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喪失原得易刑處分之利益，對其憲法上所保障之人身自由影響甚鉅。從而，於刑事訴訟上，本於聽審權保障之要求，應確保受刑人能獲取相關資訊，並在資訊充分之情形下，依其自由意志決定是否為該選擇權之行使。 （三）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法院依無罪推定原則，不得預斷被告有罪，必須本直接審理原則，透過證據調查、辯論等法定程序，以形成被告是否有罪之心證。就科刑事項，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89 條第2 項規定，聽取告訴人等表示意見，並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辯論後，方得予以決定。從而，在法院審理過程中，被告對於被訴數罪之事實是否全部成立犯罪，有無一部無罪之情形？如果有罪，所主張各項減刑事由是否為法院採納？法院經由科刑辯論並審酌刑法第 57 條各量刑因子後，各罪之宣告刑如何？皆無從知悉。被告既未能充分獲取前開各資訊，縱於審判中表示欲依刑法第 50 條第 2項規定，請求法院定應執行刑，當認保障不足，有害其選擇權之行使。 （四）被告若於第一審為有罪判決後，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第 3 項規定，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因第二審尚未判斷上訴是否有理由，且就科刑所審酌之事項與第一審未必全然相同。於此情形下，仍難認被告已獲取充分資訊，而得有效行使刑法第 50 條第 2 項之選擇權，自屬當然。 （五）基此，案件尚在審理時，無從認被告已獲取充分資訊，而得有效行使刑法第 50 條第 2 項之選擇權。從而，該條項僅規定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未規定審判中之被告得行使該選擇權，乃立法者有意省略，並非法律漏洞，無從以填補法律漏洞為由，擴張解釋使被告於審判中，亦得依該規定請求法院定應執行刑。 （六）前開選擇權既係專屬受刑人於執行時始得行使之權利，於審判中尚不得行使。則倘法院於審判中逕將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但書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自屬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性處分，而與刑罰之憲法上依據及限制有本質性差異。從而，保安處分，尤其是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其制度之具體形成，包括規範設計及其實際執行，整體觀察，倘與刑罰有明顯區隔，即為法之所許（司法院釋字第 799、812 號解釋意旨參照）。而刑法第 87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原因而成為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含瘖啞者）之人宣告的監護處分，固含有拘束人身自由之性質，惟實務上係令入醫療院所接受專業精神診療（包含門診治療或住院治療），並非禁錮於監獄執行，其隔絕性、苛酷性難以等同視之，已有明顯的區隔，更不具替代性，自不能以已受刑罰宣告為由，逕謂無再予施以監護處分的必要。再者，此等監護處分之宣告，係以行為人的犯罪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要件，本重在於社會防衛之需求，以隔離、教育、治療等方法，改善或減低行為人再犯的欲望，期使復歸社會，達成個別預防之效果，並非以預期之矯治成果為唯一考量，否則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向為不治或難治之疾患，若謂無法治癒，即認無庸宣告監護，其制度目的豈非落空？殊非法之本旨。

對受處分人基本權之限制種類、範圍及強度，實與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無異，應同受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拘束，且以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者為限。是參與組織犯罪者，應否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應視其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判斷有無施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以符合比例原則。所稱「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固以「行為人」為中心，得就行為人過去及未來之行為狀況綜合判斷；但就「行為之嚴重性」而言，依行為責任之刑罰原則，自應以本案參與犯罪組織之行為，為其說明基礎，不得以行為人過去及未來之所為，判斷說明其「所為行為之嚴重性」。如依個案情節判斷，認不符合比例原則，而不能依上開規定宣告強制工作時，法院仍得依職權審酌行為人有無刑法第 90 條第 1 項所定「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之要件，以決定是否依該刑法規定諭知強制工作（司法院釋字第 471 號解釋意旨參照）。二者之法律適用順序及審酌事項不同，不宜混淆。

