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上更(一)字第32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94年度上更(一)字第32號

上訴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丁○○

選任辯護人

陳 明律師

選任辯護人

周威良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振林律師

上訴人

即被告

戊○○

選任辯護人

柏有為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86年度訴字第343號，中華民國92年10月14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85年度偵字第10316、11346號、86年度偵字第2816號，及移送該署86年度偵字第8724號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0年度偵字第20470號），提起上訴，判決後， 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

（一）庚○○（現匿居於中國大陸、美國，原審通緝中，俟到案後審理）為星達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達公司）負責人，戊○○為該公司會計，己○○為龍太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下稱龍太公司，與星達公司設址處相同，戊○○亦登記為龍太公司之董事，該公司原登記負責人為庚○○之妻葉蕙心，後變更為己○○），庚○○、戊○○、己○○（業經原審另案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擬購買來路不明贓車後，將車籍資料偽造，請領新牌照之方式將贓車漂白為合法來源之車輛，出售予不知情之人，以牟取不法金錢暴利，庚○○即分別與戊○○、己○○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故買贓物、偽造公、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及詐欺等之概括犯意（及庚○○以幫助龍太公司逃漏稅捐之犯意，己○○為龍太公司負責人，戊○○亦為龍太公司登記之董事，龍太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之罪，依同法第47條第1款規定， 係將納稅義務人為公司組織之刑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於其應處徒刑範圍內，轉嫁於公司之負責人。於此情形而受罰之公司負責人，乃屬代罰之性質，其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己○○、戊○○當無與庚○○有犯意聯絡可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145號判決參照）， 庚○○於85年2月初在美國購買賓士Ｓ320型汽車1部（車身號碼為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以龍太公司名義在85年2月9日申報進口，庚○○先接續偽造賓士汽車車身號碼（ 條碼貼紙2張，準私文書，車身號碼：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 1張先換貼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方，另1張貼於駕駛座車門旁），寄至臺灣之龍太公司給己○○，嗣該汽車於同年月26日該車通關進口至臺灣暫置於台聯貨櫃站後，先以保稅貨物名義，由基隆關稅局於同年月27日押運至東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侊公司）保稅倉庫存放，己○○則於不詳時間購買在台灣失竊之同款舊型贓車1部， 並在該部舊型車換貼偽造之賓士汽車車身號碼（條碼貼紙2張， 車身號碼：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 1張先換貼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方，另1張貼於駕駛座車門旁） 及事先偽造之車身ㄇ型鐵牌（準私文書，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頂併於該舊型車右前座椅下方之原車身鐵牌上方（於退運時供海關檢驗用），利用前開進口新車（車身碼號及ㄇ型車身鐵碼號未偽造， 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卷第208、209號照片）停放於東侊保稅倉庫期間，以不詳方法加以調包，將前開進口之新車運離現場，使龍太公司得以逃漏應繳之貨物稅新台幣 (下同)108 萬1683元、 商港建設費6908元、營業稅14萬4248元， 嗣於85年5月15日由戊○○製作申請書，以三角貿易，需將該部車輛轉運至香港為由，向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提出申請，並聯絡不知情之美達海運承攬運送有限公司職員陳鴻文辦理該只貨櫃退運手續，戊○○明知貨櫃內之新車已遭調包為舊型贓車，仍在出口報單上記載不實之車籍資料（即前開新車之車身號碼），使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之公務員誤以為該只貨櫃中係裝載前開進口之新型汽車而准予退運，並將不實之退運車輛車籍資料登載在關稅局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保稅貨物退運出口准單」及其他「特准退回國外貨物覆驗押運并監視裝櫃裝船機出口報告表」等貨櫃退運之資料上，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對於貨物進出口資料管理之正確性，該部舊型贓車則於85年5月23日下午， 由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稽查課督察股人員張軼徽自東侊保稅倉庫押運至東亞貨櫃公司，並核對該部車輛之車身號碼及廠牌與出口報單相符後，裝船由麗洋輪（PRETTY OCEAN V-9623S航次）運送至香港。其間，庚○○則在美國偽造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85年3月4日（85）基5徵審證字第04016號核發給欣利行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欣利行）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文書1紙（上有接續偽造之海關關防公印文「 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簽證文件專用章』」1枚、 核定關員「基隆關稅局85年3月5日劉漢威」、「蕭擇良進口證明書複核專用章」審驗核章及驗訖章等戳章各1枚），在該紙完稅證明書上， 並接續偽造附表1編號9至12等之戳章，印製於該車之核發日期85年3月4日、字號（85）基5徵審證進字第04016號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車輛用）之公文書上（下稱完稅證明書），表彰欣利行所進口之該車輛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及符合汽油車第二期排放標準等證明，戊○○則於不詳時間依庚○○所提供之進口車籍資料，偽造繕打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車身號碼西元19956 月15日出廠、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自用小客車之之出廠證明私文書1紙（附於保三警卷94頁）（見92年6月5日筆錄第12頁、第17頁），交給己○○作為新領牌照之用，復又將職務上所掌管之星達公司發票1紙（發票號碼：ＣＴ00000000號）交付己○○， 己○○旋即在台北市○○街45巷12號5樓住處，使用由庚○○所提供之欣利行發票章（ 塑膠膜片）1只，偽造欣利行之發票章印文後， 在該紙發票上蓋印1枚，製作發票內容為「欣利行貿易有限公司」 於85年5月20日出售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汽車1部予范綱益 ，價金為271萬5 000元之偽造統一發票私文書1張（ 附於保三警卷89頁）（偽造欣利行為出賣人名義之統一發票，係偽造之私文書，已非商業會計法上之原始憑證性質），連同庚○○在85年初於龍太公司所交之庚○○前於不詳時地侵占范綱益所遺失之國民身分證1張、 其委請不知情之人所偽造之范綱益印章1枚（未扣案）、前開完稅證明書 、戊○○所繕打偽造之車輛原廠證明書等新領牌照所需之證件，在85年5月20日前往台北區監理處， 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包仕宏於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私文書上，虛偽登載車主「范綱益」以車身號碼「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西元1995年6月出廠、 ＢＥＮＺ廠牌Ｓ320 型自用小客車辦理新領牌照等不實事項，並以前開偽造之「范綱益」之印章蓋於該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簽章」欄上，以偽造「范綱益」之印文（另車主名稱欄「范綱益」之記載，係僅識別車主為何人，並非表示車主簽名署押之意，故無偽造署押之問題，蓋另有車主「簽章」欄，始為車主簽名、蓋章署押處），而偽造該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私文書，旋持以連同前開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等私文書、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等公文書行使交付於公務員即臺北區監理處承辦人員，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使該公務員即臺北區監理所承辦人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行車執照及車籍管理資料公文書上後， 據以核發車牌號碼Ｇ3－1047號自用小客車車牌2面， 及以范綱益為納稅義務人之85年全期使用牌照稅繳款書及85年全汽車燃料使用費繳款書各1紙， 再將該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車牌號碼Ｇ3－1047號 自用小客車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車執照等文書連同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等私文書、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公文書發還，均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欣利行、范綱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進口汽車污染鑑驗、經濟部能源檢驗、稅捐機關對於稅捐稽核及監理機關核發牌照之正確性。在領得新牌照後，己○○即透過不知情之信昇汽車商蘇建峰（涉案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轉介由藍英汽車公司代為出售，己○○並以代理人之身分，范綱益為出賣人名義，於85年6月4日，在信昇汽車商行內，提出上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車牌號碼Ｇ3－1047號 自用小客車汽車行車執照連同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私文書及完稅證明書公文書等，與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職員代表許清源共同簽立售價為216萬元之不實汽車買賣訂購合約書（一式2份，己○○及藍英汽車公司各持1份）， 己○○並在汽車買賣訂購合約書之甲方（賣主）欄下偽造「范綱益」之簽名署押1枚，且交付前開偽造之公、私文書及「Ｇ3—1047號」行車執照等車籍資料行使以取信之，藍英車行在購入該車後，並即由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之業務員林佳隆（涉案部分已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確定）再委託不知情之陳泱丞（即陳水盛，涉案部分已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同日將系爭車輛以238萬元轉售予仙大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仙大鋁業公司）之負責人郭百賢（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並由郭百賢提供身分證件等資料，己○○提供前開「范綱益」身份證影本及偽造之「范綱益」印章，於85年6月5日委請不知情之代辦人員游輝琳在「車主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車輛過戶委託書」上委託人（甲方）欄位偽造范綱益之署押及印文而以范綱益之名義為委託人，且在「汽車過戶登記書」原車主名稱「簽章」欄上，偽造范綱益之印文而偽造范綱益之名義之登記書（附於原審卷 (二)）（另原車主名稱欄「范綱益」之記載，係僅識別車主為何人，並非表示車主簽名署押之意，故無偽造署押之問題，蓋另有車主「簽章」欄，始為車主簽名、蓋章署押處），而偽造該汽車過戶登記書私文書， 於同年月5日向台北市監理處提出過戶申請，使不知情之台北市監理處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管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過戶完成之汽車行車執照，足生損害於范綱益與監理機關對於車籍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嗣於85年6月27日仙大鋁業公司旋即將該車輛換領新牌為「ＣＫ—7510號」。己○○嗣將該車輛出售予藍英車行後，不知情藍英車行因而於錯誤，並於85年6月4日買賣時，當場以該車行負責人張元章於台北第三信用合作社五常分社之3紙支票（票號為： ＨＣ00000 00號、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依序為：90萬元、90萬元與31萬元，發票日均為85年6月4日）交於己○○支付買賣價款，己○○在取得支票後，遂將ＨＣ0000000號與0000000號2紙支票 存入斌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兌現，再由戊○○依庚○○之指示， 將180萬元轉帳給庚○○之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 另ＨＣ0000000號支票，則由己○○兌領現金31萬元，亦足生損害於藍英公司。案經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循線查獲。

