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訴字第2900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上訴字第2900號

上訴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上訴人

即被告

陳伯欣

選任辯護人

陳錫玉 律師

選任辯護人

孫小萍 律師

被告

藍禮華

選任辯護人

劉宇哲 律師

選任辯護人

李文中 律師

被告

劉乃文

選任辯護人

廖穎愷 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426號，中華民國105年9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9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事實

一、蔡聲國（已歿，業經原審判決公訴不受理確定）於民國90年1月起至92年8月止之期間，為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原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嗣於91年11月21日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以91年11月21日台財證一字第0910162524號函核准撤銷公開發行，下稱國華人壽公司）證券投資部（按：國華人壽公司於92年9月25日裁撤證券投資部，並設立國外風險管理部、國內證券投資部及國外投資部）之副總經理，自92年9月起改任國外風險管理部之副總經理；盛行健於91年1月起至92年8月止之期間，為國華人壽公司證券投資部委外管理科之協理，並自92年9月起改任國內證券投資部協理；陳伯欣於90年1月起至92年8月止之期間，先後擔任國華人壽公司證券投資部委外管理科之一級、高級研究員，並自92年9月間起改任國外投資部之高級研究員至93年1月31日離職止，渠等均係為國華人壽公司從事業務之人，並蔡聲國就證券投資業務，與國華人壽公司董事長翁一銘（已歿）同屬商業負責人。蔡聲國、盛行健（經原審另以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判處罪刑，並宣告附條件緩刑確定在案）及陳伯欣與翁一銘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犯意聯絡，藉由新加坡商德國商業銀行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Commerzbank Asset Management Asia Ltd，下稱德銀資產管理公司）提供投資建議，進而代表國華人壽公司透過購入德意志銀行發行及高盛集團保證之結構型債券之機會，先由盛行健、陳伯欣於92年7月21日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後，下單購入券號XZ0000000000號、面額3億1,600萬美元之債券（即卷內編號A債券，下稱本案A債券）。嗣蔡聲國、盛行健及陳伯欣均明知本案A債券之實際發行價格即國華人壽公司取得該債券之成本僅為1億1,982萬2,145.05美元，且未將國華人壽公司前於92年7月3、9日處分2筆美商高盛銀行香港分行債券（編號為US912828AAP56、XZ0000000000，面額分別為6,000萬美元、2億美元，下稱高盛銀行債券）後所得之2億8042萬1491美元存款，全數轉作購買本案A債券之用，在國華人壽公司辦公室內，使不知情之國外投資部職員彭國雅、李俊雄（起訴書誤載為「李俊維」，應予更正），於92年7月21日將「國外投資金融債，德銀，USD280,421,491×34.425，金額9,653,509,828」及「國外投資存款，高盛，USD280,421,491×34.425，金額9,653,509,828」等內容填載在性質屬會計憑證之轉帳支出及轉帳收入傳票上，次接續於同年月22日，製作載有「國外投資金融債，德銀資產管理，6,527.225×34.44，金額2,248,078,749」、「投資德銀金融債，一銀中山，金額2,248,078,749」等內容，填載在性質屬會計憑證之轉帳支出及轉帳收入傳票上，用以表示「國華人壽公司處分上開高盛銀行債券所得之新臺幣（以下未特別註明貨幣單位者同）96億5,350萬9,828元（即2億8,042萬1,491美元，匯率1：34.425）及減少第一銀行信託部位22億4,807萬8,749元（即6,527萬225美元，匯率1：34.44）匯至德銀資產管理公司之國華人壽公司帳戶，用以支付本案A債券之價款」之不實事項。再由陳伯欣於92年7月31日在國華人壽公司辦公室內，使不知情之國華人壽公司國外投資部職員蘇芊諭（原名蘇素蘭）製作92年7月31日「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下稱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之業務上文書時，在其上所示「美金帳戶、自行投資」之「帳列美金金額」項下，填載「315,696,716」之數額，並在表末列出：「註(2)：自台灣匯入德銀6,527萬5,225美元(NT22億4,807萬8,749元)，及7/21自高盛匯入2億8,042萬1,491美元(NT96億5,350萬9,828元)增加自行投資部位」等字樣，以示「先前處分高盛銀行債券及自臺灣匯出之全數款項，均用於購入本案A債券，該債券取得成本為3億1,569萬6,716美元」之不實事項，進而使蘇芊諭按月製作之本案92年8月、同年9月及同年11月份之明細表等業務上文書內，仍持續填載上開不實內容。上開傳票、明細表，均逐級送經陳伯欣、盛行健、蔡聲國及翁一銘等人核閱並用印，以完成會計項目及明細表之製作，並列入國華人壽公司帳冊中，虛增國華人壽公司取得本案A債券之成本達1億9,499萬2,425.95美元（匯率1：34.425，折合新臺幣為67億1,261萬4,263元），進而致國華人壽92年度財務報告中有價證券明細表（二）之取得成本產生不正確之結果，足生損害國華人壽公司會計帳務處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01年7月7日起改制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函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

壹、有罪部分：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伯欣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辯稱：其於案發時擔任研究員一職，國華人壽公司購入本案A債券之決策執行為董事長翁一銘所交辦，因盛行健已在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簽名，故未詳看該文件之內容即隨之簽名，其與蔡聲國、盛行健並無犯意聯絡；其與彭國雅、李俊雄及蘇芊諭沒有隸屬關係，並未指示彼等製作92年7月22日傳票及本案92年7月份明細表，亦未經手92年7月21日傳票，其雖取得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寄送之對帳單，然盛行健自始未告知本案A債券之評價及取得成本，且未接觸本案A債券之交割款，亦不知高盛帳戶內資金流向，是難認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云云。被告陳伯欣之選任辯護人辯護要旨略以：㈠本案92年7月份至93年1月份之明細表，僅為國外投資部之內部管理文件，並非商業會計法之憑證、帳簿或財務報表，又陳伯欣時任國外投資部之高級研究員，亦非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示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身分，是難以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犯行相繩；㈡本案起因乃金管會於96年進行金融檢查時，發現國華人壽公司之高盛、德銀帳戶間有資金流動異常之情形，因高盛帳戶之對帳單僅寄送翁一銘，德銀帳戶匯款資料則於100年時始為保險安定基金所查得，是陳伯欣主觀上認知購券之資金來源，乃經盛行健告知，是來自高盛帳戶內之債券處分所得及國華人壽公司匯至德銀帳戶之款項，由此可知陳伯欣無法決定海外債券之資金來源，乃係奉董事長翁一銘之指示進行購入本案A債券，又見盛行健先行在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簽署，是陳伯欣實難指出本案92年7月份明細表關於「自行投資，德銀（金融債券），帳列期末美金金額」之填載有何錯誤。況陳伯欣自92年6月起即開始準備結婚事宜，且曾表示反對翁一銘購入本案A債券之決策，實難認陳伯欣與盛行健、蔡聲國或翁一銘間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意聯絡之可能；