堪認請求人在非常上訴判決撤銷原確定裁定前，曾受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則請求人請求刑事補償之日數，於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日數部分，為有理由，自應准許。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堪認請求人在非常上訴判決撤銷原確定裁定前，曾受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應予以補償。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作為法院是否裁准羈押以剝奪被告人身自由之依據，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法院自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認為可揭露之卷證，俾得有效行使防禦權，具體規定見於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之 1、第 93 條，此與交付審判程序之本質上係聲請人（告訴人）與被告（嫌疑人）之對立，要求予以提起公訴，檢察官並不具有當事人之地位，其持有、保管之偵查卷證係經法院調閱，均截然有別，是以二者之閱卷權規定不容類推或比附，不可不辨。

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在案。該解釋並稱：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即對於累犯已不能完全專注犯罪者行為危險性而忽視行為本身惡害性。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例如對於習於施用毒品與竊盜慣犯之考量，即或有不同）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

在法無明文下，該封鎖作用倘無條件擴及包含輕罪中關於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例如：強制工作）在內，而對被告作不利之擴張法律適用，非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主義）之疑慮。況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係刑法有關保安處分規定之特別法，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該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罪名為限。而本案所宣告之罪名係刑法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縱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係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罪，亦無適用該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等情綦詳，核其論斷，在法理上尚非無據，縱學者或實務上因觀察及側重之角度不同，對於上述問題尚有不一致之看法，然原判決上開論斷既屬有據，尚難遽指為違法。

在法無明文下，該封鎖作用倘無條件擴及包含輕罪中關於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例如：強制工作）在內，而對被告作不利之擴張法律適用，非無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主義）之疑慮。況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規定之強制工作，係刑法有關保安處分規定之特別法，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該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罪名為限。而本案所宣告之罪名係刑法之加重詐欺取財罪，縱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係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罪，亦無適用該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宣付刑前強制工作之餘地等情綦詳，核其論斷，在法理上尚非無據，縱學者或實務上因觀察及側重之角度不同，對於上述問題尚有不一致之看法，然原判決上開論斷既屬有據，尚難遽指為違法。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為罪刑法定主義，而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之精神，在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使人民不受法無處罰明文之刑罰制裁，且不因執法者以一己之念任意解釋法律，而受不測之損害。惟擴張解釋則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解釋方法。擴張解釋係因法律規定文義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須在文義可能之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始可為擴張解釋。關於賭博行為，刑法第 266 條第 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為普通賭博罪。第 268條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為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上開罰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其單位為新臺幣，並提高為 30 倍。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則為對賭博行為不合於刑法賭博罪之行政處罰規定。以上三種處罰賭博行為之規定，其情形並不相同。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為其成立要件。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所定之賭博行為，則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至刑法第 268 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亦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依上開規定，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並不構成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賭博罪。所謂之「賭博場所」，只要有一定之所在可供人賭博財物即可，非謂須有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之場地始足為之。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之工具。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雖其為虛擬空間，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人於該虛擬之空間為彼此相關聯之行為，而藉電腦主機、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供不特定人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透過通訊或電子設備簽注賭博財物，與親自到場賭博財物，僅係行為方式之差異而已，並不影響其在一定場所為賭博犯罪行為之認定，此為擴張解釋，非法之所禁。惟如前所述，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在成立上，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作為要件。所謂「公共場所」，係指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得以出入、集合之場所；所謂「公眾得出入場所」，係指非屬公共場所，而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於一定時段得進出之場所。是網際網路通訊賭博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抑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處罰，則以個案事實之認定是否符合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要件而定。於電腦網路賭博而個人經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號，與電腦連線上線至該網站，其賭博活動及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對賭之事，對於其他人而言，形同一個封閉、隱密之空間，在正常情況下，以此種方式交換之訊息具有隱私性，故利用上開方式向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性，即難認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不能論以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賭博罪，惟如合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規定之要件，則依該法予以處罰。對此因科技之精進新興賭博之行為，如認其可責性不亞於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於刑事政策上認有依刑法處罰之必要，則應循立法途徑修法明定，以杜爭議，並符罪刑法定之原則。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為罪刑法定主義，而刑法罪刑法定主義禁止類推解釋之精神，在保障人民之自由及權利，限制國家權力之濫用，使人民不受法無處罰明文之刑罰制裁，且不因執法者以一己之念任意解釋法律，而受不測之損害。惟擴張解釋則為罪刑法定主義所不禁止，乃屬正當之解釋方法。擴張解釋係因法律規定文義過狹，不足表示立法真意，因而擴張法文之意義，以期正確適用。此擴張須在文義可能之範圍內，即須在文義「預測可能性」的射程內，若內涵相同，或為內涵所能涵蓋，並不違背立法目的，始可為擴張解釋。關於賭博行為，刑法第 266 條第 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為普通賭博罪。第 268條規定：「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為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上開罰金部分，依刑法施行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其單位為新臺幣，並提高為 30 倍。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九千元以下罰鍰。」則為對賭博行為不合於刑法賭博罪之行政處罰規定。以上三種處罰賭博行為之規定，其情形並不相同。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為其成立要件。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所定之賭博行為，則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至刑法第 268 條之圖利賭博罪或聚眾賭博罪，亦不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之為要件。依上開規定，在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並不構成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賭博罪。所謂之「賭博場所」，只要有一定之所在可供人賭博財物即可，非謂須有可供人前往之一定空間之場地始足為之。以現今科技之精進，電話、傳真、網路均可為傳達賭博訊息之工具。電腦網路係可供公共資訊傳輸園地，雖其為虛擬空間，然既可供不特定之多數人於該虛擬之空間為彼此相關聯之行為，而藉電腦主機、相關設備達成其傳輸之功能，在性質上並非純屬思想之概念空間，亦非物理上絕對不存在之事物，在電腦網站開設投注簽賭網站，供不特定人藉由網際網路連線登入下注賭博財物，該網站仍屬賭博場所。透過通訊或電子設備簽注賭博財物，與親自到場賭博財物，僅係行為方式之差異而已，並不影響其在一定場所為賭博犯罪行為之認定，此為擴張解釋，非法之所禁。惟如前所述，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在成立上，係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作為要件。所謂「公共場所」，係指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得以出入、集合之場所；所謂「公眾得出入場所」，係指非屬公共場所，而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於一定時段得進出之場所。是網際網路通訊賭博行為，究應論以刑法第 266 條第 1項之普通賭博罪，抑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處罰，則以個案事實之認定是否符合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要件而定。於電腦網路賭博而個人經由私下設定特定之密碼帳號，與電腦連線上線至該網站，其賭博活動及內容具有一定封閉性，僅為對向參與賭博之人私下聯繫，其他民眾無從知悉其等對賭之事，對於其他人而言，形同一個封閉、隱密之空間，在正常情況下，以此種方式交換之訊息具有隱私性，故利用上開方式向他人下注，因該簽注內容或活動並非他人可得知悉，尚不具公開性，即難認係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不能論以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賭博罪，惟如合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4 條規定之要件，則依該法予以處罰。對此因科技之精進新興賭博之行為，如認其可責性不亞於刑法第 266 條第 1 項之普通賭博罪，於刑事政策上認有依刑法處罰之必要，則應循立法途徑修法明定，以杜爭議，並符罪刑法定之原則。

