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

公訴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黃青田

被告

徐文發

被告

徐強發

上3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吳建勛律師

上3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陳慧錚律師

上3人共同選任辯護人

李汶哲律師

被告

張哲豪

選任辯護人

單文程律師

被告

張維洲

選任辯護人

朱育男律師

被告

賴廷政

選任辯護人

蘇婉婷律師

選任辯護人

吳小燕律師

被告

張純芝

選任辯護人

吳建勛律師

選任辯護人

陳慧錚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汶哲律師

被告

蘇本隆

選任辯護人

林雪娟律師

被告

林莉萍

選任辯護人

陳魁元律師

被告

翁崇維

選任辯護人

李明益律師

現於法務部矯正署台東監獄東成分監另案

上列被告等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1年度偵字第18418 、20387 、20747 、20748 、20749 、20988 、23244 、26818 號，91年度偵緝字第1166號、92年度偵字第1156號）及移送併辦（96年度偵字第33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黃青田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民國86年度上更二字第128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嗣於87年7 月24日繳納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猶仍不知悔改，明知提供含信用卡交易資料（即信用卡持卡人英文姓名、卡號、內碼、交易金額、交易時間、商店名稱等）之電磁紀錄，足以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偽造信用卡之用，且經由其妻舅徐強發之介紹結識張哲豪，得悉張哲豪在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金融資訊服務中心，87年9 月30日變更為民營公司組織型態，處理全國金融卡、信用卡之交易資訊，下稱財金公司）擔任信用卡系統人工授權、開卡作業、掛失作業人員，職務上有機會接觸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竟與徐強發基於教唆張哲豪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犯意，唆使張哲豪利用職務上之機會，連續竊取並交付財金公司所處理國內各家銀行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待將其中可用之電磁紀錄販售後，再交付所得予張哲豪作為報酬，致使張哲豪乃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自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間，利用職務上能調得各家銀行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機會，在台北市○○區○○路三段81號財金公司之辦公室內，連續竊取財金公司89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至少208,741 筆，儲存於其個人電腦主機內，再將該等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分次以列印於紙張或儲存於磁碟片、光碟片之方式交予黃青田、徐強發。黃青田、徐強發則共同基於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聯絡，自89年初至91年底之期間，收受張哲豪所交付之上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並將其中可用之電磁紀錄以每筆3,000 元至5,000 元之不等價格，分次出售並交付予黃啟哲（另經提起公訴，並由法院判處罪刑在案），由黃啟哲轉賣該等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或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人行使而詐取財物，並由黃青田自黃啟哲處分次取得合計約新臺幣（下同）1 千餘萬元之不法利益，再由黃青田將其中約100 萬元、120 萬元分別交付予徐強發、張哲豪。

二、90年4 、5 月間，張哲豪因擔心其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事遭查獲，乃要求徐強發不要再將其所提供之信用卡交易資料變賣牟利，並於90年5 月間起停止提供該等資料予黃青田、徐強發。黃青田明知張維洲、賴廷政亦任職於財金公司，仍承前教唆他人竊取及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唆使張維洲、賴廷政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竊取並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並允諾給付其轉賣該等電磁紀錄之部分所得作為報酬，致使張維洲、賴廷政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及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於90年4 、5 月間某日（起訴書誤繕初次竊取日為90 年6月間某日），在財金公司之辦公室內，利用其等職務上能調得各家銀行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機會，竊取財金公司所處理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至少1,661,863 筆，儲存於賴廷政住家之電腦主機內，嗣後再共同將其中約15,000 筆 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予黃青田，由黃青田將其中可用之電磁紀錄出售並交付予黃啟哲，俾由黃啟哲轉賣該等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或用以偽造信用卡供他人行使而詐取財物。黃青田嗣於90年7 、8 月間（起訴書記載為90年6 月、90年8 月、90年10月），將販售上開電磁紀錄所得之部分不法利益，分3 次各給付30萬元、50萬元、40萬元（合計120 萬元）予張維洲、賴廷政朋分。

三、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人所竊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付黃青田後，黃青田即將該等資料分別儲存於其個人之筆記型電腦及徐強發位於（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10號21樓住處之電腦內。而張純芝明知黃青田之上開筆記型電腦內存有得供他人偽造信用卡所用之信用卡內碼、卡號等交易資料，且明知黃青田會將該等資料轉存於電腦磁碟片後出售他人以牟利，仍任由黃青田自90年6 月間某日起，將上開電腦置放於其位於（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6 號6 樓住處內，及在該處將該筆記型電腦內之信用卡資料轉存於磁碟片。黃青田於90年年底或91年年初之某日，與林莉萍相約在（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10號附近，交付內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磁碟片，後因故無法親自交付，遂指示張純芝代為交付。張純芝則基於與黃青田共同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電磁紀錄之犯意聯絡，將黃青田所交付儲存有信用卡內碼、卡號約6 、7 百筆交易資料之電腦磁碟片1 張，在其上開住處附近轉交予黃啟哲之女友林莉萍，再由林莉萍將該張磁片轉交黃啟哲，俾使黃啟哲得以轉賣該張磁片內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或用以偽造信用卡。

四、林莉萍為黃啟哲之同居女友，明知黃啟哲自黃青田處所購得各家銀行信用卡內碼、卡號等資料之電磁紀錄，係供偽造信用卡之用，竟基於與黃啟哲共同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收受、交付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聯絡，於89年11月起至91年1月間，聽從黃啟哲之指示前去向黃青田收受儲存有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磁碟片（每月1 片，每片約650 筆，共計約9,100 筆），嗣後再將該等儲存有信用卡電磁紀錄之磁碟片轉交黃啟哲，由黃啟哲轉賣該等磁片內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以牟利。

五、翁崇維係黃啟哲之友人，明知黃啟哲自黃青田處所購得各家銀行信用卡內碼、卡號等資料之電磁紀錄，係供偽造信用卡之用，竟基於與黃啟哲共同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電磁紀錄之概括犯意聯絡，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被查獲前，多次與黃啟哲共同販售及交付數量不詳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以賺取差價，並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得以利用該等電磁紀錄偽造信用卡及加以行使而詐取財物。

六、嗣經警查獲上揭犯行後，分別於（改制前）台北縣永和市○○路39巷33弄1 號2 樓、台北市○○區○○路三段81號、（改制前）台北縣汐止鎮○○街77巷12弄4 號10樓（起訴書誤繕為12樓）、（改制前）台北縣淡水鎮○○路67號17樓、（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10號21樓、高雄市○○區○○路555 號11樓之9 、高雄市○○區○○路98號12樓之2、高雄市○○街562 之13號4 樓、（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32號13樓之1、台中市○區○○街116巷6弄18號、台中市○○路2 號4 樓之1 等處所，查獲並扣得如附表一至十四所示之物。

七、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報告暨財金公司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92年1 月14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定有明文。所謂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效力不受影響」，其立法理由謂：「……但為避免程序之勞費，本諸舊程序用舊法，新程序始用新法之一般法則，各級法院於修正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踐行之訴訟程序（包含相關證據法則之適用），其效力不受影響。故而，對於提起上訴之案件，於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原審法院就可得為證據之證據，已依法定程序調查者，其效力亦不受影響，……」。是該條所稱「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當指各級法院審理已繫屬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訴訟程序而言，自不包含警詢及偵查中之調查程序在內。故如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新法始修正公布施行，則本諸舊程序用舊法，新程序用新法之一般法則，均應適用新法審理終結，在此情形，其中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 條之5 所謂傳聞法則及其例外，當有其適用。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仍不得作為證據，從而警詢、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或偵查中之筆錄雖作成於修法前，仍屬傳聞證據，並非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7 條之3 但書之規定，當然取得證據能力，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之規定，以判斷其是否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053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76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係於92年1 月15日提起公訴，並於同年月16日繫屬本院，有本院收文章戳可憑，揆諸前揭說明，訴訟程序自應適用修正後之刑事訴訟法，並依該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5 之規定，以判斷警詢或偵訊筆錄是否具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 條至第206條之1 之規定」、「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於必要時，得使鑑定人於法院外為鑑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08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第1 項、第206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另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208 條、第203 條第1 項規定與修正後第208 條第1 項、第203 條第1 項規定意旨均相同，而第206 條第1 項則未修正) 。經查，卷附中國信託、泛亞等43家銀行就扣得內碼資料所製作之鑑定報告、萬事達卡國際組織（MasterCard International）所製作之鑑定報告、VISAInternational 威士國際組織所製作之鑑定報告表（詳91年度偵字第26 818號卷第222 至268 、270 至279 頁）；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於93年9 月7 日以（93）聯卡商管字第343 號函附信用卡內碼資料鑑定表（詳本院訴字卷函㈣卷第24、2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1 年1 月31日刑研字第1010011041號函附扣案電腦及磁片中所存信用卡內碼一覽表（本院金重訴卷十一第12至187 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1 年3 月5 日刑研字第1010027026號函附證物一覽表、信用卡成品及紙本信用卡清冊（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6 至13頁），係於上揭刑事訴訟法修正前後，分別經檢察官及本院之委託送鑑定，就本件查獲之偽卡內碼資料解密分析，綜合判斷該等內碼是否為側錄而得，或係從資訊流直接截取，並統計各該發卡機構遭偽造之卡數、受損金額，扣案電腦、磁片內所儲存信用卡內碼資料加以比對重覆之卡號筆數及比例等事項，均已加以說明，且內容並已說明判斷之依據，性質上當屬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第1 項所定之鑑定報告，揆諸前揭條文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三、被告黃青田部分

（一）被告黃青田於91年10月23日製作之警詢筆錄，就與同案被告張維洲、賴廷政共犯之自白部分，不具證據能力。按刑事訴訟之目的重在發見實體真實，其手段則應合法正當，以保障人權。依刑事訴訟法第229 條至第231 條之規定，司法警察（官）固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職權，而得詢問犯罪嫌疑人，惟依86年12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觀此規定，乃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應受告知之權利，旨在使被告得適切行使法律所賦予之防禦權，兼顧實質的真實發現及程序之正義，以維護審判程序之公平。另為求得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於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證據之情形，俾因個案之型態、情節、方法均有所差異，於個案權衡時，法院允宜斟酌：⒈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⒉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⒊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⒌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⒍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⒎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因應需要（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92年修正立法理由，最高法院92年台非字第177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 第1 項、第2 項及第100 條之2 等規定，司法警察詢問被告時，應全程錄音，如筆錄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音不符者，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本件經本院依職權勘驗被告黃青田於91年10月23日製作警詢筆錄（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0 至103 頁）錄影帶轉錄之錄影光碟，得見該份警詢筆錄製作時並未對被告黃青田為權利事項之告知，且對於同案被告張維洲、賴廷政之涉案經過，被告黃青田並未陳述如該份筆錄所載，筆錄所載被告黃青田之陳述與錄影內容顯屬不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三第38頁背面第4 行以下）。本院審酌司法警察於製作上開筆錄時，並無不能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權利事項之情形，卻疏未告知，嚴重侵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復衡酌該份警詢筆錄記載關於同案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涉案內容，亦與被告黃青田之陳述不符，及禁止使用該證據對於抑制警察機關未能依法蒐證之效果等一切情狀，乃認被告黃青田前開有瑕疵之警詢筆錄，實無具證據能力之必要。

（二）被告黃青田於91年12月10日偵訊時所為之自白，具證據能力。被告黃青田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辯稱：檢調人員係藉由羈押同案被告徐文發、徐強發之方式脅迫，故其於接受偵訊時之自白並非實在，而否認證據能力等語。惟查，被告黃青田於91年8 月19日經拘提到案，嗣經本院訊問後，雖否認犯行，然因認被告黃青田犯嫌重大，且有逃亡及勾串共犯、證人之虞，是於91年8 月20日收押禁見，有本院訊問筆錄及押票在卷可徵（詳本院91年度聲羈字第627 號卷第6 至10、12頁）。嗣被告黃青田於91年10月8 日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借訊時，在辯護人陪同下，要求依證人保護法之規定予以保障其權利，方願據實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03 頁背面），復於同月11日與檢察官協商，經檢察官同意依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給予應有之保障，並開立證人保護同意書（同上卷第105 至107 頁），被告黃青田嗣於91年12月10日偵訊時自白犯行，有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21 至124 頁）。準此，既然被告黃青田於製作上開筆錄時，有律師陪同在場，且係與檢察官協商認罪條件後，方願供承案情，顯係出於自由意思下所為之陳述，自難認有何不正取供情事。再則，同案被告徐文發（即被告黃青田之妻舅）於91年9 月12日經拘提到案訊問後，於同月14日收押禁見，至91年10月14日偵訊後已撤銷羈押當庭釋放，有調查筆錄、訊問筆錄、押票在卷可憑（詳91年度偵字第20387 號卷第8 至12、26至28、33、48、49、52至54頁）；同案被告徐強發（亦係被告黃青田之妻舅）於91年10月3 日經拘提到案訊問後收押禁見，嗣於同月14日借訊調查時即已坦承犯行，迄至91年11月18日准予具保停止羈押，亦有訊問筆錄、押票、調查筆錄及本院91年度偵聲字第470 號裁定等附卷可按（詳91年度偵字第20988 號卷第63、64、67、88頁，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08 至112 頁）。是被告黃青田於91年12月10日自白犯行時，同案被告徐文發、徐強發均業經撤銷羈押。再參以被告黃青田自白犯行前，同案被告徐強發即已自白犯行，均足徵同案被告徐文發、徐強發羈押與否，實與被告黃青田於偵訊時之自白無關。質言之，被告黃青田空言其係遭檢調人員以羈押同案被告徐文發、徐強發之方式脅迫，而為不實自白，並藉此否認上開自白之任意性等語，洵非足採。