㈢由本案92年7月21日傳票以觀，其上無陳伯欣之簽章，至同年月22日製作之「國外投資金融債，德銀資產管理，6,527.225×34.44，金額2,248,078,749」及「投資德銀金融債，一銀中山，金額2,248,078,749」轉帳支出、收入傳票之內容，亦與德銀是日匯款明細一致，尚無所謂「不實」。另彭國雅、李俊雄之職務均非隸屬陳伯欣，故其無法於上開傳票製作有所指示。又陳伯欣收到德銀對帳單後，僅將之轉交予蘇芊諭處理，蘇芊諭據以製作本案92年7月至93年1月間之明細表內容，亦僅抽查與德銀對帳單所載是否相符。況國華人壽公司購入本案A債券後，尚有財務部職員以自行製作之會計帳就本案明細表進行核對，並未指出違失，且會計師外部查核時，均未指出此部分取得成本有何不實。準此，陳伯欣應無從知悉本案A債券購入之實際成本，更遑論有故意虛報成本並指示相關人員製作上開不實傳票、明細表之可能，是難以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相繩云云。然查：被告陳伯欣在國華人壽公司先後擔任證券投資部委外管理科之一級或高級研究員，自92年9月間起至93年1月31日止，改任國外投資部之高級研究員，被告陳伯欣與先後擔任證券投資部、國外風險管理部副總經理之同案被告蔡聲國、證券投資部委外管理科及國內證券投資部協理之同案被告盛行健，均為國華人壽公司從事業務之人，並同案被告蔡聲國就證券投資業務，與案外人翁一銘同屬商業負責人；被告陳伯欣與同案被告盛行健於92年7月21日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並下單購入本案A債券，而證人李俊雄於92年7月22日所製作並載有「國外投資金融債，德銀資產管理，6,527.225×34.44，金額2,248,078,749」、「投資德銀金融債，一銀中山，金額2,248,078,749」之轉帳支出、收入傳票；證人蘇芊諭所製作並同載有上開內容之92年7月份、同年8月份、同年9月份及同年11月份「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等傳票、明細表，均逐級送經被告陳伯欣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及案外人翁一銘等人核閱並用印等情，業經被告陳伯欣坦承在案，核與證人蘇芊諭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10 0年度偵字第5683號，下稱偵5683號卷，卷二第16至19、24至25頁；101年度他字第1384號卷，下稱他1384號卷，卷二第19至20頁；102年度訴字第426號卷，下稱原審卷，卷二第188至193、222至232、242至244頁）、證人即案發時之財務部副理吳維尚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偵5683號卷二第22至23頁、他1384號卷二第18至19頁、原審卷三第58至63頁）、證人即財務部經理許夢賢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他1384號卷第14至18頁、原審卷二第3至5頁）大致相符，並有卷附金管會99年6月10日金管保財字第09902506420號函暨國華人壽公司德銀結構債債券交易明細表、92年8月4日至93年1月31日對帳單、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Detailed Terms（他1384號卷一第19至33頁、66至68頁）、國華人壽投資部職掌、內部規範、人事資料卡（98年度他字第7387號卷，下稱他7387號卷，卷一第40至43、45至48、70、306至314頁）、國華人壽公司92年7月21日、同年月22日轉帳傳票（他1384號卷一第185至188頁）、國華人壽101年12月22日（101）華壽財證字第2897號函暨92年7月31日、92年8月31日、92年9月30日、92年10月31日、92年11月30日及92年12月31日「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傳票明細表（子目）、轉帳傳票（他1384號卷二第307至416頁）、國華人壽92年年度財務報告（他1384號卷一第201至257頁）、91年8月2日德銀交易授權書（他1384號卷一第259頁反面）在卷可稽，堪認上情屬實。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2人業於原審審理中對於本案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全部坦認在案（原審卷一第101頁反面至第102頁、第203頁），復有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之相關證據可稽，且同案被告盛行健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業經原審以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並應自該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50萬元，有原審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可佐。然被告陳伯欣否認有與渠等共犯上開事實之情形，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告陳伯欣是否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部分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查證人即共同被告藍禮華於偵查中曾證稱：伊於92年9月間兼任國華人壽公司海外投資之經理，至盛行健退休，伊才真正到海外投資部門工作，國外投資由翁一銘、被告蔡聲國、盛行健、陳伯欣等人組成「海外投資小組」，由渠等選擇標的並參與投資決策，固定於每週二或不定期召開「投資會議」，通常是由券商提出建議，而當時海外投資是由盛行健一人掌控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4頁反面、偵5683號卷二第24頁、102年度偵字第984號卷，下稱偵984號卷，第29、30頁）。證人藍禮華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於偵查中所稱之「投資會議」，僅係由國內外投資人員參加，作為報告投資績效、經濟預測及投資標的介紹之用，至於投資決策不會在上開會議作成，而是翁一銘另外找伊、蔡聲國及盛行健開會，決定是否續行簽呈或下單作業等語（原審卷三第114頁），與先前偵查中所述略有不同。然衡以證人藍禮華於原審審理中為被告陳伯欣之辯護人傳喚之友性證人，且案發迄今對於「案發時國華人壽公司海外投資決策形成」一事之記憶、印象，較先前在偵查中所述，難免有模糊之情形，是難謂證人藍禮華於原審審理中所述較為可採。況證人蔡聲國於偵查中亦曾證稱：國華人壽公司之海外投資標的決定，是由盛行健去找國外商品，因盛行健表示國外商品之報酬率較國內高，並請盛行健去向董事長翁一銘報告，由翁一銘作決定，至於簽呈部分是由下逐級簽報上來，本案A債券買的人是盛行健、陳伯欣，資金來源、流向及取得成本，應以該2人比較清楚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96頁、偵984號卷第15頁），且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尚稱：負責國外投資之人員要先跟董事長翁一銘報告，經翁一銘同意後，會開始蒐集資料，並由該負責人員提出報告於投資會議中，而該會議由伊、盛行健、陳伯欣及國內投資部之人員尤慶文、許生洲參與等語（原審卷一第86頁），而證人即同案被告盛行健於偵查中更證稱：伊在國華人壽公司是負責國內證券代操及海外投資，會先請信譽好的海外銀行提出產品說明、報酬、風險及期間長短後，交由證券投資部之委外管理科簽辦，當時是陳伯欣簽辦後，陸續由伊、蔡聲國及翁一銘核閱，對外投資案之風險評估，在藍禮華尚未進入該部門前，是由伊與陳伯欣一同評估，再向蔡聲國、翁一銘報告等語綦詳（他1384號卷一第351、357頁、卷二第72頁反面），況被告陳伯欣自身不但於偵查中亦曾坦稱：因本案A債券之購買金額較大，其於「投資會議」上有向董事長翁一銘表示應該分散風險，不要太集中，而每週均有一次投資會議，討論投資情況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4頁反面），復就「其與被告盛行健於92年7月21日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並下單購入本案A債券」一情，更已坦認在案，並有本案A債券之FundManagement Agreement文件可稽（他1384號卷一第66頁反面），進而由上開各項證詞合併以觀，實可認定被告陳伯欣於案發時，無論是參與證人藍禮華所稱之「海外投資小組」，或證人蔡聲國所稱之「投資會議」，其對於國華人壽公司購入本案A債券之投資決策過程，均已知悉並參與其中。再關於被告陳伯欣與盛行健於92年7月21日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所示之「Nominal Amount:USD316 million」及「Issue Price:USD119,822,145.05」之內容部分，被告陳伯欣除於偵查中坦稱：Issue Price欄位所示之金額為本案A債券之「實際購買金額」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4頁反面）外，尚供稱：其係共同負責國外投資之人，帳務、報表部分之行政事務，由蘇芊諭負責，其之上有擔任協理之盛行健、副總蔡聲國，當券商來訪時，其會與盛行健一起聽報告，若盛行健認為值得投資時，會要其擬具簽呈，亦會將投資之金額一併告知，之後再送蔡聲國及翁一銘核閱，而財務部門於正常情形下，會以簽呈上之金額匯款交割，然其以3.16億美元之面額，非以1.19億美元之實際購買價格上簽購買本案A債券，是因盛行健要其為上開簽呈所致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5頁、偵984號卷第18頁），另證人盛行健於偵查中復陳稱：「Issue Price」之欄位所示之金額，確為本案A債券之實際購買金額，伊知悉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然對於傳票上為何以「3.16億美元」之面額入帳，伊非傳票製作人，故不清楚，又92年7月31日之本案明細表竟用面額，而非成本入帳，因此部分記載係供伊辨識本案A債券之用，況伊亦沒有強迫會計部門人員不要以既有會計準則入帳，故為何如此記載，就不清楚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3頁、偵984號卷第12至13、20頁），是由上開證據合併觀之，足見於被告陳伯欣簽署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時，當已知悉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僅因盛行健之片面指示下，竟仍以高於成本之3.16億美元面額作為投資金額而製作簽呈，遞經知悉上情之盛行健、蔡聲國及董事長翁一銘在上開簽呈予以簽核，進而完成國華人壽公司以高於成本之3.16億美元面額向德銀資產管理公司購入本案A債券之不實投資流程，實堪認被告陳伯欣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間確有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之犯意聯絡。