並賦予受刑人尋求救濟之程序權利，俾符憲法之正當法律程序暨人身自由、訴訟權之保障。換言之，在現行法制下，僅依法所為之「撤銷假釋」始足以否定假釋之效力，行政機關在無法律明確授權下所為之「註銷假釋」，尚不得推翻刑法第 79 條第 1 項前段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之法律效果。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再者，保護管束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應有「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對無執行刑後強制工作必要之受處分人，既明定係聲請法院「免其執行」，並無得附加「以保護管束代之」之明文，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自不得類推適用刑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增加法律所無之拘束人身自由負擔，而認免除強制工作之執行後，尚得以保護管束代之。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以符憲法第 8 條第 1 項保障人身自由之本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9 條亦同有保障人身自由之規範。參酌上開解釋與公約意旨，基於保障人權，前開由大陸地區公安廳拘留之時間，既已限制人身自由，自應視同羈押並折抵刑期。據此，若該拘留係依我方司法警察機關之請求代為之，應可折抵刑期。是依反面解釋，若人犯在大陸地區遭拘留，該拘留並非大陸地區司法機關依前開協議所為針對人犯遣返準備工作所進行之拘留，亦即該拘留並非依我國司法警察機關之請求代為之，縱令嗣後我國依據前開協議，將該人犯由大陸地區移交至我國，仍無從將該人犯在大陸地區之拘留，視為我國司法機關所為之羈押，而不得以該拘留期間折抵刑期。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平衡社會之正義感情；更寓有藉由刑罰，使犯罪人之人身自由或金錢遭受一時或永久性之剝奪，使其悔悟犯罪之惡害，期能改過自新、更生遷善，重新復歸於正常社會，並藉此對於社會大眾進行法制教育等「特別預防、一般預防」之功能，此即尚書‧大禹謨所謂「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之意。是究應對於犯罪行為人施以如何之刑罰？該等刑罰是否得附加緩刑？不惟應視其犯行之輕重而定，同應觀察犯罪行為人以如何之刑罰處之、行之，最有助於其復歸社會、回復法之和平（Rechtsfrieden） ；相較於宣告刑之諭知，緩刑既係給予個案被告暫不執行刑罰之觀察期間，自更著重於犯罪行為人是否適於緩刑，亦即以「特別預防」為最重要之考量，此觀刑法 94 年修正時，以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 之思惟，著重於社區、人際等關係被破壞之修復，與犯罪行為人應負擔之行為責任方式之轉換，命受緩刑宣告之被告應受一定之負擔，更堪認定。是事實審法院裁量是否給予緩刑宣告時，自需於具體個案中斟酌犯罪行為人之情狀，倘具體個案中並無諭知緩刑宣告為違法或顯不適當之情，自不能徒以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名為何，妄自評斷宣付緩刑之當否，易言之，凡符合法律規定及裁量權限，事實審當可本於特別預防之考量決定是否宣付緩刑，尚無特定犯罪即不得為緩刑宣告之內部性界線存在。 裁判法院：臺灣高等法院