（三）證人黃啟哲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之陳述，對被告黃青田而言，無證據能力。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該等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亦有明文規定。而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且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已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其陳述與先前在警詢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而言，如被告以外之人未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縱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仍不符上開規定，不得依該規定採為斷罪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97年度台上字第885 號、第112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倘若其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即應逕予採取審判中經具結、交互詰問之陳述為證據，毋庸併採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亦有該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8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考。準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人員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如於審判中已到庭證述，且與審判中之陳述相符時，則其前於警詢之陳述即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有關傳聞例外之規定，故不得作為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而應逕以其於審判中之陳述作為證據。

⒉ 經查，證人黃啟哲業經本院傳訊到庭進行詰問，本院審酌其於審判中就被告黃青田將取自於財金公司之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販賣予伊等情所為之證述內容（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1 頁第16行以下），與其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72頁背面第6 行以下），尚屬相符一致，故黃啟哲於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並未符合前揭傳聞證據例外之情形，對被告黃青田而言，自應認無證據能力。

（四）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之陳述具證據能力。被告黃青田及其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啟哲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第2 項定有明文。再則，「92年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改採以當事人進行為主之訴訟制度，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基於當事人一方原告之地位，就被告犯罪事實及訴訟條件與據以認定證據能力等訴訟程序上之事實，固應善盡舉證責任。然因檢察官訊問證人、鑑定人等被告以外之人時，均能遵守法律規定而不致違法取供，並令具結，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乃於同法第159 條之1 明定檢察官於偵查程序取得被告以外之人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故被告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而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指其不可信之情形，甚為顯著瞭然者，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然須從卷證本身，綜合訊問時之外部情況，例如：是否踐行偵查中調查人證之法定程序，給予在場被告適當詰問證人之機會等情，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即可發現，無待進一步為實質調查之情形而言。此與具有證據能力之供述證據，其實質之證明力如何，仍待法院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所得，依法認定者不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68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3 亦有明文規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第175 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86 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同法第158 條之3 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例如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19 條之6 第2 項、第236 條之1 第1 項、第248 條之1 、第271 條第2 項、第271 條之1 第1 項），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係本案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並應於判決內敘明其符合傳聞證據例外之理由；又前揭非以證人之身分在審判中之陳述筆錄，倘該被告以外之人已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且由被告為反對詰問，或有前揭傳喚不能或詰問不能之情形外，該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因屬審判上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若係在另案法官面前作成之陳述筆錄，本質上亦屬傳聞證據，自得依本法第159 條之1 第1 項之規定，認有證據能力，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 條之3 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證人即另案被告黃啟哲於92年1 月9 日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2 頁背面第9 行以下），既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審酌認為適當，揆諸上揭說明，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五）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即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黃青田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6 頁第11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1頁背面倒數第5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四、被告徐文發部分

（一）證人黃啟哲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之陳述，對被告徐文發而言，具證據能力。按倘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即應逕予採取審判中經具結、交互詰問之陳述為證據，毋庸併採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82號判決足資參考），業如前述。易言之，若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述不符時，該等於警詢時之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若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仍得為證據。況且，刑事訴訟法第229 條至231 條既規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具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職權，若其等所作之筆錄毫無例外地全無證據能力，亦非所宜。經查，關於被告徐文發是否替同案被告黃青田燒錄或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乙節，證人黃啟哲於91年9月13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陳稱：曾與被告徐文發交易過內載有自財金公司流出來卡號及內碼資料，另徐文發負責幫黃青田燒錄光碟，並負責與黃青田經手集團北部地區之販賣卡號及內碼生意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98頁背面第4 行以下）。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中則證稱：不認識被告徐文發，未曾與被告徐文發接觸過，又被告徐文發不曾幫黃青田交付磁片予伊，不知道被告徐文發有無幫黃青田燒錄光碟或與黃青田經手集團北部地區之販賣卡號及內碼生意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5 頁背面倒數第2 行以下）。顯見證人黃啟哲於接受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與其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並不相合。然參以證人黃啟哲於接受詢問前，業已表示不需要律師陪同應訊，且於訊後要求依據證人保護法規定給予伊應有之權益及保障，得見證人黃啟哲接受詢問時之精神情緒狀況穩定，表達能力正常等情，有上揭調查筆錄在卷可按（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95至98頁）。足徵證人黃啟哲於製作上開調查筆錄時之客觀外在環境，應無遭外力干擾之虞，客觀上並無不具不可信之特別情況，且該等陳述亦係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證人黃啟哲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之陳述，得作為論斷被告徐文發犯罪與否之證據。

（二）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之陳述具證據能力。被告徐文發及其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啟哲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證人即另案被告黃啟哲於92年1 月9 日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4 頁第2 行以下），既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認為適當；且黃啟哲業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由被告徐文發之辯護人為反對詰問，揆諸上揭說明，黃啟哲於偵訊時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所為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對被告徐文發而言，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徐文發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徐文發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6 頁倒數第14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1頁背面倒數第5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五、被告徐強發部分

（一）證人黃青田、張哲豪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之陳述，對被告徐強發而言，無證據能力。被告徐強發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黃青田、張哲豪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等語。經查，證人黃青田、張哲豪均經本院傳訊到庭進行詰問，本院審酌其等於審判中就被告徐強發居中介紹黃青田與張哲豪結識，後由張哲豪趁職務之便於財金公司內竊取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販賣予黃青田、徐強發等情所為之證述內容（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175 頁背面第7 行以下、第178 頁第20行以下），與其等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1 頁倒數第4 行以下，詳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5頁背面第10行以下），尚屬相符一致，故證人黃青田、張哲豪於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對於被告徐強發而言，並未符合前揭傳聞證據例外之情形，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二）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之陳述具證據能力。被告徐強發及其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啟哲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證人即另案被告黃啟哲於92年1 月9 日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3 頁背面倒數第2 行以下），既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認為適當；且黃啟哲業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由被告徐強發之辯護人為反對詰問，揆諸上揭說明，黃啟哲於偵訊時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所為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對被告徐強發而言，自有證據能力。

（三）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徐強發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徐強發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6 頁倒數第11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1頁背面倒數第5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六、被告張哲豪部分

（一）證人徐強發、黃青田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張哲豪而言，均無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在警詢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相符時，即應逕予採取審判中經具結、交互詰問之陳述為證據，毋庸併採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82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業如前述。經查，證人徐強發、黃青田就被告張哲豪涉案部分分別經傳訊到庭進行詰問，本院審酌其等於審判中就被告張哲豪將取自於財金公司之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販賣等情所為之證述內容（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373 頁第1 行以下、第378 頁第8 行以下），與其等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號卷第108 頁背面第5 行以下，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1 頁倒數第4 行以下），尚屬相符一致，故徐強發、黃青田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並未符合前揭傳聞證據例外之情形，對被告張哲豪而言，自應認均無證據能力。

（二）證人徐強發、黃青田於偵訊時之陳述，均具證據能力被告張哲豪及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青田、徐強發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屬傳聞證據，均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證人徐強發、黃青田分別於91年11月14日及91年12月10日以被告身分接受偵訊，其等於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詳91年度偵字第20988 號卷第81頁倒數第3 行以下，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21 頁背面倒數第3 行以下），既均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審酌認為適當，揆諸上揭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684號、96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三）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張哲豪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張哲豪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6 頁倒數第5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2頁第8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七、被告張維洲、賴廷政部分

（一）證人黃青田、張哲豪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而言，均不具證據能力。查同案被告黃青田、張哲豪於警詢時就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涉案部分所為之陳述，經本院依職權勘驗警詢錄影帶所轉錄之錄影光碟，認均不具證據能力，業如前述。另因同案被告張哲豪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於接受調查局詢問時，並未述及被告賴廷政、張維洲2 人涉案，但調查筆錄卻加以記載，該份筆錄中關於被告賴廷政、張維洲部分所為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等語。嗣經本院依職權勘驗被告張哲豪於91年9 月16日警詢筆錄中關於就同案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涉案部分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7 頁背面至第8 頁第10行）由錄影帶轉錄之錄影光碟，得見該份筆錄製作時，係以一問一答之方式進行，但卻以同案被告張哲豪連續陳述之方式記載，二者已屬不符；另因該次筆錄製作時之錄音品質不佳，張哲豪之陳述內容並無法完整地聽聞清楚，就其得以聽清楚之部分，張哲豪並未言及被告張維洲或賴廷政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交付黃青田之情，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209 頁背面第6 行以下）。是揆諸上揭見解，應認上開筆錄中關於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涉案部分之記載，不具證據能力。質言之，尚不得將黃青田、張哲豪於警詢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犯罪與否之證據。

（二）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而言，具證據能力關於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是否曾提供財金公司之信用卡交易資料予同案被告黃青田乙節。證人黃啟哲於91年10月14日警詢時陳稱：在向黃青田購買財金公司外流出來之信用卡內碼資料一段時間後，大約在89年下半年間，因為內碼資料不甚好用，為了要向提供信用卡內碼資料人員，要求信用卡持卡人之照會資料，以利偽卡使用時應付銀行之照會動作，乃向黃青田多次表明希望找出財金公司人員瞭解，黃青田最後就約出財金公司人員與我見面，時間約在89年間，在台北市○○○路之六條或七條咖啡店內見面，見面時黃青田並未介紹該2 位來者為何人，只表示該2 人為提供客戶信用卡內碼資料的人，事後經由黃青田告知該2人為財金公司之人員，本來伊也不知該2 人係張維洲、賴廷政，因為前後雙方見過4 次面，印象很深刻，直到調查站提供財金公司100 多個相片圖檔供其辨識，方知該2 人之姓名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112 頁背面倒數第4 行以下）。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不曾見過張維洲、賴廷政，在調查站稱與該2 人見過面、吃過飯，請他們提供照會資料等情，均係受調查員之指示所為之陳述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2 頁背面倒數第11行以下）。顯見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並不相合。再參以證人黃啟哲於接受警詢前，曾表示不需要律師陪同應訊，係出於自由意志為供述，另表示與張維洲、賴廷政間並無恩怨等情（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112 至114 頁），足徵證人黃啟哲於接受警詢時之精神情緒狀況穩定，表達能力正常。質言之，證人黃啟哲於製作上開調查筆錄時之客觀外在環境，應無遭外力干擾之虞，客觀上並無不具不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係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證人黃啟哲上揭警詢時之陳述，得作為論斷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犯罪與否之證據。

（三）證人黃青田、黃啟哲、張哲豪於偵訊時之陳述均具證據能力。被告張維洲、賴廷政及其等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青田、黃啟哲、張哲豪等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均屬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均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被告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業如前述。再則，若非以證人之身分所為之陳述筆錄，倘該被告以外之人已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且由被告為反對詰問，該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因屬審判上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 條之3 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亦有前揭實務見解可資參照。既然證人黃青田、黃啟哲、張哲豪等均業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具結作證，由檢察官、辯護人等行交互詰問程序，且該等證人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又查無顯不可信之情況，經本院審酌認為適當，揆諸上揭說明，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四）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施作之測謊鑑定，均具證據能力。按測謊鑑定，係依一般人若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時，會產生微妙之心理變化，例如：憂慮、緊張、恐懼、不安等現象，而因身體內部之心理變化，身體外部之生理狀況亦隨之變化，例如：呼吸急促、血液循環加速、心跳加快、聲音降低、大量流汗等異常現象，惟表現在外之生理變化，往往不易由肉眼觀察，乃由測謊員對受測者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之問題，藉由科學儀器（測謊機）紀錄受測者對各個質問所產生細微之生理變化，加以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並判定其供述是否真實；測謊機本身並不能直接對受測者之供述產生正確與否之訊號，而係測謊員依其專業之學識及經驗，就測謊紀錄，予以客觀之分析解讀，至於測謊鑑定究竟有無證據能力，刑事訴訟法並無明文規定，惟實務上，送鑑單位依刑事訴訟法第208 條第1 項規定，囑託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為測謊檢查，受囑託機關就檢查結果，以該機關名義函覆原囑託之送鑑單位，該測謊檢查結果之書面報告，即係受囑託機關之鑑定報告，該機關之鑑定報告，形式上若符合測謊基本程式要件，包括：㈠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㈡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㈢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㈣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㈤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等要件，即賦予證據能力。復按刑事訴訟法第206 條第1 項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又法院或檢察官囑託相當之機關鑑定，準用第206 條第1 項之規定，同法第208 條亦有明文規定；是鑑定報告書之內容應包括鑑定經過及其結果，法院囑託鑑定機關為測謊檢查時，受囑託之鑑定機關不應僅將鑑定結果函覆，並應將鑑定經過一併載明於測謊之鑑定報告書中（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45號、92年度台上字第3822號、93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張維洲、賴廷政之測謊鑑定，係由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經由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囑託法務部調查局為之，嗣經鑑定人員周潤德進行測前會談，並分獲被告張維洲、賴廷政同意後，採用「控制問題法」、「混和問題法」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施以測謊鑑定，且鑑定機關即法務部調查局除將該鑑定結果以測謊報告書函覆附卷外（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69 頁），尚檢具上開符合測謊基本程式形式上要件之測謊同意書、測謊對象身心狀況調查表、測謊問卷、測謊圖譜分析量化表、鑑定人結業證書等，有該局第六處南部通訊中心96年6 月7 日調科南字第09600248360 號函所附測謊鑑定過程參考資料附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一第174 至190 頁），是本件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施作之測謊鑑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五）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7 頁第4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2頁第12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八、被告張純芝部分

