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偵查」之分，其界限在於偵查手段是否有實質侵害或危害個人權利或利益之處分而定。倘有壓制或違反個人之意思，而侵害憲法所保障重要之法律利益時，即屬「強制偵查」，不以使用有形之強制力者為限，亦即縱使無使用有形之強制手段，仍可能實質侵害或危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而屬於強制偵查。又依強制處分法定原則，強制偵查必須現行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倘若法無明文，自不得假借偵查之名，而行侵權之實。查偵查機關非法安裝 GPS 追蹤器於他人車上，已違反他人意思，而屬於藉由公權力侵害私領域之偵查，且因必然持續而全面地掌握車輛使用人之行蹤，明顯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自該當於「強制偵查」，故而倘無法律依據，自屬違法而不被允許。

其中如非常上訴程序既採被告人權保護說，以原判決於被告尚無不利者，其撤銷違背法令部分不及於被告，則何以於更定其刑案件即得更為不利於被告之裁定，是刑法第 48 條前段自應予目的性限縮適用。

以符罪刑法定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並貫徹人權保障的憲政原則。而各立憲主義的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為確保其國家主權與國境安全，本都會制定入出境管制的相關規定；而且依據聯合國《2000年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補充議定書》（我國參照該公約於 98 年間制定公布人口販運防制法），各國應採取綜合性作法，以防範人口販運；何況我國為實施聯合國《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別於 100 年 6月 8 日制定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該法第2 條明定：「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則該公約第 6 條所揭示：「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的意旨，自屬於我國憲政秩序所欲實現的人權保障意旨。是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雖然制定於人口販運防制法及《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我國施行之前，基於國家法秩序的一體性、一致性，該公約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的立法意旨，仍得作為法院解釋適用本條例第 15 條第 1 款「非法」一詞的意義。 二、事實上，我國司法實務上最常認定行為人違反本條款者，即大都以辦理「假結婚」的方式，使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假結婚與否，涉及人民婚姻自由的保障。婚姻自由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且無分性別、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一律平等而受有保障，亦不應因結婚的動機及目的而有所區別。也就是說，縱然婚姻雙方間並不是以感情為基礎而結婚，也屬於憲法中婚姻自由所應保護的範疇。但如果行為人意欲以「假結婚」的手段，引進大陸地區人民而規避前述法律規定，不僅可能危害臺灣地區的入出境管制措施，甚至淪為（特別但不限於）婦女、兒童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的工作的手段，自屬法律所不應允許的「非法」行為，更是符合《1979 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 6 條所揭示：「制定法律，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的必要且妥適的解釋。這也是我國司法實務的一貫見解，應認為並無違反罪刑法定與法明確性原則。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參酌上開解釋與公約意旨，基於保障人權，前開由大陸地區公安廳拘留之時間，既已限制人身自由，自應視同羈押並折抵刑期。據此，若該拘留係依我方司法警察機關之請求代為之，應可折抵刑期。是依反面解釋，若人犯在大陸地區遭拘留，該拘留並非大陸地區司法機關依前開協議所為針對人犯遣返準備工作所進行之拘留，亦即該拘留並非依我國司法警察機關之請求代為之，縱令嗣後我國依據前開協議，將該人犯由大陸地區移交至我國，仍無從將該人犯在大陸地區之拘留，視為我國司法機關所為之羈押，而不得以該拘留期間折抵刑期。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換言之，新聞自由純係「制度性」、「工具性」的權利，而非個人權利。新聞自由之本質，亦構成新聞自由權利之界限。是倘系爭新聞內容與公共意見之形成、公共領域之事務越相關，而具公共性、越具新聞價值，則新聞自由應優先保障；倘越屬私人領域之事務，即越應證明該新聞報導確有優先於個人之隱私權獲得保障之正當理由。至就新聞內容是否具新聞價值（newsworthiness）之判斷，法院認事、用法亦應謹守界限，不宜代新聞從業人員而為決定，以避免產生寒蟬效應，或以道德糾察隊自居，以自身之閱聽品味取代新聞業之專業判斷，而應於新聞自由工具本質之合理範圍內，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然倘該新聞內容已觸及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被害之際身體隱私部位照片，且係以竊錄方式所取得者，其較之男女間臥室床笫間之性愛行為，更屬隱私核心，尚不得僅以滿足一般大眾窺淫興趣即認有正當之公益，而允許新聞媒體假新聞自由之名，行侵害隱私之實，主張阻卻違法而不罰。