（二）庚○○、戊○○、己○○與亦有故買贓物、詐欺取財、偽造公、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概括犯意之大竹汽車有限公司及「萬鑫」汽車保養修復廠（下稱大竹公司及保養廠）之負責人之丁○○，亦基於概括犯意聯絡，先由丁○○、己○○在85年5月下旬某日， 在台北市關渡一帶，以15萬元之賤價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大胖仔」之男子故買來源不明之贓物車牌號碼為ＢＹ—5515號賓士汽車一部（吳若琦所有，於85年5月19日凌晨3時許，在台北縣汐止市○○路291號地下室遭竊之贓物）， 庚○○則在美國負責偽造賓士汽車之「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之車身號碼（車身條碼貼紙，準私文書）、85年3月4日（85） 基暖總證字第01792號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文書1紙（ 上有庚○○接續偽造之公印文海關關防「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暖暖分局簽證文件專用章』」1枚、核定關員「 基隆關稅局八五年三月五日錢美雲」戳章、「劉潭章」 私印文各1枚），在該紙完稅證明書上，並接續偽造附表二編號7至9之戳章各1枚，並蓋用其印文於完稅證明書上， 進而偽造表彰欣利行所進口之該車輛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證明用亦之準私文書，表示已經繳納貨物稅及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符合汽車油第二期排放標準等審驗合格證明後，先寄至臺灣之龍太公司予己○○，丁○○則先按庚○○提供之車身號碼，以不詳人所有之工具打製「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ㄇ型車身鐵牌1面 (準私文書)備用。己○○與丁○○在購得前開贓車後，先至不知情之廖萬桂經營之台北市○○○路永利玻璃行將前開贓車之前擋風玻璃換新並將前開庚○○所偽造之車身號碼條碼換貼於前擋風玻璃下方，再駛回大竹公司將「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 ㄇ型車身鐵牌覆蓋於該右前座下方之原車身號碼上。期間，戊○○以同(一)之方法，於星達公司在不詳時間依庚○○所提供之進口車籍資料，偽造繕打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ＷＤＢＧＡ32Ｅ一2ＳＡ208641號車身號碼 西元1995年月5日出廠、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自用小客車之出廠證明私文書1紙（附於85年度偵字第10306號偵查卷第20頁）， 並按庚○○之指示將其所掌管之星達公司發票1紙（發票號碼：ＤＤ00000000號）交付己○○，己○○旋即在其台北市○○街45巷12號5樓住處， 使用前開庚○○所提供之欣利行發票章塑膠膜片1只， 上開偽造欣利行之發票章印文後，在該紙發票上蓋印2枚，製作發票內容為「欣利行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欣利行）」出售ＢＥＮＺＳ320型汽車1部予范綱益， 價金為282萬3000元之偽造統一發票私文書，連同范綱益國民身分證1張、 上開偽造之范綱益印章1枚、完稅證明書、 原廠證明等新領牌照所需證件交給丁○○， 由丁○○在85年6月25日前往台北縣樹林之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邱億明提出上開資料向台北區監理所人員請領新牌照，於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私文書上，虛偽登載車主「范綱益」以車身號碼「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西元1995年5月出廠、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 自用小客車辦理新領牌照等不實事項，並以前開偽造之「范綱益」之印章蓋於該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簽章」欄上，以偽造「范綱益」之印文（另車主名稱欄「范綱益」之記載，係僅識別車主為何人，並非表示車主簽名署押之意，故無偽造署押之問題，蓋另有車主「簽章」欄，始為車主簽名、蓋章署押處），而偽造該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私文書，旋持以連同前開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明等私文書及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等公文書行使交付於公務員即臺北區監理所承辦人員，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使該公務員即臺北區監理所承辦人員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行車執照及車籍管理資料公文書上後，據以核發車牌號碼Ｇ3－9929號自用小客車車牌2面，再將該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車牌號碼Ｇ3－9929號 自用小客車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行車執照等文書連同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明等私文書及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等公文書發還，丁○○、己○○將前開贓車以新領牌照之方式取得形式為合法來源之車輛後，遂該贓車停放在不知情之高台生所有之台北縣淡水鎮○○街96號老莊大廈之地下停車場位置，期間曾將該車寄放在板橋市○○路○段126號鴻車行販賣2、3日後未果，即由丁○○、己○○將該車駛回，由丁○○在大竹公司以焊接之方式使ㄇ型鐵牌與車身密合，迄於85年9月12日，由丁○○透過白昌宏仲介， 將上開偽造及不實之資料出示予高平和，使高平和陷於錯誤，誤認為合法來源之車輛，而同意買受該贓， 並於85年9月12日由丁○○任代售人，與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協明公司）之高平和簽訂195萬元之汽車買賣合約書， 丁○○並偽造范綱益署押製作「范綱益」名義之讓渡書1紙（ 上有偽造之范綱益署名1枚）、偽造之范綱益印文1枚以而偽造范綱益之名義之過戶登記書私文書（另原車主名稱欄「范綱益」之記載，係僅識別車主為何人，並非表示車主簽名署押之意，故無偽造署押之問題，蓋另有車主「簽章」欄，始為車主簽名、蓋章署押處），連同提出前開偽造之完稅證明書、原廠證明、統一發票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ＣＣ─4817號汽車行車執照1張， 委託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向台北市監理處北區分處不知情之公務員提出汽車過戶申請，致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所掌之車籍資料上，並辦妥過戶登記，均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欣利行、吳若琦、范綱益、協明公司、高平和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進口汽車污染鑑驗、經濟部能源檢驗及監理機關車籍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Ｇ3—9929號汽車嗣後又經新車主更改車號為ＣＣ—4817號）。在該部汽車過戶後，高平和即將195萬元之汽車車款以即期支票50萬元及 協明公司之華南銀行華江分行支票2紙（帳號614號，票號為：ＷＢ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分別為52萬元及93萬元），交予丁○○，丁○○隨即將50萬元之支票領現，嗣又將ＷＢ0000000號之52萬元支票透過白昌宏向案外人 呂高玉換得現金， ＷＢ0000000號93萬元之支票則由己○○轉交戊○○，戊○○即依庚○○指示存入其彰化銀行汐止分行00 00000000000號帳戶中交換兌現後，再陸續轉入星達公司之銀行帳戶而朋分贓款。

（三）庚○○於85年9月間，在美國以美金1萬5000元之價格，購入業於洛杉磯美國人民失竊之來路不明賓士汽車1部（ 原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5ＴＪ017130號，車型： 美規Ｅ320）， 並將其於不詳時地接續偽造之賓士汽車車身號碼條碼貼紙（車身號碼： 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先換貼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方及駕駛座車門旁，己○○與丁○○於85年9月16日共同前往美國洛杉磯看車 ，戊○○依庚○○之指示則於臺灣聯絡該車之進口報關事宜。庚○○、 丁○○與己○○3人於美國辦妥前開贓車之船運手續，以丁○○所經營之大竹公司為進口人而使該贓車於85年9月19日由美國出口後，於同年10月6日運抵基隆港而暫置於台聯貨櫃公司倉庫中，己○○與丁○○則攜帶船運單及前開贓車之不實車身號碼資料於同年月24日返抵臺灣交給戊○○，由戊○○將辦理貨物進口所需之提單、商業發票等文件轉交不知情之盛宏報關行代為辦理進口報關事宜，盛宏報關行遂依據戊○○所提供之資料在進口報單上填載進口車輛之車身號碼為「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戊○○並按上開車籍資料， 偽造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車型：美規Ｅ320車身號碼西元1996年份出廠、 ＢＥＮＺ廠牌Ｅ320型自用小客車之之出廠證明私文書1紙， 準備供作該部贓車向監理機關新領牌照之用。迨庚○○於85年10月27日返回臺灣，向基隆關稅局六堵分局繳納進口貨物稅後，致使該分局之公務員將不實之進口車輛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 登載於核發之「 85年10月29日基6審證字第2770號進口貨物完（免）稅證明書」，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對於貨物進出口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庚○○並偕同己○○、丁○○於同年月29日前往台聯貨櫃公司領出前開贓車後，駛至丁○○之大竹公司，由丁○○將事先偽造之車身ㄇ型鐵牌（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 頂併於該車右前座椅下方之原車身鐵牌上方，使之與進口文件及戊○○所偽造之原廠證明相符，以便辦理新車檢驗及新領牌照。嗣由丁○○提供大竹公司之發票及證件給己○○，由己○○於85年11月14日帶同庚○○之身分證正本、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完稅證明書、戊○○所偽造之原廠證明及大竹公司之統一發票前往台北市監理處，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楊文讚以庚○○之名義向台北市監理所人員行使前開不實文書而提出新領牌照之申請，使不知情之台北市監理所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ＣＮ—4720號」汽車牌照，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及監理機關核發牌照之正確性。在領得新牌照後，庚○○、己○○及丁○○即將該車向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汽車貸款150萬元（其中支付戊○○之本件律師費用） 、丁○○、己○○，並伺機尋找買主， 至88年9月29日己○○透過案外人乙○○之介紹，將ＣＮ—4720號汽車以68萬之價錢出售給不知情而陷於錯誤之甲○○（因係肇事車，修理費28萬元及2期貸款約10萬元均由買受人清償， 未訂書面買賣契約書，買受後之車號Ｗ４─8769號），己○○並行使前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完稅證明書、行車執照及庚○○之身分證與印章供作辦理汽車過戶之用，使不知情之監理處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管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過戶完成之汽車行車執照，在買方甲○○扣除應向良京公司償還之分期款、仲介費用後，己○○實際取得50萬元，並隨即將其中40萬元交給案外人葉黎明轉交庚○○，亦足生損害於甲○○。案經己○○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首並提出而循線查悉上情，員警並自Ｗ４─8769號汽車前座座位下取得偽造之車身ㄇ型鐵牌（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1只、己○○提出供犯罪所用之偽造電腦條碼二張（ 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1張為原本，換貼駕駛座車門旁，1張為影印，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方，附於併案ＣＮ─4720號警卷第6頁）。

二、案經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由該署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併案審理。

理由

一、訊據被告戊○○固坦承依庚○○指示繕打前開三部ＢＥＮＺ廠牌自用小客車之出廠證明3紙、保管星達公司之發票、 辦理事實⑴汽車退運手續、事實⑶汽車以大竹公司名義申報進口手續及己○○出賣「ＣＫ—7510號」汽車之款項台北第三信用合作社五常分社之支票（票號為：ＨＣ0000000號、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依序為：90萬元、 90萬元與31萬元，發票日均為85年6月4日），將ＨＣ0000000號與0000000號2紙支票存入斌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兌現，其將180萬元轉帳給庚○○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收受己○○交付「Ｇ三—九九二九號」之款項中之協明公司之華南銀行華江分行支票93萬元存入其彰化銀行汐止分行000000000000 0號帳戶中交換兌現後，再陸續轉入星達公司之銀行帳戶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涉有犯罪，其及選任辯護人辯稱：「（１）伊於高中畢業即進入星達公司工作年餘，83年間再次應星達公司實際負責人即同案被告庚○○之邀請而擔任該公司會計，因庚○○夫婦長年居住美國，所以會計業務都由被告庚○○以電話或傳真指示伊處理。該期間因星達公司與己○○經營之龍太公司在同一處辦公（ 即台北市○○○路○段482號6樓之1），並於85年7月間再與龍太公司一同搬遷至台北縣汐止鎮○○○路106號，故該辦公室除伊與伊丈夫許鴻文外，另有己○○及案外人陳長瑞同時使用。85年9月下旬， 己○○持票號ＷＢ0000000，票載發票日85年9月27日，金額93萬元，由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高平和共同開立，華南銀行華江分行付款之支票1紙予伊， 伊因知被告庚○○有替己○○經營之龍太公司由國外進口車輛，猜想應是龍太公司要給付庚○○之車款，遂去電詢問庚○○該支票之處理方式，獲被告庚○○指示將該票款兌現後留為公司營運之用，惟告以如有人詢問該支票從何而來時，即告以「係因劉培賢先生欠公司股東錢，遂以該支票清償之用」云云，伊未予深究，遂擬將該支票存入公司之帳戶，惟因公司之戶頭仍位於台北市區（負責人葉蕙心於公司遷址後並未返台於汐止新址附近開戶），伊為求方便， 遂於85年9月26日就近將該支票存入伊彰化商業銀行汐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 戶頭準備待兌現後將該款項匯回公司帳戶，完全不知其中涉有不法。至85年10月30日，台北市刑大警員至星達公司查證票號ＤＤ00000000號之6月份統一發票之存根聯是否為星達公司所有 ，因伊於同年7月初即將公司5、6月份 已開立發票之存根聯併同未使用發票之存根聯及收執聯送交會計師存查，一時無法確認前開發票是否為公司請領，遂立即通知柳鑑紅會計師送回公司前幾月份之發票，幾經核對， 始驚覺原存於6月份發票本中之前開統一發票遭人以刀片整張割除，惟同票號之「空白」存根聯則留存左半張（右半張已經被告戊○○撕毀作廢），伊始知由其保管發票本中之前開發票已於不詳時間遭竊，嗣後並發現另有5張發票遭人以同一手法竊取。 因伊從無前科，發現前開情事甚為驚惶，惟恐遭人陷害涉及刑責，遂於當日警方詢及支票來源時有所保留，推說為案外人劉培賢交付。嗣後同辦公室之己○○並承認該等發票均係渠利用伊不在時由其未鎖之抽屜中竊取，惟告以只要將罪行推給劉培賢，大家均不會有事。伊基於並無任何證據可證明該等發票均為己○○所竊取，大家又為多年同事，更擔心莫名其妙因此犯罪，只得不斷配合謝、蕭之說法，並由謝、蕭代委任律師。直到90年間以來因遭到己○○不斷恐嚇，伊不堪其擾，始決定於90年7月20日庭訊供出實情， 並另行委任辯護人。（２）星達公司之主要業務係百葉窗之銷售，以個人名義向公司購買而須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者甚少，故公司每月均會剩餘大量未使用之發票，皆由伊將前開未使用之發票從中撕毀作廢後送會計師存查，惟一般會計人員斷無可能就未使用之部分一張一張查對後再作廢，伊無從查知該發票本其中一張之收執聯已遭人整張割去，伊於警方展開調查時方知悉被竊之情。如果伊確為犯罪集團之一員且負責提供發票，其大可依平常之用法連同存根聯一併撕下交其他成員使用即可，何須大費周章以刀片割取並自行影印一張放在其上複寫？且以范剛益為名義所開之發票，其上所載內容既非伊的筆跡，實非以伊所製作。伊僅為方便使用所以將己○○所給之支票存在伊帳戶，其後依被告庚○○指示陸續由伊帳戶提領款項以供公司各項開銷，伊不知該筆款項為贓款，更無可能明知為贓款而存入伊之帳戶，己○○在其後所陳報之犯案帳目明細，其中並沒有伊，證明伊並非該集團之一員，也無朋分任何利益。（３）前因庚○○介紹己○○替案外人劉培賢作保致使己○○負擔巨額債務，己○○為報復庚○○及迫使庚○○出面解決，故而構陷伊有參與犯罪，此一情事證人陳長瑞於審判中亦曾供述在卷。己○○於本案不受追訴，且其自白有挾怨報復原因，又其供詞反覆有瑕疵，實不可信。又按於警詢、審判筆錄中，己○○供稱該犯罪集團乃庚○○、丁○○、及己○○等人合夥，伊僅受僱於庚○○處理款項及辦理報關事項，己○○僅告知伊是賣車款，也無告知伊該車是違法贓車，己○○並不清楚伊有無涉案。庚○○長年於國外，己○○不與伊討論細節，庚○○又對己○○言不可告知伊太多，再再證明伊非犯罪集團中一員。因龍太公司之前所進口的車輛均為合法，且伊不知係爭車輛為違法贓車，伊僅是依循報關業界常規，來進行報關手續，實無參與犯罪行為云云」。被告丁○○於警訊、偵審中多次翻異陳述，最後審理時，除供稱於前開時、地居間介紹己○○以15萬元之賤價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大胖仔」之男子故買ＢＹ—5515號賓士汽車1部及於85年9月16日與己○○共同前往美國洛杉磯併一同返國及同意庚○○借用其大竹公司名義進口賓士汽車 1部（原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5ＴＪ017130號，車型： 美規Ｅ320）等情外，惟矢口否認有何犯罪， 其及選任辯護人辯稱：「（１）被告庚○○迄今未到案，被告戊○○自始至終稱不認識伊，均無法認定與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當初市刑大查獲時伊為維護己○○及減輕刑責所以為不實陳述，嗣後己○○為籌安家費用向伊勒索時，伊知道不能再隱瞞，乃據實陳述ＢＹ－5515號車輛乃伊與己○○合資購買之贓車，與己○○陳述相同，就此部分僅成立故買贓物罪。伊僅僅因貪念為其他被告等利用大竹公司進口本案贓車，而非主謀。（２）該Ｇ三－九九二九號車輛販賣過程經審理後，伊僅知該Ｇ3－9929號為逃稅車，並介紹賣與高平和， 伊僅取仲介費，餘款由被告庚○○及己○○所朋分，證人余朝慶亦供稱該Ｇ3－9929號車輛乃己○○提供給其來烤漆， 也看到伊有交付價金給己○○。證人己○○所言伊負責竊取贓車，僅是其片面之詞，且蕭某審理時也供稱並無親眼目睹丁○○打製ㄇ形鐵牌。蕭某供述伊負責領牌，由迴龍一家中古車行夥同樹林監理站黃牛冒領牌照云云，然根據證人邱億明供述該Ｇ3－9929號車輛領牌代價為3000元， 委託辦理領牌之人依其供述也非伊。（３）該車（指ＣＮ－4720號），依己○○於市刑大所供稱及證人乙○○供述，蕭某亦不知來源，牌照也是蕭某前往領取，而非己○○所言係伊領車並拖往大竹車行偽造車身鐵牌，且己○○於審理時也坦承未見到伊變造鐵牌，伊僅是將公司執照借給庚○○使用，該車進口後車輛也為己○○所使用，所得借款也為蕭某花用，其後賣給連錦文夫婦過程中，與蕭某於審理中自承該車從進口、退運、掉包、領牌、出售、分配贓款等等流程，及證人杜根旺供述，為清償其所有之債務，己○○提供ＣＫ－750號為抵充， 況己○○於偵審中未提及係與伊，顯係蕭某勒索不成，始撤回上訴而供證與伊共犯。證人林仁富、王連成警官，供述偽造車身鐵牌須專業技術，認伊並無此技術，證人謝承旭鑑定後供述扣案鐵牌是從其他車子裁剪下來，不是打造的，且依伊所受教育程度僅國小四年肄業，連二十六英文字母都不識，實無偽造鐵牌之能力與可能云云」云云。惟查：