（一）證人黃啟哲、張哲豪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張純芝而言，均具證據能力。關於被告張純芝是否幫同案被告黃青田保管電腦內儲存之信用卡交易資料，及幫黃青田與另案被告黃啟哲交易該等信用卡交易資料乙節。證人黃啟哲於91年9 月9 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陳稱：張純芝與黃青田一起將卡號及內碼轉錄成電腦磁片，交給下線，黃青田自財金公司所取得之卡號及內碼先交給徐文發，由徐文發先燒錄成電腦磁片（光碟片）再將電腦磁片（光碟片）放入黃青田所有之手提電腦內，該手提電腦即放置於張純芝位於台北縣板橋市○○路的住處，有下線須買卡號時，張純芝就與黃青田一起將光碟片內之卡號及內碼資料轉錄為另一電腦磁片後，交給渠等完成交易，張純芝的住處不僅是黃青田的工作室，也是集團的發料中心，黃青田將張純芝的住處保護的相當嚴密，因為黃青田所有與偽卡犯罪有關的資料和設備都放在張純芝的住處，90年7 、8 月及11月間，黃青田因臨時有事，便要伊與張純芝交易電腦磁片，交易時間均為夜間，交易地點則是在板橋市○○路邊，次數約有2 至3 次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157 頁背面第5 行以下）；證人張哲豪於91年9 月17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陳稱：徐強發曾告知伊關於黃青田所有的卡號及內碼資料及金融卡資料均係儲存於筆記型電腦內，該電腦由黃青田的同居女友綽號為「十八姐」之人（即被告張純芝）放在一個隱密的地方，要用的時候才會去開資料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8 頁背面第3 行以下）。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張純芝不曾幫黃青田交付電腦磁片予伊，在調查局及偵訊時，係受調查員指示，方稱被告張純芝負責保管由財金公司取得之資料，她的住處是集團之發料中心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6 頁背面第16行以下）；且證人張哲豪於本院審理中亦改證稱：本案查獲前並不知張純芝或「十八姐」為何人，之前係因受調查員指示，方會指稱被告張純芝保管儲存於電腦內之資料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224 頁倒數第11行以下）。顯見證人黃啟哲、張哲豪於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與其等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並不相合。然參以證人黃啟哲、張哲豪於接受詢問前，均表示不需要律師陪同應訊，且表示係出於其等之自由意志為供述，張哲豪又另行主張希冀依據證人保護法規定給予應有之權益及保障等情，益徵證人黃啟哲、張哲豪等於接受詢問時之精神情緒狀況穩定，表達能力均屬正常。基此，證人黃啟哲、張哲豪於製作上開調查筆錄時之客觀外在環境，應無遭外力干擾之虞，客觀上並無不具不可信之特別情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證人黃啟哲、張哲豪之上開警詢陳述，均得作為論斷被告張純芝犯罪與否之證據。

（二）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之陳述具證據能力。被告張純芝及其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啟哲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並未予被告詰問權，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按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是得為證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因其陳述未經被告詰問，應認屬於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8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則，被告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若主張其顯有不可信之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自應負舉證責任，否則，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又若非以證人之身分在審判中之陳述筆錄，倘該被告以外之人已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並經具結作證，且由被告為反對詰問，或有前揭傳喚不能或詰問不能之情形外，該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因屬審判上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 條之3 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亦有前揭實務見解可資參照。既然證人黃啟哲業經法院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具結作證，並由檢察官、辯護人等行交互詰問程序，被告之詰問權業已受到保障，又證人黃啟哲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查無顯不可信之情況，經本院審酌認為適當，揆諸上揭說明，自應認有證據能力。

（三）至於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張純芝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7 頁第16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1頁背面倒數第5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九、被告蘇本隆部分

（一）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蘇本隆而言，均具證據能力。關於被告蘇本隆是否參與買賣信用卡交易資料乙節。證人黃啟哲於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陳稱：被告蘇本隆在黃青田偽卡集團擔任北部地區發料工作、打版工作；蘇本隆是在電腦業工作者，是黃青田的同學，本身是黃青田偽卡集團的合夥人，除負責北部地區偽卡「發料」外，還負責「打版」、燒錄內碼及保管部分由「金資公司」內部外洩之卡號和內碼資料等工作，自己也有刷卡消費」；蘇本隆與黃青田及金資公司人員均相當熟識，經常與黃青田及金資公司人員聚會喝酒，蘇本隆可以直接聯絡到金資公司之該二名人員；蘇本隆還負責保管部分由金資公司內部取得之卡號及內碼資料，該批資料均儲存於蘇本隆的個人電腦內，該電腦放置於蘇本隆住處客廳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82頁第1 行以下、第106 頁倒數第5 行以下、第164 頁倒數第2 行以下）。另證人黃青田於91年10月23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陳稱：蘇本隆是伊之高中同學，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平日和伊之關係相當密切，交易當天其2 人正好在一起，所以才會帶著蘇本隆一起到交易金融卡資料現場。開始時，蘇本隆沒有進到房間內，後來他才進入房間內，有看到我與王炘盛、威廉交易金融卡資料過程的後半段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0 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並未透過被告蘇本隆向黃青田買信用卡內碼等相關資料，被告蘇本隆並未參與伊與黃青田交易信用卡資料之過程，亦不曾與黃青田、蘇本隆及財金公司人員一起在場喝酒，當初係因跟檢調人員述及伊與黃青田結識是蘇本隆的關係，檢調認為蘇本隆也是嫌犯之一，故要伊將蘇本隆供出，以便找出黃青田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8 頁第6 行以下）；證人黃青田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蘇本隆並未參與買賣、燒錄或保管信用卡內碼等相關資料之過程，亦未將該等內碼資料偽造信用卡，在調查局供稱蘇本隆與伊一起去假日酒店與財金公司人員喝酒乙事，係其在收押期間所為之不實供述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155 頁第1 行以下）。顯見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與其等於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並不相合。然參以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接受詢問時，均表示其等係出於自由意志為供述，並未遭受外力影響等情，益徵證人黃啟哲、黃青田等於接受詢問時之精神情緒狀況穩定，表達能力均屬正常。基此，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製作上開調查筆錄時之客觀外在環境，應無遭外力干擾之虞，客觀上並無不具不可信之特別情況，且該等陳述亦係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證人黃啟哲、黃青田上開警詢時之陳述，均得作為論斷被告蘇本隆犯罪與否之證據。

（二）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偵訊時之陳述均具證據能力。被告蘇本隆及其辯護人另主張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惟查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業經本院分別以證人身分於97年5 月29日、97年11月27日傳喚到庭具結作證，並由檢察官、辯護人等行交互詰問程序，被告之詰問權業已受到保障，此外，證人黃啟哲、黃青田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應訊所為未經具結之供詞，又查無顯不可信之情況，經本院審酌認為適當，揆諸上揭說明，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三）至於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蘇本隆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7 頁倒數第10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2頁倒數第12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十、被告林莉萍部分

（一）證人楊助帆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林莉萍而言，無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 定有明文規定。而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且係指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已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其陳述與先前在警詢中所為之陳述不符時而言，如被告以外之人未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其於警詢中所為之陳述，縱具有特別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仍不符上開規定，不得依該規定採為斷罪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5181號、97年度台上字第885 號、第112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林莉萍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楊助帆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經查，證人楊助帆經本院傳訊到庭進行詰問，本院審酌其於審判中就被告林莉萍幫黃啟哲向黃青田購入偽卡卡號及內碼資料，供黃啟哲直接販賣或將該等卡號及內碼製成偽卡後在販售等情所為之證述內容（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211 頁背面倒數第12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六第15頁倒數第5 行以下、第32頁第1 行以下、第50頁倒數第8 行以下、第85頁背面倒數第10行以下），與其於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所為之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74頁背面第1 行以下），尚屬相符一致，故證人楊助帆上開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對於被告林莉萍而言，並未符合前揭傳聞證據例外之情形，自應認無證據能力。

（二）至於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林莉萍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林莉萍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7 頁倒數第4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0頁倒數第4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十一、被告翁崇維部分

（一）被告翁崇維於警詢時所為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被告翁崇維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高雄縣調查站要求被告翁崇維協助辦案，並表示有證人保護法之適用，故其於接受調查局詢問時之自白，係受詐欺、利誘之不正方法取得，而否認該份筆錄之證據能力等語。經本院依職權勘驗被告翁崇維於91年8 月21日所製作2 份警詢筆錄由錄影帶轉錄之錄影光碟（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56至60、69、70頁），得見該2 份警詢筆錄製作時，調查員表示被告翁崇維係以證人身分製作筆錄，未對被告翁崇維為權利事項之告知，然該2 份筆錄卻均載有告知權利事項之情；且調查員與被告翁崇維間之詢答過程亦與上開光碟內之影音內容並不相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三第30頁背面第4 行以下）。本院審酌司法警察於製作上開筆錄時，並無不能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權利事項之情形，卻疏未告知，嚴重侵害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復衡酌該份警詢筆錄記載內容與被告翁崇維之陳述不符，及禁止使用該證據對於抑制警察機關未能依法蒐證之效果等一切情狀，乃認被告翁崇維前開有瑕疵之警詢筆錄，實無具證據能力之必要。

（二）被告翁崇維於偵查中所為之自白，具證據能力。被告翁崇維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另辯稱：被告翁崇維於偵訊時所為之自白，係受詐欺、利誘之不正方法取得，而否認該份筆錄之證據能力等語。惟按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第2 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揆其立法目的，本即基於特定或重大犯罪危害甚鉅，若非正犯或共犯間相互指證，大多難以順利破獲，基於鼓勵該等犯罪中之正犯或共犯自白自新，故設定在一定條件之下，藉刑罰減免之誘因，以鼓勵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其勇於供出與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犯罪之事證，以協助

共犯在上開條件下可以獲得減免其刑之規定，乃係法定寬典之告知，而此減免寬典並設有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之條件，自係檢察官權限範圍內之合法偵查作為，並非許以法律所未規定或不容許之利益，故非禁止之利誘（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5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縱令承辦檢察官於約詢前告以供出案情或可符合證人保護法之規定而得減免其刑，然揆諸上揭見解，檢察官對於其是否依據證人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求刑，既存有裁量空間，自不得逕謂其於偵訊後未依證人保護法之規定求刑，即屬足以影響被告翁崇維陳述意思決定自由之利誘或詐欺手段。況且，被告翁崇維於92年1 月10日偵訊時之陳述（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8 頁背面第5 行以下），經本院當庭勘驗該偵訊錄音帶，核與該份筆錄內容相合，此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詳本院訴字卷三第137 頁倒數第7行以下）。從而，被告翁崇維及其辯護人主張其於偵訊時之自白不具任意性，而否認該等自白之證據能力等語，洵非足採。

（三）至於其他本案本院用以認定被告翁崇維犯罪事實存否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為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時，經告以要旨及提示後，均未聲明異議，且表示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8 頁第1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0頁背面第1 行以下），本院審酌上開證據均係依法取得，並無任何違背法律規定之情事，認為適當，依上揭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坦白承認（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21 頁背面第7行以下，91年度偵字第20988 號卷第81頁倒數第1 行以下，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18頁倒數第2 行以下，本院訴字卷二第88頁第7 至12行、第90頁倒數第4 行以下至第91頁第10行、第95頁第4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三第373頁第1 行以下至第376 頁背面倒數第7 行、第378 頁第8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0 頁第15至24行、第108頁第15至25行之不爭執事項，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9 頁背面第7 、13行），並互核相符。且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讀取暨鑑定被告張哲豪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被告徐強發所使用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七編號10所示）、黃啟哲所有1.44MB磁碟片52片（如附表九編號59所示）內卡號資料重覆情形後所製作之證物一覽表及卡號明細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一第12至187 頁，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6 至13頁）。足徵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之任意性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唆使被告張哲豪於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間，多次自財金公司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再由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對外販售該等電磁紀錄，並將約定所得交付被告張哲豪之犯行，均堪認定。

（二）被告黃青田、張維洲、賴廷政所涉上揭犯罪事實二部分⒈訊據被告張維洲、賴廷政均坦承在案發當時任職於財金公司等情，惟否認有何竊取或交付信用卡內碼資料交予被告黃青田之犯行；被告黃青田亦否認認識張維洲、賴廷政2 人。被告張維洲辯稱：不認識黃青田、徐強發，也沒有見過黃啟哲，其工作場所及設備無法接觸信用卡內碼資料，且未曾將該等資料交付他人等語；被告賴廷政辯稱：係財金公司IC卡業務之高級工程師，與信用卡業務無關，工作範疇亦無法接觸到信用卡資料，且財金公司自90年6 月後即將信用卡資料亂碼化，表示無人可盜取信用卡資料，故其不可能交付信用卡資料予黃青田等語；被告黃青田辯稱：並不認識張維洲、賴廷政，當初係因配合調查員，方指稱張維洲、賴廷政亦係伊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來源之不實陳述，但實際上其從未見過張維洲、賴廷政等語。經查：

