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1507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上訴字第1507號

上訴人

即被告

歐陽繼美

選任辯護人

張建鳴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817 號，中華民國105 年4 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 年度調偵字第29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歐陽繼美與鄭正義原為夫妻關係（其等於民國102年9月24日離婚），姚正杰（已歿）係位於新北市○○區○○路0 段00號3樓之1「維澐商業有限公司」（對外稱易立貸優質專業貸款經紀公司，下稱易立貸公司）之業務人員。歐陽繼美於102年5月間因有資金需求，透過廣告聯繫易立貸公司協助其辦理貸款，而由姚正杰接洽此業務，其等商議後，姚正杰建議歐陽繼美可辦理購買中古車輛汽車貸款之方式獲取資金，歐陽繼美遂同意以其名義購買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並向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融公司）申辦上開車輛之汽車貸款，此項貸款業務由與裕融公司有貸款業務合作關係之麥克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麥克公司）承辦。詎歐陽繼美、姚正杰竟因歐陽繼美信用不佳，如無連帶保證人將無法辦理上開車輛貸款，遂共同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自己不法之所有而詐欺取財、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之犯意聯絡，先由歐陽繼美以親屬關係取得其當時配偶鄭正義、其母歐陽曾貴垣所交付之國民身分證影本資料，並交付與姚正杰，再由姚正杰透過易立貸公司經理王佩涵聯繫麥克公司業務經理周詩帆，約於102年5月21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某時，在易立貸公司內辦理上開車輛對保程序，歐陽繼美、姚正杰未經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同意或授權，即擅自或委由不知情人士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章各1 枚，復擅自或委由不知情人士於如附表編號1、2、3 「偽造之文件名稱」欄所示文件分別蓋用上開偽造之「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章及偽簽署名，而偽造如附表編號1、2、3 「欄位及偽造之印文、署押」欄所示印文及署名，以偽造如附表編號1 、3所示之私文書及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本票（偽造之文件名稱、欄位及偽造之印文、署押均詳如附表編號1、2、3 所示），用以表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同意擔任該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並簽發本票以供擔保之意，並提供鄭正義、歐陽曾貴垣身分證件資料影本，由麥克公司不知情對保人員尤可媗為上開車輛貸款之對保程序，再持以向裕融公司辦理上開車輛貸款而行使之，裕融公司因而陷於錯誤，而認鄭正義、歐陽曾貴垣有為該債務連帶保證人之意，遂核准上開車輛貸款，歐陽繼美並於102年5月24日經姚正杰協助在易立貸公司領取新臺幣（下同）5 萬元之貸款金額，足生損害於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及裕融公司核撥款項、保證資料管理之正確性。嗣鄭正義發現上開車輛貸款相關之匯款單、契約書等文件上有偽造其簽名，經詢問歐陽繼美、裕融公司上開貸款情形後，始知上情。

二、案經鄭正義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證據能力

一、上訴人即被告歐陽繼美（下稱被告）之辯護人雖於原審準備程序時爭執共犯姚正杰於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惟按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3 規定「證人、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其證言或鑑定意見，不得作為證據。」所謂「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者」，係指檢察官或法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75條之規定，以證人身分傳喚被告以外之人（證人、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共犯或共同被告）到庭作證，或雖非以證人身分傳喚到庭，而於訊問調查過程中，轉換為證人身分為調查時，此時其等供述之身分為證人，則檢察官、法官自應依同法第186 條有關具結之規定，命證人供前或供後具結，其陳述始符合第158 條之3 之規定，而有證據能力。若檢察官或法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而以告發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共犯、共同被告身分傳喚到庭為訊問時，其身分既非證人，即與「依法應具結」之要件不合，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或法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而上揭不論係本件或他案在檢察官面前作成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基於保障被告在憲法上之基本訴訟權，除該被告以外之人死亡、身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法陳述、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或到庭後拒絕陳述等情形外，如已經法院傳喚到庭具結而為陳述，並經被告之反對詰問，上揭非以證人身分而在檢察官面前未經具結之陳述筆錄，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仍得為證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73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以共同被告身分所為關於該他人犯罪之陳述，因不必擔負偽證罪責，其信用性顯不若具結證言，即與本條項規定之要件不符，惟衡諸其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時所為之陳述，同為無須具結，依同法第159 條之2 卻於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要件時，即得為證據，若謂此偵查中之陳述，一概否認其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之陳述，顯然失衡。從而，此未經具結之陳述，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同法第159 條之2 、第159 條之3 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俾應實務需要（最高法院102 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 一) 決議意旨參照）。查共犯姚正杰於103 年2 月25日、10月20日檢察官訊問時，雖未具結，然其各該次偵訊係以被告身分接受訊問，縱未命其具結，純屬檢察官調查證據職權之適法行使，當無違法可言。又查共犯姚正杰之偵訊筆錄製作過程，並無違法取供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所為陳述蓋係出於供述者之真意，皆具信用性，且共犯姚正杰已於104 年6 月21日死亡，此有姚正杰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104 年度調偵字第290 號卷第36頁），而無法傳喚到庭訊問，然經原審及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定程序提示上開偵訊筆錄並告以要旨，由當事人及辯護人依法辯論，而完足為合法調查之證據，自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故共犯姚正杰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第2 項之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查本案作為認定事實所引用審判外之其餘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表示對該證據之證據能力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14 頁至第116 頁正面），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有證據能力。