難謂出於任意性，此種偵查手段非但與憲法保障人身自由所必須踐行之實質正當法律程序相悖，且與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其他不正之方法」之要件相符，其證據能力自應予以排除。而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轉換為證人加以訊問，有上揭情形者亦同。但檢察官之遲延訊問確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自不待言。

亦與取財行為間，有時、空之緊密連接關係，對被害人人身自由、安全之危害，與藉強暴、脅迫手段取財之強盜行為不分軒輊，故使與強盜行為同其處罰。

惟此等強制處分之執行，因足以侵害個人之人身自由或隱私權、財產權，刑事訴訟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權之理由，乃有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以維持司法之純潔性。本件偵查程序進行中，關於以下各強制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尚有疑義：①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第七十六條為確保被告到庭應訊，於偵查程序之進行，固賦予檢察官簽發拘票，以逕行拘提代替傳喚之「對人的強制處分」權。惟同法第七十六條並定有拘提事由之限制，除須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之條件外，尚須有「無一定之住所或居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事由之一者，始得為之。卷查本件第一審檢察官簽發拘票，命逕行拘提上訴人，依檢察官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簽分偵案之簽呈所載，似係以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七年度他字第四九七號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資為依據。惟遍查本案全部卷證，並無所謂他字案卷之存在，其是否具備逕行拘提之法定事由，即有疑義。②拘提乃「對人的強制處分」，與搜索、扣押之「對物的強制處分」，迥不相同。檢察官偵查中，如須實施搜索、扣押，依法必先取得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否則，須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緊急或急迫情況，其搜索、扣押始告適法。故如容許司法警察（官）執檢察官簽發之拘票（對人的強制處分）以實施搜索、扣押（對物的強制處分），無異鼓勵「假拘提之名而行搜索、扣押之實」，以規避法院就搜索、扣押之合法性審查。本件偵查程序中，司法警察（官）係執有檢察官簽發之拘票，非法院核發之搜索票，且既已拘提上訴人到案，能否認有情況緊急而得逕行搜索、扣押之相當理由，其合法性，甚有疑義。③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規定，司法警察（官）因偵查犯罪，本有「勘察、採證」之權，其執行「勘察、採證」，根本無庸獲得同意。而所謂「勘察、採證」之權，尚不能包括「搜索、扣押」在內，蓋前者應指對於物件或場所現時存在之狀況，親身體驗、進而採證而言，後者則須透過搜尋而發現搜索標的物之存在，始進而取得、扣留而言。「搜索、扣押」，因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須符合法律所定之正當程序，方屬合法。本件上訴人雖簽具所謂「勘查採證同意書」，能否視之為上訴人同意「搜索、扣押」，饒有研求之餘地。至於本件「搜索、扣押」之實施，既無情況緊急而得逕行搜索之相當理由，已如前項所述，則上訴人在搜索筆錄上所簽署「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經受搜索人同意執行搜索。受搜索人簽名：蘇麗山」云云，似難直認上訴人有同意搜索之真意。