㈠右揭事實⑴部分之汽車申請進口之後，即先運抵臺聯貨櫃場，並由基隆關稅局六堵分局驗貨員曾增坤拆櫃核對報單資料後、再加封條封妥；隨即於85年2月27日， 由基隆關稅局人員唐年官押運至東侊公司保稅倉庫，經駐庫海關人員闕帝統核對後，會同東侊公司保稅倉庫主任邱文山拆櫃，暫儲於該保稅倉庫； 嗣因被告於85年5月15日以三角貿易為由申請退運出口，始獲准於85年5月22日加封而於同年5月23日由關稅局人員張軼徽檢視後押運抵東亞貨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亞公司）貨櫃場，經東亞公司出口課課長余義傑會同張軼徽及駐庫海關人員鄭吉星檢視後，即進倉儲放；旋於85年5月25日由東亞公司將該車輛裝柜並拍照加封入櫃 並待船期拖運上船而出口；其間押運、接運、進倉、裝柜之過程，均由各該海關人員及倉儲公司人員依程序檢視、核對，並未發現異狀等情，已據證人唐年官、邱文山、闕帝統、張軼徽、余義傑、鄭吉星、曾增坤等人於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案件中結證在卷（ 分見原審87年訴字第181號刑事案卷中85年11月30日唐年官警訊筆錄、原審87年4月8日唐年官、邱文山、闕帝統、張軼徽、鄭吉星及余義傑訊問筆錄、 87年5月22日曾增坤訊問筆錄、 檢察官86年9月24日邱文山偵訊筆錄及檢察官86年10月7日闕帝統偵訊筆錄、張軼徽85年12月2日警訊筆錄、檢察官86年10月7日及87年2月20日訊問筆錄、余義傑85年11月26日警訊筆錄），證人唐年官、闕帝統、張軼徽於原審證述無訛（原審92年8月5日訊問筆錄），並有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刑事案件之警訊、 偵審案卷中所附之查扣Ｇ3─1047號汽車之車身號碼為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引擎號碼為00000000000000號， 且確未發現有何變造之痕跡之事實，復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驗屬實，有該局88年9月13日（88）刑鑑字第91568號函暨系爭車輛照片4幀附卷可稽； 足見此與前經證人己○○於85年初申請進口而由被告戊○○依庚○○指示辦理該部汽車進口手續於卷附進口報單影本（見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警卷第117頁）上所載車身號碼亦為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之賓士車輛，確為同一部乙節，已無可疑，再者，卷附辦理系車輛新領牌照手續所用之85年3月4日所核發85基5徵審證字第04016號「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車輛用）」乙紙確屬偽造，其上所載進口報單號碼ＡＷ＼85＼1115＼0169經查閱電腦檔，並無此份報單之報關及收單通關紀錄，該證明書之內容及各該印章、印文亦均係偽造，且繳款書號碼ＡＷＺ0000000000號並不存在，證明書上所載之輸入許可證號碼ＦＴＣＨ85Ｍ0000000號亦屬不實等情， 亦據財政部基隆關稅局鑑定屬實，有該局85年12月20日（85） 基普5審字第9932號函、中國農民銀行國外部簡便行文表85年11月16日（85）農國（部） 字第531號函及財政部基隆關稅局88年8月4日基普5字第88106171號函存卷可憑。此外， 且有該部汽車之申請新領牌照時所填具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其上所蓋用「范綱益」之印章及印文，以及其後系爭車輛申請過戶時所填具之汽車過戶登記書及其上所蓋用之「范綱益」印文、證人郭百賢所提供該部車輛之卷附編號ＣＴ00000000號統一發票（被告戊○○自承營業人星達公司所申領（見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86年9月24日偵訊筆錄、同年10月24日訊問筆錄及原審87年4月8日訊問筆錄）、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85年11月30日北市稽信義（甲）字第34160號函影本（ 附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警卷第43頁），足見卷附發票上之「 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欄」內所蓋用之欣利行公司發票專用章乙枚應屬偽造，而該紙買受人為范綱益之系爭汽車交易之統一發票，俱屬偽造之情，實堪認定；抑且，復有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警偵訊卷所附編號85Ｘ227Ｓ00一ＡＧ300209號基隆關稅局貨櫃（物）運送單、委任書、006952進口貨運送單、轉運申請書、特准退回國外貨物覆驗押運并監視裝櫃裝船機出口報告表、保稅貨物退運出口准單、東亞公司海運出口貨物進倉證明、出口報單掛號ＡＷ＼85＼3120＼0506及ＴＥＸＵ0000000出口貨櫃清單影本、 扣案車輛及裝柜退運前所拍攝之車輛照片各乙幀（經檢視由東亞公司裝柜時所拍攝退運車輛之照片，對照扣案系爭車輛之照片顯示，該裝柜退運之車輛後車牌下方，並無如原進口即扣案系爭車輛有最新之中控鎖設備之事實，足見系爭車輛確已於押運進口至裝柜出口之不詳時間、地，遭人以不明舊型賓士車輛對調，所實際退運者為該不詳舊型車）等附卷可稽，而原進口之系爭車輛則於未繳付其應繳而載明於卷附進口報單之關稅總額150萬3278元之情況下，經載運入國內市場交易之事實， 應無可疑，另該未經退運出口之系爭車輛， 卻早於85年5月20日，即經以前開偽造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統一發票及「范綱益」身分證影本連同其他車籍資料，以「范綱益」名義申請新領牌照，並即由證人己○○以代理人之方式，冒用「范綱益」名義簽訂買賣契約書、而輾轉出售予郭百賢，並由郭百賢再以仙大鋁業公司名義申請變更車牌號碼之事實，有系爭車輛「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乙紙在卷為憑，並經證人蘇建峰、林佳隆、郭百賢、陳泱丞證述屬實（ 見原審87年度訴字第181號87年4月8日訊問筆錄、檢察官86年3月12日訊問筆錄、86年9月24日訊問筆錄、86年12月3日訊問筆錄）。 衡諸系爭車輛之新領牌照申請手續係在被告以龍太公司名義、於85年5月15日申請退運後 、且在系爭車輛安排退運出口之85年5月25日前之85年5月20日即已申請辦理各節， 且前係於85年5月15日由被告戊○○製作申請書，以三角貿易，需將該部車輛轉運至香港為由，向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提出申請，並聯絡美達海運承攬運送有限公司職員陳鴻文辦理該只貨櫃退運手續等情，果被告戊○○與庚○○及共犯己○○無共同謀議而提供系爭車輛之相關出廠資料，則其時如何能以各該偽造不實之文件申請辦妥系爭車輛之新領牌照手續、並旋由證人己○○出面轉售車輛得利？抑有進者，證人己○○就被告庚○○、戊○○等人，以上開汽車用新車進口，掉包為舊型贓車退運之方式，逃漏該部汽車進口應納之貨物稅、商港建設費、營業稅等稅捐，再行使以偽造之完稅證明、原廠證明、買受人「范綱益」之發票等資料，向監理所新領「Ｇ3—1047號」牌照後， 證人己○○復出示行使上開偽造之完稅證明、原廠證明、買受人「范綱益」之發票等資料，透過不知情之信昇汽車商蘇建峰（涉案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轉介由藍英汽車公司代為出售，己○○並以代理人之身分，范綱益為出賣人名義，於85年6月4日，在信昇汽車商行內，提出上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車牌號碼Ｇ3－1047號 自用小客車汽車行車執照連同偽造之統一發票、出廠證私文書及完稅證明書等公文書，與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職員代表許清源共同簽立售價為216萬元之不實買賣契約（一式2份，己○○及藍英汽車公司各持1份），己○○並在汽車買賣訂購合約書之甲方（賣主）欄下偽造「范綱益」之簽名署押一枚，且交付前開偽造之文書及「Ｇ3—1047號」 行車執照等車籍資料行使以取信之，被害人藍英車行在購入該車後，並即由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之業務員林佳隆（涉案部分已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確定）再委託不知情之陳泱丞（即陳水盛，涉案部分已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不起訴處分確定）於同日將系爭車輛以238萬元轉售予 仙大鋁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郭百賢（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並由郭百賢提供身分證件等資料，己○○提供前開「范綱益」身份證影本及偽造之「范綱益」印章，於85年6月5日委請不知情之代辦人員游輝琳在「車主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車輛過戶委託書」上委託人（甲方）欄位偽造「范綱益」之署押及印文而以「范綱益」之名義為委託人，且在「汽車過戶登記書」原車主名稱「簽章」欄上，偽造「范綱益」之印文而偽造范綱益之名義之登記書，而偽造該汽車過戶登記書私文書， 於同年月5日向台北市監理處提出過戶申請，使不知情之台北市監理處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管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過戶完成之汽車行車執照， 嗣於85年6月27日仙大鋁業公司旋即將該車輛換領新牌為「ＣＫ—7510號」，藍英車行則於85年6月4日買賣時，當場以該車行負責人張元章於台北第三信用合作社五常分社之3紙支票（ 票號為：ＨＣ0000000號、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依序為： 90萬元、90萬元與31萬元，發票日均為85年6月4日）交於己○○支付買賣價款，己○○在取得支票後， 遂將ＨＣ0000000號與0000000號2紙支票存入斌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兌現，再由戊○○依庚○○之指示， 將180萬元轉帳給庚○○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另ＨＣ0000000號支票， 則由己○○兌領現金31萬元等情，復據證人己○○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及其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首時之陳述十分明確（詳見證人於己○○於本院95年12月21日審判筆錄，原審90年2月13日、3月30日、7月2日及9月28日之陳報狀；原審90年7月20日、91年1月17日、10月22日、11月19日、 92年1月7日、4月8日、6月5日及7月22日調查筆錄；90年4月19日、5月7日、7月6日、7月25日、8月10日、8月24日之警詢筆錄） ，被告戊○○於原審審判時亦自承： 己○○支付ＨＣ0000000號與0000000號2紙支票存入斌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兌現，再由其依庚○○之指示，將180萬元轉帳給庚○○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等情（見原審91年10月22日筆錄第26頁），是被告戊○○所辯此部分犯罪情節，全不知情云云，即原有可議。

