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00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訴字第100號

公訴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

陳廷堂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律師陳韋誠

被告

莊明峰

選任辯護人

法律扶助律師熊健仲

上列被告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11034 、11337 號、108 年度偵字第74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陳廷堂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適柯宏璋（通緝中，所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07年8月14日20時15分許，以其持用之0000000000號門號與林子鵬所持用之0000000000門號聯繫，議定交易價值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後，柯宏璋因其一時無法分身交貨，乃持同一門號，與陳廷堂所持用之0000000000門號聯繫調貨，要陳廷堂先將其身上所剩餘之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半錢即約1.8公克，價值約3,000元）先供其交貨予林子鵬。陳廷堂允諾後，柯宏璋乃將陳廷堂所持用之上開門號告知林子鵬，要林子鵬自行與陳廷堂約定交易時間及地點，柯宏璋、陳廷堂即基於共同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聯絡，由陳廷堂於同日20時30分許，攜帶原供自己施用之上開甲基安非他命1包前往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府附近某處與林子鵬見面，並當場交付該包甲基安非他命予林子鵬而完成交易，交易金額3,000元由林子鵬與柯宏璋另行結算。翌日柯宏璋即將陳廷堂先行墊付之等量甲基安非他命1包返還予陳廷堂。

二、莊明峰亦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緣柯宏璋於107年9月29日17時12分許，以其持用之0000000000號門號與呂金龍所持用之0000000000門號聯繫，議定交易價值3,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後，柯宏璋於同日18時30分許前往高雄市鳳山區澄清陸橋底下，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略少於2公克）予呂金龍，惟因呂金龍發現重量不足，要求柯宏璋補足，柯宏璋應允當日稍晚會補足數量予呂金龍。適於同日晚間某時，莊明峰因欲向柯宏璋購買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柯宏璋乃騎乘向呂金龍所借之機車，搭載莊明峰前往高雄市鳳山區某麥當勞餐廳後，柯宏璋即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0.5公克）予莊明峰，並指示莊明峰將呂金龍之機車連同上開甲基安非他命1包前往呂金龍工作處所交予呂金龍。莊明峰雖非明知柯宏璋係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金龍，然可預見其將甲基安非他命交予呂金龍之行為，將生柯宏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金龍之結果，且此結果之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與柯宏璋共同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依柯宏璋指示於同日23時15分許，在高雄榮民總醫院前之統一超商新高榮門市外，交付該包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呂金龍。

三、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

一、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為供述證據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 第3 款定有明文。所稱「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係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而言。又刑事被告對證人固有對質詰問之權利，惟其未行使詰問權倘非可歸責於法院，且法院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而其未詰問之不利益業經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禦權且於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則容許例外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08 年度臺上字第1076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陳廷堂及其辯護人雖爭執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時陳述之證據能力，然柯宏璋經本院以證人身分合法傳喚、拘提均未到庭，業如前述，本院已善盡促使其到庭之義務。又其於警詢所述係由司法警察依法定程序詢問，過程尚無任何不正取供情事，亦無來自被告陳廷堂同庭在場之壓力或事後串謀等外力干擾，客觀上堪認應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間較為接近，對相關事實經過之記憶應尚清楚，復審酌毒品交易係相當隱密之事，若非親身經歷之旁人，難以得知，故柯宏璋所述證人林子鵬向伊購毒之經過，確屬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揭說明，應有證據能力。

㈡、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3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渠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

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條之3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前揭不論在檢察官或他案在法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或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前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法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第2項，仍非不得為證據，惟應於判決內敘明其符合傳聞證據例外之理由。不能因陳述人未經具結，即一律適用本法第158條之3之規定，排除其證據能力。查辯護人雖主張同案被告柯宏璋於偵查中之供述無證據能力，惟檢察官訊問同案被告柯宏璋時，檢察官於訊問前有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法權利後其始接受訊問，並由筆錄記載內容，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辯解，其偵訊筆錄之陳述顯係出於其「真意」所為，就前偵查筆錄製作原因、過程及功能加以觀察其信用性，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屬有證據能力，惟如前所述，同案被告柯宏璋經本院傳拘均未到庭，且另案通緝中，因所在不明而無從傳喚之因素，致客觀上不能到庭陳述並接受詰問，參酌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所載「除客觀上不能受詰問者，於審判中，仍應依法踐行詰問程序」，應認同案被告柯宏璋於本院審理中未到庭接受詰問，核屬被告詰問權例外無法行使之合法事由，自不得據此認同案被告柯宏璋上開偵查中關於被告陳廷堂共同販賣毒品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無法採為認定被告陳廷堂犯罪事實之依據。