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在學說上有虛偽排除說、人權擁護說與違法排除說等見解。本院認由歷史沿革上觀之，自白之所以稱為「證據之王」，乃國家機關經常為了滿足對司法正義之實現，而以違反被告任意性之方式，強取被告自白，是為防止使用國家機關以不法方式取得取得被告非任意性之自白，審判之法院有義務排除該等違法證據。從而，應採認取違法排除說之見解，而審究偵查機關是否以該條所述不法方法而取得被告之自白。 二、至於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第 1 項後段，雖有「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之字樣，形式觀之，似將『自白真實性』同列為自白取得證據能力之規定。然「被告、證人、鑑定、勘驗、文書」等五種法定證據方法中，「與事實相符」者，不論是在證人、鑑定、勘驗、或文書證據中，均係證明力之範疇，而非證據能力之範疇（例如證人經於審判中交互詰問後，法院認所述不可採，亦僅否定證明力而非證據能力），何以在「被告」（之自白）此一證據方法時時，卻得認屬於證據能力之範疇？顯欠缺論理之一貫性。況且，如前所述，自白之所以排除證據能力之主要原因，係在排除偵查機關之不正方法，並非因為被告係有高度虛偽供述之可能性，而予以排除，因之，在解釋上，應僅認以不正方法取得之自白，為證據能力之範疇，至於自白真實與否，非證據能力所欲解決之問題，乃證明力問題。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而以概括規定，揭櫫了隨著時代之演變，容有許多新興的人權概念形成之可能性。是以，列舉之基本權利與非列舉基本權利間，並無位階性之差異，當二種以上基本權利發生衝突時，理應就具體個案加以利益衡量，即以整體考量，不能以犧牲一方的全部的利益，來成就另一方，即不得驟然作成全有或全無之規定。故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認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 11 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 二、妨害名譽罪章的法條結構及編排體系，刑法第 309 條處罰的是「公然侮辱」之言論，第 310 條則處罰「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之言論。學說多以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而將「言論」區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二種。刑法第 309 條立法理由亦明示：若侮辱則無所謂事實之真偽；至誹謗則於事之真偽應有分辨等語。司法院院字第 2179 號解釋曾舉例區別二者謂：「某甲對多數人罵乙女為娼，如係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其為娼之具體事實，自應成立刑法第三一○條第一項之誹謗罪，倘僅漫罵為娼，並未指有具體事實，仍屬公然侮辱，應依同法第三百零九條第一項論科。」即明示二者之不同。換言之，刑法第 309 條所稱「侮辱」及第 310 條所稱「誹謗」之區別，前者係未指定具體事實，而僅為抽象之謾罵；後者則係對於具體之事實，有所指摘，而提及他人名譽者，稱之誹謗。很明顯的，事實陳述有所謂真實與否的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為涉及個人主觀評價的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之問題。是以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語，既謂可以證明為真實者，祇有「事實」方有可能，此更足以證明我刑法誹謗罪僅規範事實陳述。至於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之意見或評論，縱使尖酸刻薄，批評內容足令被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並不在誹謗罪之處罰範圍。而未指摘或傳述不實事實之侮辱罪，其言論即屬意見表達或對人之「評論」，對於名譽權之侵害相對較小，更應受到言論自由之保障，從而侮辱罪限定以「公然」為要件，且其法定刑輕於誹謗罪，足見係立法者於基本權衝突時，選擇以較嚴格之方式限制侮辱罪之成立，以避免過度限制言論自由。是法院在認定屬於意見表達之「對於名譽權有侵害之虞之言論」是否為刑法第 309 條之「侮辱言論」時，即應審慎為之，避免因保護名譽權而過度侵害言論自由。 三、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亦認該條項前段所稱：「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等語，係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不罰之條件，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等語，賦予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之規定，具有類似（民事上）舉證責任及（刑事上）舉證義務轉換之效果，亦即民事上之原告，或刑事上之公訴檢察官、自訴人等，如欲提出此項誹謗罪之名譽賠償或刑事追訴，應負有舉證責任，證明被告具有「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意圖。換言之，大法官認為名譽受到某發表言論之人侵害者，必須能夠證明發表言論者具有「真正惡意」，亦即發表言論者於發表言論時明知所言非真實或過於輕率疏忽而未探究所言是否為真實，則此種不實內容之言論才要受法律制裁或負擔賠償責任。