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為刑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而強制治療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於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若無特別規定，即應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且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與罪刑無關，均不必與其他之修正一併為綜合比較。又有關強制治療之規定，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九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前刑法（下稱修正前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二項規定：「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之罪者，於裁判前應經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前項處分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三年」，裁判時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則修正為：「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則裁判時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有關強制治療之規定，雖將刑前治療改為刑後治療，但治療期間未予限制，且治療處分之日數，復不能折抵有期徒刑、拘役或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六項裁判所定之罰金額數，顯較修正前規定不利於被告，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規定，於裁判前鑑定有無施以治療之必要，有施以治療之必要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療。

基於上揭釋字第四三六號解釋之意旨，為保障現役軍人之人身自由、訴訟權等權益，並符合對現役軍人國家刑罰權之正當法律程序，上開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後規定，是否並不在軍事審判法準用之列，即饒有研求之餘地。原審就此未遑詳酌，深入剖析論敘，其所舉軍事審判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分別為「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得就庭員中指定軍事審判官一員為受命審判官，於審判期日前訊問被告及蒐集或調查證據。」「軍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後，審判長應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訊問被告後，審判長應調查證據。」「卷宗內之筆錄及其他文書可為證據者，應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被告請求閱覽者，不得拒絕。」等有關訊問被告及調查證據之規定，究竟於軍事審判程序實施證人之交互詰問，會有何窒礙難行而無從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並非盡明瞭。原審遽以修正後刑事訴訟法與軍事審判法在訴訟程序之運用上有所扞格，而謂本案無從準用刑事訴訟法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對案內證人實施交互詰問程序，其就共犯陳毅中、楊智仁於警詢之供述，併採為論罪之依據，亦未敘明各該原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何以合於傳聞法則之例外而得採為證據之理由，自嫌理由欠備，難昭折服。

本諸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原則，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本質上雖係為預防將來之犯罪行為、防衛社會需要而設，但其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性質實與刑罰同，基於罪刑法定主義及法律不溯既往、法律安定性與法律可預測性等原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新增之強制工作處分規定不利於行為人，仍應適用不溯及既往及從新從輕原則。在該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前犯該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列舉之罪者，於該條例修正公布施行後為裁判時，不得依該項規定宣告強制工作。

案由：盜匪案件。(一) 強盜罪除侵害財產法益外，同時對人身自由亦有所侵害，若數人共同管領財物，對該財物同具重疊之支配關係，若對其中一人或數人，以強暴脅迫等不正方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該財物或使其交付，其侵害之法益不僅一個，應依想像競合犯論處。 (二)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其判斷必須合理，否則即欠缺妥當性，如果徒以證人係被告好友，即遽謂其證言偏頗，顯與論理法則不合。

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所示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旨意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三九六、四一八號等解釋部分釋示參考) ，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準此，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對被告或訴訟關係人施以通訊監察，如非依法定程序而有妨害憲法第十二條所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重大違法情事，且從抑制違法偵查之觀點衡量，容許該通訊監察所得資料作為證據並不適當時，當應否定其證據能力。

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之妨害自由罪，乃單純侵害人身自由法益之犯罪，如兼有得不法財產之意思，而施強暴脅迫，將被害人擄至自己勢力範圍內，逼令其出款贖回者，即屬擄人勒贖範圍。

〔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若係人身自由權受侵害，債權人得就其有利之法律基礎為主張〕 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學說上固有採取法條競合說，認為行為人僅就契約上之義務負責者。惟對於人身自由權之侵害若亦採此見解，則若干保護人身權之規定，必將受限制而無由發揮其作用。為求符合立法意旨及平衡當事人之利益起見，對於本件情形，應認為債權人得就其有利之法律基礎為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