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帳戶存款係詐欺被害人匯入，可否核發換價命令？

問題（一）：參與詐騙集團之取簿手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罪數如何認定？問題（二）：雖施用詐術，但帳戶所有人非因受詐騙而交付提款卡，如何論罪？

應否對詐欺集團車手沒收尚未上繳即遭扣案之領取款？

詐欺集團不同時地詐得之款項由車手同時領出，車手應論以一罪或數罪？

參與犯罪組織及加重詐欺判決確定後，再起訴參與犯罪組織，應如何判決？

被害人受詐欺後並獲有部分利益，其得請求賠償範圍如何？如認請求之範圍係受詐欺金額之全部，則就該利益，有無損益相抵之適用？

問題（一）：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繫屬後，檢察官再就首次加重詐欺併辦，應如何處理？ 問題（二）：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判決確定後，可否再就首次加重詐欺論罪科刑？

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判決確定後，可否再就首次加重詐欺及參與犯罪組織論罪科刑？

販賣毒品與詐欺取財得否變更起訴法條？

甲為電信詐欺集團之車手，參與詐欺集團收取被害人款項之工作，甲之行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其一行為觸犯參與犯罪組織與加重詐欺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加重詐欺罪，惟刑法第 339 條之 4 並無強制工作保安處分之特別規定，法院是否仍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

被告甲前於民國 108 年 1 月初參與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之「騙很大」詐欺集團組織，擔任車手取款之工作，並於參與組織後翌日即為「首次」取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此部分參與犯罪組織及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業經另案判決確定），甲嗣於 108 年 4 月初見其友人乙生活窮困，遂另行起意基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不斷向乙遊說「騙很大」集團之獲利情形，以此方式招募乙一同加入「騙很大」集團，經乙應允後一同與甲在集團內擔任車手工作，而該集團成年成員於 108 年 5 月 3 日，以撥打電話對被害人Ａ訛稱「網路購物分期款項設定錯誤，需至自動櫃員機重行操作」云云之方式施用詐術，使Ａ陷於錯誤，將新臺幣（下同）5 萬元匯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人頭帳戶，同日由甲、乙以共同持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所交付之人頭帳戶金融卡至桃園市中壢區全數提領一空。案經檢察官就甲上開部分提起公訴（乙於通緝中），經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甲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刑法第 339 條之 4第 1 項第 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則上開所犯 2罪間，其罪數關係為何（就甲參與犯罪組織及首次為加重詐欺取財犯行部分業已另案判決確定，非本題討論範圍）？

某甲加入詐欺集團擔任取款之車手，明知該集團所交付之金融卡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之金融卡，仍以之提領詐欺集團詐騙他人匯入該帳戶之款項，則某甲是否構成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特殊洗錢罪？

某 A 於民國 107 年 1 月底某日，因缺錢花用，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將其所申設農會帳戶賣給某 B，並交付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待某B 取得上述帳戶後，便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同年 2 月間某日，撥打電話向某 C 佯稱其網路購物設定分期付款有誤，要操作自動櫃員機修正云云，致某 C 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自動櫃員機前匯款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該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請問：某 A 除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以外，是否該當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洗錢罪？

告訴人 A 對行為人 B 提起詐欺告訴，經檢察官對 B 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 A 委任甲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法院分案後，由該律師之五親等內血親擔任受命法官，此時應由法官或律師迴避該聲請交付審判案件？

某甲因涉犯詐欺取財罪，其詐欺金額共計約新臺幣（下同）500 多萬元，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法院審理期間棄保逃逸，檢察官乃向法院聲請就人頭帳戶之提供者即第三人某乙（所涉幫助詐欺取財罪部分，另由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帳戶內之餘款（不足 2 萬元），為保全沒收之扣押裁定，則檢察官於審判中聲請扣押第三人（或被告）之財產是否合法？

甲對乙犯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取財罪，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乙對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嗣甲於準備期日認罪，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請問： 問題（一）：上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得否由受命法官獨任審理？ 問題（二）：若可，是否須先經合議庭依刑事訴訟法第 490 條準用第 273 條之 1 與第 284 條之 1 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審理程序？

A 基於共同詐欺及掩飾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於民國 103 年 10 月30 日提供銀行外幣帳戶予國外不詳之 B 使用，嗣 B 於 104 年 4月 10 日利用詐欺國外被害人甲匯款美金 100 萬元至上述 A 之帳戶，A 於 104 年 4 月 30 日提領帳戶內匯款美金 100 萬元後，扣除原先約定之一成之報酬即 10 萬美元，將 90 萬美元匯至國外由 B 指定之另一帳戶，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法院於 107 年 1 月 1 日審結，應如何適用洗錢防制法？倘科處被告徒刑 6 月，是否得以易科罰金？