⑴被告張維洲自76年7 月起任職於財金公司，86年5 月至91年9 月16日間，承辦之業務為金融電子資料交換系統業務推廣；而被告賴廷政自80年6 月起任職於財金公司，86年4 月至91年9 月16日間，承辦業務為IC金融卡之應用系統設計、開發及維護之事實，業經被告張維洲、賴廷政分別供承明確（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1 頁背面倒數第10至12行、第112 頁第1 至3行之不爭執事項）。並有財金公司91年10月4 日（九一）金訊業字第9111800531號函就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等於任職期間所承辦之業務內容加以說明（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31頁倒數第1 行以下）。足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於本案案發之際，確係任職於財金公司無訛。

⑵被告黃青田於偵訊時陳稱：89年8 、9 月間，透過1個綽號「阿良」的朋友認識張維洲及賴廷政，嗣於90年4 、5 月間，向該2 人提及有無辦法拿出財金公司信用卡資料之事；第1 次交易，是於90年4 、5 月間，在台北市○○街六條咖啡或七條咖啡店內交付1 萬5 千筆資料，其將該等資料灌進個人電腦後，再從電腦中拷貝磁片資料轉給黃啟哲，黃啟哲轉下去，就其中可用之資料收到錢後，伊再於90年7 、8 月間將款項交給張維洲、賴廷政2 人，共付過3 次錢，分別為40萬元、50萬元、30萬元，總共120 萬元，張維洲及賴廷政2 人均係一起來拿錢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21 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另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亦陳稱：曾與黃青田和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一起吃過飯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4 頁倒數第3 行）。再則，自被告賴廷政住家所扣得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三編號1 所示），經讀取及關鍵字搜尋後發現存有1,661,863 筆內碼資料，此經由中國信託、台新、遠東、聯邦等銀行確認及去除同一主機內重覆之資料後，有57,343筆資料與上開銀行有關，而其中之6,946 筆又與同案被告徐強發住處扣得電腦主機（如附表七編號10所示）中所讀取之內碼資料重覆；其中602 筆亦與黃啟哲所有1.44MB磁碟片52片（如附表九編號59所示）內所儲存之內碼資料重覆，有上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後所製作之證物一覽表及卡號明細在卷可按（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一第12至187 頁，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6 至13頁）。顯見被告黃青田為將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變賣牟利，唆使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利用職務之便，於90年4 、5 月間，自財金公司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至少1,661,863 筆，儲存於被告賴廷政住家之電腦主機內，嗣後再由被告賴廷政、張維洲將其中約15,000筆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予被告黃青田，由被告黃青田將該等電磁紀錄販售並交付予黃啟哲，爾後再將所得之部分款項分次給付予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朋分之事實，已臻明確。

⑶被告黃青田、張維洲、賴廷政雖以上詞置辯。惟查，倘若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於財金公司之工作內容均與信用卡業務無關，且均無法接觸到信用卡交易資料，則在被告賴廷政住家之電腦內焉會發現儲存有該等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又倘若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均未曾見過或認識黃青田、黃啟哲，則在黃青田之小舅子徐強發住家內所查扣之電腦及黃啟哲所有被查扣之上開磁片中之內碼資料，又焉會與在被告賴廷政住家電腦內所查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重覆？況且，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分別於91年9 月17日接受測謊，經以控制問題法、混和問題法對該2 人實施測謊結果，關於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稱其等未參與偽卡集團、未收過偽卡集團的錢、未提供內碼光碟給偽卡集團等事項，經測試結果，各呈情緒波動之反應，研判均有說謊等情，有法務部調查局91年9 月23日調科參字第09123037080 測謊報告書、法務部調查局第六處南部通訊中心96年6 月7 日調科南字第09600248360 號函附測謊鑑定過程參考資料附卷可稽（詳91年度偵字第26 818號卷第269 頁，本院金重訴卷一第174 至190 頁）。是本件測謊係合於基本程式要件，然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竟均未能通過測謊，益足徵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上揭所辯顯與事證不合，核非屬實，均無可採。此外，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理時固改稱其從未見過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當初係因與調查員交換條件，配合調查員查案，方會於警詢及偵訊時為不實指述，陳稱該2 人曾交付信用卡內碼資料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倒數第7 行以下）。另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時亦改稱從未見過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2 頁背面倒數第9 行以下）。然而，倘若被告黃青田、黃啟哲均未見過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且係為配合調查員，方會於警詢時指認該2 人涉案。則被告黃青田於91年12月10日偵訊時，焉能明確地陳述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交付信用卡資料之時間、地點、筆數，以及其交付款項予該2 人之時間、次數、金額等情（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21 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且在同案被告徐強發（即被告黃青田之妻舅）處扣得電腦主機（如附表七編號10所示）內之信用卡內碼資料，扣除與同案被告張哲豪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內相同之內碼資料後，又怎會尚有6,924 筆與被告賴廷政住家扣得電腦主機（如附表三編號1 所示）內之內碼資料重覆（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7 頁背面之證物一覽表），是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判時改稱不認識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等語，顯與事證不合，無足採信。再則，證人黃啟哲所有扣案之52片磁碟片（如附表九編號59所示）中所儲存之資料，扣除與同案被告張哲豪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內相同之資料後，亦尚有599 筆係與被告賴廷政住家扣得電腦主機（如附表三編號1 所示）內之內碼資料重覆（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8 頁之證物一覽表），益足徵被告賴廷政所有上開電腦內所儲存信用卡內碼資料，確係經由被告黃青田而交付予黃啟哲，且其中部分內碼資料並非來自同案被告張哲豪所竊得，是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判時改稱在其遭扣押磁片中之電磁紀錄與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無關，且不認識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等語，顯屬事後為遮掩該2 人犯行之舉，洵非可採。

⒉綜上，被告黃青田唆使被告賴廷政、張維洲自財金公司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對外販售，致使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於90年4 、5 月間某日，自財金公司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後交予被告黃青田，由被告黃青田對外販售該等電磁紀錄，並將約定所得交付被告張維洲、賴廷政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被告張純芝部分

⒈訊據被告張純芝坦承曾幫同案被告黃青田交付電腦磁片予黃啟哲之女友林莉萍。惟否認有何交付信用卡內碼資料予他人之犯行，辯稱：不知黃青田寄放之筆記型電腦及黃青田要其轉交之電腦磁片內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等語。經查：

⑴被告張純芝於91年年初某日，在其（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6 號6 樓租屋處樓下火鍋店外，將黃青田所交付儲存有信用卡內碼、卡號等交易資料之電腦磁片1 張，轉交予黃啟哲之女友林莉萍；黃青田被查獲後，被告張純芝於91年10月30日將黃青田寄放在其上開承租處之手提電腦（倫飛A-1000型）轉交調查局人員查扣在案之事實，業經被告張純芝坦白承認（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2 頁倒數第9 行以下之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青田、林莉萍於本院審理中之結證內容相符（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227 頁倒數第10行以下、第355 頁背面第8 行以下），並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按（本院訴字卷一第112 頁）。足認被告張純芝上揭所述，與事實相符。

⑵被告張純芝雖否認知悉同案被告黃青田寄放於其租屋處之筆記型電腦內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且不知其幫黃青田轉交予林莉萍之電腦磁片內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等情。惟查，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判時結證稱：向張哲豪購得之信用卡內碼資料，係儲存在筆記型電腦內，嗣後將該筆記型電腦寄放在張純芝家中，請張純芝幫忙保管，曾跟張純芝說過該筆記型電腦內之資料不能讓其太太知道，所以才寄放在她那裡，平常約隔1 、2 個星期左右，便會去張純芝家中使用該筆記型電腦，都是在張純芝住家之客廳操作，她們來來回回走動，有時可能會看到畫面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227 頁背面第1 行以下）；核與證人黃啟哲於偵訊時陳稱：被告張純芝負責保管資料、製造磁片及交料，也有收過錢等語相符（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4 頁第8 、9 行）。顯見被告張純芝對於交付予林莉萍之磁片中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乙事，當屬知悉。易言之，被告張純芝明知同案被告黃青田寄放之筆記型電腦內，儲存有其配偶亦不得知悉之機密資料，而當黃青田於91年年初某日約同林莉萍見面，並擬將儲存有該等資料之磁片交付林莉萍時，竟又會指示被告張純芝代為交付，益足徵同案被告黃青田對被告張純芝之信任度，是被告張純芝理應知悉上開筆記型電腦及同案被告黃青田指示其交付之電腦磁片中所儲存之資料，即為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無訛。職是，被告張純芝上揭辯詞及同案被告黃青田所為否認被告張純芝知情之陳詞，無非係臨訟卸責飾詞，均無可採。

⒉綜上，被告張純芝明知同案被告黃青田指示其交付之電腦磁片中儲存有信用卡內碼、卡號等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仍於上揭時、地，將該張電腦磁片轉交予林莉萍之事實，堪以認定。

（四）被告林莉萍部分上揭犯罪事實五部分，業據被告林莉萍坦白承認（詳92年度偵字第1156號卷第3 頁第2 行以下、第28頁倒數第4 行，本院金重訴卷六第11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9 頁背面倒數第9 行），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青田、張純芝於本院審理中之陳述大致相符（本院金重訴卷三第359 頁背面第12行以下、第361 頁背面第15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56 頁背面倒數第8 行以下）。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讀取暨鑑定被告徐強發所使用之電腦主機（如附表七編號10所示）與黃啟哲所有1.44MB磁碟片52片（如附表九編號59）內卡號資料重覆情形後所製作之證物一覽表在卷可稽及卡號明細在卷可按（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一第12至187 頁，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6 至13頁），足徵被告林莉萍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足採。是被告林莉萍於89年11月起至91年初，與黃啟哲共同收受、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犯行，堪以認定。

（五）被告翁崇維部分

⒈訊據被告翁崇維坦承認識黃啟哲，且經其同意於高雄市三民區○○街562 之13號4 樓搜索所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皆屬黃啟哲所有等情。惟否認有何幫黃啟哲交付信用卡內碼資料予他人之犯行，辯稱：90年間與黃啟哲一起開設財務管理公司，嗣因經營不善，便未繼續經營，不曾幫黃啟哲販賣信用卡交易資料等語。經查：

⑴被告翁崇維認識黃啟哲，其所居高雄市○○區○○街562 之13號4 樓等處所，於91年8 月21日經執行搜索，扣得電腦磁片、電腦主機硬碟等物之事實，業經被告翁崇維坦白承認（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114 頁第12行以下之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曾開設一家討債公司，請被告翁崇維處理催收帳款之事，在經營公司期間，曾使用公司電腦讀取磁片及列印其向黃青田所購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等語相符（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9 頁背面第2 行以下）；並有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稽（本院訴字卷一第101 頁）。足認被告翁崇維上揭所述，與事實相符。

⑵被告翁崇維於92年1 月10日偵訊時自承：曾轉賣黃啟哲所交付之信用卡交易資料，轉賣出去後，每筆可賺500 至1,000 元之差價；黃啟哲於90年中左右就開始做偽卡，已經做很久，其並未參與黃啟哲製作偽卡之過程，亦未曾拿偽卡去盜刷；認識與黃啟哲一起在做偽卡之楊助帆，楊助帆都叫伊「偉仔」（台語音譯），伊則稱呼楊助帆為「帆仔」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218 頁背面第5 行以下，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59 頁背面倒數第1 行）。核與證人黃啟哲於另案審理中陳稱：翁崇維是伊之合夥人，其曾叫翁崇維去找偽卡集團來買等語相符（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284 頁第9 行以下）；並與證人楊助帆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在案發之前看過翁崇維，當時黃啟哲就是稱呼翁崇維為「偉仔」，曾聽過黃啟哲與「偉仔」通電話，內容談及「東西好不好用、能走不能走」等關於信用卡資料之事等語相符（詳本院金重訴卷六第14頁背面第16行、第15頁第14至19行、第86頁倒數第3 行以下至同頁背面第5 行）。顯見被告翁崇維上揭任意性自白，當屬實在，足堪信採。

⑶又被告翁崇維於本院審理中雖改口否認犯行，並辯稱：在製作上開偵訊筆錄前，曾打電話給調查員，調查員要伊配合調查，就沒有事，伊才坦承犯行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60 頁第12至16行）。惟查，上開偵訊筆錄，經本院當庭勘驗結果認定：「檢察官問與黃啟哲如何認識之前，有與被告談及他的工作經驗。檢察官詢問何時開始與他（即黃啟哲）做偽卡後，筆錄中被告先回答『是黃啟哲拿給我，叫我看有沒有人要』，至於『一開始我是轉賣他所交付的偽卡成品或是信用卡資料賺取差價』部分，是檢察官與受詢問人（即被告翁崇維）確認後才記載，被告並未爭執或異議，被告最後也主動說賣出去的成功率很低。筆錄第2 頁倒數第3 行回答部分的後半段，是檢察官問每筆可以賺多少，被告才回答500 到1,000 元。筆錄第4 頁第9 行，被告回答包括偽卡部分，是檢察官提問後，被告回答應該是。結束訊問前，檢察官勸諭被告不要從事不法行為，被告回答是因為有負債」等情，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詳本院訴字卷三第137 頁倒數第6 行以下至第138 頁第8 行）。顯見被告翁崇維於偵訊時係主動坦承犯行，並無所謂配合調查，而得以脫免罪責之情事。基此，被告翁崇維之上揭辯詞，不但無法舉證以詳其說，且顯與常理有悖，自非可採。