惟刑法第 309 條之侮辱罪，係指未指摘事實之抽象謾罵而言，已如上述，既無事實，自無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且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既與誹謗罪規定於同條項內，足認僅誹謗罪有其適用，於侮辱罪原則上無適用之餘地。然言論中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本屬流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是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混為一談時，即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換言之，此時不能將評論自事實抽離，而不論事實之真實與否，逕以「評論」粗俗不堪，論以公然侮辱。否則屬於事實陳述之言論因符合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之要件而不罰，基於該事實陳述而為之意見表達，反因所為用語損及名譽而受處罰，自非法理之平。 四、刑法第 311 條第 3 款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此一不罰事由，既規定於同一章，則在同為「妨害名譽」言論類型的公然侮辱罪，當未可逕行排斥其適用。惟所謂「可受公評之事」，係指依該事實之性質，在客觀上係可接受公眾評論者，如國家或地方之政事、政治人物之言行、公務員執行職務之行為、與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公眾利益有關之事件等。又所謂「適當之評論」，指個人基於其價值判斷，提出其主觀之評論意見，至於評論所用之語言、文字是否適當，並非一概而論，而應斟酌被告為此言論之心態、當時客觀之情狀、該語言、文字與評論之對象間是否有合理連結為斷。又本條免罰事由之前提，須「以善意發表言論」，然對人主觀之評論意見，除了正面之評價外，負面的評價亦所在多有，對被評論人而言，如認為該負面的評價使其名譽受損，自難認為評論之人係善意發表言論，故所謂「善意」與否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是否受損、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據，而仍應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判斷之依據。如評論人係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受此負面評價，亦難認係非善意發表言論。反之，評論人之評論並非合理適當，超過社會一般大眾可接受之程度，足認其非善意發表言論，如該言論又係公然為之，自成立公然侮辱罪。次按言論自由為一種「表達的自由」，而非「所表達內容的自由」，表達本身固應予以最大之保障，任何見聞及想法都「能」表達出來，但所表達的內容，仍應受現時法律之規範，表達人應自行負法律上之責任，因此「言論自由」概念下之「評論意見」是否是「適當」，仍應加以規制。而個人之評論意見，雖隨各人之價值觀而有不同看法，無一定之判斷標準，然仍應遵循法律及就事論事之原則，以所認為之事實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可為正面評價，亦可為負面評價，依各人的自由意志選擇，做道德上的非難或讚揚，但並非隨意依個人喜好，任意混入個人感情，表示純主觀的厭惡喜好，若係以不堪、不雅之詞語而為情緒性之謾罵，則得認為其已喪失評論之適當性，亦不具阻卻違法之要件。是以，在社會日常生活中，固應對於他人不友善之作為或言論存有一定程度之容忍，惟仍不能強令他人忍受逾越合理範圍之侵害言論。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固無疑義；如法律雖係為公共利益或一般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特定人之意旨時，即應許其依法請求救濟。（司法院釋字第 469號解釋理由意旨參照）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7 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9 條第 2 款第 5 目及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第 2 條等規定，可知主管機關給予更新單元內之建築基地容積獎勵，須考量更新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其規範保護範圍顯包含更新單元「外」鄰近地區居民之環境、景觀、防災等權益，而非限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或建物權利人之財產權。原處分既核給系爭更新計畫案△Ｆ５－１（建築設計與鄰近地區建築物相互調和、無障礙環境及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984.65 平方公尺，則抗告人等鄰近地區居民，就系爭更新計畫案之建築設計與鄰近地區建物能否調和？是否可能造成鄰損災情？是否有礙其居住環境品質？似難謂無法律上利害關係。 參考法條：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第 18 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1 項、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7 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9 條第 2 款第 5 目及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第 2 條