三、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至第159 條之5 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之供述證據所為之規範；至非供述證據之書證、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應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本院審酌本案卷內之證據並非非法取得，亦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程序權即已受保障，故各該非供述證據，均得採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因102 年5 月間有資金需求，透過易立貸公司業務人員即共犯姚正杰協助其辦理貸款，並商議辦理購買中古車輛汽車貸款之方式獲取資金，嗣被告於102 年5 月21日、22日有交付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證影本給姚正杰辦理貸款，且於102 年5 月24日或該日前之某日某時，被告與姚正杰等人在易立貸公司內辦理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輛貸款對保程序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身分證等犯行，並辯稱：伊並無擅自或委由他人在如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分別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文及署名，亦不知業務姚正杰會去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文及署名，當時伊因需5 萬元資金，曾問姚正杰為何需要他們兩位身分證影本，他說要跟銀行申貸需要他們身分證影本審核金額，並說伊係第二次借貸，公司只是要審核能不能通過而已；而伊亦不知姚正杰用伊名義去以車輛借貸，是事後整個程序通過，貸款契約書他是拿全部文件讓伊簽，伊那時趕著去上班，未詳閱覽，只有簽名，從頭到尾也不知有簽本票，更不知當日在易立貸公司簽立之文件中有本票云云；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本次借款簽發本票是第二次借款，第一次借款易立貸公司並未要求被告提供保人，被告認為第二次借款與第一次借款是相同性質。被告貸款之後買了兩台車，第二台車並無交到被告手上，被告應該是被易立貸公司或姚正杰所利用而去簽立有價證券，資金被告只取得5 萬元，卻要背負上百萬元車貸，純係為姚正杰所利用云云。惟查：

