑，大都是與王永吉跑，但我朋友原本要娶妻，後來又不要，所以我與王永吉才沒有繼續合作。但我與王永吉不算有仇，只是之前合作有不愉快，王永吉沒欠我錢。我不曉得王永吉有無欠人錢，但我與王永吉間無債務糾紛。」等語（見偵三卷第17頁反面頁）；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問：你與王永吉有何恩怨嗎？）因為配合介紹臺灣男子與大陸女子結婚不成而不愉快。」、「（問：只是單純介紹結婚不成為何會不愉快？）因為王永吉說大陸都安排好，有損失。」、「（問：是否知道王永吉所謂大陸都安排好是何意？）就是大陸女子都安排好了。」、「（問：101年11月4日你與被告李威青是否均在新北市○○區○○街00號4樓？）我確認當日我與被告李威青都在現址。」等語（見原審卷二第71頁正、反面），堪認同案被告陳志順與告訴人王永吉間僅有工作上之衝突，告訴人王永吉並未積欠同案被告陳志順債務，甚至在2人合作過程中有金錢上損失者係告訴人王永吉而非同案被告陳志順甚明。是被告李威青及其辯護人上開辯解，是否可採，已非無疑。況參諸本件就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取得告訴人王永吉交付財物50萬元部分，係被訴加重強盜罪，如依被告李威青所辯告訴人王永吉確有積欠同案被告陳志順債務，而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主觀上亦認知係去要債，係事出有因，則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於歷次警詢、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對此等有利於己之證據為何未提出，反而由自稱協助同案被告陳志順處理債務之被告李威青於本院審理中提出，此顯有悖常情。是被告李威青及其辯護人上開辯解，自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同案被告陳志順於本院審理中固寄信至本院，其內容載明：其在警局所作筆錄係遭刑警言語脅迫，致不敢承認其與王永吉間有假結婚真賣淫之債務，請求法官能請查實情云云（見本院卷第109頁、第110），惟同案被告陳志順與告訴人王永吉間並未有任何債務或財務上糾紛，業據其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甚詳，已如前述，而同案被告陳志順所涉本件加重強盜犯行，亦經本院判處罪刑，並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本院104年度上訴字第2885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刑事判決正本各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89頁），是同案被告陳志順上開信件內容，顯係迴護被告李威青之詞，核與事實不符，尚難採為被告李威青有利之認定。又同案被告陳志順已於原審審理中到庭作證，並經被告李威青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第70頁反面、第71頁正面），待證事實已臻明確，核無再行傳喚到庭作證之必要，是被告李威青及其辯護人上揭調查證據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十）綜上所述，被告李威青上揭辯解及其等辯護人上開辯護意，均不足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李威青上揭加重強盜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按強盜罪之強暴、脅迫，祇須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抗拒，使其喪失意思自由，或使被害人身體上、精神上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即為已足，至其暴力縱未與被害人身體接觸，仍不能不謂有強暴、脅迫行為，縱令被害人實際無抗拒行為，仍於強盜罪之成立，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317號、30年上字第3023號判例參照）。強盜罪之「強暴」，係謂對人之身體，為足以抑制他人抵抗程度之有形力之行使，亦即直接或間接對人之身體施以暴力，以壓制被害人之抗拒之狀態；強盜罪之「脅迫」，則係指對人為足以抑制其抵抗程度之惡害通知行為，亦即以威嚇加之於被害人，使其精神上萌生恐懼畏怖之心理，以達到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強盜罪之「至使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為之強暴、脅迫等不法行為，就當時之具體事實，予以客觀之判斷，在客觀上足使被害人喪失意思自由，而使被害人身體上、精神上達於不能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言，至於被害人實際有無抗拒，則非所問，亦即祗須行為人施用之強暴、脅迫手段，足使被害人發生恐怖而抑制其抗拒作用即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完全喪失抗拒能力為要件。而行為人施用之強暴、脅迫手段，在客觀上是否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意思自由，應依一般人在同一情況下，其意思自由是否因此受到壓制為斷，故被害人是否已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應以被告行為時所施手段之強弱程度，綜合當時之具體事實，依多數人之客觀常態情狀決之，亦即視該手段施用於相類似之情狀下，是否足使一般人處於不能抗拒之壓制程度而定。另攜帶假槍，冒充真槍以威脅事主，奪取財物，已達至使不能抗拒之程度，應成立強盜罪（最高法院26年滬上字第9號判例參照）。被告李威青等人既刻意選擇不詳槍枝作為犯案工具而對告訴人王永吉強索財物，即意在藉一般人對槍枝之畏懼、不能抗拒，持以威懾控制告訴人王永吉之行動，俾可較易達成其等強取財物之目的。抑且，槍枝能瞬間致人死傷，此為一般人眾所週知，然槍枝屬違禁物，一般人對槍枝並不熟稔，一旦猝然遭他人持槍要脅遽受驚嚇，在不知該持槍者將採取何種迫害手段之情況下，衡情一般正常而有理性之人遇此同一情況，因不能排除該槍枝具有殺傷人身之能力，當已達於無法抗拒之程度。茲告訴人王永吉手無寸鐵、單獨1人，突遭被告李威青等人以不詳槍枝威脅以對，並遭被告李威青等人將其以膠帶綑綁而控制拘禁在密閉之上址慈愛街房屋內，告訴人王永吉身處在當時環境下，身心必定飽受驚駭疑懼、惶惴不安，無論該槍枝真假與否或有無殺傷力，衡理絕不敢以其人身安全為賭注，予以抵抗或不聽命配合行事，且為免誤判，導致其人身安全蒙受嚴重戕害，主觀上自將認為被告李威青等人所持槍枝具有殺傷人身之威力，又畏懼倘若不從，被告李威青等人極可能瞬間扣下扳機，取其性命或使之受傷，乃在此遭被告等人持槍強索財物生死交關之緊急時刻，因畏怖其人身安全遭遇不測，遂不敢為任何反抗行為，並不得不聽命行事，因而順從交付財物，乃人之常情，實難期待告訴人王永吉在其人身安全遭受重大現實立即之威脅下，敢對被告李威青等人反抗或為違逆其等意思之舉動，而一般人在此相同情形下，其意思自由應均已受壓制無法抗拒，綜此以觀，全盤盱衡案發時被告李威青等人實行強暴、脅迫行為之性質、手段、效果及其他客觀具體情狀，堪認案發時被告李威青等人所施強暴、脅迫行為，在客觀上確足使告訴人王永吉喪失意思自由，並已達不能抗拒之壓制程度，至為明灼。是核被告李威青所為，係犯刑法第328條之罪，而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4款所定結夥三人以上之情形，應論以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另被告李威青及同案被告陳嘉翊等人持作犯案工具之不詳槍枝既未扣案，又無從依被告或證人之陳述據以得悉該等槍枝之材質、重量、功能為何，致本院無法判斷該等槍枝在客觀上是否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具有危險性，尚乏該等槍枝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定兇器之積極證明，基於罪疑唯輕利於被告原則，自不能逕為如此認定，附此敘明。