被告陳伯欣雖辯稱：其與彭國雅、李俊雄及蘇芊諭無隸屬關係，未指示彼等製作92年7月22日傳票及本案92年7月份明細表，亦未經手92年7月21日傳票及本案92年10月31日、同年10月31日及93年1月31日明細表；其雖取得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寄送之對帳單，然盛行健自始未告知本案A債券之評價及取得成本云云。惟查被告陳伯欣於偵查中供稱：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是由蘇芊諭製作，應係以國外保管銀行所給之報表為依據，報表製作完成後，按照簽呈之流程送請其、盛行健、蔡聲國、董事長翁一銘核閱，其簽核時僅有抽查，而明細表背後會附上保管銀行每月報表，蘇芊諭對本案明細表有製作能力，至財務部門在明細表上簽署，可能是要確認有無匯出這些錢；雖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係以「3.16億美元面額」加以記載，然其審核蘇芊諭所作之該份本案明細表時，因欲離職之故，所以沒抽查到其上未以實際購買價格入帳之異常情形云云（他1384號卷二第7、8頁，偵984號卷第16至18頁），然證人蘇芊諭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伊於91年12月間到國外投資部任職，負責明細表、傳票製作及作帳，之前是由陳伯欣負責，接手時，陳伯欣拿報表或傳票作為範例跟伊說；伊製作本案92年7月至12月間之明細表，是根據德銀所給的對帳單製作，於92年間，德銀會將對帳單寄給陳伯欣，再由陳伯欣交予伊，伊將明細表做完後，會將傳票、明細表及相關憑證附上，交給陳伯欣、盛行健、蔡聲國、會計部門之證人吳維尚、許夢賢、總經理郭井田及董事長翁一銘等人核閱，之後傳票由會計部門保管，本案明細表則由國外投資部保管；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帳列期末美金金額」所示之「購入本案A債券315,696,716美元」是成本，因陳伯欣曾向伊解釋此部分之資金來源，是來自國華人壽公司處分高盛帳戶之債券及減少第一銀行信託之款項而自行投資本案A債券，但陳伯欣是如何得知，伊並不清楚；另德銀於月底寄來之對帳單，亦顯示3.16億美元之金額，故伊據以編製該明細表，其製作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時，德銀之對帳單顯示N/A時，即表示無市值，因而在明細表上之「期末美金餘額」欄位，就以面額計入，但對帳單顯示金額時，就表示有市值，改用該金額計入「期末美金餘額」欄位等語綦詳（原審卷二第188至193、222至232頁），再由卷附之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以觀（他1384號卷二第310頁），可見該明細表上所示「經辦」、「襄理」欄位確蓋有證人蘇芊諭、被告陳伯欣之印文，至「帳末美金餘額」欄位所示之數額，亦與卷附之德銀對帳單所示「面額3.16億美元，且無市值」一情相符（他1384號卷二第31 2頁），復依據本案92年8月31日、92年9月30日、92年11月3 0日明細表所示（他1384號卷二第313、315、317、319頁），除在92年11月30日之明細表上，因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已於92年10月31日退還折價金額822,145美元，遂在「帳末美金餘額」欄位作出「314,874,571美元」數額之調整外，對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原為「315,696,716美元」，且「帳列期末美金餘額」為「面額3.16億美元」部分，並無二致，而證人蘇芊諭並未參與本案投資流程，僅有被告陳伯欣所轉交之德銀對帳單，苟無被告陳伯欣之告知，豈有可能在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上關於「美金帳戶、自行投資」之「帳列美金金額」項下，自行填載「315,696,716」之數額，並在表末列出：「註(2)：自台灣匯入德銀6527萬5225美元(NT22億4807萬8749元)，及7/21自高盛匯入2億8042萬1491美元(NT96億5350萬9828元)增加自行投資部位」等內容，足見證人蘇芊諭前揭證詞非屬無據，堪認被告陳伯欣確有指示證人蘇芊諭為上開不實明細表。況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僅達1.19億美元，顯其與面額3.16億美元間具有甚大之金額差距，不可能加以忽略，則被告陳伯欣既參與本案A債券之投資過程，復經同案被告盛行健告知上開投資金額，又代表國華人壽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文件，因而知悉實際之取得成本，卻於審閱證人蘇芊諭所呈之本案92年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及11月30日明細表時，反以「亟欲離職」及「準備結婚」等私人事宜，欲作為使本案明細表發生不實填載，並接續發生之合理化依據，又試圖以個人層級未接觸或決定本案A債券之交割款，且不知高盛帳戶內資金流向云云，持為其個人未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之辯解，均非可採。由高盛銀行香港分行之對帳單及德銀匯款明細所示（他1384號卷一第21頁、第152頁反面），可知於92年7月21日僅自高盛帳戶內匯出8453萬0766.07美元至德銀帳戶內，並以1億1,982萬2,145.05美元購得本案A債券，而與卷附之7月21日轉帳收支傳票上所示之「國外投資金融債，德銀，USD280,421,491×34.425，金額9,653,509,828」及「國外投資存款，高盛，USD280,421,491×34.425，金額9,653,509,828」等情不合（他1384號卷二第185、186頁），足見上開轉帳支出傳票所載，客觀上確有不實。另由92年7月21日之轉帳收支傳票以觀（他1384號卷一第185至186頁），可見其上有證人彭國雅、吳維尚及同案被告蔡聲國之印文，對此，證人蘇芊諭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本案92年7月21日之轉帳支出傳票，並不是伊製作，至同日之轉帳收入傳票，則是伊製作，其上記載則來自被告陳伯欣之告知，而「國外投資存款，高盛，金額9,653,509,828」之記載，是來自被告陳伯欣提到是高盛贖回債券，所以才會有這筆相當於美金280,421,491元之收入等語（原審卷二第191頁反面），另證人彭國雅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伊於92年時在國華人壽公司證券投資部帳務科襄理兼科長，伊直屬長官是蔡聲國，與陳伯欣並無隸屬關係；卷附之92年7月31日轉帳收入、支出傳票上之「覆核」欄位為伊之印文，但該等傳票非伊製作，陳伯欣亦無指示伊去製作該等傳票，國外投資部當時是由蘇芊諭負責開立傳票，按理而言，92年7月31日之轉帳支出傳票關於「國外投資金融債」項目之審核，應有德銀帳戶內增加存款並購買德銀金融債之證明文件作為憑證等語（原審卷三第39、40至41頁）；證人李俊雄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伊於92年7月間在證券投資部委外管理科擔任專員，陳伯欣並非伊之主管，卷附之92年7月22日轉帳收入、支出傳票上製票欄之印文是伊所有，伊對陳伯欣有無指使伊製作該等傳票，並沒有印象等語（原審卷三第42頁）；證人吳維尚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伊於案發時為財務部副理，92年7月21日之轉帳收入傳票上應為彭國雅製作，是日之轉帳收支傳票有伊的章，故均是伊所審閱，其看過傳票上所載與憑證相符，才會用印，至所附憑證內容為何，伊並無印象，並不管資金流向，另公司之財務報告僅是將各單位之傳票加以彙整等語（原審卷三第58、60、61至62頁、第63頁反面）。是由上開證述觀之，雖無法證明係由被告陳伯欣指示證人彭國雅、李俊雄為上開不實傳票之填載一情，然徵以同案被告蔡聲國之印文顯示在各該傳票之「經辦單位：經理」欄位上，而國華人壽公司確於92年7月21日處分高盛債券獲得280,421,491美金之價款，卻未將上開價款全數匯作本案A債券取得之用等情，已如前述，且於92年7月22日還將第一銀行減少信託6527.255美金之款項，併同匯至德銀資產管理公司之國華人壽公司帳戶內，作為取得本案A債券價款之用，被告陳伯欣既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有前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謀議，除由被告陳伯欣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蘇芊諭，在前開92年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及11月30日本案明細表為不實登載外，為遂行同一犯罪目的及確保犯罪成果，由同案被告蔡聲國利用不知情之證人彭國雅、李俊雄所為不實之轉帳收支傳票，使國華人壽公司帳冊、92年度財務報告發生訛誤等情，業經同案被告蔡聲國坦認犯行在案（原審卷一第203頁），則同案被告盛行健、被告陳伯欣在主觀上對前開情事應均有預見，進而基於共犯責任共同之原則，應可認被告陳伯欣對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記入帳冊及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等犯行，應同負共同正犯之刑事責任無訛，故被告陳伯欣辯稱：其未指示李俊雄、彭國雅製作上開不實傳票，是無從構成本案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云云，同非可採。綜上，被告陳伯欣所辯上開各節，均非可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陳伯欣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所為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洵堪認定。

