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

所稱之「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之意旨（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參照）。

再者，言論自由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於人民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參與公共事務等功能上，均有重要地位。

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因此，僅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既與公共利益無關，則客觀上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指述者之名譽權及隱私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故表意人言論自由此時自應完全退讓於被

之保障，並展現民主政治之精神；次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有促進民主政治發展、實現多元社會價值之功能。

惟當言論表達損及他人名譽，同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發生衝突而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

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

被上訴人則於第二審程序中補稱：被上訴人對於除帳申請所為之系爭簽核意見，係基於主管權限對其申請表示意見，乃基於系爭零件遺失之背景而為之主觀判斷，性質上屬於意見表達而受言論自由

如非出於實質惡意之陳述，因發表意見之評論者，不具有公然侮辱之實質惡意，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仍屬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除不成立誹

㈢被告所辯其侵入住宅之理由為言論自由之「象徵性言論」所保障，屬「有故」進入建築物，並無依據：⒈按言論自由固為表現自由之一種方式，為憲法第11條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

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⒉被告就上揭所為，構成散布文字誹謗罪一節：⑴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而言

、侵害名譽之內容、對被害人名譽在質及量上之影響、該言論所欲實現之目的暨維護之利益等一切情事，是否會認已達足以貶損被害人之人格或人性尊嚴，而屬不可容忍之程度，以決定言論自由之保障應否退縮於人格名譽權保障之

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就社會名譽而言，不論被害人為自然人或法人團體，其社會評價實未必會因此就受到實際損害。

且評價不僅常屬個人價值判斷，也涉及言論自由的保障核心，即個人價值立場的表達。

按刑法第140條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

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罪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

又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闡釋人民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利應受最大限度之維護，但為兼顧對個人名譽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