㈢、至被告莊明峰及其辯護人並未爭執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及偵查中關於被告莊明峰共同販賣毒品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故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及偵查中關於被告莊明峰共同販賣毒品之陳述，就被告莊明峰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同具有證據能力。

二、證人林子鵬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所為供述證據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或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第3款分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謂被告以外之人前後陳述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陳述有所矛盾不符，導致應為相左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並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惟無須針對全部陳述作比較，陳述之一部分有不符，亦屬之。又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即使用證據之必要性，係指因無法再從同陳述者取得證言，而有利用原陳述之必要性，只要認為該陳述是屬於與犯罪事實存否相關之事實，並為證明該事實在實質上之必要性即可。至於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則係指依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而言，足以令人相信該陳述是虛偽之危險性不高，必須綜合該陳述是否未受到外力影響、陳述人之觀察、記憶、表達是否正確及有無偽證之各項因素，而為判斷。復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職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性極高，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爰於第2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立法理由）。換言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

㈡、證人林子鵬於警詢時關於同案被告柯宏璋販賣毒品及由被告陳廷堂交付毒品之陳述，與其於本院109年7月8日審理中證述：伊係向柯宏璋要毒品吃，不是買賣，隔天伊給柯宏璋的錢是之前賭博欠的錢，不是買毒品的錢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4至84頁），有所不符；且證人林子鵬於本院109年7月8日審理中雖證述被告陳廷堂確實係替柯宏璋前來交付毒品之人，惟否認其與柯宏璋間為毒品買賣關係等語，本院審酌證人林子鵬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係在本案為警查獲不久進行詢問，距離案發時間較近，記憶較為清晰；且被告陳廷堂並未在場，較諸於法院作證時被告陳廷堂同時在場，自較坦然，亦無來自被告陳廷堂在場之壓力；於警詢後其簽名確認筆錄記載內容無訛，且無證據證明證其於警詢過程中係遭受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等外力干擾情形，足認其於警詢時之陳述，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再細觀該證人林子鵬前後陳述不符之部分，係本院認定被告陳廷堂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所必要使用之證據，故證人林子鵬於警詢時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有證據能力。又林子鵬在檢察官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就被告陳廷堂共同販賣毒品所為之證述，業經依法具結，且查無有顯不可信之情況，其後本院因檢察官及被告陳廷堂之辯護人之聲請，於審判程序傳喚其到庭作證，亦給予被告陳廷堂及其辯護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陳廷堂及其辯護人對於證人林子鵬之對質詰問權，均已獲充分保障，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證人林子鵬於偵查中具結所為之陳述，亦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莊明峰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表示無意見，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或其他不適當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均得採為認定被告莊明峰犯罪事實之證據。至被告陳廷堂及其辯護人雖主張同案被告莊明峰、證人施慶成、段俊成、呂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然因本院並未援引同案被告莊明峰、證人施慶成、段俊成、呂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陳廷堂犯罪之依據，是被告陳廷堂及其辯護人以前述之莊明峰、施慶成、段俊成、呂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故無證據能力之主張，自毋庸贅予論駁，附此敘明。

四、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核與本案待證事實均有關聯，且無證據可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及其等之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陳廷堂部分（即犯罪事實欄一）訊據被告陳廷堂矢口否認有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辯稱：伊不認識林子鵬，柯宏璋叫我先把我的拿給他（按即林子鵬），至於價錢是製作筆錄時警員問我的，其他的我真的都不曉得，柯宏璋他們怎麼處理，我真的都不知道等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74頁）；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依柯宏璋或林子鵬之供述，並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陳廷堂知悉柯宏璋與林子鵬間有交易毒品之事實，被告陳廷堂僅是受柯宏璋之請託，調貨給林子鵬而已，被告陳廷堂既無與柯宏璋之間具意圖營利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聯絡，也無參與議價或收取價金之構成要件行為，單純交付毒品給林子鵬，應只該當於轉讓毒品罪而已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0至171頁、第417頁）。