二、查被告陳伯欣於行為後，刑法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起施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而本次法律變更，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適用，不能割裂分別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刑法變更之比較適用所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原則」（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2634號、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茲就本案應適用之法律比較如後：修正前刑法第2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修正後刑法第28條則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將舊法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是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新舊法就共同正犯之範圍既因此而有變動，自屬犯罪後法律有變更，而非僅屬純文字修正，應有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95號、第934號、第377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陳伯欣所為，無論適用新法或舊法，均應以共同正犯論，從而適用舊法，對被告陳伯欣亦無不利。再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施或教唆、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共犯論」，修正後刑法第31條第1項則規定：「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共同實行、教唆或幫助者，雖無特定關係，仍以正犯或共犯論。但得減輕其刑」，是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依修正後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後，尚得減輕其刑，修正前則否，自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陳伯欣有利。關於罰金之最低額，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銀元）一元以上」，經依廢止前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第1條前段、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臺幣條例第2條規定折算後，上開罰金刑最低數額為新臺幣30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即修正後罰金刑之最低數額，已提高為新臺幣1,000元，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陳伯欣。被告陳伯欣行為後，刑法第55段之牽連犯規定亦經刪除。是於新法修正施行後，被告陳伯欣所為之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生不實罪與同條第1款記入不實帳冊罪間，即須分論併罰。比較新、舊法之規定，修正前之規定對於被告陳伯欣較為有利。綜此，依整體比較之結果，就被告陳伯欣而言，依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行為時之刑法舊法處斷較為有利，自應適用對被告陳伯欣有利之規定論處。再關於商業會計法部分，被告陳伯欣於行為後，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於95年5月24日經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6日施行，將原定法定刑度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提高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依據95年7月1日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規定對被告陳伯欣較為有利。按商業會計法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如統一發票、買賣合約、請購單、收據等），而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即實務上所稱之傳票），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之規定自明。次按會計憑證，依其記載之內容及其製作之目的，亦屬文書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本罪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第33條明定：「非根據真實事項，不得造具任何會計憑證，並不得在會計帳簿表冊作任何記錄」，倘明知不實事項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即符合本法第71條第1款之犯罪構成要件，立法認上開行為當然足生損害於他人或公眾，不待就具體個案審認其損害之有無，故毋庸明文規定，否則不足達成促使商業會計制度步入正軌，商業財務公開，以取信於大眾，促進企業資本形成之立法目的，反足以阻滯商業及社會經濟之發展。從而商業會計人員等主體，就明知不實之事項，一有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之行為，犯罪即已成立。再依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商業通用之財務報表分為：(1)資產負債表、(2)損益表、(3)現金流量表、(4)業主權益變動表或累積盈虧變動表或盈虧撥補表、(5)其他財務報表等五種。故「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者」，同法第71條第5款亦定有處罰之明文。查本案起訴書雖記載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被告陳伯欣明知本案A債券之實際發行價格即國華人壽公司取得該債券之成本僅為1億1,982萬2,145.05美元，且未將國華人壽公司前於92年7月3、9日處分2筆美商高盛銀行香港分行債券（編號為US912828AAP56、XZ0000000000，面額分別為6,000萬美元、2億美元，下稱高盛銀行債券）後所得之2億8042萬1491美元存款，全數轉作購買本案A債券之用，卻指示不知情之證人彭國雅、李俊雄製作上開不實之轉帳收支傳票，且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蘇芊諭製作上開不實之本案明細表將之列入在會計帳冊內，虛增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致國華人壽92年財務報告中發生有價證券明細表（二）取得成本發生不正確結果，足生損害國華人壽公司會計帳冊之正確性等情，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惟依前述說明，其中本案明細表，並非商業會計法所稱之會計「憑證」或「帳簿」，亦非屬「財務報表」，故檢察官起訴認被告陳伯欣涉犯同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僅指利用證人彭國雅、李俊雄填製不實傳票之「會計憑證」部分而已，固不及於本案明細表之「業務上文書」，至被告陳伯欣明知為上開不實事項，將之記入財務報表，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部分，另論以同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是被告陳伯欣之選任辯護人辯護要旨稱：公訴意旨誤將本案明細表作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項之「會計憑證」，法律適用有誤等語，非無誤會。核被告陳伯欣所為，係犯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記入不實罪及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又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記入不實帳冊罪及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犯罪主體必須為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係屬因身分或特定關係始能成立之犯罪。被告陳伯欣於行為時，為不具商業負責人身分之人，其與具商業負責人身分之副總經理即同案被告蔡聲國與國華人壽公司董事長翁一銘，就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陳伯欣之辯護人辯護稱：陳伯欣時任國外投資部之高級研究員，亦非具有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示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身分，是難以繩以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犯行等語，同非正確。另被告陳伯欣利用不知情之李俊雄、彭國雅為前開不實傳票，並利用不知情之證人蘇芊諭為前開不實之本案92年7月31日明細表等犯行，乃為間接正犯。再被告陳伯欣所犯前開行使本案92年7月、8月、9月及11月份明細表等犯行，係以單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犯罪目的，並於密接時、地為之，應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另被告陳伯欣所犯上開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罪、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各罪間，彼此間互有方法目的、原因結果之牽連關係，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5條牽連犯之規定，從一情節最重之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罪處斷。又其犯罪時間均於96年4月24日以前，且合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無同條例第3條所列不予減刑之情形，爰依法減輕其刑。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陳伯欣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示時、地，除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共犯行使本案92年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及11月30日等明細表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外，尚有提出本案92年10月31日、12月31日及93年1月31日等明細表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而行使，因認被告陳伯欣此部分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云云。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犯罪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可憑。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茍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此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照。經查卷附本案之同年10月31日、12月31日及93年1月31日等明細表所示之「襄理」欄位，確未見被告陳伯欣簽名其上等情，此有上開明細表在卷可稽（他1384號卷二第317、321頁，他7387號卷第24頁），且證人蘇芊諭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陳伯欣於其訂婚或結婚之前，常外出處理此類事宜，可能未有正式請假等語（原審卷二第224頁反面至第225頁），是被告陳伯欣辯稱：其於案發時忙結婚之事而未經手上開明細表之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情形等語，非不可採。此外，卷內並無任何證據資料可以佐證被告有為此部分行為，揆之前揭說明，自難令被告陳伯欣擔負此部分罪責，此部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之記載，此部分與上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嫌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爰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係以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當事人無從直接對原供述者加以詰問，以擔保真實性，法院亦無從直接接觸而審酌證言之憑信性，而違背直接審理及言詞審理原則，除具必要性及信用性之情況外，原則上不認其具有容許性，自無證據能力；至所謂具必要性及信用性情況者，例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之2、之3、之4、之5情形，例外認有證據能力，然指法院未於審判期日傳喚相關證人到庭，僅能據該等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以為判斷之情形，始須就該等審判外之供述證據，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定要件，一一檢視各該證述之證據資格。倘法院據當事人聲請傳喚證人到庭接受檢辯雙方之交互詰問，無非已透過直接、言詞審理方式檢驗該證人先前證詞，當事人反對詰問權亦受到保障之情況下，除有其他法定事由（如：非基於國家公權力之正當行使所取得或私人非法取得，而有害公共利益，即以一般證據排除法則為判斷），應認透過交互詰問之程序檢驗，取得證據資格，亦即該等審判外之供述與審判中供述相符部分，顯構成具可信性之特別情狀，當然有證據資格（可據以強化該證人供述之可信度），其不符部分，則可作為檢視審判中供述可信與否之彈劾證據，應無不許之理。甚者，倘不符部分，係於司法警察、檢察事務官所作之供述，執為認定被告犯罪與否之積極證據，亦僅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斟酌該等審判外之供述作成之外部環境、製作過程、內容及功能等情況，認先前供述較可信，即可取得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格，此有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7號、95年度台上字第25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證人蘇芊諭、藍禮華、盛行健及蔡聲國於偵查中之證詞，業經其等結證在卷，其中證人蘇芊諭、藍禮華部分，因均於審判程序中到庭具結後進行交互詰問，已足以保障被告陳伯欣之反對詰問權，而證人蔡聲國雖未能到庭作證，然證人蔡聲國業於原審準備程序中死亡，有被告蔡聲國之辯護人於103年7月16日提出之刑事陳報狀及其附件可查（原審卷二第213頁），足見已無傳喚證人蔡聲國到庭接受詰問之可能。至證人盛行健因自身疾患致無法在庭陳述，亦經被告陳伯欣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當庭確認無訛，惟對證人盛行健於審判外之證述之證據能力仍為爭執等情，有原審104年6月16日審判筆錄可稽（原審卷二第193頁反面），嗣證人盛行健雖於本院審理時到庭陳述，然其無法理解作證之意義，且對於辯護人所問之問題、關於何案件前來作證等情，均僅以搖頭表示不知道作為回應，就審判長所問其有無因陳伯欣之案子遭判刑等情，則答稱沒有等語（本院卷一第378至380頁），復參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載以：盛行健因缺血性腦中風，右側肢體偏癱合併失語症，言語無法表達等節，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可考（原審卷一第155頁、本院卷二第128頁），堪認證人盛行健之自由意識及理解能力已較常人為低落，且無法以言語表達意見，故其於本院審理之證述應無證據能力。復以證人蘇芊諭、藍禮華、盛行健及蔡聲國於偵查中之證述，均顯無不可信之情形存在，是堪認上揭證詞皆有證據能力。本院用以認定被告陳伯欣犯有本案犯行之卷內其餘供述證據資料，因檢察官、被告陳伯欣及其辯護人等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未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復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事，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之規定，均得作為證據。至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雖被告陳伯欣之辯護人辯稱：關於起訴書證據清單「書證、物證」所示之編號1、2、6、7、11、15等文書證據均為影本，而無法確認各該文件之完整性、連續性、真實性及正確性，故爭執其等證據能力等語，然衡以各該文書之來源，或為金管會函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時一併檢送（如編號1、2、6、11、15），或為檢察官於偵查中函請國華人壽公司提供而取得（如編號7），經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藍禮華為國華人壽公司國外投資部經理，被告劉乃文為國華人壽公司國外投資部副理（下稱被告藍禮華等2人），被告藍禮華等2人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均為國華人壽公司從事業務之人，且同案被告蔡聲國就證券投資業務，與翁一銘同屬商業負責人，竟共同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犯意聯絡，因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及被告陳伯欣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購入本案A債券後，於93年1月15日至同年3月30日間，由被告藍禮華等2人及同案被告盛行健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將國華人壽公司本案A債券出售後，