因查緝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其因此等違反法定程度所取得之證據資料，應不具有證據能力。至警方對於原已具有犯罪故意並已實行犯罪行為之人，以所謂「釣魚」之偵查技巧蒐集其犯罪證據之情形，則與「陷害教唆」有別，其所取得之證據資料，並非無證據能力。

依其立法意旨，係因「夜間乃休息之時間，為尊重人權及保障程序之合法性，並避免疲勞詢問，爰增訂本條，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原則上不得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但為配合實際狀況，如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則不在此限，以資兼顧。」是以，除經犯罪嫌疑人明示同意而捨棄該項權利，或有同條其他法定事由者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應不得於夜間行之；而就是否具有上開法條所定之例外情形，如有爭執，因關係是否有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項前段規定之適用，應由檢察官負舉證之責任，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判斷之理由，始為適法。又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而於夜間詢問是否已達「疲勞詢問」，應依個案情節綜合考量，如司法警察詢問之時間、犯罪嫌疑人之精神狀態、有無適當休息及詢問地點之環境狀況等為斷。倘於夜間詢問已該當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八條所禁止之疲勞詢問等不正方法時，縱係經犯罪嫌疑人同意為之，所取得之自白，依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仍非屬任意性之自白，應認無證據能力。

第十五點第二項），並視被告已提起上訴，用以尊重人權，保護被告，始為適法。

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法理，亦得例外作為證據，用以兼顧人權保障與真實發現，並維護司法正義。 ㈡、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法令規章，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不得逾越法令而濫用裁量權。若公務員於法令授權範圍內為裁量，因裁量不當或不符比例原則而未具違法性時，僅須依其情節論究其行政責任，必也明知違反執行職務所應遵守之法令，而濫用其裁量權，致影響裁量決定之公平性與正確性，圖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破壞國民對公務員廉潔及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始具有可罰性。九十年十一月七日修正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增列「明知違背法令」文句，以符構成要件明確化之原則，其所指之「法令」，須與公務員之執行職務所應遵循或行使裁量權有直接關係者為限。而公務員服務法係屬公務員之行為準則與服務規範，其內容乃規制公務員忠實義務、服從義務、保密義務、保持品位義務、執行職務義務、迴避義務、善良保管義務及不為一定行為義務等有關公務員倫理基本規範之概括性抽象法律，縱然違反，固有悖於官箴，僅是否構成應依該法懲處之事由，難認即有刑事上之違法性，此觀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自明。雖該法第六條亦規定「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私利。」，惟此僅係一般性規範公務員於執行職務時不得有圖個人或他人利益之濫權行為，並非就執行具體職務時，就該具體職務之相關義務所為之特別規定，仍非屬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圖利罪所稱之「法令」。蓋若非將此「法令」概念限縮於具體執行職務上之行為或裁量特別規範，則公務員就「便民」與「圖利他人」間之界線標準殊難以區分，自與圖利罪之修正意旨相違。

無論冒用自然人名義或法人名義，均屬之。倘無代表法人權限之人，逕以法人之代表人自居，而以法人名義製作文書時，縱在代表人欄簽署自己之姓名，仍屬無製作權之人，冒用該法人名義製作文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規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以為判斷。原判決理由三、（三）引用作為不利被告論斷之 092 號與 0936 號行動電話通聯譯文表部分（即第一審卷卷一第一二一至一七五頁），經核計有二部分，其中第一四六至一七五頁似為0910號行動電話之譯文表，如果無訛，原判決引用作為 0926 號與 0936 號行動電話通聯之譯文表，已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法。另同卷第一二一至一四五頁部分，經核為 0936 號行動電話通聯之譯文表，其記載之起迄期間為七月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七日，而台中市警察局第五分局函亦記載「楊某所持用0936號行動電話於九十四年七月下旬已停止使用，更換持有用……」等。再依警詢卷所附對0936號行動電話為通訊監察之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九四年中檢急良聲監續字第 000708 號通訊監察書之記載，其通訊「監察期間」為「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起至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止」，是上開原判決引用之 0920 號與 0936 號行動電話通聯期間並不在上揭 000708號通訊監察書之通訊監察期間內，該通訊監察是否業另經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取得法官或檢察官所核發之通訊監察書並符合法定要件？是否合法？若無依法核發之通訊監察書，該通訊監察所取得之錄音等證據，是否屬依法取得之證據？其證據能力如何？得否作為不利被告之論斷？否則依據該錄音製作之譯文表，如何得為不利被告之論斷？原判決未予詳查究明即逕採為論罪之資料，難謂無應予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固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亦得為證據。賦予公文書具有證據適格之能力，作為傳聞證據之除外規定，但其前提要件係「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並以「紀錄」或「證明」文書作為限制，亦即該公文書須係得作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事實嚴格證明之紀錄或證明者，始克當之，倘不具此條件，即無證據適格可言。前項警員依據通訊監察內容製作之通訊監察案件譯文表，係將通訊監察錄音帶內容以文字方式呈現，雖係公務員即警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但仍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書面陳述。是該通訊譯文，是否警員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有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傳聞例外之情形？此與該譯文表有無證據能力、得否作為論處被告犯行之證據攸關，原判決未予說明即遽作為論罪之依據，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