（二）另按強盜於行劫時，綑縛事主，即係實施強暴脅迫，應包括於強盜行為以內，不另成立妨害自由罪（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4407號判例參照）。強盜罪係以強暴、脅迫等方法，至使不能抗拒為構成要件之一，當然含有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妨害人行使權利、恐嚇或剝奪人行動自由等妨害自由之性質，倘妨害自由行為時，強盜犯行業已著手實施，則所為強暴、脅迫等妨害自由行為，應包括於強盜行為之內，不另成立妨害自由罪。是被告李威青犯本件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自無另論刑法第302條第1項、第304條第1項或第305條之罪之餘地。

（三）被告李威青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共犯吳宗興間，就本件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原審就被告李威青上揭加重強盜犯行，認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沒收之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105年7月1日起施行，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2項沒收之規定，原審未及適用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沒收、追徵其價額之規定，尚有未合。本件被告李威青提起上訴，仍執原審辯解及前詞否認犯行，揆諸上揭說明，均不足採信。此外，本件原判決就被告上訴理由所執取捨亦已多所論述，及說明其憑以認定之依據，有如前述，經核與吾人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亦無違背。是被告李威青所執上訴理由，本院尚難採為被告李威青有利認定之依據。是被告李威青之上訴，為無理由。本件原判決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述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判決有關被告李威青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威青不循正途以己力獲取財物，竟事前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共犯吳宗興共同謀議強盜犯行，事中悍然對告訴人王永吉強索財物，造成告訴人王永吉身心飽受驚惶畏懼並蒙受財產損失，戕害社會治安至鉅，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非良善，手段惡劣，情節嚴重，事後猶狡飾詭辯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自不宜輕縱；兼衡其素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參與程度、角色分工、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沒收部分：

1、按刑法、刑法施行法相關沒收之條文（下稱沒收新制）已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於105年7月1日生效。修正後之刑法第2條第2項已明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則有關沒收之相關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沒收新制規定辦理。又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修正後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前條（指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修正後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又按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最高法院104年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此為終審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固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沒收；然若共同正犯成員對不法所得並無處分權限，其他成員亦無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限者，自不予諭知沒收；至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時，則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在刑法沒收新制生效施行後，沒收已不具備刑罰（從刑）本質，而具有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第2條之修正立法說明參照），性質上屬於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倘個案中得以明確認定共犯之實際犯罪利得，則就各人分得之數宣告沒收、追徵，固無疑義；惟共犯如就犯罪利得具有事實上之共同支配關係，且實際上難以區別各人分受之數或利益，為澈底落實沒收新制「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宗旨，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資適法。

2、查本件關於被告李威青與同案被告陳志順、陳嘉翊、共犯吳宗興等人共犯強盜罪所得財物50萬元，均未據扣案或實際發還被害人，既屬被告李威青與同案被告陳志順等人因犯罪所取得之財物，上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惟查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調節條款之情形，自應依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判決被告李威青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又同案被告陳志順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1支（含SIM卡1張），係同案被告陳志順所有，業據被告陳志順於警詢及原審供明在卷（見偵二卷第65頁，原審卷一第49頁），供同案被告陳志順與同案被告陳嘉翊、被告李威青、共犯吳宗興等人共犯本件強盜犯行所用之物，雖未扣案，惟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情形，應依刑法38條第2項、第4項規定於判決被告李威青主文項下宣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至其餘扣案物品，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與本件強盜犯罪有何直接關聯，自無從於本件諭知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2項、第28條、第330條第1項、第38條第2項、第4項、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慧蘭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0 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 條第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 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