0（FF06，即卷內編號F，下稱本案F債券）、XZ0000000000（FF07，即卷內編號G，下稱本案G債券）、XZ0000000000（FF10，即卷內編號H，下稱本案H債券）、XZ0000000000（FF11，即卷內編號I，下稱本案I債券）、XZ0000000000（FF12，即卷內編號J，下稱本案J債券）、XZ0000000000（FF13，即卷內編號K，下稱本案K債券）、XZ0000000000（FF14，即卷內編號L，下稱本案L債券）號債券11筆（下稱本案11張債券）。詎被告蔡聲國、盛行健、藍禮華、劉乃文等人明知本案F、G、J、K、L等債券之實際發行價格分別僅係4,500萬美元、1,800萬美元、1,800萬美元及3,000萬美元，竟指示不知情之蘇芊諭，於92年3月底至4月上旬之某時日，製作93年3月31日國華人壽國外自行投資資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起訴書誤載為「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應予更正）時，記載本案F、G、J、K、L等債券購買成本為7,352萬6,865美元、3,000萬美元、2,941萬746美元及4,901萬7,910美元之不實事項（上開債券之原始號碼、國華人壽編號、購買日期、債券面額、實際發行價格、虛偽之帳列成本詳如附表所示），經逐級送予被告劉乃文、藍禮華、同案被告蔡聲國、案外人翁一銘等人核閱並用印，以完成會計帳目及明細表之製作，並列入會計帳冊中，虛增國華人壽公司取得上開債券成本達7,095萬5,521美元，致國華人壽公司93年度財務報告中有價證券明細表（二）之取得成本產生不正確之結果，而足生損害國華人壽公司會計帳務處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所為，均係違反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罪、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云云。檢察官認被告藍禮華等2人涉有前開所述之各該犯行，無非以其等2人之供述、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之供述及證述、證人蘇芊諭、吳維尚、陳政廷、許夢賢之證述、證人即國外投資部研究員周詩凱之證述、證人即對國華人壽公司進行有關93年6月30日德銀金融債券增減查核之會計師唐麗芬之證述、金管會99年6月10日金管保財字第09902506420號函暨國華人壽公司德銀結構債債券交易明細表、92年8月4日～97年9月30日對帳單及每月對帳單、國華人壽公司之本案A、C、F、G、H、I、J、K、L債券及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Detailed Terms、高盛銀行香港分行對帳單、金管會98年8月24日金管檢證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所附之證物2（即本案B、C、D、E債券交易確認單）、證物3（93年1、2月國外自行投資資金及收益或費用明細表）、金管會98年8月24日金管檢證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附之證物4（即本案F、G、H、I、J、K、L債券之交易確認單）、國華人壽投資部職掌、內部規範、人事資料卡、國華人壽93年1月31日、93年2月29日、93年3月31日及至同年6月30日國外自行投資資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及所附銀行對帳單等文件、國華人壽93年2月15日、93年4月26日簽呈及93年4月29日董事會議事錄、國華人壽93年年度財務報告、國華人壽公司高盛投資交易彙總表、93年2月26、2 7日轉帳支出、收入傳票、遠匯交割單、93年2月18日之德銀交易授權書、金管會96年1月11日金管檢四字第09501561030號函暨業務檢查報告等件為據。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藍禮華堅詞否認有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其辯稱：其於92年9月25日擔任電子商務部代經理兼任國外投資部代經理，未參與購入或處分本案A債券之過程，至本案A債券「換券」或「裂解」為11張債券，全是來自翁一銘及盛行健之告知，直到93年3月底，因盛行健即將退休，故在翁一銘指示之下，開始至國外投資部見習，並自93年4月初起，開始於當月初收到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傳真之對帳單，並於當月底收到正本，再交給周詩凱及蘇芊諭製作本案明細表；之前本案債券之對帳單非由其收執，而翁一銘交予其簽署關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文件，僅有Fund ManagementAgreement，並無Detailed Terms之文件，故無法獲悉本案11張債券之實際成本或其間損益，亦無使人為業務上登載不實或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等語；被告藍禮華之選任辯護人辯護稱：本案93年3月31日之明細表，性質上非屬商業會計法所指之憑證、帳冊或財務報表，僅為內部管理文件，而本案涉及之不實傳票、帳冊或財務報告，均為財會人員本於專業、獨立製作，不得歸咎於藍禮華，況藍禮華不具商業負責人身分，自不得以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及第5款等罪名相繩；藍禮華於93年初甫到國外投資部，自身專業尚有不足，加上固有眼疾，未看過本案F、G、J、K、L等債券之Detailed Terms文件，無法獲悉各該債券取得成本，況由其簽署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以觀，雖可看出該等產品之簡要說明，卻未見附有防止契約遭到抽換之騎縫章或其他機制，難謂藍禮華主觀上知悉本案F、G、J、K、L等債券之取得成本或因換券所生之損益，更遑論藍禮華使業管人員不實登載在本案明細表、傳票或帳冊，終造成93年度財務報告發生錯誤之結果等語。訊據被告劉乃文堅詞否認有上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其辯稱：其自93年1月5日起調至國外投資部服務，關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購入成本及損益並不知悉，僅奉上級指示簽署文件，況其非會計人員或帳務人員，亦未曾指示他人不實填載本案明細表、傳票、帳冊或財務報表，是未為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等語；被告劉乃文之選任辯護人辯護稱：本案明細表僅係內部管理文件，非屬商業會計法上之會計憑證、帳冊或財務報表，況劉乃文於案發時僅為國外投資部之副理，並非商業負責人、主辦或經辦會計人員，更非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人員，自無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之適用；劉乃文於93年1月始到國外投資部服務，相較於蘇芊諭自92年1月起到該部門任職，且由陳伯欣指導伊製作報表、傳票及作帳，之後承襲此作業模式製作本案明細表情形觀之，足見劉乃文不可能指示蘇芊諭製作本案明細表；蘇芊諭製作本案明細表，係以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寄送之對帳單為據，縱劉乃文簽署本案F、G、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亦不可能因此影響蘇芊諭製作本案明細表，難認劉乃文因簽署上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之舉，即與「本案明細表登載不實」間有因果關係，更何況其所簽署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並未記載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劉乃文如何「明知」本案明細表所載之成本不實。又劉乃文未簽名在本案93年3月31日明細表之上，縱本案93年4月至6月間之明細表所載之取得成本不實，然劉乃文遵照國華人壽公司長年以來「有市值就用市值，無市值就用面額」之慣例稽核上開明細表內容，豈可將帳載不實之責歸咎於劉乃文。又徵以本案B、C債券，均非在劉乃文之任職期間簽署，僅係於其任職後，方於93年2月間進行交割，縱其餘9張債券係劉乃文簽署而下單交割，亦無可能知悉11張債券之總成本，更無法知悉蘇芊諭在本案明細表「帳列期末美金金額」欄位上，以市價或面額所列之總價有何不實。本案A債券之所以轉換為11張債券，乃以「換券」而非「處分」為之，自無庸列出處分所生之損益，因而換券後之列帳，係將本案A債券之帳列成本，加上國華人壽公司匯出之5,500萬美元，作為11張債券之總額，是此一列帳作法應無構成帳載不實等語。經查：被告藍禮華等2人，於93年1月15日起至同年3月30日止之期間，在國華人壽公司擔任上開職務，並由被告藍禮華等2人及同案被告盛行健代表該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將本案原債券移轉德銀資產管理公司後，再自國內新臺幣帳戶匯出5,500萬美元，而取得本案B、C、D、E、F、G、H、I、J、K、L等債券11筆。而本案F、G、J、K、L債券之實際發行價格分別僅係4,500萬美元、1,800萬美元、1,800萬美元及3,000萬美元，由不知情之證人蘇芊諭，於92年3月底至4月上旬之某時日，製作93年3月31日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並記載本案F、G、J、K、L等債券購買成本為7,352萬6,865美元、3,000萬美元、2,941萬746美元及4,901萬7,910美元之不實事項如附表所示，經逐級送予被告藍禮華、同案被告蔡聲國及案外人翁一銘等人核閱並用印，以完成會計帳目及明細表之製作，並列入會計帳冊中，虛增國華人壽公司取得上開債券成本達7095萬5521美元，致國華人壽公司93年度財務報告中有價證券明細表（二）之取得成本產生不正確之結果，而足生損害國華人壽公司會計帳務處理之正確性等情，業據被告藍禮華等2人坦認在案，核與同案被告蔡聲國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供述及證述（他1384號卷一第343至347頁、卷二第96至97頁，偵984號卷第14至16頁）、同案被告盛行健之供述（原審卷一第101、186、203頁）大致相符，復經證人蘇芊諭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偵5683號卷二第16至19、24至25頁，他1384號卷二第19至20頁，原審卷二第188至193、222至232、242至至244頁）、證人吳維尚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偵5683號卷二第22至23頁，他1384號卷二第18至19頁，原審卷三第58至63頁）、證人陳政廷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偵5683號卷二第138至142頁，他1384號卷二第85至86頁，原審卷三第55至57頁）、證人許夢賢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他1384號卷第14至18頁，原審卷二第3至5頁）、證人即國外投資部研究員周詩凱於偵查中（偵5683號卷二第15至26頁）、證人即對國華人壽公司進行有關93年6月30日德銀金融債券增減查核之會計師唐麗芬於偵查中（偵5683號卷二第138至140頁）分別證述綦詳，並有卷附金管會99年6月10日金管保財字第09902506420號函暨國華人壽公司德銀結構債債券交易明細表、92年8月4日至97年9月30日對帳單及每月對帳單、國華人壽公司之本案A、C、F、G、H、I、J、K、L債券及其等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Detailed Terms（他1384號卷一第19至53頁、第54頁反面至第89頁）、金管會98年8月24日金管檢證字第0980163116號函及所附之證物2（即本案B、C、D、E之債券交易確認單）、證物3（93年1、2月國外自行投資資金及收益或費用明細表）（他7387號卷一第16、24至25頁，他1384號卷一第226頁）、金管會98年8月24日金管檢證字第0980163116號函所附之證物4（即本案F、G、H、I、J、K、L債券之交易確認單）（他7387號卷一第27至28頁）、國華人壽投資部職掌、內部規範、人事資料卡（他7387號卷一第40至43、45、48、70、306至314頁）、國華人壽93年1月31日、93年2月29日、93年3月31日及至同年6月30日國外自行投資資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及所附銀行對帳單等文件（偵5683號卷一第32至131頁）、國華人壽93年2月15日、93年4月26日簽呈及93年4月29日董事會議事錄（他1384號卷一第180至183頁）、國華人壽93年年度財務報告（他1384號卷一第100至154頁）、國華人壽公司高盛投資交易彙總表、93年2月26、27日轉帳支出、收入傳票、遠匯交割單（他1384號卷一第188頁反面至第192頁）、93年2月18日之德銀交易授權書（他1384號卷一第259頁反面、第260頁）、金管會96年1月11日金管檢四字第09501561030號函暨業務檢查報告（他1384號卷一第100至143頁）為據，堪認上情屬實。再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2人業於原審審理中對於本案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及罪名全部坦認在案（原審卷一第101頁反面至第102頁、第203頁），復有起訴書證據清單所列之相關證據可稽，且同案被告盛行健違反商業會計法部分業經原審以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並應自該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50萬元，亦有原審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可佐。然被告藍禮華等2人均否認有與渠等共犯上揭公訴意旨所載之情形，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告藍禮華等2人是否均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就此部分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經查：證人蘇芊諭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伊於93年間做好本案明細表後，會開立傳票，並將明細表與相關憑證，一同附給周詩凱及劉乃文、盛行健、藍禮華、蔡聲國，再送會計部門之主管吳維尚、許夢賢審閱，之後再送總經理郭井田、翁一銘，若經該人看過後，就會蓋章或簽名；而本案之93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所示之「帳列期末美金金額370,649,931美元」，均指國華人壽公司以370,649,931美元，作為本案11張債券之取得成本；最初是面額3.16億美元之本案A債券變成4張券，但成本不變，仍為314,874,571美元，之後方增加一筆55,775,360美元之款項，作為取得本案之11張債券成本，並在93年3月31日之「帳列期末美金金額」及「備註」欄位中顯示；伊製作本案93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時，並沒有參考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及Detailed Terms等文件，但會參考德銀之對帳單；本案明細表、對帳單連同傳票，係以卷宗送閱方式給藍禮華審閱，伊自91年12月進入國外投資部時，即開始製作部門內之國外投資信託資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在93年2月以後，則將「信託投資」及「自行投資」分表列記；而本案93年3月31日明細表後附之德銀對帳單，在NAV欄位上顯示N.A.，因先前問過陳伯欣，得知此代表沒有市值，所以要用面額入帳，如果有數字，就用該數字記載「帳列美金餘額」欄位，故於本案93年3月31日、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伊仍以此原則處理；本案93年3月31日明細表上沒有劉乃文的印章，可能是劉乃文請假，所以沒有看過這份報表；本案A債券變成本案11張債券，就伊所知是「換券」行為，而沒有處分損益之情形，伊因拿到93年3月31日之德銀對帳單時，才發覺有變成多張債券之情形，遂至藍禮華辦公室，經藍禮華告知上情等語（原審卷二第192頁、第226頁反面、第228頁反面、第229、230、231、232、242頁），由上開證人之證詞，堪認於證人蘇芊諭製作本案93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時，主要是參考德銀之對帳單，並沿用先前共同被告陳伯欣指導之作法，亦即，比對德銀對帳單上NAV欄位上是否載有數字，若無，則以面額3.16億美元入列在「帳列期末美金餘額」；另證人蘇芊諭因國華人壽公司投入5,500餘萬元之款項，且發覺本案A債券變成本案11張債券，遂請教被告藍禮華後，方知悉此為「換券」行為，故無須列出損益等情。