揆其立法意旨，係因「夜間乃休息之時間，為尊重人權及保障程序之合法性，並避免疲勞詢問，爰增訂本條，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原則上不得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但為配合實際狀況，如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則不在此限，以資兼顧。」顯見除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或有同條其他法定事由者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應不得於夜間行之。為免因而影響、壓縮警方詢問犯罪嫌疑人之時間，同法第九十三條之一亦規定依同法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不得為詢問所經過之時間不予計入應予移送法院之二十四小時內。為貫澈該法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尊重人權、保障程序合法性及避免疲勞詢問，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欲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除有其他法定事由外，自應先行詢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示同意，即犯罪嫌疑人於明示同意夜間詢問後，該次筆錄製作完成前，亦得於任何時間變更其同意，改拒絕繼續接受夜間詢問，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並應即時停止其詢問之行為；遇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筆錄製作完成後，欲再行詢問者，亦應重為詢問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並為相同之處理。不得僅因已取得犯罪嫌疑人之同意，即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權繼續詢問犯罪嫌疑人至全部詢問事項完成為止，或於同一夜間，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權多次詢問犯罪嫌疑人並製作筆錄，否則無異變相限制犯罪嫌疑人同意權之行使，除難免疲勞詢問之流弊外，亦與立法目的相牴觸，是違反該規定製作之筆錄，自屬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使配合修正強化之交互詰問制度，求得實體真實之發現並致維護人權。而就被告本人之案件調查共同被告時，該共同被告本質上係屬被告以外之第三人，依前述規定，亦應準用人證之規定，使被告本人有對質詰問之機會。原審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審判程序時，已在上開修正刑事訴訟法公布施行之後，其仍逕憑蘇○○、林○○、陳○○及原審共同被告黃○○分別於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及檢察官偵查中之供述，互採為認定其等犯罪之佐證，及憑陳國彬於調查及審理中之供述，採為認定連境揚犯罪之證據，並未依前揭規定踐行人證之詰問調查程序，俱難認採證適法。

而是否執行公務所必要，自應審酌被強制之對象之人權保障及執行公務之人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之均衡維護。

規定軍事審判程序之法律涉及軍人權利之限制者，亦應遵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已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文（前段）所明白揭櫫。且軍事審判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之規定，與本章（第一編第十一章）不相牴觸者，準用之。」而刑事訴訟法業於民國（下同）九十二年二月六日經修正公布，並自同年九月一日施行，其中第一編第十二章關於「證據」部分，於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此次修正，酌採英美之傳聞法則，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使配合修正強化之交互詰問制度，求得實體真實之發現並達保障人權之境界，是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同條第二項及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至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第二百零六條等，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外，自不得採為論罪之依據，另其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至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七等則為有關證人交互詰問之規定。基於上揭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之意旨，為保障現役軍人之人身自由、訴訟權等權益，並符合對現役軍人國家刑罰權之正當法律程序，上開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後規定，是否並不在軍事審判法準用之列，即饒有研求之餘地。原審就此未遑詳酌，深入剖析論敘，其所舉軍事審判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分別為「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就庭員中指定軍事審判官一員為受命審判官，於審判期日前訊問被告及蒐集或調查證據。」「軍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訊問被告後，審判長應調查證據。」「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應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被告請求閱覽者，不得拒絕。」等有關訊問被告及調查證據之規定，究竟於軍事審判程序實施證人之交互詰問，會有何窒礙難行而無從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非盡明瞭。原審遽以修正後刑事訴訟法與軍事審判法在訴訟程序之運用上有所扞格，而謂本案無從準用刑事訴訟法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對案內證人實施交互詰問程序，其就共犯陳毅中、楊智仁於警詢之供述，併採為論罪之依據，亦未敘明各該原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何以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而得採為證據之理由，自嫌理由欠備，難昭折服。

㈠通訊秘密係憲法第十二條規定保障之基本人權，電話通話為通訊之一種，自在保護之列，縱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八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公布之前，仍應予保障，非謂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公布實施後始有保障該基本人權之必要。又司法警察固得不待檢察官之指揮而有逕行調查犯罪嫌疑人及蒐集證據之職責，然涉及侵害基本人權之通訊監察，法律並未賦與司法警察得逕予為之之權限。至證據之取得若非依法定程序，則應就人權保障與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予以酌量，以決定該項非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一條第三項固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但如其賄賂已交付與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法條第二項之規定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故犯上開賄選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自應依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為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之宣告，不得再依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沒收。