㈡右揭事實⑵部分：

①除據被害人吳若琦指訴在卷外，並有偽造之賓士汽車之「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之車身號碼（條碼）、 85年3月4日（85） 基暖總證字第01792號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文書1紙（上有偽造之公印文海關關防「 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暖暖分局簽證文件專用章』」1枚、 核定關員「基隆關稅局85年3月5日錢美雲」戳章、「劉潭章」私印文各1枚）， 在該紙完稅證明書上，並有偽造附表2編號7至9之「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85年3月5日進口汽車耗能合格車型驗訖章」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技術研究所85年3月5日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暨噪音車型審驗管制章編號00000000」之戳印文各1枚（ 表示表彰該車輛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證明用亦之準私文書，表示已經繳納貨物稅及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證明）、偽造之該車偽造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 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車身號碼西元1995年5月25日出廠、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自用小客車之之出廠證明、偽造之欣利行出售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汽車1部予范綱益， 價金為282萬3000元之偽造統一發票（發票號碼：ＤＤ00000000號）、范綱益國民身分證1張、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車牌號碼Ｇ3－9929號自用小客車車牌2面（未扣案）、行車執照（影本）、 台北縣淡水鎮○○街96號老莊大廈之地下停車場遙控器1只、 汽車買賣合約書、讓渡書、台北市監理處北區分處過戶登記書、協明公司之華南銀行華江分行支票影本2紙（帳號614號，票號為：ＷＢ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分別為52萬元及93萬元），被告戊○○彰化銀行汐止分行0000000000 000號帳戶交易明細等在卷可稽。