證人盛行健於偵查中先稱：伊對於93年2、3月間將本案A債券換成多張債券不清楚，伊於93年4月底即將退休離職，之後就由藍禮華接手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3頁反面），嗣卻又改稱：本案A債券因市場評價不錯，可以拆，遠超過原來購買的金額，但沒有以實際成本入帳等語（偵984號卷第19至20頁），顯見證人盛行健偵查中應訊之說法前後反覆，復以同案被告盛行健向來為國外投資部之主要管理者，且與共同被告陳伯欣為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簽署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之人，已如前述，至被告藍禮華於92年9月間為「電子商務部代經理」，並經管國外投資部等情，有國華人壽公司92年9月25日（九二）華壽字管資字第120 3號函及93年1月2日（九三）華壽字管人字第0002號函等件可查（他7387號卷一第45至46頁），其先前非具投資專業背景，而董事長翁一銘、同案被告盛行健就本案A債券之投資決策形成，定較被告藍禮華深入，又因同案被告盛行健明知本案A債券未以實際成本入帳，於被告藍禮華即將接手之際，同案被告盛行健縱知悉董事長翁一銘交辦「本案F、G、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 ment Agreement，須其與被告藍禮華共同簽名負責」之情形下，為避免將來衍生之責任，本於交接者立場，理應向被告藍禮華妥為解釋，卻捨此而不為，反而率先簽名此等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迫使被告藍禮華僅能在不明究裡之情況下隨之簽名，由此觀之，同案被告盛行健豈可能有將「本案F、G、J、K、L債券未以實際成本入帳」、「在本案明細表上所示之F、G、J、K、L成本記載有誤」，甚至是「本案11張債券換券前之原始實際成本」等情事，全盤向被告藍禮華透露，使被告藍禮華有機會留意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被告陳伯欣所為前揭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一情，再配合證人蘇芊諭所證「本案93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之審核、比對，乃沿襲被告陳伯欣所指導之方式」、「於被告藍禮華告知後，方知悉本案11張債券為本案A債券換券而來」之證述以觀，可知由證人蘇芊諭對本案A債券之處理態度，已足發現證人蘇芊諭於未發覺該單張債券變為多張前，均沿襲共同被告陳伯欣之作法，亦即，僅確認德銀對帳單上「NAV」欄位之變化，且除德銀對帳單外，未曾尋求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或其他文件等可將本案債券成本或市值核實之途徑，況被告藍禮華並未與共同被告陳伯欣辦理交接，則僅能仰賴國外投資部既有文件及他人之片面告知而接受之情，非不可想像。況被告藍禮華於原審審理中辯稱：其未參與購入或處分本案A債券之過程，至本案A債券「換券」或「裂解」為11張債券，全是來自翁一銘及盛行健之告知；其自93年4月初起，收到對帳單後就交給周詩凱及蘇芊諭製作本案明細表；董事長翁一銘交予其簽署關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文件，僅有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並無Detailed Terms之文件，故無法獲悉本案11張債券之實際成本或其間損益等語，核與其於偵查中及原審準備程序中供稱：其於92年9月電子商務部經理兼任國外投資部經理，直到盛行健退休，才正式到國外投資部；本案B、C、D、E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並非其簽署，而本案F、G、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方為其、劉乃文及盛行健親簽，董事長翁一銘所交付之簽署文件，均有拿給劉乃文後，才讓劉乃文簽名，但沒有看過Detailed Terms文件；因董事長翁一銘於93年2、3月間，表示本案A債券將裂解為多張小面額之債券，而總金額沒有改變，其曾問盛行健為何在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沒有顯示3.16億美元，經盛行健告知乃是本案A債券之裂解，並見盛行健沒有猶疑就簽名，其遂跟著簽名其上；其於93年4月1日後才收到德銀對帳單，於92年10月簽署第一份本案明細表，於93年2月18日才正式授權為交易授權人，在93年4月後才開始參加投資決策會議，並不清楚本案A債券之資金來源，亦不知高盛債券2.8億美元處分之事；陳伯欣之名字掛在其部門下，沒有跟陳伯欣交接業務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4、75頁，偵984號卷第28、29、35頁，原審卷第62頁），可認說詞前後一致。是以，應認被告藍禮華所供其對本案A債券裂解為本案11張債券「帳列期末美金金額」之認知、列帳，乃基於董事長翁一銘或同案被告盛行健之告知，方將本案明細表上A債券之原始取得成本加上匯出之5,500萬美元後，繼續在本案明細表上列帳等情，應較符合真實，而被告藍禮華所持其無與翁一銘、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等人有共犯本案之上開辯解，應非無據。再查被告劉乃文自93年1月起，自「經紀代理部副理」，調任國外投資部副理一情，有國華人壽公司92年9月25日（九二）華壽字管資字第1203號函及93年1月2日（九三）華壽字管人字第0002號函等件可查（他7387號卷一宗第45至46頁），堪認被告劉乃文先前並無投資經歷，復以證人周詩凱於偵查中曾證稱：其於93年間擔任國外投資部研究員，於德銀交易之角色上，僅係負責準備文件給長官簽署，當時授權交易之人是藍禮華、劉乃文；蘇芊諭所製作之傳票，需要其蓋章，主要是藍禮華指示其做事，而德銀的對帳單是由藍禮華交予其彙整，而其手上的資料則是交付蘇芊諭等語（偵5683號卷二第19至20頁），足見被告劉乃文僅係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交易之授權相對人，而其在國外投資部擔任副理，在與德銀交易所扮演之角色，僅為文件送閱階段之中間審查者，而對外之接洽仍由同案被告盛行健、被告藍禮華為之，而與證人蘇芊諭、周詩凱等人，均同受被告藍禮華之指示行事，是其對「本案A債券如何變成本案11張債券」一節，介入本案交易之程度應遜於被告藍禮華為是。再由被告藍禮華於原審審理中所具結證稱：其曾看過本案F、G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因董事長翁一銘告知本案A債券要進行換券拆單，而要購買1張7,500萬元之債券，需匯入5,500萬美元之款項，因其臨時找不到盛行健簽名，所以才找劉乃文簽署，至H、I、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則於93年3月上旬，由翁一銘交付換券拆單之交易文件，並要其找盛行健及劉乃文一同簽名，當時德銀的人在辦公室，其仔細看過內有5張債券之文件，總面額僅有1.5億美金，遂向盛行健詢問，盛行健提到尚有一部份保留為避險基金，加計該部分後之總金額維持不變，其見盛行健簽名，其也跟著簽名，又找劉乃文簽名，前後不到1小時之處理時間，因翁一銘告知公司現有資產還再匯款5,500萬美金，但其對「公司現有資產」現況不瞭解，然僅看過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等語，未看過Detailed Terms等文件；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及共同被告陳伯欣簽署之本案A債券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之文件，其未見過，亦不知悉原本之交易金額等語（原審卷三第108至第109頁），可知被告劉乃文除有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間之交易授權人之身份外，對於F、G、H、I、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等文件，均是在翁一銘之指示下，透過被告藍禮華告知而被動參與簽署之事實，是認被告劉乃文對本案F、G、J、K、L債券取得成本之認知，應較於被告藍禮華、同案被告盛行健為少無訛。此外，被告劉乃文於原審審理中辯稱：其自93年1月5日起調至國外投資部服務，關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購入成本及損益並不知悉，僅係奉上級指示簽署文件等語，核與其於偵查中供稱：其於93年1月5日進入國外投資部副理，與周詩凱一同進去，前手就是陳伯欣，但陳伯欣於93年1月31日已離職，須覆核同仁陳報上來之傳票、報表及簽呈，其沒有在本案93年3月31日明細表上蓋章，有向蘇芊諭請教本案明細表之覆核方式後核印；關於投資標的之選擇，投資銀行與券商多會來找盛行健、藍禮華洽談，因其剛調來，所以不會詢問其意見；國華人壽公司匯款到海外投資，由周詩凱簽文，另由蘇芊諭負責傳票製作，投資款項部分由藍禮華指示，其會蓋章在付款傳票上，流程上會由蘇芊諭、周詩凱、其、藍禮華，再給會計部門之王元正、馮淑燕、吳維尚及許夢賢等人看過；德銀的對帳單不是其所收，本案明細表會由蘇芊諭製作，後面附上對帳單，但不會有傳票；其於93年3月10日所簽署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是藍禮華拿給其簽名的，告知董事長翁一銘已經同意，其僅見文件有1、2頁，且其上有發行條件，之後藍禮華就收走，因到職而無法判斷是否資料完整，其曾在93年2月中旬與藍禮華在公司內，一天內簽了好幾份德銀之合約，因藍禮華提到需要被授權人簽名，旁邊有些不認識的人；其不受盛行健指揮，是由藍禮華交辦事務，而盛行健大約93年4、5月時離開，其調來時已無投資小組存在，據說之前曾有過，但該部門仍有週報，董事長翁一銘、盛行健、蔡聲國均有參加；本案F、G、H、I、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是其與藍禮華、盛行健所簽署；本案A債券於93年2、3月間換成多張債券之選擇及決策，因其剛調來，並不清楚，只是被指定為授權交易人員，但藍禮華有提到是換券，但對換券之後的總成本則不清楚；本案F、G、J、K、L等債券Detai led Terms之文件，其上所示「Nominal Amount」及「Initial Investment Amount」，是指面額、投資金額之意，上開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即如附表所示，但僅會根據本案明細表後面之憑證、對帳單來覆核，無法判斷有無依照實際成本入帳，其看到的都是總金額等語（偵5683號卷二第16、20、21、22、25頁，他1384號卷二第20頁、第75頁反面、第76頁，偵984號卷第33、34頁，原審卷一第104頁），顯見其說詞前後一致，是以，被告劉乃文所持其無與翁一銘、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等人共犯本案之辯解，應非無據。由本案A債券之FundManagement Agreement之內容（他1384號卷一第66頁）以觀，核與本案F、G、H、I、J、K、L等債券有所不同（他1384號卷一第69頁、第74頁反面、第75、79頁），蓋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即有「Issue Price」欄位顯示出該債券之發行金額，即實際之取得成本，至本案F、G、H、I、J、K、L等債券，須要進一步閱讀Detailed Terms文件上之「Initial Investment Amount」，才能瞭解該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他1384號卷第一第70至71頁、第75頁反面至第77頁反面、第80至81頁、第84頁反面至第86頁），是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於93年2、3月間簽署本案F、G、H、I、J、K、L等債券之上開文件，均係基於董事長翁一銘之片面交付，在此同時，同案被告盛行健尚未離職，仍為國外投資部主要管理者，而被告藍禮華、劉乃文受翁一銘交辦完成文件之簽署，與董事長翁一銘就公司現有資產之掌握，或同案被告盛行健就與德銀交易之經驗及對本案A債券之瞭解程度相較，在彼等有限之作業時間下，全然以翁一銘、同案被告盛行健片面告知及手上僅有之文件為據即完成簽署，而未注意到本案F、G、H、I、J、K、L等債券之Detailed Terms文件完整性或其上所示之取得成本，應較符合常情。況證人許夢賢於原審審理中曾具結證稱：對於本案A債券之上開轉換情形，因投資部門之帳務人員告知是德銀資產管理公司「換券」，證人即會計師陳政廷亦認同，認為是資產交換，並告知僅能以成本列帳等語（原審卷二第8至10頁），核與證人陳政廷於原審審理中所證（原審卷三第55至57頁）相符，而證人陳政廷尚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稱：本案A債券換成本案11張債券後，就按照成本移轉，加上存進去的錢（即指5,500萬美元），就變成新的債券成本入帳等語綦詳（原審卷三第56頁），故由上觀之，可知被告藍禮華、劉乃文在此一情形下，除未有機會進一步審閱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及共同被告陳伯欣所簽署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成本為何外，加上董事長翁一銘、同案被告盛行健對上開投資內容之告知，與外部查核會計師對「本案A債券裂解為本案11張債券」屬於「換券」所持見解之影響，已足堪認被告藍禮華等2人對於本案F、G、H、I、J、K、L等債券之實際成本為何，並不知情，而於審核本案93年3月31日之明細表時，對於各該債券之加總金額不實，同難查知之事實，是被告藍禮華、劉乃文辯稱：其等不知本案11張債券之取得成本，是無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之主觀故意等語，實為有據。承上，被告藍禮華等2人因案發時對於國外投資業務之專業未深，其等於主觀上對本案A債券改列為本案11張債券之認知，僅能來自董事長翁一銘、同案被告盛行健之告知及手上僅有之文件為據，以完成本案F、G、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簽署，自無從發現上開債券之取得成本，況渠等於審閱本案明細表或相關憑證時，因證人蘇芊諭係沿用昔日被告陳伯欣指導之方式，亦即以當月德銀對帳單作為比對，製作本案93年3月至6月間之明細表，對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自無法發現有何違常，是被告藍禮華等2人與董事長翁一銘、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間，就上揭公訴意旨所載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自難認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此外，案內更無其他足以認定「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於案發時、地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間所為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等情之積極證據存在。是以，揆之前開說明，本於「罪疑為輕，利歸被告」之原則，自應為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有利之認定。綜上，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所辯上情，尚非不可採，且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渠等確有被訴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已如前述，遍觀卷內亦無其餘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有前揭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揆之前揭說明，自難遽論渠等確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則既不能證明渠等犯罪，自應依法諭知渠等無罪之判決。再按刑事訴訟法第308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條第1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條第2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而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認定被告無罪所引用之證據，部分證據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依上開判決意旨，本院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参、上訴駁回