(一)告訴人鄭正義、被害人歐陽曾貴垣並未於本案車輛貸款辦理對保程序當日，在易立貸公司於附表編號1至3所示文件上簽名或蓋印，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或姚正杰使用其等名義擔任本案車輛貸款之連帶保證人等情，業據被告供承不諱，且經證人鄭正義分別於警詢時、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及證人歐陽曾貴垣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103 年度偵字第3494號偵卷㈠（下稱偵㈠卷）第4 頁、第39頁背面、第116 頁，本院卷第111 頁背面至第113 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證人周詩帆於103年4月22日偵查中證稱：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乙方跟乙方保證人之簽名都是他們親自簽名，且都要持證件來表示自己身分並簽名，印章伊記得是他們自己準備好，但伊不知道是誰的等語（見偵㈠卷第102 頁）；復於103 年9 月1 日偵查中證稱：伊於100 年間起在麥克公司擔任業務經理。本案申貸流程為易立貸公司打電話給伊說有案件要送件，跟伊講案件組成並問伊有無問題，伊說因為有親屬保、好像還有房保，伊就請他們可以傳真送件，他們就把所有資料傳真過來，伊則把資料轉給裕融公司的進件單位，但伊不知道是何人收件，等裕融公司進行照會及徵信流程並表示沒問題後，伊才通知易立貸公司可通知客戶對保，易立貸公司通知好後，伊則帶尤可媗前往辦理對保，對保時保證人也要到場等語（見偵㈠卷第202 至203 頁）；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於101 年12月至102 年5 月間在麥克公司擔任業務經理。本案申辦車輛貸款，我們是去易立貸公司對保，我們到時客戶都已經在場了，伊可以確定一定有保證人在場，但是不是被告帶過去的伊不確定，伊也不肯定被告跟3 個連帶保證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黃淑鎮是同一天在易立貸公司對保，因為有時候車主跟保證人對保時間是錯開的，伊剛才說伊確定有保證人在場，是指保證人也在當天對保的話，一定就是在場。對保時，簽名最重要一定會看，蓋章就要看客戶有沒有帶章，如果沒有帶，只要經過客戶同意，可以幫客戶代刻印章。本案車輛貸款跟伊聯繫的是王佩涵，申辦對保當天，姚正杰有到場，他是被告的業務，在場就是陪著客戶，當天跟伊一起參與對保的是尤可媗，其他易立貸公司員工應該不在場，伊不太認識他們員工。對保時可以使用身分證件影本對保，只要照片可以清楚辨識，能夠確定是本人，但很少人會帶影本，大多是帶正本等語（見原審卷第76頁背面、第77頁背面至第78頁、第79至80頁）；而證人尤可媗於103年4 月22日偵查中證稱：我們麥克公司應該是由公司主管周詩帆與易立貸公司人員接洽，伊只負責對保，主管會發派業務，案件核下來後，由我們對保人員與公司業務去現場核對要借款人員之證件。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是被告帶同3 位保人到場，由他們簽名作保，但印章部分伊無法確定，有時候是他們自己蓋的，有時候公司會代刻，並由我們對保人員蓋印等語（見偵㈠卷第101 頁）；復於103 年10月16日偵查中證稱：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是同時做成，我們對保時會有一些文件，包括上開3 種文件。當時對保時，是伊主管周詩帆要伊跟他一起去三重的易立貸公司，伊到場時，有很多人在場，但伊不記得有哪些人，因為伊不認識那些人，簽名是本人簽的，但印章的話，伊無法記得來源及方式，我們會先核對他的身分證，再請他們簽名，身分證正本、影本皆可，但原則以正本為主，除非影本可以清楚辨識該人，我們才會接受等語（見偵㈠卷第219 頁）；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101 年12月至102 年5 月間在麥克公司上班，職務內容是行政，偶爾會負責對保。伊有參與本案車輛貸款之對保程序，伊有在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上簽名。伊對保時，周詩帆都會到，伊不記得上開文件之對保情形，也不記得當天到場之人有誰。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上對保人之簽章都是伊簽的，上開文件都會在同一天完成。我們對保時，會核對身分證件是否與本人相符，伊不確定本案是否用身分證影本核對簽約人身分，因為時間太久了。伊負責之對保程序中，我們會看簽約人親自完成簽名，但有時候他們沒有帶印章，業務可能會代刻，因為印章不是很重要，主要是簽名要本人簽名。伊不記得本案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之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簽名蓋章是否是同一天，因為有時候客戶會分開對保，如果是在北區，原則上就會由同一個對保人來處理，但如果在不同區域如臺北、高雄，就會由兩地不同的對保人來處理。本案因為太久，伊真的不記得了。等到伊在本案文件對保人處簽名時，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之欄位確實都有簽名蓋章等語（見原審卷第73頁背面至第76頁）。依證人周詩帆、尤可媗上開證述內容，可證本案申辦車輛貸款之對保程序當日，其等確有核對上開車輛貸款連帶保證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黃淑鎮之身分證件資料，並有親見連帶保證人於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上簽名。縱本案當日到場之連帶保證人非鄭正義、歐陽曾貴垣、黃淑鎮本人，然此部分僅係證人周詩帆、尤可媗核對身分證件不確實或對保程序有缺失，而難認證人周詩帆、尤可媗前開證詞有不足採信之情形。是本案車輛貸款對保程序當日，告訴人鄭正義、被害人歐陽曾貴垣既未親自到場於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上簽署其等姓名及蓋用其等印章，而證人周詩帆、尤可媗卻有核對其等身分證件，及親見連帶保證人簽名之行為，足見案發當日確有他人冒用告訴人鄭正義、被害人歐陽曾貴垣名義，而於附表編號1至3 所示文件偽簽其等姓名，並蓋用盜刻其等姓名之印章無訛。