②證人己○○於原審訊問時證稱：「（問： 你於90年2月13日所提刑事陳報狀及所附傳真文件是否為你所親自繕寫﹖提示並告以要旨）是， 另傳真文件2張是庚○○親筆寫從美國傳真給我，內容是杜撰93萬元之原由。（ 問：90年3月30日所提刑事陳報狀及「丁○○帳單4紙（2張手寫）及（ 2張總帳打字）」及所附文件是否為你所親自繕寫及備妥﹖）帳單是丁○○親筆所寫及繕打，到美國向庚○○報帳，帳單原本在我這裡，下次補呈，因當初是我與丁○○到美國去找謝結帳，其餘為我本人所繕寫。（問：何時與黃到去美國﹖）85年9月16日到洛山磯24日返台，攜帶帳單4張，在洛山磯與庚○○對帳，當時在美國另由庚○○買進一部贓車，由丁○○之大竹公司申報進口，本案我已向市刑大自首，當時是我們三人在美國合議進口贓車，由丁○○負責購買贓車、變造及領牌，庚○○負責偽造有關進出口完稅證明：（ 85年4月19日85基暖總證字第03068號完稅證明原本1張及85年3月4日完稅證明1張85基暖總證字第01792影本）號及條碼（庭呈條碼一組2張含大張條碼及小張字碼及鐵牌1只，上有賓士商標及英文字鐵片），發票是戊○○交給我的，本案案93萬元支票是我交給她的，另高院我那案件中（ 指原審87年訴字第181號上訴本院後撤回上訴確定）210萬元也是我交給她的， 總共龍太公司進口1部，另1部是向市刑大自首那1部， 即本案1部、高院該案1部，我總共牽涉的有3部， 葉蕙心是星達及龍太負責人，她是謝之配偶，我就本案部份從未與之連絡，我知道謝有送葉一顆十幾克拉藍寶石，另范綱益並無涉案，范的身份證是庚○○於85年初在龍太公司（葉蕙心的公司）交給我的，因領牌需要身分證原本。（問：本案你是否有參與﹖） 贓車是丁○○於85年5月23日在台灣向一位胖胖的男子買來的車價30萬，年份94年Ｓ320系列， 在關渡停車場取車，我與他各出資15萬元，然後一起去取車，所以我才知道車子停在丁○○在關渡之房子附近之停車場，（庭呈停車場之大門遙控器1只），而出廠證明及車身號碼、 條碼是由庚○○在美國以電腦偽造，條碼也是謝在美國做的，他專門做這個東西，謝做好後再親自或郵寄回來到龍太（星達）公司（庭呈謝郵寄到之龍太（星達）圓形包裝郵筒一個），鐵牌是丁○○在公司打出來的，進口及貨物完稅證明也是謝在美國作好寄回台灣龍太公司，印章及打字等均在美國做好，因美規車輛檢查，原則上檢查前擋風玻璃之小張字碼及右前座位下面之鐵牌號碼，丁○○負責買贓車及領牌手續，領牌所需證件（即簽開進口證明、發票、出廠證明、身分證、印章（我刻給他））由我交付給他，一起取去領牌，黃請人領牌費用12萬元，我有記明帳單，如有被監理所發現問題，立即抽回該申請案，領牌後將車停放在黃的停車場一段期間，以免令人啟疑，由黃負責找買主，本案贓車是丁○○於台北市○○路找一位白姓男子仲介（出售給高），贓款交給我93萬元之支票，我再交給戊○○，本案贓款尚未分帳，因為後續尚有要買一些贓車及出口到大陸，所以有一些錢就花在這上面，一般如果我有缺錢再向楊拿錢，我們很少單件結帳。（問：被告戊○○在本案負責何事﹖）負責贓款記帳會計，我告訴她這是賣車款，楊是由謝直接控制的。（問：楊是否知道這是贓款﹖）我只告知她這是賣車款，她是和庚○○連繫，我只是缺錢再向楊請款。（ 問：本案偽造范之發票何來﹖）是楊在星達（龍太）公司內先後交給我2張空白發票， 一張是高院另案，一張為本案。（問： 楊為何交給你2張空白發票﹖）我打電話去美國跟謝（指庚○○）講後，楊將發票就交給我，發票是要領車牌用，我未直接跟楊講要發票。（問：楊是否分到贓款﹖）款項都是楊在處理，她有無分到錢我不清楚。（問：本案證人葉壯為何人﹖） 是謝花1萬美元請他來做偽證，他好像是大陸人，入境時由我去接機，葉壯於16日入境，17日出庭當日晚上8點多就離境。（ 問：為何於本院於89年10月17日庭訊不具實陳述﹖）當時沒有問這些問題，而且謝叫我不要講，現在因我怕被牽連所以就全部自首。（問：89年10月17日庭訊中你是否稱你是中古汽車商人，車是劉培賢交給你的﹖）當時我想脫罪，所以未具實陳述，現我已自首，所以全部照實供述。（問：楊稱該發票被竊有何意見﹖）不是，是楊交付給我，不是我偷的，發票均鎖在楊的抽屜內。（問：楊是否認識劉培賢﹖）認識，劉常來星達公司泡茶，楊是龍太股東，劉之前是與庚○○認識。（問：是否曾與何人、何時合議將罪推給劉培賢﹖）85年10月市刑大查統一發票查到星達公司， 我就與謝、黃3人合議將罪行推給劉培賢，當時謝知悉劉在基隆另涉他案，故欲將本案責任推給他，當時說好：（編：劉培賢交車給丁○○、劉將93萬支票交戊○○，謝就推稱該筆款項是他幫人代收款，後來才找葉壯出庭證稱代其收款，稱這筆錢是葉在台灣之債權，委由楊幫葉代收，以便替楊及謝脫罪，葉壯來台是由謝安排，我負責接送及食宿，做證內容是謝在美國與葉談妥的」等語（原審90年7月20日筆錄）， 於該日庭訊中被告戊○○始供承：「（問：對證人蕭今日庭訊所言有何意見？）證人所述不實，（庭呈謝寫給楊之文件）這文件是謝交給律師再轉交給我，之前我是龍太公司股東，停業後再復業後我即不是股東，股東陳金鍾、星達公司員工陳長瑞可作證，該紙支票確係蕭交給我的，我知道蕭與、劉有財務糾紛，我收到支票以後有打電話到美國給謝，謝叫我先收下來留在公司用，案發後謝跟我講這票是他幫人代收的，事實如何我不清楚，我將支票存入我帳戶，是因我在星達上班，當時公司帳戶一在信義路、一在忠孝東路六段，我去存時因無停車位，故存入我帳戶內，存入後我有跟謝講，兌現後票款我有陸續匯回公司帳戶，發票我確實不知道是如何遺失，案發後蕭有跟我講是他偷的，可核對筆跡證明。（問：為何之前不具實陳述﹖）之前所述發票是劉交給我的為不實，支票來源是謝告訴我的，丁○○我確實不認識他，我只知道他是謝的朋友，案發後當時因感害怕，所以做不實陳述。（問：己○○是否常在星達、龍太公司辦公室出入﹖）是，因同一辦公室。（問：為何將93萬支票交給妳﹖）我不知道該支票來源，我也不知蕭為何要交給我，後來我打電話問謝，謝叫我收下留在公司使用，是蕭交給我時，叫我將支票拿去兌現。（問：蕭有承認偷該發票，為何不於偵查中具實陳述﹖）因我無證據，且不知道該發票如何失竊。（問：蕭交給妳支票為何用意﹖）不是給我的私人的，我有打電話問謝，謝說收下來，且當時謝有進口車子給龍太公司，所以我以為是車款，當時謝是有以龍太名義進口車子，所以我才誤以為是龍太公司要付給謝之車款。（問：妳在龍太公司帳簿有無記載該筆車輛交易﹖）我不是龍太會計，龍太無會計。（問：你不是龍太會計，為何代收這筆款﹖）謝是進口商，以龍太名義進口汽車，所以龍太要付款給謝。（問：存入妳帳戶內之93萬，妳後來如何匯款回星達公司帳戶﹖）匯款是以其他收入名義登記在星達公司帳冊。（問：其他收入帳款這部份有無開發票﹖）無，（問：這筆93萬確實用於何處﹖）用於公司，有時謝稱星達公司甲存帳戶存款不夠，我會多匯進去」（同上筆錄）。 是以證人己○○於原審當庭提出台北縣淡水鎮○○街2號及自強路96號之老莊大廈地下停車場遙控器1只為證， 證明被告丁○○故買被害人吳若琦之該部車後，曾停放於台北縣淡水鎮○○街2號及自強路96號 之老莊大廈地下停車場一情，此情亦經證人高台生於原審到庭結證稱：該只地下停車場遙控器確屬台北縣淡水鎮○○街2號及自強路96號 之老莊大廈地下停車場之遙控器，丁○○曾幫其修車，可能持去複製等語（見原審90年8月6日筆錄），經原審命警查訪後，被告丁○○始於警訊中陳承（與己○○、許曼偉、高台生對質）：「（問：剛才在場有己○○、許曼偉、高台生及你律師均在場， 針對牌照Ｇ3－9929號賓士車停放在老莊大廈停車場之事說明情形如何？） 是的當時在這輛贓車重領牌照Ｇ3－9929號漂白後，我確實有交代己○○將車停放在老莊大廈之地下停車場兩三次，都是己○○自己開來藏放的，己○○提出那具Ｒ型標誌遙控器，確實由我交與己○○的，據己○○供稱都將車停在停車場編號18或51號停車位，每次停2至3天。（問： 你與己○○對質牌照Ｇ3－9929號贓車流程情形詳述之）當時在85年間我向綽號大胖子之男子購得，價錢是30 萬元，由我及己○○共同至關渡一帶將該輛贓車取回，我們將車開至民族東路的永利玻璃行將整部車的玻璃都換掉，花了7萬多元，該車的賓士原廠證明書由庚○○從美國寄回來的，車身號碼ㄇ型鐵牌也是由庚○○從美國偽造後寄回來的，車身條碼也是，進口完稅證明書也是，都由庚○○在美國偽造完成後寄回己○○當時的龍太公司（現場己○○供稱ㄇ型偽造車身號碼是丁○○處理的，不知是美國寄回來的），贓車頂拼完成後，由我及己○○共同到台北縣監理所（在樹林）領取牌照Ｇ3－9929號，領牌後在未賣出前曾將該車停放在老莊大廈停車場2、3次，領牌後在85年8月份曾將該車停放在板橋文化路的中古車行委託販賣，因被車行發現車身號碼是頂拼的，即由我及己○○共同去將車開回我的修車廠，在我的修車廠將車身號碼焊接緊密，完成後車子由蕭開走，由我負責找人買車，經由友人白先生（白昌宏）介紹將車以195萬販賣給高平和，高平和買車當日交付3張分別為93 、52、50萬的支票，50萬的票由我拿走，52萬的票及交與白先生當作是介紹費，93萬的票由己○○取走，這輛車的處理過程及金錢流向大概就是這樣。（問：你是否承認自己與己○○、庚○○共謀偽造證件頂拼贓車販售圖利？）證件都是庚○○、己○○處理的，我承認自己前面所說犯行」（90年8月10日筆錄，附於原審卷（三））， 被告丁○○於同日經原審複訊時，其陳承：「（問：借訊所言是否實在，提示90年8月10日警訊筆錄由辯護人陳石山陪閱並告以要旨 ），屬實，我不敢騙法官，（問：前述警訊時辯護人有無在場？）由陳志忠律師陪同。（問：為何交給白昌宏52萬的支票﹖）因我與蕭都有共識，白也知悉這車有問題，故白要求如果成交要付其介紹費55五萬元，後因支票開52萬，所以才付52萬元。（問：為何介紹費要52萬這麼多﹖）因我和蕭向白稱這是跑稅（逃稅）的車，我們並向白稱：這部車逃稅有問題，以後該車如果要轉售，請他不要賣給別人，一定要賣回給我們，我們與白洽商前，與白已談妥，買賣成交要付其仲介費」（原審90年8月10日筆錄）、「（ 問：那購買這輛贓車的30萬元是何人出資的？）由己○○出資15萬，當時我就是交付15萬給賣贓車的大胖仔之人的，但是我告訴己○○是30萬」（90年8月24警訊筆錄、原審90年8月24日筆錄）等語，亦核與證人高平和於原審證稱：「（問：本件汽車如何買賣﹖）我不認識丁○○，是白昌宏介紹，後來我叫白請丁○○將車開來，丁○○一人開車到我公司來，然後我看車況及行照，並詢問丁○○車況及原始證件有無問題，他稱無問題，當時他只帶行照來，原始證件並未帶來，之後我為慎重起見與丁○○、白昌宏一起去監理站辦理過戶，到監理站時黃有將原始證件帶去過戶，訂約時我有問車子來源，黃稱該車是他朋友所有，因急需用錢才要託售，過完戶我才付錢給他。（問：訂約時為何有一張52萬元支票，為何又換成現金﹖）當時我開一張93萬支票、一張52萬支票、餘50萬是現金票，過完戶後回到公司我才將支票交給丁○○，該50萬現金票是當場由丁○○在我樓下富邦銀行板橋分行兌現，後來那張52萬元支票向我姊姊呂高玉換現金，原因我不清楚，白是我弟弟朋友，其詳情我不清楚。（問：高為何不將車款交給車主﹖）從頭到尾我均未見到車主，因黃稱該車是其好友所有，委託其出售。（問：買賣過程中有無見到己○○）時間太久，印像中除白、黃外並無其他人。（問：黃稱友人託售，是指何人﹖）是指范綱益，丁○○持范綱益之身分證給我看，他稱這是他好朋友，我當時並有特別詢丁○○，該車有無問題，黃稱該車沒有問題，是其好友委託他出售。（問：黃有無稱姓劉姓友人委託出售﹖）沒有，黃只稱是其好友范的，我看行照及身分證我知道范綱益。（問：黃有無持委託書﹖）沒有。（問：為何當時簽發三張面額不同之支票﹖）金額是黃要求，他有稱至少要先拿現金五十萬元。（問：是是否有求額外仲介費﹖）無，（問：有何意見﹖）我買的車是深鐵灰色，我當時深怕買到贓車所以我要求看車身號碼，據我知悉該款Ｓ320車身號原應打在右前座踏板位置，但黃向我稱這是美國進口車，車身號碼應是在前擋風玻璃下方，所以我就看該玻璃下號碼，再核對對行照相符」、證人白昌宏於原審證稱：「（問：本案汽車是你居間介紹賣給高平和﹖）是，（問：有無看過車主﹖）有，好像過戶時看到，第一次他與黃開車過來到仁愛路我的店，本來是我要買，後來我嫌太貴，後來將車開到仁愛路（我以前開的店）。（問：如何知道他是車主﹖）過戶時車主有去，黃稱他是車主。（問：過戶時有無與車主交談﹖）沒有，他站比較遠。（問：有無聽黃如何稱呼他，黃有無介紹他﹖）無，該人一直站在很遠處，黃未介紹，也未聽其稱呼他。（問：黃請你介紹賣車有無提及託他賣車之人及車子登記名義人﹖）沒有，但我認知中車子就是車主的。（問：被告黃是否曾持一張52萬支票向你調現、向何人調現﹖）有，向高之姊姊調現，當時黃與車主一起來，車主在外等候，黃稱車主來拿車款，所以我將現金是交給黃，並未目睹黃將現金交給車主。（問：交現金時時你當時有無與車主打招呼﹖）調現時黃一人來，稱車主要調現金，要交錢時他們二人到我店裡，我將錢交給黃後，我送黃出來時，看到車主坐在車內。（問：買賣過程中未曾與車主交談，是否有啟疑﹖）沒有，當時沒有想到，因黃是開修車廠。（問：車款中52萬元支票是何人交給你﹖）是被告丁○○交付給我。（問：是否為蕭交給你的﹖）沒有印像。（問：是何人稱52萬支票要換現金﹖）是丁○○向我稱車主要換現金」等語（原審90年8月7日筆錄）、證人即永利玻璃行負責人廖萬桂於原審：「（問：到你店裡更換玻璃是何人開車去？）不一定，有時是丁○○叫客人直接開過來，有時丁○○自己開過來」（被告丁○○當庭自承：其於90年8月9日警訊中陳述：將Ｇ3─9929賓士車開到永利玻璃行更換玻璃花費約7萬多元，即是證人廖所開之永利玻璃行）（原審92年6月5日筆錄）等語相符，是以證人即前曾與被告丁○○合租修車廠及廠址並無雇傭及合夥關係之余朝慶於原審證稱：「（問：如何知悉本案、有無聽說車子問題﹖）我經由被告黃之妻口中得知本案，她要求我出來作證，將我所知陳述出來，她並未要求我講什麼。（問：你有無目睹丁○○在85年9月間有將一把現金或支票交給姓劉之人﹖）有一次 ，我聽黃與劉（即己○○）在講，黃於烤漆後稱該白色賓士車要賣，過幾天後黃稱車子已賣掉，隔天我看到黃將現金4、5疊及支票2張在工廠辦公室交給劉， 我當時在辦公室內寫估價單，我有親眼目睹支票有2張，面額我不清楚」云云（ 90年8月7日筆錄），證人余朝慶所證述內容，與被告丁○○事後供承之內容大相逕庭，顯係勾串迴護被告丁○○之說詞，不足為證。又證人己○○於原審證稱：「（問：本案ＢＹ─5515號汽車有無偽造車身碼號？有無扣案？）有，是在該車之右座椅下方以鐵牌覆蓋上去套住，當時丁○○出售該車時，有被發覺車身碼號鐵牌有異狀，又將該車牽回車廠再行焊接」（原審92年1月7日、92年4月8日筆錄），證人謝己○○此部分供證， 又與被告丁○○上開於90年8月10日警訊及於原審所陳： 領牌後在85年8月份曾將該車停放在板橋文化路的中古車行委託販賣，因被車行發現車身號碼是頂拼的，即有我及己○○共同去將車開回我的修車廠，在我的修車廠將車身號碼焊接緊密等語相符， 再者，Ｇ3—9929號汽車（即被害人吳若琦ＢＹ─5515號汽車）嗣後又經新車主更改車號為「ＣＣ—4817號，亦確有焊接之情形，亦據證人即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王連成於原審證稱：「（ 問：ＣＣ4817 賓士車是何人所有？）是吳若琦原來有車號ＢＹ─5115本案之賓士車。（問：該車身號碼牌是否是焊接？）是，當時確實有焊接，如證人己○○所陳述，照片編號三：ＷＤＢ0000000Ａ23 0945（Ｐ是監理站事後再添加之字母， 以示是員警查獲），現車主是東和小客車租賃公司，照片編號4、5 、6、7所示均為焊接部份，照片3之賓士商標及號碼是ＷＤＢＧＡ33Ｅ2ＳＡ208641是偽造車身號碼，下方號碼「 ＷＤＢ0000000Ａ230945Ｐ」，是原ＢＹ─5515之車身號碼，於重新領牌時由監理站授權車主重行打印上去」等語（原審92 年6月5日筆錄）， 並有證人王連成提出之「ＣＣ─4817號」賓士車照片影本及車身號碼相片影本在卷可佐。 且又與92年4月8日警員查證後庭呈之採證照片情形相符， 確係將鐵牌一塊焊接在原車身號碼上方。且證人己○○所提出之丁○○手寫帳單上編號②部分，據證人己○○所稱係指丁○○處理該部贓車之費用（偽造後之車身號碼末六碼為208641），經與己○○提出之庚○○彙整收支明細表所列科目名稱為「黃轉入」、收入摘要為「＃208641」之部分比對後，可見摘要內容與金額均相符，證人己○○之證詞並非虛杜。③至於證人葉壯於原審證稱前開93萬元之支票係其代收款云云，證人己○○已於原審時證實：係被告庚○○安排至原審為虛偽證述此部分情節（見原審90年7月20日筆錄），復經被告戊○○自承該紙支票係己○○所交付，並非葉壯交付之代收款等語（同上筆錄），是以證人葉壯所為證言，自屬虛妄不實之勾串證言，核無可採。被告及其辯護人雖於原審及本院主張九十年八月十日警詢自白，係當時在押，因身患肺結核重病，意識不清，不能理解警方訊問之內容狙係小學肄業，幾乎不識字，對警訊筆錄內容全未瞭解，即予簽名，且該警詢筆錄亦與實際訊問過程不符，主張該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云云，惟查以，被告所提出94年5月25日臺北縣立醫院所出具之診斷書上所載，被告於九十年八月三日曾至該院門診，經診治結果，認被告有肺結核病，惟係建議至馬偕醫院追蹤治療，顯然當時被告肺結核病情並不嚴重，應無其所陳病情嚴重，意識不清之情，況且，原審於調查證人己○○供出案情，並提出停車場之遙控器時，再命警查訪後，始由警方製作被告丁○○筆錄，且90年8月10日及8月24日兩次警詢筆錄，均有律師陳志忠陪同在場製作，則陳志忠律師對於被告身體狀況是否有能製作筆錄情況，應所知悉，且被告於警方詢問過程，其對答內容，被告是否自白犯行，陳志忠律師均在場目睹及瞭解，如該筆錄有記載不實，以被告自白一節，對被告本身係屬不利情況下，陳志忠律師豈無任意議異，而讓被告於於製作警詢筆錄後完畢後，在筆錄內簽名，況該警詢筆錄內容，核與證人己○○之證述及其它證據亦相符合， 故90年8月10日被告丁○○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其自白應可採信。