一、有罪部分：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陳伯欣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方法致生不實等罪之犯行明確，適用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第5款，刑法第11條、第2條第1項前段、第216條、第215條，修正前刑法第28條、第55條、第31條第1項，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第7條之規定，並審酌被告陳伯欣明知本案A債券之取得成本在92年7月及同年8月、9月及11月份明細表登載不實，在92年7月21日、同年月22日之轉帳收支傳票上亦未如實反應，進而影響92年財務報告之正確性，足以影響國家就國華人壽公司之會計資本查核之正確性，並對公司股東及社會大眾均生重大之損害，所為已損及社會經濟交易安全，兼衡以被告陳伯欣於本案犯行之角色地位，暨其現於父母所經營之公司上班，每月收入新臺幣4萬多元之生活狀況、企業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又其犯罪時間均於96年4月24日以前，且合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法減為有期徒刑9月，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經核要屬妥適，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上訴意旨泛稱本件被告陳伯欣於本案犯罪行為導致告訴人國華人壽公司之財務報告產生高達67億1,261萬4,263元之不正確結果，已造成告訴人國華人壽公司本身及投資大眾重大損失，並對國家社會之金融秩序造成相當負面之影響，犯罪行為所生損害實乃甚鉅，且被告陳伯欣行為後，於偵查、原審審理階段始終飾詞狡辯，未見悔意，犯後態度明顯不佳，佐以被告陳伯欣亦未積極與告訴人國華人壽公司洽談和解，試圖填補損害，原審僅量處有期徒刑1年6月，似嫌過輕而有悖於比例原則，應有不當裁量之違法云云，告訴人國華人壽公司具狀請求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其請求非屬無憑云云，尚非可採，要屬無理由。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屬法院裁判時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法院行使此項裁量職權時，倘於法定範圍之內為之，又無顯然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指（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84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陳伯欣所犯本罪，雖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其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然本件參諸被告陳伯欣之犯罪手段、動機暨犯後態度，並衡酌其犯行對公司股東及社會大眾之損害程度、影響社會經濟交易安全等情狀，堪認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是原審審酌上情，因而未諭知緩刑，洵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核無濫權情形，於法要無不合。準此，被告陳伯欣泛稱：若認定有罪，請給予緩刑云云，委無可採，並無理由。再證據調查為法院之職權，法院就調查證據結果，本於自由心證斟酌取捨，其證據證明力如何，要屬法院之職權範圍，倘未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即難謂為違法。原判決依被告陳伯欣之供述、證人蘇芊諭、吳維尚、許夢賢之證述，並有金管會99年6月10日金管保財字第09902506420號函暨國華人壽公司德銀結構債債券交易明細表、92年8月4日至93年1月31日對帳單、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DetailedTerms、國華人壽投資部職掌、內部規範、人事資料卡、國華人壽公司92年7月21日、同年月22日轉帳傳票、國華人壽101年12月22日（101）華壽財證字第2897號函暨92年7月31日、92年8月31日、92年9月30日、92年10月31日、92年11月30日及92年12月31日「國華人壽國外投資信託基金收益或費用明細表」、傳票明細表（子目）、轉帳傳票、國華人壽92年年度財務報告、91年8月2日德銀交易授權書等，相互勾稽審酌，復據證人即共同被告藍禮華、證人即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之證述、證人蘇芊諭之證述，並與卷附之92年7月31日明細表互核，因而認定被告陳伯欣確有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及翁一銘共同犯本件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併論被告陳伯欣否認上情，所辯俱不足採等節，均具體論析明確，核其論斷作用，皆為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就其所涉本件犯行皆已坦承不諱，同案被告盛行健部分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簡字第225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並應自該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150萬元等情，有該判決附卷可佐。倘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並未涉本件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其當可執詞否認以維護個人廉潔與清譽，尚無須僅為求處緩刑而任意坦承涉有本件犯行。況同案被告盛行健經法院判處之刑度非輕，其應不至認為罪刑尚屬輕微即輕率坦承犯行，且是否為緩刑之宣告要屬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並非合於緩刑要件即必然獲致緩刑之寬典，自難謂同案被告盛行健一旦坦承犯行，法院必定對伊宣告緩刑。又本件除以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坦認全部犯行為佐，並據上揭事證就被告陳伯欣涉犯本件違反商業會計法之犯行等節，具體說明綦詳，己如前述，堪認本件並非僅憑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之空泛認罪即認定被告涉有本件犯行。是被告陳伯欣泛稱原判決徒憑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之空泛認罪表示，未為補強證據之調查，即認定被告陳伯欣之犯行，顯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云云，尚非可採。再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與被告陳伯欣均為海外投資小組成員，被告陳伯欣就海外投資小組所為之決定尚難諉為不知，且被告陳伯欣就其與同案被告盛行健均有簽署本件A債券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實際購買價格為119,822,145.05美元等情，均供明在卷（他1384號卷二第73頁反面、第74頁），另證人即同案被告盛行健亦證稱：Issue Price之欄位所示之金額，確為本案A債券之實際購買金額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3頁），並有本案A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文件可稽（他1384號卷一第66頁）。且證人盛行健於偵查中更證稱：伊在國華人壽公司是負責國內證券代操及海外投資，會先請信譽好的海外銀行提出產品說明、報酬、風險及期間長短後，交由證券投資部之委外管理科簽辦，當時是陳伯欣簽辦後，陸續由伊、蔡聲國及翁一銘核閱，對外投資案之風險評估，在藍禮華尚未進入該部門前，是由伊與陳伯欣一同評估，再向蔡聲國、翁一銘報告等語綦詳，被告陳伯欣亦稱其負責海外投資之研究，選擇投資之商品，通常券商提出報告，其與盛行健討論是否可投資，較重要之投資，蔡聲國亦會參與，若可行，盛行健會先告知投資金額，由其上簽呈，再經盛行健、蔡聲國及董事長翁一銘核可後下單，並會辦財務部匯款予券商等，被告陳伯欣並非毫無承辦海外投資業務之經驗，就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各欄位所載內容究為何意，其為簽辦之人，應無不明瞭之理，且債券所涉之金額龐大，被告陳伯欣豈有不審視相關文件之內容，對實際購買金額毫不在意即輕率簽名之可能，此尚難認與常理無違。證人盛行健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並未告訴陳伯欣債券A之實際成本為多少等語（本院卷一第379頁），然觀諸證人盛行健於本院作證之情形，其非但無法陳述自身之身分證字號及居住處所，亦無法理解作證之意義，且對於辯護人所問之問題、關於何案件前去作證等情均僅以搖頭表示不知道而為回應，就審判長所問其有無因陳伯欣之案子遭判刑等情，則答稱沒有等語，復參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載以：盛行健因缺血性腦中風，右側肢體偏癱合併失語症，言語無法表達等節，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可考（原審卷一第155頁、本院卷二第128頁），堪認證人盛行健之自由意識及理解能力已較常人為低落，且無法以言語表達其意思，是其於本院審理之證述應無從執為有利被告陳伯欣之依據，而應以證人盛行健先前於偵查時之證述較為可採。綜上，足見被告陳伯欣確知本件A債券之實際購買價格為119,822,145.05美元。從而，被告陳伯欣上訴辯稱：其就檢察官所問之問題應係機械式之回答云云，要非足採。綜上，堪認被告陳伯欣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翁一銘就本件犯行主觀上具有犯意聯絡，客觀上亦有行為分擔，自屬共同正犯無訛。準此，縱證人彭國雅、李俊雄係受同案被告蔡聲國利用而填載不實之轉帳收支傳票，使國華人壽公司帳冊、92年度財務報告發生錯誤，惟被告陳伯欣就此部分仍應負共同正犯之責，要無疑問。是證人彭國雅、李俊雄雖證稱其等並未受被告陳伯欣之指示而製作傳票，惟仍無從憑此即為有利被告陳伯欣之認定。再本件犯行業經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坦認在卷，並有證人蘇芊諭證述其係遵照陳伯欣之告知而製作明細表等語在卷，復有本案之92年7月31日、92年8月31日、92年9月30日、92年11月30日明細表可佐（他1384號卷二第310、313、315、317、319頁），復參照高盛銀行香港分行之對帳單及德銀匯款明細（他1384號卷一第21頁、第152頁反面）與卷附之7月21日轉帳收支傳票（他1384號卷二第185、186頁）互核，足見上開7月21日轉帳支出傳票所載，客觀上確有不實等節，均據證詳論如前，足認被告陳伯欣犯行明確。