(三)被告於警詢時自承：伊於102年4月底時需要資金周轉，跟姚正杰說明伊需要貸款，姚正杰說用車貸方式幫伊貸款，但是辦理車貸需要兩位保人及提供財力證明，伊覺得未讓伊前夫鄭正義及母歐陽曾貴垣知道，所以就跟姚正杰說伊不要辦理貸款了。之後姚正杰又連絡伊，說可以幫伊處理貸款問題。伊提供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證件影本，鄭正義、歐陽曾貴垣都不在現場，且伊有跟姚正杰說其2 人都不知情會有什麼影響，姚正杰說對他們不會有影響等語（見偵㈠卷第2 頁背面至第3 頁）；於103 年2 月17日偵查中供稱：伊當時急需用錢，才會去跟易立貸承辦人姚正杰申辦借款。因為當初要兩位保人，姚正杰說這兩位保人都要出具財力證明，伊跟姚正杰說這兩位保人是伊在不可能讓他們知道的情形下拿出他們的證件影本，伊怎可能又要去跟他們要財力證明，伊就跟姚正杰說如果沒辦法，就不要好了。過了一、兩個星期，姚正杰打電話跟伊說他有辦法提供一位財力證明之保人，所以伊才同意說好讓他幫伊申辦，伊只要出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證件影本即可，其他的事情由姚正杰幫伊處理等語（見偵㈠卷第39頁背面至第40頁）；又於103 年2 月25日偵查中供稱：因為伊當時有資金需求要周轉，請代辦公司姚正杰幫伊辦理信用貸款，但姚正杰說伊信用破產，無法申貸成功，並說要以車貸方式幫伊申辦，姚正杰說要兩位保證人身分證影本，伊跟姚正杰說伊是在親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拿出他們之身分證影本，伊怎麼可能再去拿到財力證明，並說如果不會過，那就不要辦了，伊總共只想申貸5 萬元，後來過一、兩個星期姚正杰打電話給伊說他有辦法找到一位有財力證明之保人，姚正杰說該保人叫黃淑鎮，他說這樣就有辦法申辦成功，但伊沒有過去他那邊，姚正杰是以原本的資料直接幫伊申辦等語（見偵㈠卷第62頁背面）。依被告上開供述內容，可知被告為辦理本案車輛貸款而於交付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予姚正杰之前，即已知悉上開身分證件係要用於為被告擔保本案車輛貸款之保證人資料所用，而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均無授權或同意被告或姚正杰使用其等名義為本案車輛貸款之連帶保證人。再被告於103 年2 月25日偵查中供稱：伊在姚正杰那邊買的兩台車，第一台車停在板橋區龍泉路上的停車格，後來因為稅金跟停車格罰單壓得伊喘不過氣，所以才買第二台車，第二台車伊沒有看過，也沒有拿到車等語（見偵㈠卷第63頁），核與證人姚正杰於同日偵查中證稱：被告有在伊處共買兩台車等語（見偵㈠卷第63頁），及證人王佩涵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在易立貸公司擔任經理，也算是股東。伊對被告的名字有印象，因為伊曾經想要買一台被告不要的車子，但沒有買成。伊知道被告有在伊公司辦理信貸，車貸好像也有，伊只記得被告有辦過3 件以上的貸款，但伊沒有記車號等語（見原審卷第109 頁背面、第110 頁背面、第111 頁背面、第113 頁）相符，此外，並有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之債權讓與暨動產抵押契約、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各1 份在卷可查（見偵㈠卷第57頁至第58頁），足見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向易立貸公司申辦過信用貸款、車輛貸款，可見其已有購置車輛設定擔保之經驗。復參以被告於本案發生時既係43歲之成年人，是被告對於車輛貸款應簽立之契約及擔保等文件、相關對保程序實無諉為不知之理。況被告自承其提出本案車輛貸款2 位保證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證件，並未讓其等知悉要辦理上開貸款，則若被告與姚正杰並未事先共謀協議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文及署名於如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本案車輛貸款及對保程序豈有可能完成？又觀諸附表編號1至3 所示文件內容（見偵㈠卷第196 頁至第198 頁），其上確有「乙方連帶保證人」、「共同發票人」、「立授權書人即本票發票人」之簽章欄位，被告亦自承其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確有於上開文件之「乙方」、「發票人」、「立授權書人即本票發票人」之簽章欄位上親自簽名，而被告於辦理本案車輛貸款前，已先於姚正杰處知悉需有3 位連帶保證人，並由其提供其中2 位保證人即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證件等情，益徵被告確實知悉上開簽立之文件中有本票存在，且其與姚正杰未經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同意或授權，即擅自或委由他人盜刻其等印章，並冒用其等名義於上開文件簽立其等署名及蓋用其等印文。從而，被告上開辯解皆悖常理，顯係臨訟虛捏之詞，應難採信。