㈠、經查：

⒈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時供述：我在107年8月14日20時15分是我將安非他命1錢3.8公克放在香煙盒裡面，拿給陳廷堂拿給林子鵬，我事後才向林子鵬收取購買毒品的錢（見警一卷第6頁），核與證人林子鵬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107年08月14日我向柯宏璋表示我要跟他購買毒品後，柯宏璋說他沒辦法過來，他就把陳廷堂的電話交給我，要我跟「阿堂」拿毒品，所以我當天在跟柯宏璋聯絡完後，我就撥打柯宏璋給我的電話0000000000號聯絡「阿堂」。與「阿堂」聯絡完後，晚上8點半我跟陳廷堂交易，約在楠梓區右昌三山國王廟附近，我到約定地後再打給「阿堂」說我到了，「阿堂」就騎機車過來並從口袋拿一小包毒品安非他命給我，那一陣子因為我沒有錢所以我有跟柯宏璋說要賒帳，我就再聯絡柯宏璋跟他算錢等語大致相符（見警二卷第93頁正面、偵一卷第64頁），復有本院107年聲監字第454號通訊監察書、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與被告陳廷堂間之通訊監察譯文等件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22至26、33至36、77至78頁）。

⒉次查，被告陳廷堂有於犯罪事實欄一所示時間、地點，依同案被告柯宏璋之指示，前去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重量約1.8公克）予證人林子鵬之事實，業據被告陳廷堂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俱供述綦詳（見警二卷第60頁背面至第61頁正面、偵一卷第104頁、本院卷一第171至172、405至409頁、本院卷二第274至277頁），且經證人林子鵬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明確；又證人林子鵬於警詢時經警提示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供林子鵬指認，林子鵬確認其所指「阿堂」即被告陳廷堂，此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附卷可佐（見警二卷第95頁）。是被告陳廷堂確有依同案被告柯宏璋之指示，先調撥自己的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約1.8公克以供交貨予林子鵬之事實，堪予認定。

⒊而查，警方偵辦此案係針對同案被告柯宏璋所持用之0000000000門號實施通訊監察，經監聽查悉該門號有於107年8月14日至15日間，與0000000000及0000000000等門號聯繫對話，而上開0000000000門號係證人林子鵬所持用；0000000000門號則為被告陳廷堂所持用等事實，復有本院107年聲監字第454號通訊監察書、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與被告陳廷堂間之通訊監察譯文等件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21至26、33至36、77至78頁），亦據被告陳廷堂及證人林子鵬供述確認其等各開持用之行動電話門號無誤（見警二卷第60頁正面、第92頁背面）。而參諸卷附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間之通訊監察譯文，107年8月14日20時14分06秒之對話中，柯宏璋稱「還是我要『阿堂』拿給你阿」，林子鵬稱「他那邊有喔」，柯宏璋稱「對啦」，林子鵬稱「好阿」，柯宏璋稱「好，我打給他」，林子鵬稱「現在嗎」，柯宏璋稱「對拉」，林子鵬稱「好」等語；旋同案被告柯宏璋即與被告陳廷堂聯繫，依彼2人間之通訊訊監察譯文，107年8月14日20時15分02秒之對話中，柯宏璋稱「喂，可不可以麻煩你，怎麼講，那個『阿鵬』，『鵬仔』你知道嗎」，被告陳廷堂稱「恩」，柯宏璋稱「你等一下拿給『鵬仔』好不好」，被告陳廷堂稱「在哪裡啊」，柯宏璋稱「等一下，我叫他打給你好不好」，被告陳廷堂稱「好」等語；107年8月14日20時15分49秒之通訊監察譯文中，柯宏璋即再聯繫林子鵬稱「喂，你打給他阿」，林子鵬稱「恩」，柯宏璋稱「000000000l。我有跟他講好了」，林子鵬稱「859541嗎」，柯宏璋稱「對」，林子鵬覆誦稱「859541」，柯宏璋稱「對，『阿堂』」等語綦詳，有前揭通訊監察譯文在卷可考（見警一卷第22、33頁）。按販賣毒品罪刑責極重，政府查緝甚嚴，故一般毒品買賣均極隱晦，每以暗語、代號相稱，且於交易過程，亦恆有以囑託第三人交付毒品或代收款項之「三角交易」模式規避查緝，此應為一般生活經驗可得知悉之通常事理。而依上開柯宏璋分別與證人林子鵬、被告陳廷堂間之對話內容以觀，彼等3人在本件交易毒品前即已相熟，可以互用「阿堂」、「鵬仔」之綽號確認對象；且被告陳廷堂在與柯宏璋之對話過程，就柯宏璋何以要其向「鵬仔」交付毒品之細節並未過問，僅憑柯宏璋一語「你等一下拿給『鵬仔』」、「等一下我叫他（按即林子鵬）打給你」，即允諾代柯宏璋交付毒品予林子鵬，顯見被告陳廷堂與證人林子鵬、同案被告柯宏璋之間，就交易歷程高度契合，堪可認定。證人林子鵬嗣於本院審理中供稱與被告陳廷堂「不認識」、「充其量僅一面之緣」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4、67頁），及被告陳廷堂辯稱「不認識林子鵬，（之前）也沒見過面」等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05頁），均無非迴護或避重就輕之詞，尚難採信。