是依上揭卷證已堪認本件事證明確，縱卷內並無本件被告陳伯欣製作購買A債券或同案被告盛行健要被告陳伯欣購買本件A債券之簽呈，要不影響本件被告陳伯欣犯行之認定。另被告陳伯欣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雖請求調取購買A債券之電子郵件資料，惟本件依上開證據資料相互勾稽，足認事證已明，況被告陳伯欣亦自承：其並未看過本件購買A債券之電子郵件，其亦沒有用電子郵件與德銀聯繫等語（本院卷一第299頁），足認本件要無調閱電子郵件資料之必要。是被告泛執前詞否認犯罪，提起本件上訴，均委無足採。綜上，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泛稱本件量刑過輕云云；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罪，並稱倘認定有罪則請求為緩刑之諭知云云，俱屬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二、無罪部分：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前揭違反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罪、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而就上揭部分為被告藍禮華、劉乃文無罪之諭知，均無不合。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上訴，略以：被告藍禮華、劉乃文2人主觀上應確實知悉本案F、G、J、K、L號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較諸各該債券之面額為低，卻仍配合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2人指示蘇芊諭製作含有不實內容之「93年3月31日國外投資明細表」及「93年4月至6月國外投資明細表」，並於該明細表上予以核閱通過，可認被告藍禮華、劉乃文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等人就前開明細表之不實內容，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應共同擔負本案罪責。原審未查，逕予被告藍禮華、劉乃文二人無罪諭知，認事用法容有違誤云云。惟查：本件F、G、J、K、L債券之買賣契約固有被告藍禮華、劉乃文之簽名，然F、G、J、K、L債券乃係自前揭A債券交換而來，業據證人陳政廷於檢察官訊問時證述綦詳（偵5683號卷二第138至139、140、141頁），且與證人唐麗芬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國華人壽之德銀資料分2個月才完成轉換，分別在2月換了4筆、在3月換了5筆等語（偵5683號卷二第140頁）互核大致相符，並有佳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之（97）財審報字第007號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他1384號卷一第169頁）可稽，應認本件F、G、J、K、L債券確係由A債券交換而來。再查本件A債券之決購者係為共同被告陳伯欣、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組成之投資小組，業如上述，而本件被告藍禮華係於93年3月盛行健退休後，才真正到海外投資部，直至93年3月底伊才參加投資決策會議等語，業據被告藍禮華於檢察官訊問時證述在卷（他1384號卷二第74頁反面），復有國華人壽公司92年9月25日（九二）華壽字管資字第1203號函及93年1月2日（九三）華壽字管人字第0002號函可參（他7387號卷一第45至46頁），堪認被告藍禮華並未參與購買A債券之決策過程。再同案被告盛行健既為A債券之決策者之一，其就A債券之相關細節應不至於全盤告知被告藍禮華，以避免不法情事東窗事發。復參證人蘇芊諭所證「本案93年3月31日、同年4月30日、同年5月31日及同年6月30日明細表之審核、比對，乃沿襲被告陳伯欣所指導之方式」、「於被告藍禮華告知後，方知悉本案11張債券為本案A債券換券而來」等證述，可知證人蘇芊諭對本案A債券之處理態度均沿襲共同被告陳伯欣之作法，另審酌被告藍禮華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這件發生在93年2月底，盛行健在4月1日提出退休，翁一銘才叫伊每天早上進投資部上班，伊是4月1日進投資部，之前還是盛行健處理，伊沒有與陳伯欣交接業務等語（他984號卷第28、29頁），則被告藍禮華既未與被告陳伯欣辦理交接，僅能仰賴國外投資部既有文件及他人之片面告知而接受之情，非不可想像，此觀被告藍禮華於董事長翁一銘於93年2、3月間，表示本案A債券將裂解為多張小面額之債券，而總金額沒有改變，其曾問盛行健為何在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上沒有顯示3.16億美元，經盛行健告知乃是本案A債券之裂解，並見盛行健沒有猶疑就簽名，其遂跟著簽名其上等節（他984號卷第28頁）即明。又同案被告盛行健為被告藍禮華之長官（他984號卷第28頁），則被告藍禮華基於信任同案被告盛行健之專業能力暨服膺長官之情形而簽名於文件上，亦難認有違常情。次查被告劉乃文係93年1月5日之後才到國外投資部任職，之前係在經紀代理部，業據其於檢察官訊問時供陳在卷（偵1384號卷二第75頁反面），並有國華人壽公司92年9月25日（九二）華壽字管資字第1203號函及93年1月2日（九三）華壽字管人字第0002號函存卷可考（他7387號卷一宗第45至46頁），堪認被告劉乃文應無海外投資之經驗。再參被告劉乃文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伊負責複核相關投資憑證及文件，伊93年度才剛到，不會讓伊參與投資標的之選擇，國華人壽於93年2月間將德銀1張3.16億美元之債券分解為11張小面額債券之原因，據藍禮華跟伊說是換券，沒有說原因，前面他們的決策，因為伊剛到，他們不會問伊等語（他1384號卷二第75頁反面、他984號卷第34頁），復參證人周詩凱於偵查中曾證稱：其於93年間擔任國外投資部研究員，於德銀交易之角色上，僅係負責準備文件給長官簽署，當時授權交易之人是藍禮華、劉乃文；蘇芊諭所製作之傳票，需要其蓋章，主要是藍禮華指示其做事，而德銀的對帳單是由藍禮華交予其彙整，而其手上的資料則是交付蘇芊諭等語（偵5683號卷二第19至20頁），足見被告劉乃文僅係代表國華人壽公司與德銀資產管理公司交易之授權相對人，而其在國外投資部擔任副理，在與德銀交易所扮演之角色，僅為文件送閱階段之中間審查者，而對外之接洽仍由同案被告盛行健、被告藍禮華為之。復參被告藍禮華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劉乃文是副理，是伊之下屬等語（他984號卷第30頁），堪認被告劉乃文係受被告藍禮華之指揮而行事。再被告劉乃文對其於本件F、G、J、K、L債券之購買契約上簽名一情固不否認，惟其陳稱：伊看不到實際價格，當時是藍禮華拿給伊簽的，藍禮華說董事長已經同意了，要伊看一下發行條件，伊看沒有問題簽了，當時裁決主要是董事長，藍禮華只有跟伊說是換券，沒有說原因，前面他們之決策因為伊剛到，他們不會問伊等語（他984號卷第33、34頁）。且參被告藍禮華先於檢察官訊問時供稱：其拿給劉乃文簽名時說是董事長指示等語（他984號卷第3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曾看過本案F、G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因董事長翁一銘告知本案A債券要進行換券拆單，而要購買1張7,500萬元之債券，需匯入5,500萬美元之款項，因其臨時找不到盛行健簽名，所以才找劉乃文簽署，至H、I、J、K、L等債券之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則於93年3月上旬，由翁一銘交付換券拆單之交易文件，並要其找盛行健及劉乃文一同簽名，當時德銀的人在辦公室，其仔細看過內有5張債券之文件，總面額僅有1.5億美金，遂向盛行健詢問，盛行健提到尚有一部份保留為避險基金，加計該部分後之總金額維持不變，其見盛行健簽名，其也跟著簽名，又找劉乃文簽名，前後不到1小時之處理時間，因翁一銘告知公司現有資產還再匯款5,500萬美金，但其對「公司現有資產」現況不瞭解，然僅看過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等語，未看過Detailed Terms等文件；蔡聲國、盛行健及陳伯欣簽署之本案A債券Fund Management Agreement之文件，其未見過，亦不知悉原本之交易金額等語（原審卷三第108至109頁），足見被告藍禮華、劉乃文就本件A債券之交易及換券拆單之細節知之甚微。另參酌被告藍禮華、劉乃文並未參與A債券之決策過程，且其等斯時均僅剛到職，對海外投資業務較無經驗等因素，則被告劉乃文因見文件上有同案被告盛行健、被告藍禮華之簽名，基於其為被告藍禮華之下屬，且本件A債券係為董事長指示，遂簽名於相關文件之上，尚非難以想像，要難認與事理有違。況本件係由A債券交換為小面額之債券，總金額並未改變，國華人壽之財報部分並未有不正確之結果等節，業據證人陳政廷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綦詳（偵5683號卷二第139、141頁），而被告劉乃文既非投資小組之成員，對投資A債券之成本並無所悉，堪認其於審核本案93年3月31日之明細表時，對於各該債券之加總金額是否確實，應無從得知。況證人蘇芊諭係沿用被告陳伯欣所告知之方式製作本案93年3月至6月間之明細表，己如前述，從而，被告劉乃文於審閱本案明細表或相關憑證時，對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實際取得成本，自無從發現有何不合理之處。準此，雖被告劉乃文確於本案F、G、J、K、L等債券之購買契約上簽名，惟尚難憑此即謂其與同案被告蔡聲國、盛行健之間，就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應共同擔負本案罪責。再遍查全卷，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得以證明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有其他足以認定其等應與同案被告盛行健、蔡聲國所為之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等節之積極證據存在，本件自不能證明被告藍禮華、劉乃文有公訴人所指之此部分犯行存在。是檢察官執上揭情詞，提起本件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僅就原審適法職權為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未舉證其他積極證據，供本院調查審認，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明進到庭執行職務。

修正前商業會計法第71條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5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