被告甲、乙應丙之邀，於民國 107 年 3 月初，相偕加入某不詳成年男子所發起之詐欺集團，且丙已告知甲、乙，其 3 人於日後係擔任車手即持人頭帳戶金融卡提取詐騙所得款項之工作。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07 年 3 月 20 日，以撥打電話對被害人 A 訛稱「網路購物分期款項設定錯誤，需至自動櫃員機重行操作」云云之方式施用詐術，使 A 陷於錯誤，將新臺幣（下同）3 萬元匯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人頭帳戶，同日即由甲、乙、丙持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所交付之人頭帳戶金融卡，至臺中市西區某處之便利超商提領一空；該集團成員又於 107 年 3 月 23 日，以同上詐術撥打電話予被害人 B，使 B 陷於錯誤，將 5 萬元匯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人頭帳戶，同日亦由甲、乙、丙以同上模式全數提領。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被告甲、乙、丙均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1 項第 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事證明確，則上開所犯各罪間，其罪數關係為何？

某 A 於民國 107 年 1 月底某日，因缺錢花用，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將其所申設農會帳戶賣給某 B，並交付存摺、提款卡及密碼。待某B 取得上述帳戶後，便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同年 2 月間某日，撥打電話向某 C 佯稱其網路購物設定分期付款有誤，要操作自動櫃員機修正云云，致某 C 陷於錯誤，依指示至自動櫃員機前匯款新臺幣（下同）1 萬元至該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請問：某 A 除構成幫助詐欺取財罪以外，是否該當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洗錢罪？

甲偽以投資為由向乙施用詐術，並經乙交付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其後乙不堪損失提起告訴，遂由檢察官偵查後依詐欺取財罪對甲提起公訴，且起訴書亦記載犯罪所得為 100 萬元。又甲、乙於審理中同意以 80 萬元達成和解並當庭給付在案，嗣法院審理後認定犯罪所得確為 100 萬元，則判決針對不法利得沒收部分應如何諭知？

甲、乙、丙等人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至同年 2 月 1 日止，在臺灣成立詐欺機房，運作方式為以網際網路、電子通訊發送「電話欠費」等項內容之詐騙語音給大陸地區不特定之人，渠等遵從語音指示回撥後，再由甲、乙、丙分別佯裝為一線大陸地區電信局人員、二線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成員、三線檢察官，佯稱以渠等名義所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涉及洗錢，為了解金融帳戶之金流情形，調查期間需將渠等金融帳戶之款項提領至偽稱設定之安全金融帳戶保管，而須至金融機構操作提款機或辦理臨櫃匯款云云，以此詐術詐騙大陸地區人民。嗣上開詐欺機房運作 1 個月，為警於 106 年 2 月 1 日查獲。檢察官以甲、乙、丙自上開期間對大陸地區人民行騙，致大陸地區人民 A、B、C 陷於錯誤而匯款，因認甲、乙、丙涉犯刑法第 339 條之 4 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之 3 人以上以網際網路、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而共同詐欺取財罪 3 罪為由，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無證據證明 A、B、C 係遭甲、乙、丙所詐騙，但甲、乙、丙確實於上開期間內有以上開方式對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行騙未果，則就甲、乙、丙對 A、B、C 所涉 3 人以上以網際網路、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而共同詐欺取財罪部分應判無罪外，對於渠等涉及 3 人以上以網際網路、電子通訊對公眾散布而共同詐欺取財未遂之部分，是否在檢察官起訴範圍內，法院應併予審理？

甲因出售金融帳戶予他人作為詐欺犯罪使用，經檢察官依幫助詐欺罪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以下同）1,000 元折算 1 日，並諭知未扣案犯罪所得 5,000 元沒收（即出售帳戶所得報酬），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嗣甲不服原判決全部提起上訴，第二審法院認定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適當，惟針對犯罪所得改認僅有 3,000 元，判決主文應如何諭知？

甲對乙犯詐欺取財罪之結果，有犯罪所得新臺幣 30 萬元，檢察官對甲提起公訴後，甲、乙成立和解，乙乃向法院表明如甲能分期返還，則同意以此作為緩刑之內容及條件。若法院以此內容及條件，對甲為緩刑宣告時，就甲之犯罪所得，能否附加條件而不予沒收？

某甲竊取某乙所有自小客車（含某乙放置在車內之國民身分證、駕照以及行車執照）得手後，基於偽造文書之犯意，前往某當鋪，提出某乙之國民身分證、駕照以及行車執照，訛稱其為車主某乙，欲典當竊得之自小客車，並在當票上偽簽某乙之姓名、捺指印各 1 枚後，偽造「某乙」名義之當票私文書 1 紙，進而交付予當鋪老闆，使老闆陷於錯誤，誤以為是原車主某乙本人親自典當車輛，而交付新臺幣（下同）6 萬元車輛典當金予某甲，足以生損害於某乙及當舖老闆，問某甲所為除涉犯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之竊盜罪、刑法第 216 條、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詐欺取財罪之外，是否尚涉犯戶籍法第 75 條第 3 項後段之行使他人遺失國民身分證罪嫌？

被告經第一審法院判處刑法第 339 第 1 項之詐欺罪並科刑，然第一審法院未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新臺幣 100 萬元。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於 105 年 7 月 1 日後第二審法院能否諭知沒收其犯罪所得 100 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