⒉綜上，被告翁崇維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被查獲前，多次幫黃啟哲轉賣及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從中賺取每筆500 元至1,000 元不等差價之事實，堪以認定。

（六）據上析陳，足認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之犯行，事證俱已明確，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刑法第2 條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是刑法第2 條本身雖經修正，但該條文既屬適用法律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比較新舊法之問題，應逕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2 條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查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經修正公布，是就新舊法比較及適用之情形分述如下：

⒈92年6 月25日修正前（即86年10月8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23 條規定：「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或電磁紀錄，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是依上開規定，電磁紀錄雖為無體物，仍為竊盜罪之客體。竊取電磁紀錄者，即應依刑法第320 條第1 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之規定論處。依當時之刑法第220 條第3 項規定：「稱電磁紀錄，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而92年6 月25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23 條，已刪除電磁紀錄擬制為動產之規定，將不法取得電磁紀錄之行為改納入新增之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中規範。另92年6 月25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59 條係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嗣於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95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又將修正前刑法第220 條第3 項關於電磁紀錄之定義規定，移置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6 項。是就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於89年1 月至90年5 月間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或教唆竊盜之行為；及被告黃青田、張維洲、賴廷政於90年4 、5 月間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或教唆竊盜之行為而言，均應以行為時即92年6 月25日修正前刑法第323 條、第320 條第1 項之規定論處，對上開被告等較為有利。

⒉次按信用卡包括信用卡上之電磁紀錄、卡號、與使用人之簽名等，實務上在增訂刑法第201 條之1 規定（90年6 月20日公布、90年6 月22日生效）前，對於信用卡之見解為：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以文書論；又稱電磁紀錄，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95年7 月1 日施行前之刑法第220 條第2 項、第3 項定有明文（第220 條第3 項現已移列至第10條第6 項）。而信用卡，係發卡機構將持卡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個人相關資料儲存於卡片背面之磁條中，藉以令特約第三人辨識持卡人之真實性，並表彰發卡機構授權持卡人得持卡向特約第三人消費，不須當場支付現金，僅須嗣後依約向發卡機構付款之意思內容之卡片。卡片背面之磁條中，儲存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製成之紀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性質上為電磁紀錄。亦即信用卡，係將無形之電磁紀錄存置於特製之塑膠片上，電磁紀錄物係在永續狀態中，記載於磁帶等物體上之意思或觀念，雖其係以無形之正負磁氣存在，但可藉由機器或電腦程式將其紀錄予以顯現，故在法律性質上，屬於刑法第220 條第2 項所規範之準文書，為廣義文書之一種（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5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90年6 月20日公布、同年月22日施行之刑法第201 條之1 係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 萬元以下罰金。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受或交付於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 萬元以下罰金」；另於同時修正公布生效之刑法第204 條係規定：「意圖供偽造、變造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簽帳、提款、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之用，而製造、交付或收受各項器械、原料、或電磁紀錄者，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利用職務上機會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故在上開刑法第201 條之1、第204 條公布施行前，行使偽造、變造之信用卡及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信用卡電磁紀錄者，均非獨立之犯罪類型及罪名，又因行使偽造、變造準私文書並非當然含有詐欺之本質，故在上開法條公布施行前，行使偽造之信用卡向特約商店詐購財物者，除行使偽造信用卡部分成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外，詐購財物部分依修正前刑法規定自應牽連犯有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4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信用卡電磁紀錄者，則應論以幫助偽造準私文書罪及幫助詐欺罪之牽連犯。又依上開刑法第201 條之1 、第204 條之規定，處罰偽造信用卡、行使偽造信用卡及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信用卡電磁紀錄之犯行，係詐欺罪及幫助詐欺罪之特別規定，故在上開法條於90年6 月22日增訂施行後，當毋庸再就該等犯行論以詐欺或幫助詐欺罪（該等條文之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403 號判決意旨均可參照）。另因上開法條公布施行前後，意圖供偽造信用卡之用而交付信用卡電磁紀錄之犯行，施行前依刑法第210 條、第339 條論以幫助偽造準私文書及幫助詐欺罪之法定刑，均較施行後依刑法第204 條所論之罪之法定刑為高，是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規定比較新舊法之適用，就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此部分犯行而言，均以新法即現行刑法第204條第1 項或第2 項規定論處，較為有利。

⒊再則，為新舊法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規定，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第8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查本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行為後，94年2 月2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業自95年7 月1 日起施行，茲就該次修正前後之適用情形，比較析述如下：

⑴刑法第320 條第1 項竊盜罪、刑法第204 條第1 項、第2 項預備偽造信用卡罪之法定刑，均有罰金刑規定，而修正後刑法施行法增訂第1 條之1 規定：「中華民國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時，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自94年1 月7 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0倍。但72年6 月26日至94年1 月7 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3 倍」，另刑法第33條第5 款修正為：「主刑之種類如下：五、罰金：新臺幣1,000 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是依修正後之法律，上開3 罪所得科處之最高罰金刑，分別為新臺幣15,000 元 、150,000 元、30,000元，最低均為新臺幣1,000 元；然依被告行為時之刑罰法律，即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 條前段規定得提高倍數2 至10倍及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 款規定之罰金最低額1 元計算，該3 罪之最高罰金刑，分別為銀元5,000 元、50,000元、10,000元，最低額均為銀元1 元，若換算為新臺幣，最高額雖與新法之金額相同，然最低額僅為新臺幣3 元。因此，比較上述修正前、後之刑罰法律，自以上開被告行為時關於科處罰金刑之法律較為有利。

⑵又罰金刑之加重，依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重之，較修正前刑法第68條所定，僅加重其最高度，較不利於被告。

⑶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行為時，刑法第28條係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而上開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8條修正後改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是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範圍，已修正限縮於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始成立共同正犯，排除陰謀犯、預備犯共同正犯；新舊法就共同正犯之範圍，既因此而有變動，自屬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而非僅屬文字修正，應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詳96年度台上字第3773號判決意旨參照）。惟參照該條修正理由之說明，上開被告之行為，無論適用新法或舊法，均成立共同正犯，是無適用新法較為有利之情形。

⑷被告黃青田行為時，刑法第47條原規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或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嗣修正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將累犯成立之要件限於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始有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經比較修正前、後關於累犯之規定，當以修正後較有利於被告，本應依刑法第2 條但書，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刑法第47條第1 項前段規定，作為論斷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依據。惟被告黃青田為本件犯行之5 年內犯有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而其所為之本件犯行又係故意犯罪，故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47條之規定，均構成累犯，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

⑸修正前刑法第55條關於牽連犯之規定，行為有方法、目的之牽連關係者，應從一重罪處斷，修法後將該部分規定刪除，則分別數行為縱有牽連關係，仍應各別論罪後併合處罰，自較原刑法以牽連犯從一重處斷為重，是以舊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⑹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業經刪除，故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應以一罪論，僅得加重其刑，但依修正後規定，已無連續犯可資適用，即應將各次犯行以數罪併合處罰，是就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林莉萍、翁崇維於刑法修正施行前所為之數犯罪行為而言，適用廢止前關於連續犯之規定，自係較為有利。

⑺綜合上述各條文修正前、後之比較，並揆諸前揭最高法院決議所揭示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就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所為犯行部分，自應適用95年7 月1 日修正施行前之上揭刑法相關規定，予以論處。

（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之論罪部分：

⒈按92年6 月25日修正前（即86年10月8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323 條規定，電磁紀錄雖為無體物，仍為竊盜罪之客體。是竊取電磁紀錄者，即應依刑法第320 條第1項論處。查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教唆被告張哲豪於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間；及被告黃青田教唆被告張維洲、賴廷政於90年4 、5 月間某日，自財金公司內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嗣後再將該等電磁紀錄交付他人供作偽造信用卡及行使，就上揭新舊法比較結果，核其等所為，均係犯教唆92年6 月25日修正前刑法第323條、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及現行刑法第204 條第1項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收受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應為交付之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教唆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行為，與起訴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等犯行，具有廢止前牽連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核屬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就此部分一併加以裁判，且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附此敘明。又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從事業務之人於上揭時間，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自財金公司內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再將竊得之電磁紀錄交由被告黃青田轉賣及交付他人供作偽造信用卡及行使，就上揭新舊法比較結果，核其等所為，均係犯92年6月25日修正前刑法第323條、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及現行刑法第204條第1項、第2項之業務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維洲、賴廷政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筆數為45,000 筆，然實際上卻至少有1,661,863筆，是就超出起訴書所載筆數部分，核屬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具有單純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就此部分一併加以裁判。至公訴意旨原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3 人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行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竊取公用財物罪，惟因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3人並非公務員，上開電磁紀錄亦並非公用財物（詳如後述），自難以上揭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罪責相繩，因犯罪基本事實相同，是變更起訴法條為竊盜罪。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2人所為交付供偽造信用卡電磁紀錄予黃啟哲之犯行；及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人於90年4、5月間所為竊盜、交付供偽造信用卡電磁紀錄予黃青田之犯行，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各為共同正犯（2人以上共同教唆，雖應就教唆行為共同負責，仍不適用刑法第28條之規定，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6616號、73年台上字第2616號判例參照）。被告黃青田先後教唆被告張哲豪或張維洲、賴廷政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及被告張哲豪先後多次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之犯行，均時間緊接，方法相同，且所犯為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均為連續犯，應各以一罪論，並均加重其刑（被告黃青田、徐強發以一教唆行為教唆被告張哲豪連續竊盜，祇應成立一個教唆罪，不生連續問題）。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犯之上開連續教唆竊盜罪或教唆竊盜罪；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所犯之上開連續竊盜罪、竊盜罪，與連續交付或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間，均有方法與結果之牽連關係，均應從較重之連續教唆竊盜罪或教唆竊盜罪；連續竊盜罪或竊盜罪論處。又被告黃青田有上開事實欄所載之犯罪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其於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再犯本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應依95年7月1 日修正前刑法第47條之規定加重其刑，並遞加重之。另按「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 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經被告聲請，法院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定有明文。經查本案係於92年1 月16日繫屬於本院，有本院收狀章乙枚在卷可佐（詳本院訴字卷一第1 頁），故自繫屬日起迄今，案件繫屬已滿8 年，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均以言詞聲請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69 頁倒數第7 行以下），又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並無上開被告等因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或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之情形；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係因案情複雜、證據繁多，且必須將扣案物送鑑定比對而耗費時間等情，非可歸責於上開被告，再衡酌被告等罪名之輕重、所承受經濟上、心理上之負擔等事項，對其等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之影響，應屬重大，爰依前開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又被告黃青田有上揭刑之遞加重事由，應先遞加重後減輕之；被告張哲豪有上揭刑之加重事由，應先加重後減輕之。

⒉另按證人保護法第2 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法第14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黃青田、徐強發2 人到案後，均於偵查中供述與本案案情有重要待證事項及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得以追訴本案之其他重要共犯，且經

刑等語。惟查，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犯，均係教唆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及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顯非屬證人保護法第2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核與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 項之要件不符，自均無法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三）被告張純芝之論罪部分：查被告張純芝明知同案被告黃青田指示其所交付之電腦磁片內存有得供他人偽造信用卡所用之內碼、卡號等電磁紀錄，仍將該張電腦磁片交付同案被告林莉萍，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被告張純芝與同案被告黃青田就上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本案自92 年1月16日繫屬於本院後，迄今已滿8 年，業如前述，被告張純芝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以言詞聲請依上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規定酌減其刑（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69 頁背面第1 行）。而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並非因被告張純芝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或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之情形；且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係因案情複雜、證據繁多，必須將扣案物送鑑定比對而耗費時間等情，非可歸責於上開被告，再衡酌被告罪名之輕重、所承受經濟上、心理上之負擔等事項，對其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之影響，應屬重大，爰依前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四）被告林莉萍之論罪部分：查被告林莉萍於89年11月起至91年初之期間，多次聽從其同居男友黃啟哲之指示，前去向同案被告黃青田收受存有信用卡電磁紀錄之磁碟片，嗣後再將該等磁碟片轉交黃啟哲，由黃啟哲轉賣暨交付該等磁碟片內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以牟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收受、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被告林莉萍與黃啟哲就上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林莉萍向黃青田收受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後，交由黃啟哲轉賣及交付以牟利，而「收受」與「交付」，雖屬兩種行為，然其法律上，既均以意圖供行使之用為要件，則收受後復交付於人，其收集行為，自應為交付之行為所吸收，是僅論以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390 號判決意旨參照）。公訴意旨認被告林莉萍所為，係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收受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80 頁背面倒數第4 行以下），容屬有誤。又被告林莉萍於上開期間，先後多次將所收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由黃啟哲對外轉賣及交付，時間緊接，方法相同，且所犯為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以一罪論，並加重其刑。本案自92年1 月16日繫屬於本院後，迄今已滿8 年，業如前述，被告林莉萍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以言詞聲請依上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規定酌減其刑（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69 頁背面倒數第5行）。而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並非因被告林莉萍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或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之情形；且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係因案情複雜、證據繁多，必須將扣案物送鑑定比對而耗費時間等情，非可歸責於上開被告，再衡酌被告罪名之輕重、所承受經濟上、心理上之負擔等事項，對其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之影響，應屬重大，爰依前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又被告林莉萍有上揭刑之加重事由，是應先加重後減輕其刑。至被告林莉萍及辯護人雖以其於偵查中已坦認犯行，且經檢察官同意適用證人法護法，是請予以減輕其刑等語。惟查，被告林莉萍所犯，係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非屬證人保護法第2 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核與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 項之要件不符，是無法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五）被告翁崇維之論罪部分：查被告翁崇維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被查獲前，多次幫黃啟哲販售及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從中賺取差價以牟利，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被告翁崇維與黃啟哲就上開犯行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被告翁崇維於上開期間，先後多次將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交付他人，時間緊接，方法相同，且所犯為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顯係基於概括之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應以一罪論，並加重其刑。本案自92年1 月16日繫屬於本院後，迄今已滿8 年，業如前述，被告翁崇維於本院辯論終結前以言詞聲請依上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規定酌減其刑（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70 頁第1 行）。而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並非因被告翁崇維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或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之情形；且本案訴訟程序之延滯，係因案情複雜、證據繁多，必須將扣案物送鑑定比對而耗費時間等情，非可歸責於上開被告，再衡酌被告罪名之輕重、所承受經濟上、心理上之負擔等事項，對其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之影響，應屬重大，爰依前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又被告翁崇維有上揭刑之加重事由，是應先加重後減輕其刑。

