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審制度
參審制是指由職業法官與一般國民組成的參審員共同進行審理、評議的審判制度。在刑事訴訟的參審審理下，參審員全程參與訴訟程序，與法官共同討論、一起表決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後應判處何種刑罰。參審制主要施行於歐陸法系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等。
事實審法院
判決，主要包括兩部分，即認事與用法。 認事是認定事實，用法是適用法律，其順序是先依證據判斷認定事實，再依據法律作適當的裁判。 而事實審並非只認定事實而不適用法律，其真意乃在公開的審判，直接的言詞辯論，以求發現事實真象，並根據認定的事實，來適用法律，其意義實含有認事與用法兩部分。係相對於法律審不直接參與事實調查之相對稱謂。
舉重以明輕
法律是以百變多端的社會事實為規範對象，總有不能充分事先規定的地方。法律條文適用於具體事實時，常因此產生疑義，而必須透過法律解釋方法，來確定法律的規範範圍及意旨，以決定法律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所謂「舉重以明輕」，或者「舉輕以明重」，都屬於法律解釋方法中的「當然解釋」，藉以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依邏輯、立法目的等道理，推論出法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於該具體事實的結論。例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換句話說，立法者藉由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的這條規定，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3款迴避規定的適用。這是因為考量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基於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之重要考量。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雖然只規定法官，而沒有就技術審查官，然而，法官在具體個案中的職責更重於單純立於輔佐地位的技術審查官。則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依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依此一法律規定，都可以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了，則職責僅在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當然也不必迴避（本院釋字第761號解釋參照）。至於舉輕以明重，道理也相同。比如，路口的交通標誌僅「禁止左轉」，則既然「左轉」都被禁止了，「迴轉」更應被禁止，就是運用了「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
聲請狀
記載聲請人的請求主張並提出到法院的書狀，聲請事項原則可以言詞或書狀提出於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1項），但法律規定僅能以書狀為之者，如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1條第1項），如未提出聲請狀，即不生聲請再審之效力。在司法院網站有提供相關聲請狀參考範例(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assist/assist03.asp）
進步性
進步性係取得發明專利的要件之一，此要件之判斷後於新穎性要件，依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雖無喪失新穎性之情事，但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具進步性，仍不得取得發明專利。
選定當事人
具有共同利益的多數人，將其實施訴訟的權能授與其中1至5人後脫離訴訟程序，由該1至5名被選定人以自己名義為訴訟行為（行政訴訟法第29條以下）。
違背職務受賄罪及行賄罪
為刑法之罪名，規定於刑法第122條「（第1項）公務員或仲裁人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第2項）因而為違背職務之行為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第4項）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借提
法院或檢察署為了審理或偵查案件，將已經在監獄或看守所執行的受執行人或被告提解到法庭或偵查庭，應於開完庭後將人犯送回原執行監獄或看守所。若有無法當日解還的情形者，應暫時寄留在法院或檢察署當地的監獄或看守所，並於案件終結後儘速送回。
反訴之標的
被告提起反訴時，請求法院裁判的法律關係。例如，原告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被告抗辯雙方有租賃關係，並提起反訴，請求確認雙方間租賃關係存在，該租賃法律關係，就是反訴的標的。
特別權力關係
人民因法律規定、當事人意志或特定事實而產生一定身分或地位，從而與公行政間形成超過一般情形、特別密切的特殊權力支配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學生、受刑人等。此關係強調行政主體的優越性與受支配者的服從性，在此關係下，具有該等身分或地位的人民不得主張享有基本權利，也不得向法院尋求救濟。但近20餘年來已逐漸被認為與法治國原則有所背離，在司法院大法官多件解釋的影響下，已逐步突破限制，特別在司法救濟方面有顯著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