⒋證人林子鵬於本院審理中一度改稱：我是向柯宏璋要毒品、柯宏璋是請我吃的，翌日交給柯宏璋的錢是賭博債務云云（見本院卷二第74至75頁）。惟查，證人林子鵬就本件如何與柯宏璋完成付款交易之過程，已於警詢時明白供述其於拿到被告陳廷堂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後，再聯絡柯宏璋與之結算，已如前述；而後於翌日（即107年8月15日）2時35分37秒許，同案被告柯宏璋即有撥打電話予林子鵬稱「那個『堂仔』有找你吧」，林子鵬稱「喔，那個你假如要過來的話，晚上先給你三張拉」，柯宏璋稱「喔，好拉，OK，好」，此有彼2人間107年8月15日之通訊監察譯文附卷足佐（見警一卷第33頁）。依上述對話內容，顯係同案被告柯宏璋電詢林子鵬毒品交易是否完成、林子鵬亦以暗語表示晚上會給柯宏璋3,000元；佐以被告陳廷堂此次交付予證人林子鵬之毒品亦在價值3,000元（重量約1.8公克）等情事參互以觀，林子鵬所稱要給同案被告柯宏璋「三張」應係要與柯宏璋結算該次毒品交易款項3,000元無疑。再者，證人林子鵬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00元的量約可以供其施用2次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二第81頁），則被告陳廷堂於107年8月14日所交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即足供證人林子鵬施用5至6次。而毒品量微價高，取得不易，依常情一般賣家縱無償轉讓毒品予藥腳，至多亦僅會提供微量供其暫解毒癮，非有無償提供大量毒品之可能；況且無償轉讓毒品衡屬情誼，證人林子鵬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僅係一般毒品交易上、下游關係，柯宏璋當時手頭若係無毒品可資提供，或無法分身前往交付，當無特意費時費力調貨，甚至央請被告陳廷堂代為交付之理。足見證人林子鵬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改稱未交付購毒款項予柯宏璋、係柯宏璋無償轉讓毒品之證述內容，核與常理相悖，應係因被告陳廷堂在庭而有壓力致臨訟迴護被告陳廷堂之詞，顯有不可信之處，自應以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為可採，而應認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間確實為毒品交易關係，堪以認定。

⒌被告陳廷堂固辯稱不知道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間為毒品金錢交易云云，惟被告陳廷堂既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供己施用，則其對於甲基安非他命係違禁物，且政府查禁甚嚴，因而物稀價昂，販毒者無不錙銖必較等情自有相當之認識；再同案被告柯宏璋委託被告陳廷堂墊付之甲基安非他命重量達半錢（約1.8公克）；復佐以被告陳廷堂、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3人間互相認識，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陳廷堂亦係向同案被告柯宏璋購買毒品之藥腳，對彼此之間有毒品交易關係此情自心照不宣，則於同案被告柯宏璋委託其將重量達1.8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林子鵬時，被告陳廷堂應當知悉此係同案被告柯宏璋要賣予林子鵬之甲基安非他命，而非無償轉讓。至同案被告柯宏璋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均一致供稱：是我自己要賣的，被告陳廷堂並不知情云云（見警一卷第6頁、偵一卷第113頁、本院卷一第268頁）。然而，依如上所述，已足認定被告陳廷堂知悉柯宏璋係基於買賣之原因，委託其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林子鵬，故無庸柯宏璋於委託時明說，尚難據此即認被告陳廷堂對毒品交易不知情；再被告陳廷堂既明知上情，仍依同案被告柯宏璋指示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林子鵬，被告陳廷堂自無構成轉讓毒品餘地。辯護人徒以被告陳廷堂未參與議價、無收取款項，認僅該當轉讓毒品罪云云，同無足採憑。至檢察官於論告時已經就被告陳廷堂犯案部分更正為販賣毒品之不確定故意，但本院認定其係基於直接故意而為已如前述，