(四)起訴意旨雖認被告與姚正杰約於102 年5 月24日，在易立貸公司內辦理上開車輛對保程序云云。然查被告雖於104 年6月5 日偵查中供稱：伊記得是102 年5 月24日姚正杰電話通知伊申辦之貸款5 萬元已經撥下，要伊到易立貸公司，伊到場後就簽如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及對保注意事項、合約書、讓渡書、切結書等語（見104 年度偵字第13149 號偵卷第7 頁背面）；於原審104 年12月22日審理時供稱：伊當天對保日期是102 年5 月24日，同年月17日、22日伊都在上班等語（見原審卷第76頁背面）；復於原審105 年1 月26日審理時供稱：伊於102 年5 月21日是透過電話與姚正杰聯絡對保的事，實際對保是伊拿到5 萬元那天，那就是102 年5 月24日，當天寫了很多文件等語（見原審卷第120 頁背面）；然被告前揭供述內容，核與其於警詢時所供：伊於102 年5月21日至易立貸公司辦理貸款之對保程序等語（見偵㈠卷第2 頁背面），及於103 年10月20日偵查中所供：對保當天姚正杰麻煩周詩帆與伊在易立貸公司現場對保，周詩帆就叫伊簽名在一堆文件上，姚正杰當時也一直都在現場，簽完名後，伊急著去上班，周詩帆說這些文件後續他會去申請，若可以撥款的話，他會通知姚正杰，再由姚正杰通知伊等語（見偵㈠卷第224 頁背面），已有不符。且依上開被告於103 年10月20日偵查中供述內容，及於本院審理時復供稱：整個程序通過，姚正杰拿貸款契約書全部文件讓伊簽，伊那時趕著去上班等語（見本院卷第122 頁正面），可知被告經姚正杰通知至易立貸公司對保當日，被告於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簽完名後仍趕至上班處所上班，且當日周詩帆已告知被告會再通知姚正杰本案貸款撥款情形，可見本案對保當日係被告之上班日，而被告簽立上開文件時，本案車輛貸款之撥款程序尚未完成。又證人周詩帆於原審104 年12月22日審理時證稱：對保完成後，車輛要過戶成貸款人名字，之後車子領牌跟證書要回到銀行手上，銀行確認車子已經過戶給貸款人，並為動產擔保設定後才會撥款。本案不可能是在被告簽署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同時撥款，要先對保、過戶、才撥款，上開文件是在對保時要簽好，才辦理後續之過戶、撥款等語（見原審卷第78頁背面至第79頁）；證人尤可媗於同日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伊不能確定附表編號1 所示之文件上對保日期是伊寫的，有時候助理會幫伊寫，因為太忙了，但對保日期就是那幾天，一個星期內就對了，這個日期不見得是對保日期，有時候是審件日期，有時候是看車日期等語（見原審卷第73頁背面）；是依證人周詩帆、尤可媗上開所述，被告應於本案車輛貸款之對保程序後始有可能領取申貸款項，且附表編號1 所示文件上之對保日期之記載，係表示本案對保程序日期係於其文件記載對保日期即102 年5 月17日後一個星期內期間之某日。是以，被告嗣後所辯：伊辦理本案貸款對保程序時即領取貸款金額，且非上班日云云，顯與事實不符，並無可採。再依易立貸公司提供被告簽立之對保注意事項（見偵㈠卷第54頁），其上記載被告係於102 年5 月24日在易立貸公司領取本案申辦車輛貸款所獲得之款項5 萬元，此部分據被告供承在卷，並經證人林佩樺於原審105 年1 月26日審理時證述無訛（見原審卷第114 頁背面），復參以被告於原審105 年1 月26日審理時供稱：姚正杰是在102年5 月21日或22日在醫院門口跟伊拿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證影本等語（見原審卷第120 頁背面），足認被告與姚正杰係約於102 年5 月21日至同年月24日間某日某時，在易立貸公司內辦理本案車輛貸款之對保程序。是依上所述，起訴意旨所認上情，應有誤會，而經本院更正如犯罪事實欄所載。

