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刑事案件偵查、審判訴訟程序及執行的法律。

被告到底有沒有犯罪，必須要用證據加以認定，而且只能夠用證據認定，這就是「證據裁判主義」。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換句話說，當法院要認定被告有罪，一定要有足夠的證據加以證明，假如證據不夠或是根本沒有證據，那麼，縱使大家都「認為」是這個被告犯罪，法院一樣要做出無罪判決。因為沒有證據，就等於沒有犯罪事實，一般常聽到的「讓證據說話」、「證據到哪裡，就辦到哪裡」，也是相同的意思。 例如，張三殺了李四，但是卻沒有留下任何證據，或是雖然有證據，但是證據還不足夠證明張三殺了李四，基於「證據裁判主義」，法院必須判決張三無罪。

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告之訊問，第96條規定：「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此規定旨在揭示訊問被告之程序，並非僅為獲取犯罪之證據，亦在使被告有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陳明有利於己之事實，法院於審理時就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應逐一訊問而使被告連續陳述，方足以發現真實，並兼顧程序保障。

刑事訴訟法上的法定管轄，是由刑事訴訟法直接規範將國家的刑事審判權分配各法院來行使。全國各地設有許多法院，但如果任何法院都有權限去審理任何案件，就可能會產生混亂，因此，以刑事案件而言，通常必須要依照案件的性質、犯罪發生場所、被告的住居所或所在地為標準，來決定這個案件可以由哪個法院負責審理。例如：於桃園市發生的竊盜案件，桃園地方法院即依前述規定，享有管轄權。

檢察官提起公訴時，除應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之外，應一併將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的制度，為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64條所採用。相對於此，所謂的卷證不併送制度指的是，檢察官提起公訴時僅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不併將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

現行刑事訴訟制度，除了由檢察官提起「公訴」請求法院確定被告是否犯罪及其所應受的處罰外，犯罪的被害人也可以在符合一定法律要件的情況下，自行向法院提起自訴，其所委任的代理人(自訴代理人)在審判程序中可以從事檢察官依法所得為的訴訟行為，因檢察官不是自訴案件的當事人，其只能在法院審判時出庭陳述意見。然而，如果自訴人在辯論終結前，喪失行為能力或死亡，而且沒有其他可以提起自訴的人在一個月內，向法院聲請承受訴訟，法院除了認為案件相關事證已經調查完畢，可以逕行判決外，也可以通知檢察官擔當訴訟。此時，檢察官並不是取代自訴人而成為當事人，這只是具有法定代理的性質，自訴案件也不會因此變成公訴案件，在擔當原因消滅時(例如原本喪失行為能力，後來又恢復神智，成為有行為能力者)，原自訴人仍然可以繼續訴訟行為，不因檢察官擔當訴訟，而喪失其原有的當事人地位。擔當訴訟的檢察官，可以從事自訴人所得為之訴訟行為，但不可以撤回自訴，因仍屬自訴案件，而非公訴案件，當然也沒有撤回起訴的問題。

解釋一：現行法並未就強制處分為定義性規定，惟參照學說見解，所謂強制處分，係指刑事偵查追訴或審判機關為求證據之調查、取得、保全及被告人身之確保，得使用強制手段對犯罪嫌疑人、被告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為之強制措施。故是否構成強制處分，應以有無壓抑或違反個人的自由意思，而對其個人重要之自由權利造成實質的侵害為斷。例如：傳喚、拘提、逮捕、羈押、搜索、扣押等，均屬強制處分。 解釋二：檢察機關或法院在偵查、審判中，為確保被告到場，或蒐集、保全證據，有時必須要透過一些強制力的行使來限制民眾自由、財產，例如沒收犯罪證據、逮捕嫌疑人等等，這些行為在法律上就叫做強制處分。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處分類型，可分為對「人」實施的強制處分，有拘提、逮捕、羈押，及對「物」實施的強制處分，有搜索、扣押。 強制處分的發動應遵守令狀原則，也就是要有拘票、押票、搜索票，依據侵害人民自由、財產的嚴重程度，分別規定由法官或檢察官審查，但在急迫情況下，如果等待核發令狀後再實施強制處分，恐怕對保全證據或被告緩不濟急。因此，刑事訴訟法例外規定了一些沒有令狀也可以實施強制處分的類型。例如：現行犯(第88條) 及通緝犯之逮捕（第87條）、緊急拘捕（第88條之1）、附帶搜索（第130條）、緊急搜索（第131條）、同意搜索（第131條之1）。

刑事訴訟法第233條第2項「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等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即為代理告訴人之規定。其告訴期間，自知悉犯人且得為告訴之時起算，若告訴人已不得為告訴，其亦不得告訴。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這除了為避免犯罪嫌疑人逃匿、串證或滅證等偵查利益以外，更是為了保護犯罪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相關人士的名譽、隱私等人格權及人身安全等。

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規定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此即起訴對人之效力，也就是檢察官起訴對象為被告之「人」，並非其「姓名」。法院審判之對象，是否就是檢察官所指之被告，應該以檢察官指為刑罰對象之被告為依據，縱使犯罪行為人以偽名或冒用他人名義應訊，導致檢察官以被冒名者之姓名、年籍起訴，但檢察官指為被告之人，就是實際上到偵查庭應訊的人，法院自應對其為審判，而該被冒名頂替之人，並不是檢察官指為被告之人，縱使檢察官誤以其姓名、年籍起訴，仍非檢察官指為刑罰對象之人，非起訴效力所及，法院自不得對其加以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