㈡、按販賣毒品之所謂販賣行為，須行為人主觀上有營利意圖，且客觀上有販入或賣出毒品行為，即足構成，至於實際上是否已經獲利，則非所問；必也始終無營利之意思，而以原價或低於原價有償讓與他人，方難謂為販賣行為，而僅得以轉讓罪論處。而衡諸我國查緝販賣毒品之執法甚嚴，且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亦無公定價格，容易分裝並增減份量，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情形，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販賣之人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之方式雖異，其意圖營利之販賣行為則同一，是倘非有利可圖，一般人當無干冒重度刑責而提供毒品給他人之可能。經查，本件犯行既有收取金錢並囑交毒品之行為，外觀上已具備販賣毒品犯行之要件，對同案被告柯宏璋言，極具風險性，而柯宏璋與前開購毒者間復無深刻交情或其他密切關係，其有從中賺取買賣價差牟利之意圖，應屬合理之認定，是同案被告柯宏璋前揭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所為，主觀上應有營利意圖，亦堪認定。

㈢、按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廷堂既知悉同案被告柯宏璋係基於買賣之原因，委託其將甲基安非他命交付予林子鵬，並應允之，且攜帶自有之甲基安非他命前往交付予林子鵬，價款則由林子鵬賒欠，顯見當時即已完成毒品交易，被告陳廷堂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罪行為即屬既遂。被告陳廷堂既已實施販賣毒品構成要件之交付毒品行為，依前說明，不論其有無自同案被告柯宏璋處獲利，仍應負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無疑。至於日後同案被告柯宏璋有無歸還或何時歸還被告陳廷堂先行墊付之甲基安非他命，僅屬被告陳廷堂與同案被告柯宏璋之內部關係，尚無礙此部分販賣毒品犯行之成立。

二、被告莊明峰部分（即犯罪事實欄二）訊據被告莊明峰坦承於犯罪事實欄二所示時間、地點，受同案被告柯宏璋所託，將1包重量約0.5公克之毒品交付予呂金龍，且知悉呂金龍此前有向同案被告柯宏璋「拿東西」，而其本身亦有向柯宏璋「拿東西」，大概知道「拿東西」係指買毒品之謂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73頁）；而其辯護人則為被告莊明峰辯護稱：同案被告柯宏璋指示莊明峰順路將毒品轉交予呂金龍，並未告知彼2人間有毒品交易之事，莊明峰並未與柯宏璋有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莊明峰將毒品交予呂金龍之行為，僅構成轉讓毒品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82頁）。

㈠、經查：

⒈被告莊明峰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當天107年9月29日晚上20時許，我用通訊軟體LINE打給柯宏璋，要向他購買毒品海洛因…之後我們又騎機車到鳳山一個麥當勞，柯宏璋就拿我要購買的新臺幣3000元海洛因1包給我，另外拿1包毒品給我，要我騎機車回去把機車、鑰匙及這一包毒品拿到高雄市榮民總醫院給呂金龍，當天晚上23時許我就前往榮民總醫院旁的7-11附近等呂金龍，將柯宏璋交代的那包毒品拿給呂金龍等語（見警三卷第140頁正面、偵一卷第219至220頁）；復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柯宏璋說「你等一下騎車回去給呂金龍的時候，我會拿一個煙盒給你，你把這個煙盒交給呂金龍」，我問說為什麼？柯宏璋說剛剛呂金龍有過來跟我拿東西，但是我拿不夠給他，呂金龍現在在那裡吵，你等一下回去順便把東西拿給他」等語綦詳（見本院卷二第273頁），此核與同案被告柯宏璋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107年9月29日18時許當天呂金龍有向我購買毒品安非他命2公克左右，我跟呂金龍拿取新臺幣3,000元，交易地點在高雄市鳳山區澄清陸橋下，當天因為安非他命有少給呂金龍，事後莊明峰來找我時，我叫莊明峰幫我拿安非他命給呂金龍等語（見警一卷第5頁、偵一卷第113頁）；及證人呂金龍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當天我是前往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陸橋下，和柯宏璋交易新台幣3000元安非他命約2公克，但是當天我和柯宏璋碰面之後，因為柯宏璋的摩托車壞掉，然後安非他命的重量有少約0.5公克，所以當天我還把我的機車借給柯宏璋，柯宏璋載我回榮總上班後，就把我的機車騎走，後來當天晚上23時左右，又叫綽號「小乖」的莊明峰，騎我的機車還給我，並叫莊明峰補送約0.5公克的安非他命給我（警二卷第119頁正面、偵一卷第32頁）等語悉相吻合，復有本院107年聲監字第454號通訊監察書、107年聲監續字第510號通訊監察書、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呂金龍間之通訊監察譯文等件在卷可稽（見警一卷第15至20、77至80頁）。綜合上述證據可知，被告莊明峰係於107年9月29日20時許，聯繫同案被告柯宏璋向之購買海洛因，經柯宏璋告知獲悉呂金龍此前曾向柯宏璋購買毒品，因柯宏璋所交付之數量不足，柯宏璋允諾會補足，乃請託前來購毒之被告莊明峰將應補足之毒品數量轉交予呂金龍，被告莊明峰即依柯宏璋指示將該包毒品補交給呂金龍；又被告莊明峰雖不能確認該包毒品究竟是海洛因或甲基安非他命，但確知係前開二種毒品其中一種乙節，亦據被告莊明峰於本院審理中供明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72頁），是上開事實均堪予認定。