(五)至起訴意旨雖另認被告未經黃淑鎮之同意或授權，於前揭時、地辦理上開車輛對保程序時，與姚正杰偽造「黃淑鎮」之印章1 枚，復擅自或委由不知情人士於如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偽簽「黃淑鎮」之簽名及蓋用其印文云云。惟查被告於103 年2 月17日偵查中供稱：伊當時急需用錢，才會去跟易立貸承辦人姚正杰申辦借款。因為當初要兩位保人，姚正杰說這兩位保人都要出具財力證明，伊跟姚正杰說這兩位保人是伊在不可能讓他們知道的情形下拿出他們的證件影本，伊怎可能又要去跟他們要財力證明，伊就跟姚正杰說如果沒辦法，就不要好了。過了一、兩個星期，姚正杰打電話跟伊說他有辦法提供一位財力證明之保人，所以伊才同意說好讓他幫伊申辦，伊只要出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證件影本即可，其他的事情由姚正杰幫伊處理等語（見偵㈠卷第39頁背面至第40頁）；於103 年2 月25日偵查中供稱：因為伊當時有資金需求要周轉，請代辦公司姚正杰幫伊辦理信用貸款，但姚正杰說伊信用破產，無法申貸成功，並說要以車貸方式幫伊申辦，姚正杰說要兩位保證人身分證影本，伊跟姚正杰說伊是在親人不知情之情況下拿出他們之身分證影本，伊怎麼可能再去拿到財力證明，並說如果不會過，那就不要辦了，伊總共只想申貸5 萬元，後來過一、兩個星期姚正杰打電話給伊說他有辦法找到一位有財力證明之保人，姚正杰說該保人叫黃淑鎮，他說這樣就有辦法申辦成功，但伊沒有過去他那邊，姚正杰是以原本的資料直接幫伊申辦等語（見偵㈠卷第62頁背面）；於103 年10月20日偵查中復供稱：保證人黃淑鎮是姚正杰提供並介紹給伊的，因為前面伊提供鄭正義、歐陽曾貴垣證件影本申辦沒有過，伊就跟姚正杰說就此作罷、不要了。但過了一、兩個星期，姚正杰跟伊說他能夠提供一個有財力證明的人，就是黃淑鎮，但伊完全不認識該人，姚正杰並說他可以幫伊申辦過等語（見偵㈠卷第225 頁）；又於104 年6 月5 日偵查中供稱：本件車輛貸款是姚正杰跟伊說可以另外提供一名保證人，但是從頭到尾都是用口頭講的，沒有實際帶黃淑鎮來跟伊見面。姚正杰僅跟伊說有找到一位可以提供財力證明之人。伊記得簽立附表編號1 至3所示文件及對保時間是102 年5 月24日，當時是姚正杰電話通知伊申辦貸款5 萬元已經撥下，要伊到易立貸公司簽立對保注意事項、合約書、讓渡書、切結書及上開文件。當時在場的人是易立貸公司業務姚正杰、車商周詩帆，沒有其他對保人。伊完全沒有見過黃淑鎮，也不認識黃淑鎮。伊也不知道黃淑鎮之簽名及蓋章是何人所為等語（見104 年度偵字第00000 號偵卷第7 頁背面至第8 頁）。是依上開被告供述內容，可知被告自始均一致供稱是姚正杰提供本案車輛貸款上之連帶保證人黃淑鎮身分資料及財力證明，其僅提供鄭正義、歐陽曾貴垣2 人之身分證件與姚正杰，且其不認識證人黃淑鎮，亦無見過證人黃淑鎮等情，核其前後供述均屬相符，並無矛盾之處，且核與證人姚正杰於103 年2 月25日偵查中證稱：被告來電表示有資金需求，伊幫忙承辦，但被告負債過高，銀行信貸辦不過，伊就問她要不要買車會有幾萬元現金，她說好，伊就開始幫她承辦，但因被告本身條件關係，需要有保人，伊跟她說要她找一至兩名保人，被告就找她先生及她母親當保人等語（見偵㈠卷第63頁）亦屬一致。又參以證人黃淑鎮於103 年5 月23日偵查中證稱：伊沒有看過被告、鄭正義、歐陽曾貴垣等語（見偵㈠卷第116 頁），及於104 年6 月5 日偵查中證稱：伊不認識被告，也從來沒有在姚正杰或他人承辦之貸款案件擔任保證人及提供財力證明。附表編號1 至3 所示文件上之「黃淑鎮」簽名及蓋章都不是伊所為，也不知道是何人所簽，亦無提供財力證明給姚正杰或被告等語（見104 年度偵字第13149 號偵卷第8 頁），可見被告確不認識且無見過證人黃淑鎮。是被告雖為辦理本案車輛貸款而提供姚正杰其前夫鄭正義、其母歐陽曾貴垣2 人之身分證件，然其既不認識且未見過本案車輛另一位連帶保證人黃淑鎮，亦不知姚正杰或他人取得證人黃淑鎮相關身分證件及財力證明等之方式，則被告豈可能知悉證人黃淑鎮是否確實親自簽立上開文件？或本案車輛貸款有無經過證人黃淑鎮之同意或授權而委由他人簽立上開文件？此外，依起訴書所提證據資料及卷內相關資料亦無從證明上開事實，本應為無罪諭知，惟此部分與有罪之事實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六)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各節，係屬事後推委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已於103 年6 月18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原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 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第1 項則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另增訂刑法第339 條之4 規定：「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刑法第339 條規定並未更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及得科處之法定刑種，僅將得科或併科之罰金刑上限提高為新臺幣50萬元，又修正後刑法第33 9條之4 規定另增訂對犯詐欺罪者加重處罰之情形，則仍應以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揆諸前揭刑法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即應適用修正前之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規定。