㈢右揭事實⑶部分：

⑴此部分有大竹公司之臺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經濟部公司執照、大竹公司收費通知書、現金支出傳票、進口報單、進口報單（進口轎車應行申報明細表）、盛宏報關公司統一發票、臺灣快桅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統一發票、臺聯貨櫃通運股份有限公司進出倉單通知單、海關進出口貨物稅繳納證、被告戊○○所偽造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車身號碼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車型：美規Ｅ320車身號碼西元1996年份出廠、 ＢＥＮＺ廠牌Ｅ320型自用小客車之之出廠證明私文書、隆關稅局六堵分局核發之「 85年10月29日基6審證字第2770號進口貨物完（免）稅證明書」、ＣＮ─4720號之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附有上開不實之出廠證明、完稅證明書、庚○○身份證影本各1紙，見原審卷 (三) 之臺北市監理處90年8月10日公函 所附之ＣＮ─4720號自小客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及相關資料）、行車執照、被告庚○○、丁○○、證人己○○之入出境記錄及己○○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首並提時，員警並自Ｗ４─8769號汽車前座座位下取得偽造之車身ㄇ型鐵牌（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1只（扣案）、己○○提出供犯罪所用之偽造電腦條碼（2張（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號，1張為原本，換貼駕駛座車門旁，1張為影印，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方， 附於併案ＣＮ─4720號警卷第6頁）等在卷可稽，再者，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係經證人己○○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首而查獲，系爭車輛之前擋風玻璃下方車身條碼及右前坐下方之車身號碼經過偽造之事實，經買受該部車輛之證人甲○○及連錦文於警詢及原審調查時證述明確，並提出貼在前擋風玻璃下方之車身號碼貼紙為證（附於原審卷 (四)，見甲○○90年5月8日警詢筆錄，原審91年1月17日、92年6月5日之調查筆錄），與證人己○○所述之偽造情形相符，復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之採證照片及原審92年6月5日勘驗該車車身之情形相符，亦有原審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是該部車輛之原始車身號碼為「ＷＤＢＪＦ55Ｆ5ＴＪ017130」（原審卷 (五)之勘驗照片第4、5、8） 而非以被告丁○○之大竹公司申報進口之進口報單及使公務員在基隆關稅局六堵分局「 85年10月29日基6審證字第2770號完稅證明書」上記載之「ＷＤＢＪＦ55Ｆ6ＴＪ008069」 。該部車輛經中華賓士公司汽車公司南港分公司鑑定，係屬在美國製造生產，且無輸入臺灣記錄之車輛（原審審理卷(三)之該分公司90年5月18日鑑驗報告）， 復經內政部警察署刑事警察局向美國有關單位查證後，發現該車係在美國洛杉磯報失之車輛，此有該局91年1月4日（91）刑際字第271號函在卷可證（原審審理卷 (三)第296、297頁）可憑，是證人己○○所述該部以大竹公司進口車輛之為在美國之贓車等情可信為真。

⑵該部贓車於85年10月29日由被告庚○○、丁○○與證人己○○自基隆關領出後，將被告丁○○事先備妥之偽造車身鐵牌黏貼頂併於右前座椅下方，再以庚○○之名義、大竹公司發票與被告戊○○偽造之出廠證明向監理處新領牌照之過程，雖被告丁○○矢口否認而辯稱僅係借公司名義給庚○○進口車輛，被告庚○○亦畏罪不歸，然查被告庚○○於85年10月27日至11月8日有返回臺灣， 此由其入出境記錄可證，按被告庚○○長年在國外， 於85年間僅2次短暫返台，倘證人己○○要杜撰案情，極易遭揭穿，然其卻可明確證述庚○○與其及丁○○在85年10月29日前往海關領車之事， 復參以證人己○○所述前揭2部以范綱益名義領牌所使用之范綱益身分證係被告庚○○在85年初於臺灣交付其使用， 核與庚○○於85年2月間曾返台之事實相符。據此，適足佐證此一與被告等人共犯之證人己○○之證言並無瑕疵，且與其他事證相符，至堪採信。且該部贓車領得「ＣＮ—4720」號牌照後，向良京公司辦理汽車貸款，所貸得款項以150萬元中， 證人己○○證稱交付被告丁○○25萬元之事， 業經被告丁○○於90年8月10日警詢中坦承無誤，復以丁○○陳稱就借名進口該部車輛，未向庚○○收取任何好處，且庚○○尚未與其結算稅金，則何以被告丁○○可以獲得25萬元，又倘其自認未犯何罪行，何需支付25萬元以處理所謂「前車（指Ｇ3—9929號）」 之事？另被告戊○○於經偵查中經檢察官命具保新臺幣10萬元，該交保金雖係以其夫許鴻文為繳款人（見85年偵字第11346頁保證金收據），然被告戊○○於原審亦自承： 其具保後向庚○○反應，即從星達公司之帳戶內扣抵10萬元，另本案選任辯護人之費用，係案發後，庚○○及己○○為其委任律師及支付律師費用等語（見原審90年8月7日筆錄第19、20頁），庚○○與被告戊○○並無至親關係，豈須為被告戊○○於案發支付交保金額及委任律師與支付律師費用？ 又該部車輛在88年9月間販賣給被害人甲○○後，扣除應得款項後，被告等人實得50萬元，證人己○○證稱其中40萬元交由案外人葉黎明（庚○○妻葉蕙心之兄）轉交庚○○，雖為證人葉黎明所否認，然於警方調查時，被告庚○○與被害人甲○○、連錦文以50萬元達成和解，業經證人 甲○○及連錦文於91年1月17日原審調查中陳述無誤，並有匯入匯款通知書1紙可憑， 倘庚○○未取得任何好處，何需與被害人和解？是認證人己○○所陳關於被告等人朋分贓款之過程應非子虛。

⑶再查被告丁○○與戊○○由本案案發偵查、 起訴至90年5月25日原審調查時，均仍將罪責委於一名為「劉培賢」或「劉姓」男子，以便配合被告庚○○為渠等所擬定之脫罪辯詞， 迄90年8月24日證人己○○之警詢中與被告戊○○、丁○○對質中，被告戊○○始坦承是庚○○指示將罪責推給「劉培賢」，被告丁○○亦陳稱是己○○告知將事情推給「劉培賢」（詳見90年8月24日己○○之警詢筆錄 ，附於原審卷 (三)第223至225頁）， 據前述諸多積極證據已足證明被告戊○○及丁○○與被告庚○○及證人己○○之犯行關係至為密切，再佐以被告戊○○及丁○○在本案開始審理後之五年間，堅定配合庚○○之辯詞，若非渠等彼此之間，有共犯結構之利害關係，何以致此？

⑷被告戊○○故於證人己○○證述及 原審審理本案5年之後始坦承繕打系爭3部車輛之出廠證明， 然辯稱是為便利汽車進口報關使用，且車商有時會補寄，但有時會寄送遺失，當時進口甚多車輛，其不確定有無補寄云云，然證人連錦文於同次審理調查時，以其多年經營車行之經驗，證稱是第一次聽過可以自己打出廠證明之事，且按常情，賓士汽車甚為昂貴，買方豈能容許賣方應出具之原廠證明書在寄送過程中不知去向而不加以追究之事？況且在車輛進口報關手續中，原廠證明非必要具備之文件，此有財政部基隆關稅局91年9月18日 基普暖字第91106122號函文說明可參（見原審公訴人補充理由書之附件），被告戊○○上開所辯實屬卸責之詞，其明知無權繕打車輛之原廠證明，竟依從被告庚○○之指示偽造私文書，其於被告庚○○等人之犯行參與犯罪行為之分工。

⑸被告戊○○矢口否認交付2紙 星達公司之發票與證人己○○偽造作為新領牌照使用，辯稱發票係遭人偷竊，並於原審聲請傳訊與星達公司使用同一辦公處所之斌盛公司人員陳長瑞為證，然查陳長瑞與被告庚○○之關係匪淺，此有原審81年度訴緝字第339號關於 被告庚○○偽造文書案件之判決可據，且證人陳長瑞於91年10月22日原審調查時所證之詞閃爍不清，且與其於本件偵查中所陳述及被告戊○○於86年4月28日原審調查時就星達、 斌盛公司共同使用辦公處所之情形相左，足見其於嗣後原審調查所證情節，對被告戊○○多所迴護，是否為真令人置疑。又被告戊○○之辯詞，竟與證人己○○所提出之庚○○傳真內中完全一致，倘被告戊○○所辯為真，何需由被告庚○○為其擬定？ 又被告戊○○於90年7月20日原審調查時陳稱在85年案發後，己○○曾告知發票為其所竊，然被告戊○○以證人己○○對其恐嚇作為證人所證不足採信之辯解且提出之傳真文件，日期（FEB.01、2001）早在原審該次調查期日前，按理被告戊○○應對證人己○○應多所怨懟，則其何以遲至7月20日 始向原審說明其所掌管中之星達公司發票為證人己○○所竊？據此更足以認定被告戊○○絕非僅一單純依被告庚○○指示而毫不知情之會計。況且其自陳發票之使用方式，會將第一聯之存根聯留存，作為申報營業稅使用，故不論發票有無使用，第一聯之「存根聯」均會存在。是由被告戊○○所陳情節，足證證人己○○所述在與被告庚○○聯絡後，由戊○○交付發票作為偽造使用之情為真，因為被告將使用過之發票存根聯留下之目的是為應付記帳及稅捐機關需要查核時使用，倘係遭人竊取，竊賊何需為星達公司應付稅捐機關查核而多加費心，僅取走第二聯（收執聯）反而更易自曝竊盜犯行？ 是系爭2紙發票，確實是由被告戊○○按照被告庚○○之指示交給證人己○○以偽造欣利行名義之發票，被告戊○○明知並非星達公司出售貨物或勞務而有開立發票之必要，竟交付空白發票給證人己○○使用，對於證人己○○及被告庚○○、丁○○新領牌造之來源並不正當，難認被告戊○○一無所悉。被告及其辨護人雖另抗辯系爭統一發票簿上，系爭兩紙發票是用刀片割下，與被告戊○○前使用習慣是用撕下方式不同，辯稱該兩紙發票非被告戊○○所交付云云，雖該發票簿上87年5月留存票頭，其留存第三聯甚為平整 ，與其它前面發票用撕下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否屬刀割，無法判斷， 此有本院於94年9月19日準備程序中勘驗筆錄可按，惟依上開證據所示，取下發票方式雖有不同，惟尚難依此為被告戊○○有利之認定。