⒉查，被告莊明峰自93年間起，即有違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犯罪紀錄，迄今屢因施用第一、二級毒品罪，迭經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及多次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入監執行，此有被告莊明峰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24至351頁），可徵被告長期接觸毒品，對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性狀、物理型態應有相當程度之認知。再者，被告莊明峰與證人呂金龍早在105年、106年間即熟識，被告莊明峰亦知悉呂金龍同有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習性，甚且二人還曾共同施用毒品等情，亦據證人呂金龍於本院審理中供述綦詳（見本院卷二第238、245頁）。洵此，被告莊明峰知悉呂金龍係毒品人口之事實，亦堪認定。

⒊準此，被告莊明峰應可預見其交付予呂金龍之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係同案被告柯宏璋販賣予呂金龍，被告莊明峰仍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不確定故意而轉交該包毒品予呂金龍：

⑴查被告莊明峰於警詢時供稱：其於107年9月29日20時許聯繫同案被告柯宏璋，係要向柯宏璋購買毒品等語（見警三卷第140頁），洵見被告莊明峰就同案被告柯宏璋從事販賣毒品乙節，知之甚詳。

⑵次查，被告莊明峰固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們三個人（按即被告莊明峰、同案被告柯宏璋及證人呂金龍）都是朋友，偶有互相請（吃毒品）情形等語；然其既自承呂金龍有向柯宏璋「拿東西」及所謂「拿東西」係指買毒品等語不諱（見本院卷二第273頁）；而被告莊明峰既與柯宏璋相識，亦曾無償受柯宏璋提供毒品施用，理應知道於此情形受讓者當無向轉讓者抱怨數量不足之可能，轉讓者更無允諾補足差額之必要。準此，被告莊明峰雖非必明知柯宏璋此次交付毒品予呂金龍究係買賣抑或無償轉讓，然同案被告柯宏璋向其表示證人呂金龍「在那邊吵」、「要補給他」時，其對於柯宏璋與呂金龍此次為毒品金錢交易，已然有所預見，亦應可預見其代為轉交毒品，當生柯宏璋出賣毒品給呂金龍之結果。詎被告莊明峰竟應允收受該包甲基安非他命，持往交付予呂金龍，則被告莊明峰自有基於該包甲基安非他命係呂金龍向同案被告柯宏璋購買亦在所不惜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不確定故意，已堪肯認。

⑶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雖分別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原判決認具不確定故意之上訴人及甲○○，與具確定故意之『乙○○』、『丙○○』，就本件犯行，成立共同正犯，尚無不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裁判要旨參照）。查被告莊明峰既明知同案被告柯宏璋所指示轉交之物為毒品，且已可預見該包毒品係先前證人呂金龍向柯宏璋以相當之價金所購，因重量不足，經柯宏璋補足後，指示被告莊明峰轉交予呂金龍之標的，則被告莊明峰可預見其交付毒品予呂金龍，當生柯宏璋販賣毒品予呂金龍之結果，惟被告莊明峰仍不違背其本意予以交付毒品，已實行販賣毒品罪中「交付毒品」之構成要件行為，雖被告莊明峰並未從中獲利，但依上開說明之同一理由（參本判決理由欄貳、一、㈡部分），同案被告柯宏璋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同有營利意圖已堪認定，洵此，被告莊明峰就此件仍應與柯宏璋共負共同販賣毒品之罪責。