（六）又公訴意旨原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所為，均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2 條後段、第4 條第1 項、第1 款、第5 款之竊取公用財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嫌；認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 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廢止前）刑法第340 條之常業詐欺罪嫌；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339 條之詐欺取財罪嫌。嗣於92年2 月23日以補充理由書改論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5 人均共犯刑法第342 條之背信罪（詳本院訴字卷狀一第64頁倒數第5 行以下）。復於論告時，又認被告張哲豪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3 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純芝、張維洲、賴廷政等係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或第2 項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被告林莉萍涉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收受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第201 條之1 第1 項偽造信用卡罪、第30條第1 項、第339 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被告翁崇維涉犯刑法第201 條之1 第1 項偽造信用卡罪、第30條第1 項、第339 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80 頁倒數第4 行以下之論告意旨）。其中關於公訴意旨原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黃青田、徐強發、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所為，係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或常業詐欺罪嫌部分。因原起訴之犯罪事實，均僅記載被告黃青田等人交付或收受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電磁紀錄之事實；且原起訴意旨亦因被告黃青田等人僅為上開行為，即均認被告黃青田等人係偽造信用卡集團之共犯，均係犯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常業詐欺）罪。惟：⒈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固陳稱：與被告黃青田認識交往約3 、4 個月後，黃青田知道其也是偽卡圈內的份子，便要伊幫他在南部地區販賣卡號及內碼資料，且要伊加入為偽卡集團成員，做他的直屬下線，後來伊才知道黃青田是國內偽卡犯罪圈內的最上游源頭，負責供應國內北、中、南地區，各偽卡大盤製造偽卡所需的卡號及內碼資料；88年底，伊開始負責在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地區，幫黃青田販賣製造偽卡所需的卡號及內碼資料給南部地區的偽卡大盤，黃青田交付的只有卡號及內碼，並以普卡每組3,000 元、金卡每組5,000 元之價格向伊收款；伊收到黃青田交付之卡號及內碼資料後，或係以普卡每組4,000 元、金卡每組7,000 元之價格轉賣販賣卡號及內碼，或係製成偽卡成品，以普卡每張5,000 元，金卡每張8,000 元之價格對外販售；黃青田所販賣的卡號及內碼資料上手來源為財金公司，下手分成以下各區分別作業：⑴北區：包括基隆，台北縣、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由黃青田本人及其小舅子（黃青田太太徐秀玉的弟弟）、蘇本隆、綽號為「電池」及「茶壺」等五人負責發料，⑵中區：大都為台中縣、市地區，由黃青田的下線綽號為「海仔」及「宏仔」負責發料，⑶南部地區涵蓋的縣市範圍，原由其與綽號「成仔」負責，後改由伊一個人負責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72頁背面倒數第3 行以下），公訴意旨即憑此作為認定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純芝等人與證人黃啟哲或其他北部、中部偽卡集團成員，共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廢止前刑法第340 條常業詐欺罪或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嫌之依據。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判時結證稱：當初是調查員說黃青田在北、中、南部都有在賣信用卡內碼資料，伊方照著回答，但因其之活動範圍只有在南部，其他地區與伊無關，故伊並不知道黃青田有無賣給中部或北部之人等語（詳本院金重訴二卷第363 頁背面第15行以下）。況且，遍尋卷內亦查無被告黃青田販賣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予北部、中部偽卡集團之證據，從而，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所為之上開陳述是否可採，當非無疑。再則，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正犯所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者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或所知之範圍，而為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其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1060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共同正犯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行之一部分，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遂行其犯罪之目的，始克相當，至於立場對立之各行為人，如各有其目的，而各依其目的分別實施犯罪行為，致彼此間無所謂犯意聯絡者，各行為人僅應就其實施之行為，分別負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799號判決意旨亦可參照）。查被告黃青田、徐強發雖將竊得之信用卡內碼資料電磁紀錄交付予黃啟哲，且被告張純芝亦曾代為交付該等電磁紀錄，然其等交付該等電磁紀錄之目的係為獲取黃啟哲所給付之買賣價金，對設計、製造偽卡或持偽卡四處盜刷詐財、贓物回銷分贓朋分所得，並無任何共同目的，且對該集團之規模及詐財金額等情，亦均一無所知，尚難認與上開主犯就偽造文書、詐欺取財或常業詐欺等犯行有共犯關係。基此，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純芝與黃青田、徐強發、黃啟哲及北部、中部偽卡集團成員基於製造偽造之信用卡並持以盜刷之犯意聯絡，共同製成偽卡供作盜刷詐財之用，造成自89年起迄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新銀行、富邦商業銀行等52家國內發卡銀行數十億元之鉅額財產損失等情，顯與上揭實務見解不合，是難憑採。⒉被告翁崇維於偵訊時陳稱：黃啟哲於90年中左右就開始做偽卡，伊轉賣黃啟哲所交付之信用卡交易資料，轉賣出去後，每筆可賺500 至1,000 元之差價等語；核與證人黃啟哲於另案審理中及證人楊助帆於本院審理中所陳相符，是就被告翁崇維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被查獲前，多次幫黃啟哲轉賣及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從中賺取每筆500 元至1,000 元不等差價之事實，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業如前述。基此，依現存證據資料，本件僅能證明被告黃青田等人參與交付或收受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電磁紀錄犯行，並無證據證明係偽卡集團之共犯。參以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之行為，均在90年6 月22日刑法第204 條施行前所為，依舊法應僅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幫助犯；依新法應成立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罪，新舊法比較後，應適用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罪論處。而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行為時或行為終了時，刑法第204 條業已施行，應成立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罪，不再論以舊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之幫助犯。又因刑法第204 條係詐欺取財之特別規定；且刑法第204 條本身即為同法第201 條之1 之幫助類型，故不再論以刑法第201 條之1 、詐欺取財之幫助犯。是檢察官於論告時變更起訴法條，改論以刑法第204 條第1 項或第2 項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尚無違誤，且本院就上開被告所為此部分犯行已分論其罪，業如前述。至檢察官論告書雖認被告林莉萍、翁崇維除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用之電磁紀錄外，另與黃啟哲共同參與偽造信用卡，被告林莉萍、翁崇維並將偽造之信用卡交予他人使用，尚犯刑法第201 條之1 、幫助詐欺取財等罪。惟因起訴犯罪事實僅記載交付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電磁紀錄之事實，並未記載上開與黃啟哲共同偽造信用卡，被告林莉萍、翁崇維並將偽造之信用卡交予他人使用之事實，而此部分事實，亦無相關積極證據可資證明，尚難認為起訴效力所及，而得併予審究，附此敘明。另就原公訴意旨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涉犯竊取公用財物罪部分，因社會基本事實相同，業經本院變更起訴法條為竊盜罪，亦如前述。又刑法上之背信罪，為一般的違背任務之犯罪，如果其違背任務係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已達於竊盜或侵占之程度，仍應從竊盜或侵占罪處斷，不能援用背信之法條相繩（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58號判例意旨參照）。是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自其等所任職之財金公司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既已該當竊盜罪之構成要件，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均為上開竊盜犯行之教唆犯，揆諸前開判例意旨，自均不得再以背信罪論斷。此外，關於上揭公訴意旨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涉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部分；認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涉犯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嫌部分；認被告張哲豪涉犯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嫌部分，均詳如後述。

（七）爰審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謀生，竟因一時貪欲，教唆他人竊取足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偽造信用卡暨行使盜刷詐財所用之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再加以轉賣牟利；而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均受僱於財金公司，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接觸該公司所處理信用卡交易資料，竟亦因貪欲及被告黃青田或徐強發之唆使，而大量竊取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供被告黃青田、徐強發轉賣得利；另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亦明知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足以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偽造信用卡暨行使盜刷詐財，竟均不圖正業，轉賣或交付該等電磁紀錄以從中牟取不法利益，更使得他人得以利用該等電磁紀錄偽造信用卡加以盜刷，所為均屬不當，除對財金公司、國內各家發卡銀行及持卡人之權益造成嚴重損害外，更危及信用卡交易安全及紊亂整體經濟秩序，故惡性不可謂之不大，實難輕縱，惟衡及被告張哲豪、黃青田、徐強發、林莉萍等於犯後均坦認犯行，態度尚可，被告徐強發、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各係分別聽從被告黃青田或另案被告黃啟哲之指示行事，主從關係顯屬有別，且均非主導偽造信用卡或行使偽造信用卡之全部犯罪流程，亦均未取得因盜刷偽卡所詐取之商品或財物，另考量其等之犯罪動機、目的、歷時、手段暨其等學歷、智識、經濟情況、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又上開被告等之犯罪時間均在96年4 月24日以前，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所犯均非屬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3 條第1 項所定不予減刑之罪；而被告張哲豪、徐強發、張維洲、賴廷政所犯刑法第320 條之竊盜罪，雖屬上開減刑條例第3 條第1 項第15 款 所列之罪，惟宣告刑均未逾有期徒刑1 年6 月，是依上開減刑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3 款、第7 條之規定，各減其宣告刑2 分之1 。又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行為時之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及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現已刪除）係規定以銀元100 元至300 元折算1日（即以新臺幣300 元至900 元折算1 日），而被告行為後之現行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則係規定以新臺幣1,000 元、2,000 元或3,000 元折算1 日，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應以行為時即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上開被告，故依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本件就被告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部分，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之規定，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八）按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提款、簽帳、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及前條之器械原料及電磁紀錄，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得沒收之，刑法第205 條、第38條第1 項第2 款、第3 項定有明文。查：

⒈附表一編號11所示之電腦主機1 台，經鑑定該台電腦主機內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之電磁紀錄，且經比對後與其他扣案物有重覆情形。由於該等電磁紀錄既屬被告張哲豪所竊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物，是依刑法第205 條規定，於被告張哲豪罪項下諭知沒收；至於扣案之電腦主機1 台，雖係上開被告張哲豪實施犯罪所用之物，但係在被告張哲豪之辦公室內扣得，非屬被告張哲豪所有之物，自不得併予宣告沒收。

⒉附表三編號1 所示之電腦主機1 台及編號2 所示之電腦硬碟1 個，係在被告賴廷政住處內扣得，均為被告賴廷政所有之物，經鑑定上開電腦主機及硬碟均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之電磁紀錄，且分別與其他扣案物內所儲存之電磁紀錄有重覆情形。由於該等電磁紀錄既屬被告賴廷政、張維洲所竊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物，上開電腦主機及硬碟又係被告賴廷政所有用以儲存該等電磁紀錄之物，是依刑法第205 條之規定及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理論，均應分別於上開被告張維洲、賴廷政之罪項下諭知沒收。

⒊附表七編號10所示之電腦主機1 台，係在被告徐強發住處內扣得，經鑑定該電腦主機內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之電磁紀錄，且經比對後與其他扣案物內所儲存之電磁紀錄有重覆情形。由於該等電磁紀錄係屬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儲存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物，而上開電腦主機又係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有用以儲存該等電磁紀錄之物，是依刑法第205 條之規定及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理論，均應分別於被告黃青田、徐強發之罪項下諭知沒收。

⒋附表九編號59所示之1.44MB磁碟片52片，經鑑定儲存有信用卡內碼資料之電磁紀錄，且經比對後與其他扣案物內所儲存之電磁紀錄有重覆情形。該等磁碟片內所儲存之信用卡內碼資料電磁紀錄，係被告林莉萍與黃啟哲共犯所得，且該等磁碟片又係被告林莉萍之男友黃啟哲所有之物，是依刑法第205 條之規定及共同正犯共同負責之理論，應於被告林莉萍之罪項下諭知沒收。

⒌至於附表一至十四所載之其他扣案物，或與信用卡內碼資料無關，或查無證據與本件被告黃青田、張純芝、張哲豪、賴廷政、張維洲、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人之犯行相關，是均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

（一）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共同基於意圖為其等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自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止，推由被告張哲豪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在財金公司辦公室內竊得內儲存有財金公司89年1 月至89年12月之全年度信用卡交易資料備份檔之光碟片，先是以紙張列印較少筆資料之方式，之後則將備份檔之光碟片放入被告張哲豪個人電腦主機內，讀出其中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並將該檔案資料下載，再灌錄重製成為光碟片，前後以此方式竊得財金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卡號及內碼資料約計1,231,259 筆等語（其餘之208,741 筆部分，業經被認定為竊盜所得之物），並陸續收取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所交付之賄賂款項約580 萬元至680 萬元（其餘之120 萬元部分，業經被認定為竊盜後所分得之不法利益）。