但其手段則應合法、正當、純潔，以兼顧程序正義及人權保障。司法警察 (官) 對於自始即有犯罪故意之行為人，因達成犯罪調查目的之必要，依適當之方法，佈設機會相與對合，藉以蒐集證據，且不違背法定程序者，乃法之所許。倘係原無犯罪故意之人，而以引誘、教唆等違法手段，設局計誘，引發其犯意，致受誘蹈陷，逮捕入罪，不但有害於公平正義，亦顯然違反人權之保障，其因此所取得之證據，自不具有證據能力，應予排除。

期成信讞者也。本院職掌民事、刑事訴訟案件之終審裁判，當事人權益之爭執，國家刑罰權之存否，至此定讞。依法維護國家法律秩序及保障人民權益，乃本院無可旁貸之職責，並為本院迄未稍懈、努力以赴之目標。惟本院為法律審，凡上訴或送由本院覆判之案件，有違背法令之情形者，本院除依法律之規定得自為判決者外，即應將原判決撤銷，發回更審。原判決就本院依法行使審判職權將下級審違誤不當之判決撤銷，發回更審，漫指本院「常以與生死刑度無關之事由，使個案不能確定。」非僅僭越，抑且因果不分，混淆視聽，併予指正。

端由檢察官之起訴，而經法院確認其存否及其範圍，法為保障人權，雖賦與被告適當之防禦權，但被告尚無請求確認其刑罰權存否之權利，此與民事訴訟之被告得請求消極確認之訴尚有不同。故起訴權如已消滅，國家刑罰權已不存在，縱判決無罪之蓋然性甚高，被告亦不得請求為實體上之判決。此觀如遇大赦，法院縱認被告之犯罪不足證明，仍不得為無罪之諭知尤明，況被告之上訴，其利益或不利益，應就一般客觀情形觀之，並非以被告之主觀利益為準。按第三審為法律審，旨在審查、糾正下級法院之裁判有無違背法令，藉以統一法令之解釋及適用，對刑事被告之具體救濟，乃副次之結果。法院為程序判決 (免訴、不受理) ，案件即回復未起訴前之狀態，被告雖不無曾受起訴之社會不利評價，但並無客觀之法律上不利益。本院二十年上字第一二四一號判例亦謂：被告之上訴，以受有不利益之裁判，為求自己利益起見，請求救濟者，方得為之，若原判決並未論罪科刑，即無不利益之可言，自不得上訴。從而被告對原判決之免訴判決部分上訴，主張應受無罪之判決云云，依上說明，亦難認有客觀上之上訴利益，而得謂為適法。

係以未得主管機關許可，私塞水道，因而損害他人權益者，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私塞」水道，係指擅自將水流阻斷，使其無法流通而言。 二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內，擅自墾殖或設置工作物」罪，以行為人所擅自墾殖或設置之工作物，係在公有或他人山坡地範圍內，為其犯罪構成立要件。至該條項所稱之「山坡地」之者，依同條例第三條規定，須經依法定程序公告劃定為「山坡地」者，始屬之。

；「不允許公司是一唯利是圖，侵害人權、不負責的經濟怪獸」等文句之宣傳單散發於眾，並於被上訴人化纖總廠大門外，手持擴音器向聚集之眾人演講，並發生推擠扭打情事，被上訴人之副總廠長及總經理均因而受傷等事實，不但有錄影帶及照片多幀為證，並為兩造所不爭，堪認為實在。被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二、四款及被上訴人工作規則第五十一條分別所列：「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 契約」；「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亦得不經預告而終止契約」；「員工有下列具體事實之一者，應予免職，且不發給預告工資及資遣費： (十) 唆使他人威脅主管或同仁或違抗、公然侮辱、脅迫、毆打上級之行為者 (十一) 有煽動怠工或罷工之具體事實者 (十四) 進行煽動、分化、造謠，足資破壞勞資感情者」各規定，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一日將上訴人解僱，即無不合。

捨此之外，上訴人私人尚難認另對選舉票有何管領權。既對其個人權益無所侵害，自不發生法益重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