㈡、綜上所述，被告莊明峰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係基於意圖營利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不確定故意，與有共同犯意聯絡，具有販賣毒品直接故意之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亦堪認定。

三、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各自所犯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陳廷堂、莊明峰2人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17條於109年1月15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於同年7月15日施行。查：①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原規定：「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條文則為：「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已提高法定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被告2人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②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原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則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而增加須於「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得依該條項減輕之要件，並未較有利於被告2人。經綜合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被告2人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第17條第2項之規定。

二、核被告陳廷堂、莊明峰所為，均係犯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既遂罪。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各次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持有該等毒品之低度行為，各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被告陳廷堂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莊明峰對於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雖僅具間接故意，然其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在主觀上對於販賣毒品之主要犯罪事實，既已有所認識，客觀上並由柯宏璋與呂金龍議定價格，而被告莊明峰則負責交付補足毒品，顯有行為之分擔，亦應成立共同正犯無訛。

三、刑之加重、減輕：

㈠、累犯加重部分被告莊明峰前因毒品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100年度審訴字第3298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8月、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下稱甲案，指揮書執畢日期為103年6月30日）；另因毒品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1年度審訴字第930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共3罪）、5月（共3罪），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4月確定（下稱乙案，指揮書執畢日為106年10月31日）；再因毒品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1年度審訴字第2298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10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下稱丙案）；甲、乙、丙案經與前揭撤銷假釋所於殘刑8月11日接續執行，於107年6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入監執行殘刑4月29日），然前開假釋出監時被告所受甲、乙案徒刑均已執行期滿，假釋之範圍應僅限於尚殘餘刑期之丙案徒刑，其效力不及於甲、乙案徒刑（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是被告莊明峰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之意旨，係認為：構成累犯者，若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應就該個案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累犯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衡酌被告莊明峰前案已執行完畢之罪同為毒品案件，與本案販賣毒品罪之罪質相同，且其前已入監接受監禁式矯正措施，猶未能記取前案科刑之教訓謹慎守法，反圖利販毒漠視法紀，再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重罪，無視於政府嚴正執法禁毒政策，助長社會上施用毒品不良風氣，使毒品擴散氾濫，戕害國民身心健康，顯見被告具有特別惡性，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其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除法定本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外，餘（即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有期徒刑及罰金刑部分）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部分：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肯定供述之謂（最高法院99年度臺上字第6608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231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404號、第515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3383號判決意旨、103年7月29日103年度第1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販賣毒品與合資購買、無償轉讓、代購毒品而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或與他人共同持有毒品，係不同之犯罪事實，倘行為人僅承認「合（集）資」購買、代購、無償轉讓，難認其已就販賣毒品之事實為自白，要無前揭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3年7月29日103年度第1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103年度台上字第338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之販賣毒品罪，係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營利之意圖」，而在客觀上將毒品價售或有償讓與他人，為其構成要件；是有無「營利之意圖」，乃販賣毒品與轉讓毒品、為他人購買毒品而幫助施用毒品等犯罪之主要分野，亦為各該犯罪異其刑罰輕重之原因，自屬販賣毒品犯罪之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同此原理，「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可言，行為人對毒品種類、分級之認知，自亦屬主觀構成要件，譬如財產犯罪之「主觀不法意圖」、販賣之「主觀營利意圖」，均係主觀認知或意圖，屬主觀構成要件要素之一，自亦屬主要、重要之事實。又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款、第96條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00條之2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時，準用之。從而，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於製作警詢筆錄時，就該犯罪事實未曾詢問；檢察官於起訴前亦未就該犯罪事實進行偵訊，形同未曾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即逕依其他證據資料提起公訴，致使被告無從於警詢及偵查中辯明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可謂違反上開程序規定，剝奪被告之訴訟防禦權，違背正當之法律程序。於此情形，倘認被告縱已於嗣後之審判中自白，仍不得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顯非事理之平，自與法律規範之目的相悖，亦不符合憲法第16條保障之基本訴訟權。故而，在承辦員警未行警詢及檢察官未偵訊，即行結案、起訴之特別狀況，祇要審判中自白，應仍有上揭減刑寬典之適用，俾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的（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⒈經查，被告莊明峰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業將其如何受同案被告柯宏璋請託、前往交付毒品予呂金龍以補足差額等節詳細供出，惟負責調查或偵訊之警察或檢察官均未告知被告莊明峰此部分所涉犯行，係該當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名，亦未詢問被告莊明峰是否知悉柯宏璋與呂金龍間交付毒品之關係為何，致被告莊明峰未能就此部分犯行表示意見，自無於偵查中自白販賣毒品犯罪事實之機會。揆諸上開說明意旨，應在減刑寬典之適用上從寬採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不能將偵查中無自白之不利益歸責於被告。而被告莊明峰嗣於本院審理中已供述：知悉證人呂金龍於案發當日有向同案被告柯宏璋「拿東西」，而所謂「拿東西」係指購買毒品等語（見本卷卷二第273頁），應認被告莊明峰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不確定故意，雖其辯護人就此部分法律評價仍有爭執，惟不因之否定被告莊明峰於審判中業已自白之效力，自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莊明峰所為如犯罪事實欄二所示犯行，因同時具有加重及減輕事由，爰應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後減之。