⑹至於被告戊○○、丁○○復又辯稱原審審理前、後，證人己○○分別於民國89年10月16日、89年12月26日，親自交付恐嚇信件至被告丁○○位於台北市○○區○○街178 之3號之大竹汽車公司內， 以不供出丁○○之全部犯行為條件，要脅丁○○交付60萬元；復於90年2月1日傳真恐嚇信件至被告戊○○位於台北縣汐止市○○路74巷2號3樓住處，以有辦法使戊○○不受牽連為條件，要脅戊○○交付60萬元無著，證人己○○所為證言自係恫嚇索財未著，而為虛偽證述云云，然查證人己○○所為前開信件中，其內容僅係被告以是否供出全部犯罪事實為條件，要求渠二人交付60萬元，並無任何不交錢則欲加害被害人之惡害通知，且質諸被告丁○○、戊○○並未心生畏懼，證人己○○此部分恐嚇取財罪嫌， 亦於91年6月10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91年度偵字第3647號，附於原審卷 (五)第137頁），且其於原審審判中之證言事後亦多所與被告戊○○、丁○○之供述事實情節大致相符，雖其因分贓不均， 向被告2人索取財物之行為尚有不當，然尚不足援為被告2人有利之⑺按共同正犯， 在合同意思聯絡範圍內，對於其他共犯之行為，亦應負共同責任（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判例參照），亦即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最高法院77年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再者，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判例），故共同正犯間， 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05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774號判決參照），證人己○○雖於原審及本院審判時雖均陳稱被告戊○○非合夥人、庚○○交代無須向其說明太多情節及被告戊○○、丁○○互稱不認識等語，惟證人己○○對於被告庚○○、戊○○、丁○○及其本人就犯罪過程所各自分工之事項，業據謝己○○於原審審判中、本院審判時及其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自首時之陳述十分明確（詳見證人於己○○之90年2月13日、3月30日、 7月2日及9月28日之陳報狀；貴院90年7月20日、91年1月17日、10月22日、11月19日、92年1月7日、4月8日、 6月5日及7月22日調查筆錄；本院95年12月21日審判筆錄；90年4月19日、 5月7日、7月6日、7月25日、8月10日、8月24日之警詢筆錄） ，參以被告丁○○於警詢中陳承：「（問：你是否承認自己與己○○、庚○○共謀偽造證件頂拼贓車販售圖利？）證件都是庚○○、己○○處理的，我承認自己前面所說犯行」（90年8月10日筆錄，附於原審卷 (三)第1921、193 頁）等語，被告戊○○經庚○○指示偽造繕打汽車之原廠證明（內容仍依庚○○之指示）、辦理贓車之進口報關、退運等手續及收受出售贓車之款項等過程，甚且於案發後，庚○○、戊○○、丁○○、己○○仍相互謀議將犯行推諉至劉培賢一人承擔等情，顯見渠等間就上開全部犯行，有合同意思之聯絡，對於其他共犯之行為，亦應負共同責任，雖被告戊○○、丁○○或未經實際偽造上開部分之公文書或未經參與出賣贓車之行為，仍無礙渠等為共同正犯之成立。綜上所述被告戊○○、丁○○及其辯護人所為上開辯解，均無非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戊○○、丁○○事證明確，犯行可堪認定。另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傳訊公司前會計素玉到庭為證，證人丙○○雖證稱：證人己○○有向被告丁○○借用公司名義進口系爭贓車等語，惟依其所述，並不能證明被告丁○○未參與本件犯行，其證詞亦難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二、法律之比較適用：按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 月1日施行，修正後第2條第1項規定，「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㈠ 按被告行為後，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 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刪除，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則被告之犯行，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變更，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更，經比較修正前後規定之結果，應認以修正前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告，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較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即修正前之刑法第56條規定論以連續犯。

㈡刑法第55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則被告所犯各罪，應予分論併罰。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㈢查修正後之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刑為新臺幣1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 而被告行為時之刑法第33條第5款則規定罰金為1元以上，且以銀元為計算單位。 故依修正後之法律，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349條第2項及第339條第1項所得科處之罰金刑最高為新臺幣5000元及1萬元， 最低均為新臺幣1千元；然依被告行為時之刑罰法律， 即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規定之提高倍數10倍及修正前 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之罰金最低額1元計算，最高額雖與新法相同，然最低額僅為新臺幣3元。因此，比較上述修正前、 後之刑罰法律，自以被告行為時關於科處罰金刑之法律較有利於被告。

三、查「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係屬公文書；其上之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暖暖支局簽證文件專用章係屬公印文，另該完稅證明書其上所蓋用附表1編號9至11及 附表2編號7至9之印戳各乙枚，其性質非屬印章（即並非表示機關團體之印信），且係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蓋用於前開完稅證明書上，據以表彰系爭車輛已經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委託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用意之證明，是以「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上之印記， 即與刑法第220條所稱依習慣足以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相當，該印戳並非公印， 係屬於刑法第220條以文書論之準私文書，而與刑法第219條所定印章、 印文亦不相同（參照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120號、81年度台非字第153號判決參照，自無從依該條之規定宣告沒收），又汽車（商品）車身之電腦條碼貼紙係表示將汽車（商品）之編碼數字，改為平行線條的符號代替，以便能使裝有掃瞄器之機器閱讀，經過電腦解碼，將線條符號之號碼轉變為數字號碼，而由電腦處理，其主要係作為商品從製造、批發、銷售一連串作業過程自動化管理之符號，係屬在物品上之符號，足認該電腦條碼係屬刑法第220條以文書論準私文書 ，另車身ㄇ型鐵牌（上有車身號碼）亦係表彰該部汽車作為商品從製造、批發、銷售一連串作業過程自動化管理之符號，係屬在物品上之符號， 亦屬刑法第220條以文書論之準私文書，另上開偽造「范綱益」之印章、印文，進而偽造「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汽車過戶登記書」，實為申請書，具有私文書之性質，而所偽造之統一發票，亦屬私文書，另渠以來源不明之汽車偽造上開證件冒充有合法來源之車輛，出售予買受人，使買受人誤認為合法來源之進口車輛，而陷於錯誤予以買受並交付車款，自亦成立詐欺罪責，核被告戊○○事實⑴係犯刑法第34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完稅證明書）、第216條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原廠證明、統一發票、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車輛過戶委託書」、「汽車過戶登記書」（另原車主名稱欄「范綱益」之記載，係僅識別車主為何人，並非表示車主簽名署押之意，故無偽造署押之問題，蓋另有車主「簽章」欄，始為車主簽名、蓋章署押處）、汽車車買賣訂購合約書）、 第216條行使第220條第1項之準私文書（汽車車身號碼之電腦條碼貼紙、車身ㄇ型鐵牌、完稅證明書其上所蓋用之附表1編號7至11之戳印）、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保稅貨物退運出口准單」及其他「特准退回國外貨物覆驗押運并監視裝櫃裝船機出口報告表」等貨櫃退運之資料上、新領之汽車牌照登記書、汽車過戶登記書等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車牌）、 第216條行使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新領及過戶完成後汽車牌照之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等罪，被告丁○○、戊○○就事實⑵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4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完稅證明書）、 第216條行使第220條第1項偽造私文書罪（原廠證明、統一發票、新領牌照登記書、讓渡書、「汽車過戶登記書」）、第216條行使第220條第1項之準私文書（ 汽車車身之電腦條碼貼紙、車身ㄇ型鐵牌、完稅證明書其上所蓋用之附表2編號7至9戳印）、刑法條第216條、 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新領之汽車牌照登記書、汽車過戶登記書等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第216條行使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新領及過戶完成後汽車牌照之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刑法第33 9條第1項詐欺等罪，被告丁○○、 戊○○就事實⑶部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4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第216條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原廠證明、新領牌照登記書、「汽車過戶登記書」）、第216條行使第220條第1項之準私文書（汽車車身之電腦條碼、車身ㄇ型鐵牌）、刑法條第21 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完稅證明書、新領之汽車牌照登記書、汽車過戶登記書等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第216條行使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新領汽車牌照之車籍資料與行車執照）、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等罪，被告丁○○、戊○○偽造公文書、偽造私文書、準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後，分別進而持以行使，偽造公文書、偽造私文書、準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偽造公文書、偽造私文書、準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又共犯庚○○偽造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85年3月4日（85）基5徵審證字第04016號核發給欣利行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文書上之偽造之海關關防公印文「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簽證文件專用章』」1枚、及核定關員「基隆關稅局85年3月5日劉漢威」、「蕭擇良進口證明書複核專用章」審驗核章及驗訖章等戳章印章、85年3月4日（85）基暖總證字第01792號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印文海關關防「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暖暖支局簽證文件專用章』」及核定關員「基隆關稅局85年3月5日錢美雲」戳章、「劉潭章」私章及印文，共犯己○○偽造被害人「范綱益」之印章、在偽造之統一發票內偽造欣利行之印文（2紙）、利用不知情之包仕宏於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私文書上，蓋用偽造「范綱益」之印文、己○○與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職員代表許清源共同簽立汽車買賣訂購合約書之甲方（賣主）欄下偽造「范綱益」之簽名（一式2份，己○○及藍英汽車公司各持1份）、委請不知情之代辦人員游輝琳在「車主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車輛過戶委託書」上委託人（甲方）欄位偽造范綱益之署押及印文各1枚、「汽車過戶登記書」原車主名稱「簽章」欄上，偽造范綱益之印文、被告丁○○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邱億明在Ｇ3─9929號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之私文書上，蓋用偽造之「范綱益」之印文、偽造范綱益署押製作「范綱益」名義之讓渡書1紙過戶登記書上「范綱益」之印文，被告戊○○在偽造之賓士牌自用小客車出廠證明書（3紙）內偽造之英文簽名，乃分別為偽造各該公、私文書行為之階段行為，均不另論罪。又被告丁○○、戊○○或共犯庚○○、己○○就上開事實中所為汽車辦理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或過戶登記手續中利用不知情之人所為之犯行，均係間接正犯，被告戊○○就事實⑴與庚○○、己○○間及事實⑵、⑶與庚○○、丁○○、己○○間，被告丁○○就事實⑵、⑶與庚○○、戊○○、己○○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屬共同正犯，另公訴意旨以被告丁○○、戊○○與劉培賢（原審通緝中）就事實⑵部分為共同正犯一情，然被告丁○○、戊○○與證人己○○與原審審理中均陳承劉培賢並未參與，係案發後渠等謀議因劉培賢另犯有刑案逃亡，故將全部罪責推諉至劉培賢承擔等語，此外，並無證據證明劉培賢為本件參與之共犯，是公訴人認為被告丁○○、戊○○與劉培賢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尚有誤會。被告丁○○、戊○○上開刑法第34 9條第2項故買贓物罪、第216條、第211條行使偽造公文書罪、第216條行使第210條及第220條偽造私文書罪、準私文書罪、第216條行使第21 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等罪，均時間緊接，反覆為之，所犯又係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分別係各基於概括之犯意為之，應均以連續犯各論以一罪。又被告丁○○、戊○○所犯連續故買贓物、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公、私文書、準私文書、連續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間，或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就偽造之完稅證明書上亦有偽造之準私文書，行使時即兼有同時行使該二文書，係以同一行使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故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斷），或有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從一重之連續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斷。公訴意旨僅就事實⑵中被告丁○○、戊○○偽造偽造賓士汽車廠之「出廠證明」，及「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偽造欣利行為出賣人，范綱益為買受人之發票一紙、再委由不知情之邱億明於85年6月25日持前揭偽造之出廠證明、貨物稅完稅證明書、發票，以范益綱之名義向台北區監理所冒領Ｇ3─9929號車牌，得手後，於同年9月12日由丁○○代理范綱益將該贓車以195萬元賣給不知情之高平和（另為不起訴處分），贓款由庚○○等人朋分花用等事實起訴，該事實⑵部份其餘犯罪事實及事實⑴、⑶部分犯罪事實均未起訴，惟此部分與其等被訴有罪部分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案審理，另公訴人公訴意旨以：被告戊○○、丁○○與庚○○、劉培賢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合組竊車集團，推由劉培賢於民國85年5月19日凌晨3時許，在台北縣汐止鎮○○路291號地下室，竊取吳若琦所有車牌號碼為ＢＹ-5515號之賓士汽車1輛，得手後在不詳地點，共同將該車身原來之號碼ＷＤＢ-400 331Ａ230945號變造為號碼ＷＤＢ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因認被告戊○○、丁○○涉有竊盜、變造私文書罪嫌云云，惟訊據被告戊○○、丁○○堅決否認於前開時、地竊取吳若琦所有車牌號碼為ＢＹ—5515號之賓士汽車及變造汽車車身號碼，經查：被害人吳若琦所有ＢＹ—5515號汽車於85年5月19日凌晨3時許，在台北縣汐止市○○路291號地下室遭竊等情，固被害人吳若琦指訴綦詳，並有報案記錄在卷可稽，然被告丁○○於警訊及本院坦承其與己○○在85年5月下旬某日，在台北市關渡一帶，以15萬元（丁○○向己○○浮報為30萬元）之賤價向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大胖仔」之男子故買等語（90年8月10日警訊筆錄、原審90年8月10日筆錄），亦為證人己○○於原審證屬實（原審90年7月20日筆錄），又持有贓物之原因除竊盜而持有之外，復有因收受或故買而持有贓物，是得僅以被告丁○○持有被害人吳若琦所失竊之車牌號碼為ＢＹ-55 15號之賓士汽車，即遽論係竊盜該部汽車，此外，另上開車身號碼並未變造，而係以偽造之「ＷＤＢＧＡ33ＥＡ2ＳＡ208641號」ㄇ型車身鐵牌1面覆蓋於該右前座下方之原車身號碼上，已如上述，另公訴人並無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庚○○、戊○○、丁○○、劉培賢等人確有共同竊取吳若琦所有車牌號碼為ＢＹ—5515號之賓士汽車之犯行，惟此部分與被告戊○○、丁○○被訴事實⑵之偽造車身號碼、完稅證明書部分有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四、原審因認被告罪證明確，而予被告論罪科刑，固非無據，惟查以，原審判決事實欄 (二)內， 認定被告楊淑則於星達公司按庚○○所提供之上開車籍資料，偽造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內有「ＷＤＢＧＡ三三ＥＡ二ＳＡ二０八六四一號」車身號碼西元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廠、ＢＥＮＺ廠牌Ｓ三二Ｏ型自用小客車之之出廠證明私文書一紙，惟該紙出廠證明書，係屬同案被告謝明智於美國以電腦偽造後，再寄回龍太公司，再由被告戊○○於其上繕打賓士汽車德國原廠主管人員具名簽發， 內有「ＷＤＢＧＡ32Ｅ一2ＳＡ208641號車身號碼，西元1995年月5日出廠、 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自用小客車等內容，出廠證明書並無由被告戊○○另行偽造，原審認定事實尚有未合，又原審對於被告戊○○、己○○等人售賣其事實 (一)所載車號Ｇ3－1047號小客車予藍英車行，及丁○○、戊○○、己○○及庚○○等人售賣其事實 (三)所示ＣＮ－4720號小客車予甲○○，認屬詐欺取財，惟於事實欄內，對於渠等因而陷於錯誤而購入小客車之事實，於事實欄內並未予認定，亦屬有誤，另刑法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原審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亦有未洽。公訴人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及上訴人即被告黃萬達上訴指稱己○○部分與伊無關，及無偽造文書與偽造鐵牌，並稱原審量刑過重。上訴人即被告戊○○上訴恉稱伊不知道謝明智、己○○違法之事，伊僅同事幫忙繕打資料云云，雖均無理由。惟原審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審酌被告丁○○、戊○○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及所生危害均非輕，犯罪手法特殊，轉手獲利之金額甚鉅、且其偽造各項文書之手段，已嚴重影響社會經濟金融秩序、並損害政府機關之尊嚴及公信力、甚且造成交易安全之危害，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五、另被告丁○○、戊○○二人所犯上開犯行，所應沒收之物，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其中或係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或係共犯庚○○、己○○所有，供被告丁○○、戊○○犯罪所用之物，雖有未扣案者，然並無證據證明已滅失，均依法予以沒收。