(二)次按行使偽造之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財物，本即含有詐欺之性質，如果所交付之財物，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其詐欺取財仍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不另論以詐欺取財罪；但如行使該偽造之有價證券，係供擔保或作為新債清償而借款，則其借款之行為，已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以外之另一行為，應再論以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541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共同偽造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本票並交付麥克公司之對保人員尤可媗，其目的在以該本票供作購買上開車輛貸款之擔保，依上開說明，自應另論以詐欺取財罪，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 條第1 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戶籍法第75條第3 項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被告偽造印章係屬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偽造印文、署名則屬偽造私文書及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之一部，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吸收於行使之高度行為之內，又行使偽造有價證券則應吸收於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之中，均不另論罪。起訴意旨雖漏未論及被告以親屬關係取得其當時配偶鄭正義、其母歐陽曾貴垣所交付之國民身分證影本，並交付與姚正杰等情，然此部分事實業經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之前伊跟鄭正義還在婚姻關係時，會辦理子女就讀幼稚園之學費補助，需要伊跟鄭正義之身分證影本辦理，鄭正義就把他的身分證拿去影印，把印好之身分證影本交給伊辦理，後來辦理之承辦人只是看一下，同時再印一份，伊把那張身分證影本留在身邊，後來伊就拿這張鄭正義之身分證影本辦理車貸。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證影本，是伊要辦理低收入戶證明，要查上一代親屬，才麻煩她傳真身分證過來，伊辦理本案車貸就是用她傳真那張等語（見原審卷第172頁背面）甚詳，核與證人歐陽曾貴垣於103 年5 月23日偵查中證稱：被告去年有說要辦小孩的事情，要伊傳真伊的身分證過去給她，伊就傳真給她，但她要做什麼伊不知道等語（見偵㈠卷第116 頁）相符，且此部分事實與被告經起訴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詳見下述），亦為起訴效力所及；另起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犯修正前刑法第339 條第1 項之詐欺取財罪，惟此部分亦與起訴之上開2 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見下述），而均經法院於審理時依法告知其罪名及相關權利（見原審卷第108 頁背面、第168 頁，本院卷第72頁、第110 頁），自均在本院審理範圍，附此敘明。

(三)被告與貸款代辦業者即易立貸公司業務人員姚正杰間，就上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與共犯姚正杰利用不知情之尤可媗向裕融公司行使偽造上開私文書，及利用不知情之人士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印章，甚或委由不知情人士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印文及署名，均係間接正犯。又被告在附表編號1 至3文書本票上同時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文、署名，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四)按刑法上所稱之接續犯，係指數個在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侵害同一法益之行為，因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社會通念認為無法強行分開，乃將之包括視為一個行為之接續進行，給予單純一罪之刑法評價（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87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與共犯姚正杰在密接時間、地點內以同一手法偽造如附表編號1、3所示之私文書，均係侵害同一法益，應係基於一個犯罪決意接續而為之，於法律評價上應屬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應論以一罪即足。

(五)又被告與共犯姚正杰共同冒用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身分而使用其等交付被告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同時偽造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有價證券即本票及私文書並交付不知情之尤可媗以行使之，嗣尤可媗分別持該偽造之本票及私文書辦理貸款等手續，是被告所犯上開偽造有價證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詐欺取財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均有部分之犯罪行為重合，其犯罪目的均係冒用他人之名義貸借款項，依上開說明，自應評價為想像競合犯，是被告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上開4 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之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公訴意旨僅認被告所為係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偽造有價證券罪，且認上開行為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云云，容有誤會。