⒉至被告陳廷堂固同坦承受託交付毒品與證人林子鵬之客觀事實，惟其自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堅決否認知悉同案被告柯宏璋與林子鵬間為買賣毒品關係，僅認罪轉讓毒品罪名；然依前述，無論聯絡毒品買賣或交付毒品，或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係販賣毒品構成要件之部分行為，被告陳廷堂既明知同案被告柯宏璋與證人林子鵬間就犯罪事實欄一所示之交易型態，有結算金錢之事實，且其係因柯宏璋之調貨請求而出面交付毒品，實已明知柯宏璋有販賣毒品之行為事實甚顯。而「營利意圖」之認知，涉及販賣毒品罪名之成立，屬於「重要」、「主要」構成要件事實，是被告陳廷堂就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於審判中，並未自白，自無從依本條規定減輕其刑，自不待言。

㈢、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若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已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再酌量減輕其刑。

⒉查本件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均明知毒品不僅具有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足以殘害施用者身心健康，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至造成生命危險，且因施用毒品而散盡家財、連累家人，或為購買毒品鋌而走險者，更不可勝計，竟仍分別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為本案販毒犯行，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別情形，與刑法第5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要件不符，均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被告陳廷堂及莊明峰其等之辯護人均請求援引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難認可採，併此指明。

四、量刑：爰審酌被告2人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使用容易成癮，濫行施用，非但對施用者身心造成傷害，且因其成癮性，常使施用者經濟地位發生實質改變而鋌而走險，犯罪頻生，危害社會治安秩序，且毒品為國家嚴格查禁之違禁物，仍不顧販賣對象可能面臨之困境，為本案販賣毒品之犯行，其等所為均足已助長毒品流通，致生危害於社會及他人身體健康，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另審酌被告2人各次販賣毒品之價量、共同實施販賣毒品犯行之參與情節，及其等各自就所犯坦承涉案程度之犯後態度，兼衡酌被告陳廷堂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配管工作，日薪約1,800元；被告莊明峰高職肄業之教育程度，做雜工，日薪約1,400至1,500元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五、沒收部分：

㈠、犯第4條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陳廷堂持插用0000000000門號SIM卡之不詳廠牌行動電話與同案被告柯宏璋、證人林子鵬相互聯繫交易事宜乙節，有前揭通訊監察譯文可稽，即堪認定該行動電話（含前揭門號SIM卡1枚）乃屬被告陳廷堂所有供其實施如犯罪事實欄一所示販賣毒品犯行時聯絡使用之工具，雖案發後未據扣案，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莊明峰固自承有持行動電話透過LINE通訊軟體與同案被告柯宏璋聯繫購毒事宜，惟其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就犯罪事實欄二所示販賣毒品犯行之分工，係於渠等2人見面時，柯宏璋當面指示被告莊明峰前往交付毒品予證人呂金龍等節，業據被告莊明峰供述在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莊明峰所持用之行動電話自非為販毒所用工具，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至於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如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分別與同案被告柯宏璋共同販賣毒品，各次販賣毒品所得（均為3,000元）均係由同案被告柯宏璋所收取等情，業據被告陳廷堂、莊明峰供述在卷，核與證人林子鵬、呂金龍所證述情節相符，是被告陳廷堂、莊明峰均無實際支配犯罪所得，就此部分爰不予在被告2 人本次犯罪項下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修正前）、第17條第2項（修正前）、第19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11條、第28條、第47條第1項、第38條第4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仁松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盈辰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