六、另公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依據86年度偵字第8724號函請併案審理部分（被告戊○○）及共犯己○○於本院88年度上訴字第4752號案件及本案審理時之供述與相關事證，補充論述被告丁○○亦有如下之犯罪事實：「 庚○○於85年2月初在美國購買賓士Ｓ320型汽車1部（車身號碼為ＷＤＢＧＡ32Ｅ一ＳＡ218658號），以龍太公司名義在85年2月9日申報進口，且於同年月26日該車通關進口至臺灣暫置於台聯貨櫃站後，先以保稅貨物名義，由基隆關稅局於同年月27日押運至東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侊公司）保稅倉庫存放，丁○○則負責於不詳時間購買在台灣失竊之同款舊型贓車1部， 按照前開車輛車籍資料，對該部贓車車身號碼加以變造後，利用前開進口新車停放於東侊保稅倉庫期間，以不詳方法加以調包，將前開進口之新車運離現場，藉以逃漏應繳之貨物稅108萬1683元、商港建設費6908元、營業稅14萬4248元，嗣於85年5月15日由戊○○製作申請書，以三角貿易，需將該部車輛轉運至香港為由，向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提出申請，並聯絡美達海運承攬運送有限公司職員陳鴻文辦理該只貨櫃退運手續，且明知貨櫃內之新車已遭調包為舊型贓車，仍在出口報單上記載不實之車籍資料（即前開新車之車身號碼），使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之公務員誤以為該只貨櫃中係裝載前開進口之新型汽車而准予退運，並將不實之退運車輛車籍資料資料登載在關稅局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保稅貨物退運出口准單」及其他「特准退回國外貨物覆驗押運并監視裝櫃裝船機出口報告表」等貨櫃退運之資料上，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對於貨物進出口資料管理之正確性，該部舊型贓車則於85年5月23日下午，由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稽查課督察股人員張軼徽自東侊保稅倉庫押運至東亞貨櫃公司，並核對該部車輛之車身號碼及廠牌與出口報單相符後，裝船由麗洋輪（PRETTY OCEAN V-9623S航次）運送至香港。其間，庚○○則在美國偽造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85年3月4日（85）基5徵審證字第04016號核發給欣利行之進口與貨物稅完稅證明書之公文書1紙（上有偽造之公印文海關關防「證明文件簽發日期中華民國85年3月4日『基隆關稅局暖暖分局簽證文件專用章』」1枚、核定關員「基隆關稅局85年3月5日劉漢威」、「蕭擇良進口證明書複核專用章」印章各1枚），在該紙完稅證明書上，並偽造「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85年3月5日進口汽車耗能合格車型驗訖章」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技術研究所85年3月5日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暨噪音車型審驗管制章編號00000000」之印文各1枚，進而偽造表彰該車輛已完成耗能檢驗及空氣污染、噪音審驗合格證明用亦之準私文書等新領牌照所需資料後，寄至臺灣之龍太公司給己○○。戊○○則於不詳時間依庚○○所提供之進口車籍資料，繕打原廠證明一紙交給己○○作為新領牌照之用，復又將職務上所掌管之星達公司發票1紙（發票號碼：ＣＴ00000000號）交付己○○，己○○旋即在台北市○○街45巷12號5樓住處，虛偽填載發票內容為「欣利行貿易有限公司」出售ＢＥＮＺ廠牌Ｓ320型汽車1部給范綱益，價金為271萬5000元，並利用庚○○所交付之欣利行發票章（塑膠膜片）1只，偽造欣利行之發票章印文後，攜帶由庚○○在85年初於龍太公司所交付之謝某於不詳時地所侵占范綱益所遺失之國民身分證1張、己○○所偽造之范綱益印章1枚、偽造之統一發票、前開偽造之完稅證明書及前開戊○○所繕打偽造之車輛原廠證明書等新領牌照所需之證件，與丁○○在85年5月20日前往台北縣樹林之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區監理所，於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上偽造「范綱益」之名義及印文1枚，利用不知情之代辦業者包仕宏連同前開偽造之文書向台北區監理所人員提出新領牌照之申請，使不知情之台北區監理所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Ｇ3—1047號」汽車牌照及以范綱益為納稅義務人之85年全期使用牌稅繳款書及85年全汽車燃料使用費腳管書各1紙，足生損害於基隆關稅局、欣利行、范綱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於進口汽車污染鑑驗、經濟部能源檢驗、稅捐機關對於稅捐稽核及監理機關核發牌照之正確性。在領得新牌照後，己○○即透過不知情之信昇汽車商蘇建峰轉介由藍英汽車公司代為出售，己○○並以代理人之身分，冒用范綱益為出賣人名義，於85年6月4日，在信昇汽車商行內，與不知情之藍英汽車公司職員代表許清源共同簽立售價為216萬元之買賣契約，己○○並在汽車買賣訂購合約書之甲方（賣主）欄下偽造「范綱益」之簽名署押1枚，且交付前開偽造之文書及「Ｇ3—1047號」行車執照等車籍資料行使以取信之，藍英車行在購入該車後，於同日即透過永達汽車商行之陳水盛將該車以238萬元轉售給仙太鋁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郭百賢，己○○並提供前開偽造之「范綱益」印章給買方以辦理汽車過戶手續，利用不知情之代辦人員游輝琳在「車主委託汽車買賣業代辦車輛過戶委託書」上委託人（甲方）欄位偽造范綱益之署押及印文而以范綱益之名義為委託人，且在「汽車過戶登記書」上，偽造范綱益之印文而偽造范綱益之名義之登記書，於同年月5日向台北市監理處提出過戶申請，使不知情之台北市監理處公務員將該不實登記資料記載於其所掌管之車籍文書資料，並據以核發過戶完成之汽車行車執照，足生損害於范綱益與監理機關對於車籍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嗣於85年6月27日仙太鋁業公司旋即將該車輛換領新牌為「ＣＫ—7510號」。己○○嗣將該車輛出售予藍英車行後，藍英車行則於85年6月4日買賣時，當場以該車行負責人張元章於台北第三信用合作社五常分社之3紙支票（票號為：ＨＣ0000000號、0000000號及0000000號，面額依序為：90萬元、90萬元與31萬元，發票日均為85年6月4日）交於己○○支付買賣價款，己○○在取得支票後，遂將ＨＣ0000000號與0000000號2紙支票存入斌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之帳戶兌現，再由戊○○依庚○○之指示，將180萬元轉帳給庚○○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另ＨＣ0000000號支票，則由己○○兌領現金31萬元。案經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循線查獲」，因認被告丁○○亦涉有此部分之犯罪，訊據被告丁○○堅決否認上情，辯稱：「依基隆關關員唐年官、闕帝統、張軼徽於鈞院92年8月5日證言，在驗車時並未見到丁○○，故而伊絕對未前往領車，而車輛進倉出倉過程，均經海關關員嚴格檢查，包括擋風玻璃下及前座乘客座下方且均未發覺任何有被掉包之情形，證人己○○與上開3位證人證詞全然不符，況車號Ｇ3－1047一案己○○先後具狀向本院另案陳明有庚○○、葉蕙心、伊共同涉案，與劉培賢無關，其後卻撤回上訴足見其於本院自白，實非事實」等語，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為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亦有明文。再認定被告有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經查：公訴人認為被告丁○○涉有此部分犯行，係依據同案共犯己○○於本院證述之情節及其提出之對帳單執為論據，然此部分之對帳單係己○○所製作，已為被告丁○○否認真正在卷，再者，該部汽車由己○○以龍太公司名義於85年2月9日申報進口，且於同年月26日系爭汽車通關進口臺灣暫置於臺聯貨櫃站後，先以保稅貨物名義，由基隆關稅局人員於85年2月27 日押運至東侊公司保稅倉庫存放；嗣己○○再於85年5月15 日以龍太公司名義申請欲將系爭汽車退運出口至香港。而己○○即利用系爭車輛進口後運至臺聯貨櫃站、再由財政部基隆關稅局關員唐年官於85年2月27日將系爭車輛自台聯貨櫃站押運至東侊公司保稅倉庫存放、嗣由基隆關稅局人員張軼徽於85年5月23日押運至東亞貨櫃站、且於85年5月25日裝柜後置於貨櫃場等候船期、隨即結關並拖運上船過程中之某不詳時、地，以不詳之舊型賓士汽車與系爭車輛對調，而以該舊型車輛矇混退運出口等過程，證人即基隆關關員唐年官、闕帝統、張軼徽於原審均結稱未見被告丁○○在場等語（原審92年8月5日筆錄），且被告丁○○復未參與販賣該部經調包之汽車即車號Ｇ3－1047之情節，是以證人己○○所為被告丁○○亦有參與此部分犯行之證言，其證據之證明力，尚不足以認定被告丁○○亦涉有此部分犯行，然此部分未據公訴人予以起訴，復無檢察機關函請併案審理，僅係公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補充論述被告丁○○亦有此犯罪事實，故無須就此部分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另就事實⑴龍太公司逃漏稅捐部分，證人己○○為龍太公司之董事亦為實際負責人，戊○○亦登記為龍太公司之董事，依公司法第8條第1項規定均為龍太公司之負責人，龍太公司為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7條第1款規定，係將納稅義務人為公司組織之刑事責任，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於其應處徒刑範圍內，轉嫁於公司之負責人。於此情形而受罰之公司負責人，乃屬代罰之性質，其既非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己○○當無與庚○○、戊○○有犯意聯絡可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3145號判決參照），及渠等之其他犯罪行為間，亦無方法結果之牽連關係（係犯意各別，罪質互異，應分論併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6065 號判決參照），且此部分並未經起訴，自不得併案審理，附此敘明。

七、至於證人葉壯所涉及之偽證罪、同案被告庚○○之妻葉蕙心之父葉英超是否渉收受贓物罪嫌，自應由公訴人另行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8條、第210條、 第211條、第214條、第216條、第220條、第349條第2項、 第339條第1項、第219條、第55條、第38條第1項第2款、修正前第56條、 第55條後段，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第1之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志榮到庭執行職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20條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49條第2項收受贓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

因贓物變得之財物，以贓物論。

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