（二）被告黃青田、賴廷政、張維洲3 人共同基於意圖為其等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於90年6 月起至90年10月間，由被告賴廷政與張維洲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另竊取財金公司前開期間內之信用卡交易資料備份檔光碟片2 次，讀出其中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並將該檔案資料下載，再灌錄重製成為光碟片，前後以此方式竊得財金公司信用卡持卡人卡號及內碼資料後，分次將其中載有竊錄所得之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30,000筆之光碟片交付予被告黃青田（其餘之15,000筆部分，業經被認定為交付之電磁紀錄）。

（三）被告張純芝與黃青田、徐強發、黃啟哲等人，基於與下線共同製造偽造之信用卡並持以盜刷之犯意聯絡，分別將所得資料輸入被告黃青田所有之倫飛牌A-1000型（起訴書誤繕為100 型）手提電腦內儲存，遇有國內偽卡集團需購買卡號及內碼資料時，即依據購買者所需之種類（金卡、普通卡）、卡別（ＶＩＳＡ、ＭＡＳＴＥＲ、ＪＣＢ）、數量等，多次自前開手提電腦內讀出原儲存之卡號及內碼資料加以交付（其中於90年底或91年初某日所交付之1 次，業經被認定有罪）。

（四）被告林莉萍、翁崇維與黃啟哲等人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由被告林莉萍、黃啟哲自89年1 月起至91年9 月止，以每組（卡號及內碼資料）3,000 元（普卡）至5,000 元（金卡）之價錢，在（改制前）台北縣、市等地，向被告黃青田及張純芝購入內載有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約290,900 筆之電腦磁片約計136 片（自89年11月至91年1 月間向被告黃青田等收購14片電腦磁片，內含共計9,100 筆內碼資料電磁紀錄部分，業經被認定為有罪，詳如前述），嗣由黃啟哲將購自黃青田偽卡集團之電腦磁片內載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予以解碼、編排、彙整、列印後，再交由被告翁崇維等人，於89年1 月至90年年中前及91年8 月22日至91年9 月止之期間，將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以每組4,000 元（普卡）至7,000 元（金卡）不等價格，販售予國內各地偽卡大盤或真實姓名不詳之多名「車頭」（被告翁崇維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販售偽卡資料部分，業經被認定有罪，詳如前述），供作製造偽卡及持偽卡至全國各地之百貨公司、大賣場、精品服飾店、黃金珠寶店、電子器材店等處盜刷詐財，並以之為常業，因而造成國內52家發卡銀行自89年迄今之鉅額偽卡盜刷損失。

（五）因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之上開部分行為，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2 條後段、同條例第4 條第1 項第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竊盜罪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上開部分行為，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 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被告張哲豪另涉犯刑法第132 條第3 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均另涉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且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涉有前開罪嫌，無非係以上開被告及證人黃啟哲、呂國安、楊助帆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萬事達卡國際組織（MasterCard International）所製作之鑑定報告、VISA International威士國際組織所製作之鑑定報告表，中國信託、泛亞等43家銀行就扣得內碼資料所製作之鑑定報告及損失金額統計表及扣案物等，資為論據。惟訊據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均辯稱：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間，從財金公司內所竊得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筆數，並無144萬筆如此之多；被告黃青田、張維洲、賴廷政亦辯稱：並未於90年6 月至同年10月間，從財金公司內竊取約計45,000筆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另辯稱：只有對外販售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並未與製作偽卡集團或盜刷詐財之車手間有犯意聯絡；被告林莉萍辯稱：係於89年11月起至91年初之期間，聽從黃啟哲之指示向黃青田收受內含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電腦磁片；被告翁崇維辯稱：不曾幫黃啟哲販賣偽卡等語。經查：

（一）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3 人任職之財金公司係依「跨行金融資訊網路事業設立及管理辦法」及「公司法」規定設立之民營公司，並依據該公司章程經營其業務範圍，非屬行政機關，中央銀行或財政部均未授權及委託該公司或其僱用人員行使公權力，亦未交付有關刑法第132 條或第138 條所稱之「物品」等情，有中央銀行業務局92年6月11日台央業字第0920032665號函及財政部金融局92 年6月24日台融局（二）字第0928011003號函旨在卷可參（詳本院訴字卷狀一第1 、2 、5 、6 頁），從而，財金公司及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等均非中央銀行或財政部授權或委託行使公權力之主體，自與貪污治罪條例第2 條後段、第4 條第1 項、第1 款、第5 款之竊取公用財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無涉；而被告黃青田、徐強發教唆張哲豪等竊取供偽造信用卡所用之電磁紀錄並朋分不法所得之犯行，亦與違背職務行為之交付賄賂罪無涉，是公訴意旨逕認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黃青田、徐強發涉犯上開罪嫌，尚嫌速斷。

（二）又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張哲豪竊取財金公司信用卡卡號、內碼等資料，販賣交付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之行為，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3 項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惟按刑法第132 條之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其行為客體，為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晝、消息或物品。稱國防以外應秘密，係指洩漏或交付國防秘密罪（刑法第109 條第1、2 項）所保護之國防應秘密以外之就國家政務或事務上之觀點應保護之秘密而言，舉凡內政、外交、司法、財政、經濟、監察、考試等國家政務與事務上應行保密之一切文書、圖書、消息或物品，固均可成為本罪之客體，惟因刑法第132 條之洩密罪，所保護之法益為國家法益，故所洩漏之國防以外之秘密，亦應指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者而言。查被告張哲豪於財金公司任職期間，業務上所接觸之信用卡卡號、內碼資料，係藉由電腦、機器判讀，藉以辨識信用卡持卡人真實性之資料，顯與國家政務或事務無涉，是檢察官認被告張哲豪上開犯行係涉犯刑法第132 條第3 項之罪部分，亦屬有誤。

（三）被告張哲豪於警詢時固陳稱：將財金公司89年1 月至12月全部信用卡交易資料交給黃青田、徐強發，以每月交易紀錄（含卡號及內碼資料）約12萬筆計算，交給黃青田、徐強發之卡號及內碼資料數量約為144 萬筆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7 頁倒數第4 行以下）；另被告徐強發於警詢時亦陳稱：與被告張哲豪交易財金公司內部之信用卡資料，前後合計約給張哲豪7 、8 百萬元等語。然關於被告黃青田、徐強發自被告張哲豪處所取得信用卡交易資料之筆數，依據被告徐強發於警詢時所陳：與張哲豪交易次數約為6 、7 次，筆數為4 萬筆左右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110 頁第4 行以下），顯與上開起訴書所載之144 萬筆數量差距甚大。另在財金公司扣得被告張哲豪使用電腦主機（如附表一編號11所示）內所儲存之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經由關鍵字搜尋後所得筆數為208,741 筆，有上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所製作之證物一覽表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二第7 頁）。從而，既然被告張哲豪所使用之電腦內僅存有20餘萬筆之電磁紀錄，則其於警詢時所稱交付144 萬筆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之情，是否屬實，自非無疑。此外，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判時亦結證稱：分好幾次拿錢給張哲豪，共100 多萬元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176 頁倒數第5 行），核與被告張哲豪自承僅從被告徐強發處收受120 萬元之情，大致相符，故上揭公訴意旨僅憑被告徐強發於警詢時之陳詞，即認定被告張哲豪收受7 、800 萬元，亦非無疑。基此，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張哲豪於89年1 月起至90年5 月止，在財金公司辦公室內竊得信用卡交易資料計144 萬筆，自被告黃青田徐強發處取得7 、800 萬元等情。然除上開竊取電磁紀錄208,741 筆及收取120 萬元之部分，確有證據足資認定外，其餘部分之筆數及款項，均乏其他積極證據得以認定，故尚嫌速斷。

（四）被告黃青田於警詢時固陳稱：90年6 月開始至90年10月止，與賴廷政、張維洲共計約在台北市○○○路與南京東路附近的「六條咖啡店」及「七條咖啡店」內，交易信用卡卡號、內碼資料共計3 次，第一次交易時間約在90年6 月間，第2 次大約是在90年8 月間，第3 次大約是在90年10月間，交易地點均在「六條咖啡店」及「七條咖啡店」內，交易時賴廷政及張維洲均一起出來，每次均由賴廷政、張維洲將1 片電腦磁片（內載有約1 萬組至1 萬5 千組不等之信用卡卡號、內碼資料）交付，其收到磁片後，則將現金交給賴廷政、張維洲親收，第一次交給賴廷政、張維洲30萬元，第2 次交給他們50萬元，第3 次交給他們40萬元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1 頁背面倒數第4 行以下）。檢察官乃援引上開警詢筆錄內容，作為認定被告張維洲、賴廷政2 人犯罪之依據。然經本院依職權勘驗該份警詢筆錄錄影帶所轉錄之錄影光碟，得見調查員於製作該份警詢筆錄時，並未對被告黃青田為權利事項之告知，且關於被告張維洲、賴廷政之涉案經過，被告黃青田並未陳述如該份筆錄所載，上開警詢筆錄所載被告黃青田之陳述亦顯與錄影內容不符，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詳本院金重訴卷十三第38頁背面第4 行以下），乃認被告黃青田前開有瑕疵之警詢筆錄，並無證據能力，業如前述，自不得採為本件論罪依據。此外，卷內亦查無其他足資認定被告賴廷政、張維洲2 人於90年6 月至同年10月間另竊取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2 次，及將竊取所得內碼資料約計30,000筆交付被告黃青田之證據，是檢察官僅憑上揭具瑕疵之警詢筆錄，即認定被告黃青田、賴廷政、張維洲3 人此部分犯行，亦嫌速斷。

（五）關於被告張純芝與被告黃青田共犯部分，證人黃啟哲於91年9 月9 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固陳稱：被告張純芝與黃青田一起將卡號及內碼轉錄成電腦磁片，交給下線，黃青田自財金公司所取得之卡號及內碼先交給徐文發，由徐文發先燒錄成電腦磁片（光碟片）再將電腦磁片（光碟片）放入黃青田所有之手提電腦內，該手提電腦即放置於被告張純芝位於台北縣板橋市○○路的住處，有下線須買卡號時，被告張純芝就與黃青田一起將光碟片內之卡號及內碼資料轉錄為另一電腦磁片後，交給渠等完成交易，被告張純芝的住處不僅是黃青田的工作室，也是集團的發料中心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157 頁背面第5 行以下）。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理中則結證稱：被告張純芝不曾幫黃青田交付電腦磁片予伊，在調查局及偵訊時，係受調查員指示，方稱被告張純芝負責保管由財金公司取得之資料，她的住處是集團之發料中心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6 頁背面第16行以下）。從而，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所為之上開陳述，是否屬實，並非無疑，且無法憑此具瑕疵之警詢陳述，作為認定被告張純芝犯罪之唯一證據。再則，同案被告張哲豪於91年9 月17日接受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詢問時雖陳稱：徐強發曾告知伊關於黃青田所有的卡號及內碼資料及金融卡資料均係儲存於筆記型電腦內，該電腦由黃青田的同居女友綽號為「十八姐」之人（即被告張純芝）放在一個隱密的地方，要用的時候才會去開資料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8 號卷第8 頁背面第3 行以下）。惟被告徐強發於本院審判時否認曾對張哲豪說過上情（詳本院金重訴卷三背面倒數第3 行）；又證人即被告張哲豪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本案查獲前並不知張純芝或「十八姐」為何人，之前係因受調查員指示，方會指稱被告張純芝保管儲存於電腦內之資料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224 頁倒數第11行以下）。故亦難逕以張哲豪於警詢時所述傳聞之詞，即作為不利於被告張純芝之認定。基此，就被告張純芝所為，除曾與被告黃青田共同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1 次予林莉萍之犯行，業經被認定有罪外，公訴意旨所指之其餘部分，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自難遽為被告張純芝有罪之認定。

（六）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林莉萍與黃啟哲自89年1 月起至91年9月止，向被告黃青田等購入載有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約30萬組之電腦磁片約150 片，嗣由黃啟哲將該等卡號及內碼資料予以解碼、編排、彙整、列印後，再交由被告翁崇維等人以每組4,000 元（普卡）至7,000 元（金卡）不等價格，販售予國內各地偽卡大盤或真實姓名不詳之多名「車頭」，供作製造偽卡及持偽卡至全國各地之百貨公司、大賣場、精品服飾店、黃金珠寶店、電子器材店等處盜刷詐財，並以之為常業，因而造成國內52家發卡銀行自89年迄今之鉅額偽卡盜刷損失等情。惟查：