(六)另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刑法第59條規定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查被告為達順利申請車輛貸款之目的始為偽造有價證券等犯行，其因短於思慮而偽造本票之行為，固為法所不許，然被告因本案僅獲取5 萬元之利益，且同為該本票之共同發票人，亦需負擔其對裕融公司之債務，顯見被告並非以偽造本票用以脫免自身債務，衡其影響社會層面非屬廣大，與一般金融犯罪相較，其惡性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若對被告宣告處以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 年，仍嫌過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本院認其犯罪情狀尚堪憫恕，爰就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一）本件共同被告姚正杰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雖未經具結，而仍具有證據能力，乃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之同一法理，得於具有相對或絕對可信性之情況保障，及使用證據之必要性時，例外賦予其證據能力，原審認共同被告姚正杰於偵查中所為未經具結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係因其非以證人身分為之，與依法應具結之條件不符，且無顯有不可信情形，其論斷尚有未當。（二）沒收部分：( 1)沒收原為從刑之一，於104 年12月30日公布，105 年7 月1 日施行之刑法修正案中（下稱沒收新法），已確立沒收乃兼具一般預防效果之保安處分性質及剝奪不法利得之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係刑罰與保安處分以外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從而，沒收新法區分沒收標的之不同而異其性質，對違禁物、專科沒收之物、犯罪所生之物、供犯罪所用及預備犯罪之物等之沒收，係基於一般預防之保安處分性質之觀點而立論，其沒收著重在避免危害社會或再供作犯罪使用；而犯罪不法利得之沒收則植基於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性質之觀點，本於「無人能因犯罪而受利益」之原則，著重在犯罪不法利得之澈底剝奪，故除沒收不法利得外，倘有沒收不能或不宜時，則替代以追徵價額之執行措施，以杜絕犯罪之誘因。( 2)本案偽造有價證券、偽造文書及詐欺取財等罪，只要行為人對沒收標的具有支配、處分權能，不僅行為人所偽造之本票、文書及署押等，係屬因犯罪所生之物，得為沒收標的，其犯罪所得款項，因屬不法利得，若未實際合法發還或返還予被害人，亦為沒收標的，至於沒收裁判確定後被害人主張發還者，自可依刑事訴訟第473 條、第474 條等規定請求之。而此兩類型沒收標的，除有特別規定應依其規定者外，均應適用沒收新法，是行為人因犯罪所生之偽造本票，依刑法第205 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乃刑法第38條第2 項但書所稱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而所偽造之文書，亦同屬行為人因犯罪所生之物，應適用刑法第38條第2 項沒收之規定，不過因並非價值昂貴，故倘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該偽造之文書時，自無必要追徵其價額。( 3)至沒收偽造之有價證券或文書時，因所沒收之物係偽造之有價證券或文書之「整體」，其上所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當在沒收之標的範圍內，重複沒收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故無庸再依刑法第219 條等規定重複宣告沒收。( 4)又原審裁判後，沒收新法始施行，第二審法院裁判時依刑法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沒收新法（故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因而以原審判決未及適用沒收新法不當而撤銷時，不僅沒收已非從刑，且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自無不利益變更禁止之適用。依上，原審未及適用沒收新法及審酌上開各節，亦難謂妥適。是被告上訴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固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爰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鄭正義前為夫妻關係；與被害人歐陽曾貴垣為母女關係，竟與共犯姚正杰共同冒用告訴人、被害人歐陽曾貴垣名義簽發本票，且偽造告訴人、被害人歐陽曾貴垣名義之私文書並持以行使，所為已擾亂社會交易秩序及本票流通信賴，影響告訴人、被害人歐陽曾貴垣及裕融公司之權益，所為實為不當，然審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尚屬平和，並參酌其未有前案紀錄，素行尚佳，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查，另考量被告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㈠第2 頁之被告第一次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且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經告訴人迭於原審及本院均當庭一再表示原諒被告不予追究等情（見原審卷第117 頁、本院卷第123 頁背面），暨斟酌被告否認部分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 年8 月。

四、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觸法網，且在案發後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願賠償告訴人200 萬元，自104 年1 月起每月6 日給付1 萬元，以補償其損失，有新北市板橋區調解委員會103 年檢調字第644 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憑（附於本院卷），且告訴人亦一再表示願意原諒被告，請求從輕發落，已如前述，本院認被告經此罪刑之宣告，應知所警惕，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 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 小時之義務勞務。

五、按被告行為後，刑法有關沒收規定已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其中，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即已明確規範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應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法律），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且沒收新法之說明已如前述。（一）查本案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1、3之債權讓與暨動產抵押契約、授權書均為私文書，屬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惟因並非價值昂貴，故倘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該偽造之文書時，爰無宣告追徵其價額之必要；又上開沒收偽造之私文書，因所沒收之物係偽造之私文書「整體」，其上所偽造如附表1、3所示之「鄭正義」、「歐陽曾貴垣」署名、印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亦包括在沒收之範圍內，重複沒收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故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宣告沒收。又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2所示「應沒收之物」欄所示「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署名及印文部分，按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定有明文；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票據法第15條亦有明文，是關於2人以上為共同發票人之有價證券，如僅其中部分共同發票人係偽造，因對於真正發票人仍屬有效，雖不得將該有價證券之本體宣告沒收，致影響合法執票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票據權利，然此時仍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將偽造發票人之部分宣告沒收，始為適法（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例要旨、96年度台上字第99號判決要旨參照），是附表編號2所示之本票，僅被告為發票人部分既係真正，其餘共同發票人部分係屬偽造之有價證券，揆諸上開說明，應就偽造以「鄭正義」、「歐陽曾貴垣」為共同發票人部分，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被告與否，均諭知沒收。至被告自行或委由他人偽造「鄭正義」、「歐陽曾貴垣」之印章各1枚（雖未扣案，惟不能證明已滅失），應依刑法第219條宣告沒收。（二）按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衡酌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規定，係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則於被告已與犯罪被害人達成民事調解，並實際履行調解條件，償還犯罪所得之情形，因被告已無從坐享犯罪所得，被害人之損失亦已獲其同意方式之填補，自應認符合本條項之規定，無庸再就犯罪所得諭知沒收，是本案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民事調解並部分履行賠償，其履行賠償部分，截至本案宣判前已逾犯罪所得，已如前述，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自無庸就其本案犯罪所得5 萬元再予諭知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28條、第201 條第1項、第216條、第210條，修正前刑法第339條第1項，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刑法第55條、第59條、第38條第2項、第21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 項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蘭到庭執行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