⒈被告林莉萍自承係黃啟哲之同居女友；而被告黃青田亦坦稱：自89年1 月起至其被查獲止，係將取自於財金公司之信用卡內碼資料電磁紀錄販售予黃啟哲，並曾交由被告林莉萍轉交予黃啟哲等情，業如前述。然因被告黃青田係於91年8 月19日即已經拘提到案，並於同月20日羈押在案，有拘票及押票各乙紙附卷可稽（詳91年度偵字第18418 號卷第6 、28頁），足徵起訴書載稱被告林莉萍與黃啟哲於91年9 月間仍向被告黃青田購買上開電磁紀錄之情，顯屬有誤。又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判時陳稱：黃啟哲是住在高雄，而伊是住在台北，剛開始黃啟哲會北上向伊拿磁片，後來黃啟哲追到女友林莉萍，因林莉萍家住板橋，常常要回板橋，黃啟哲有時會叫林莉萍來向伊拿磁片，但並非每一次都有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57 頁第10行以下）。足見被告黃青田剛開始與黃啟哲進行交易時，均係由黃啟哲直接向黃青田收取該等電磁紀錄。職是，上揭公訴意旨認定黃啟哲於89年1 月間開始與黃青田交易時，即係由被告林莉萍聽從黃啟哲之指示前去向被告黃青田拿磁片等情，就此部分時點之認定，尚屬有誤。另據被告林莉萍陳稱：於89年11月起南下高雄與黃啟哲同居後經常往來於台北、高雄之間，黃啟哲乃要伊經手他與黃青田間之電腦磁片買賣事宜，都是以電話聯絡，約好地點後再去拿磁片，91年1 月份搬回台北後，就由黃啟哲自己拿等語（詳92年度偵字第1156號卷第3 頁倒數第3 行以下、第28頁倒數第4 行，本院金重訴卷六第12頁倒數第8 行以下），得見其係於89年11月起至91年1 月間與黃啟哲共同向被告黃青田收購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又因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林莉萍於上開期間外亦有從事上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被告自89年1 月起至89年10月間、91年2 月起至91年9 月間與黃啟哲共同向被告黃青田收購信用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或與黃啟哲共同偽造信用卡等情，即非可採。此外，被告黃青田於本院審判時又陳稱：交給黃啟哲之內碼資料，一開始是用A4的紙張列印，因黃啟哲在高雄，故用傳真方式傳送，後來因為數量變大，才用磁片儲存資料，大概1 個月1 片，每片6 、7 百筆（以650 筆計），大概每張磁片50萬元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十四第156 頁倒數第8 行以下）。職是，被告林莉萍聽從黃啟哲之指示，自89年11月至91年1 月間向被告黃青田收購14片電腦磁片，內含共計9,100 筆內碼資料電磁紀錄部分，業經被認定為有罪，已如前述外，其餘部分犯行，並無事證足資證明，自難論採。

⒉另因被告翁崇維於偵訊時陳稱：黃啟哲於90年中左右就開始做偽卡，伊轉賣黃啟哲所交付之信用卡交易資料，轉賣出去後，每筆可賺500 至1,000 元之差價等語；核與證人黃啟哲於另案審理中及證人楊助帆於本院審理中所陳相符，是就被告翁崇維於90年年中至91年8 月21日被查獲前，多次幫黃啟哲轉賣及交付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供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用以偽造信用卡，並從中賺取每筆500 元至1,000 元不等差價之事實，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業如前述。至於起訴書所載被告翁崇維另於89年1 月至90年年中前及91年8 月22日至91年9月止之期間，將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以每組4,000 元至7,000 元之不等價格，販售予國內各地偽卡大盤或真實姓名不詳之多名「車頭」，供作製造偽卡及持偽卡至全國各地之百貨公司、大賣場、精品服飾店、黃金珠寶店、電子器材店等處盜刷詐財，並以之為常業，因而造成國內52家發卡銀行自89年迄今之鉅額偽卡盜刷損失部分，則查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是尚難逕論被告翁崇維此部分犯行。

（七）此外，就公訴意旨所指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張純芝、林莉萍、翁崇維等所涉之上開犯行部分，既均無法證明，依前揭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本應分別為上開被告等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其等前開起訴論罪科刑部分，分別有實質上或裁判上之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肆、無罪部分（被告徐文發、蘇本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徐文發與同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張純芝及另案被告黃啟哲等人，基於與被告蘇本隆等下線共同製造偽造之信用卡並持以盜刷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徐文發將同案被告張哲豪、張維洲、賴廷政自財金公司內部所竊得之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輸入黃青田所有之倫飛牌A-1000型（起訴書誤繕為100 型）手提電腦內儲存，遇有國內偽卡集團需購買卡號及內碼資料時，即依據購買者所需之種類（金卡、普通卡）、卡別（ＶＩＳＡ、ＭＡＳＴＥＲ、ＪＣＢ）、數量等，自前開手提電腦內讀出原儲存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並分別以黃青田住所【（改制前）台北縣淡水鎮○○路67號17樓】及張純芝住所【（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二段6 號6 樓】作為灌錄重製成為光、磁碟片之工作場所，於加工製成光、磁碟片後，以每組3,000 元（普卡）至5,000 元（金卡）不等價錢，將自財金公司所竊得之卡號及內碼資料販售予國內各地之偽卡集團，製成偽卡供作盜刷詐財之用，造成自89年起迄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新銀行、富邦商業銀行等52家國內發卡銀行數十億元之鉅額財產損失，並作以下分工：

㈠北部地區：包括基隆市、台北縣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由被告徐文發、蘇本隆與同案被告黃青田、徐強發等負責販售卡號及內碼資料。

㈡中部地區：多集中於（改制前）台中縣、市，由同案被告黃青田下線綽號為「海仔」、「宏仔」（該2 人真實姓名不詳）負責販售卡號及內碼資料。

㈢南部地區：包括（改制前）台南縣市、（改制前）高雄縣市、屏東縣市等，由同案被告黃青田下線黃啟哲負責販售卡號及內碼資料。因認被告徐文發、蘇本隆所為，係共犯刑法第204 條第1 項交付供偽造信用卡之電磁紀錄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 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可資參照）。據此，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另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足資參照）。復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性；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之限制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刑事審判上之共同被告，係為訴訟經濟等原因，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其間各別被告及犯罪事實仍獨立存在。若共同被告具有共犯關係者，雖其證據資料大體上具有共通性，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且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尚須以補強證據予以佐證，不可籠統為同一之觀察；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除非係對向犯之雙方所為之自白，因已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而各自成立犯罪外，倘為任意共犯、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共同正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縱所自白內容一致，因仍屬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故此所謂其他必要證據，應求諸於該等共犯自白以外，實際存在之有關被告與犯罪者間相關聯之一切證據（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6927號、第6592號、第6352號、第6203號、第6149號、第5080號判決意旨均可資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徐文發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徐文發之陳述及證人黃啟哲之供述為據；認被告蘇本隆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蘇本隆之陳述，證人黃啟哲、黃青田、余姿樺之供述，及在余姿樺處扣得之記事本中記載有信用卡犯罪之相關事證，資為論據。惟訊據被告徐文發、蘇本隆2 人均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被告徐文發辯稱：不認識黃啟哲，故黃啟哲於警詢時之指認並不實在，當時是在當兵，直到90年8 月才退伍，並沒有參與犯罪等語；被告蘇本隆辯稱：與黃青田是高中同學，因而認識黃青田，但並未與黃青田作過偽卡資料交易，亦並非擔任黃青田北部地區之車手，而有偽卡銷售、製作偽卡或刷卡消費行為等語。經查：

（一）被告徐文發於警詢及偵訊時固陳稱：因其對電腦比較內行，故同案被告黃青田曾要求其幫忙將word及excel 的電腦程式灌到他所使用之電腦，此外，黃青田亦曾交給伊磁碟片及光碟，請其協助燒錄，但因其在燒錄過程中沒有打開以閱讀資料，故無法肯定該等磁碟片或光碟片內儲存之資料，是否與信用卡卡號或內碼資料有關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387 號卷第10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第27頁第5行以下、第45頁第5 行以下、第49頁第1 、2 行）。顯見被告雖坦稱曾幫同案被告黃青田燒錄磁片或光碟片，但否認知悉其燒錄內容係與信用卡卡號或內碼資料有關，故尚難逕認被告徐文發之上揭陳詞，業已自白犯行。又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雖陳稱：被告黃青田從財金公司所取得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係由他的小舅子先燒錄成電腦磁片，再將該等電腦磁片交付予伊；90年年初，原本已與被告黃青田要交易從財金公司盜取之卡號及內碼資料，但黃青田臨時有事，就請他的小舅子來交易，次數約有2 、3 次，交易時間均為夜間，地點均在台北市○○○路之路邊，黃青田的小舅子將電腦磁片交付後就離開，那個黃青田的小舅子就是被告徐文發，此外，被告徐文發還負責與黃青田經手集團內北部地區之販賣卡號及內碼生意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75頁背面倒數第5 行以下、第98頁背面第4 至7 行、第157 頁第2 至8 行）。然證人黃啟哲於本院審判時結證稱：不認識被告徐文發，亦從未接觸過，不知道被告徐文發是否曾幫黃青田燒錄光碟，也不知道被告徐文發有無負責與黃青田經手集團內北部地區之販賣卡號及內碼生意，當初調查員是說要把被告黃青田身邊的人抓起來，要其指認以逼黃青田認罪，其並不知為何會去查被告徐文發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5 頁背面倒數第4 行以下），足徵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指摘被告徐文發涉案之陳述內容，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再則，被告徐文發係自88年12月20日入伍服役，直迄90年8 月23日退伍，有退伍令乙紙在卷可參（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77 頁）。從而，被告徐文發如何能於服役期間與同案被告黃青田共同經手偽卡集團北部地區之販賣卡號及內碼生意？易言之，證人黃啟哲於警詢中對被告徐文發所為之上開供詞，顯具瑕疵，自不得逕為不利於被告徐文發之認定。

（二）又被告蘇本隆於警詢時陳稱：在90年年初才知道被告黃青田有販賣信用卡卡號及內碼之事；90年7 月間某日晚上，曾與被告黃青田一起去「假日酒店」地下室，曾看過黃青田操作手提電腦，之後就與黃青田一起離開，黃青田在車上向其表示包廂內的人是他銀行的老闆，所交給他的是銀行資料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0747 號卷第106 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足見被告蘇本隆雖表示其知悉同案被告黃青田有販賣信用卡卡號及內碼及曾陪同黃青田前去酒店，看過黃青田操作手提電腦之事，但尚難逕認被告蘇本隆已自白與黃青田共同販賣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犯行。又同案被告黃青田於警詢時雖陳稱：被告蘇本隆係伊之高中同學，與伊是20多年的朋友，在交易金融卡資料那天剛好在一起，所以才會帶著蘇本隆一起去交易現場等語（同上卷第100 頁背面倒數第1 行以下）。然而，本件既是就被告等人竊取、販售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犯行加以論究，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等確有竊取或販售金融卡交易資料之電磁紀錄，是亦無法憑諸同案被告黃青田之上揭陳詞，逕認被告蘇本隆有何共同販賣信用卡交易資料電磁紀錄之犯行。再則，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雖陳稱：被告蘇本隆在黃青田偽卡集團擔任北部地區「發料」（即販售信用卡卡號及內碼資料）、「打版」（即製成偽卡成品）、燒錄內碼、保管財金公司外洩之卡號及內碼資料、刷卡消費等工作等語（詳91年度偵字第26818 號卷第82頁第1至3 行、第106 頁倒數第5 行以下、第164 頁倒數第2 行以下）。惟於本院審判時卻結證稱：黃青田是由被告蘇本隆介紹與伊認識的朋友，有時找不到黃青田，會請蘇本隆幫忙找，但不敢讓蘇本隆知道伊向黃青田買資料的事情，因為黃青田是蘇本隆介紹認識的，跟黃青田作生意卻沒有讓蘇本隆參與，也沒有將賺的錢分給蘇本隆，會覺得對蘇本隆不好意思；伊從未向蘇本隆買過信用卡內碼，也不曾看過蘇本隆在作偽卡、燒錄內碼或持偽卡消費，當初跟調查員講過是蘇本隆介紹伊與黃青田認識，他們認為蘇本隆也是疑犯之一，故要伊將蘇本隆咬出來，他們才能找到黃青田，故其方會指稱被告蘇本隆有在燒錄內碼、製造偽卡、刷卡消費、保管卡號及內碼資料等語（詳本院金重訴卷二第368 頁倒數第14行以下），顯與其於警詢時所為之上開陳述不同。又倘若被告蘇本隆確係如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所述，在黃青田偽卡集團擔任北部地區「發料」、「打版」、燒錄內碼、保管財金公司外洩之卡號及內碼資料、刷卡消費等工作，則當法務部調查局高雄縣調查站人員於91 年9月12日前去被告蘇本隆之（改制前）台北縣板橋市○○路○段32號13樓之1 住處時，焉會未扣得任何製作偽卡之器械或原料，亦查無任何信用卡之卡號或內碼資料。從而，證人黃啟哲於警詢時所為之上開陳述，是否屬實，當非無疑。況在被告蘇本隆與余姿樺之上開住處內所扣得之記事本，經本院於審判時提示該筆記本第138 頁及訊問後，亦無法認定所載確為信用卡卡號或內碼資料（詳本院金重訴卷三第157 頁背面第7 行以下），自不得率認被告蘇本隆有何販賣信用卡交易資料或製造偽卡盜刷消費之犯行。

（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徐文發、蘇本隆有前開公訴人所指述之犯行，而不能證明其等犯罪，揆諸上揭說明，應為被告徐文發、蘇本隆2 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0 條、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2 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第29條、第204 條第1 項、第205 條、第47條第1 項，92年6 月25日修正施行前刑法第323 條、第320 條第1 項，95年7 月1 日施行前刑法第55條後段、第56條、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 條，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 條第1 項第3 款、第7 條、第9 條，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2 條、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 條，刑法施行法第1 條之1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寶合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