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審制是指由職業法官與一般國民組成的參審員共同進行審理、評議的審判制度。在刑事訴訟的參審審理下，參審員全程參與訴訟程序，與法官共同討論、一起表決後，決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有罪後應判處何種刑罰。參審制主要施行於歐陸法系國家，例如德國、法國等。

不服判決提起上訴的期間限制。民事事件的上訴期間為20日，從當事人收到判決隔一天起算（民事訴訟法第440條）。當事人在宣判或公告後，如果對於判決結果不服就可以提起上訴。如果錯過期間，上訴就是不合法。當事人有無在上訴期間提起上訴，是以上訴狀到達法院的時間（不是以當事人寄出的時間），另外再加上在途期間計算。如果最後一天不是上班日，就順延到第一天上班日。例如：住在新北市烏來區的甲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起訴，於106年6月12日宣判，甲於同年月16日收到判決書，則甲的上訴期間應該從收到判決的隔一天（106年6月17日）起算20日，故於同年7月6日屆滿，因為甲的住所與臺北地院不在同地，因此應再加上在途期間2日，甲必須在同年7月8日以前提起上訴，但因為同年月8日是星期六，因此上訴期間屆滿日順延到第一個上班日即同年月10日（星期一），換句話說，只要甲在同年月10日前，將上訴狀送達臺北地院，就可認為是在上訴期間內提起上訴。

「廢棄」為上級審法院認為下級審法院之裁判違背法令，上訴或抗告有理由時（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27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2條參照），藉以消滅下級審裁判效力之法律用語。除了行政訴訟法以外，民事訴訟法中，有關上級審法院認為下級審法院裁判違背法令，上訴或抗告有理由時，對應用語也使用「廢棄」；但在刑事訴訟法中，相對應的用語則為「撤銷」。 由於現行行政訴訟制度為三級二審制，所謂上級審與下級審法院，包括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以及高等行政法院與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兩組關係。行政訴訟法的立法體例，是於第三編規定「上訴審程序」，以最高行政法院為上級審審查下級審即高等行政法院裁判的關係作為規範對象。至於高等行政法院與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間的上級審與下級審關係，則藉由行政訴訟法第236之2第3項以準用立法技術，規定「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除第二百四十一條之一規定外，準用第三編規定。」而不再重複規定。因此，說明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之間有關的規定內容，同時也就解釋了高等行政法院審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之間有關於廢棄發回的相關內容。以下即以最高行政法院作為上級審法院進一步就廢棄發回的概念及有關規定進行說明。 原裁判違背法令，原則上最高行政法院應廢棄原裁判（行政訴訟法第256條參照），但也有例外。原裁判違背法令的情事，如果是下列這幾種情形，最高行政法院就無須廢棄原裁判。比如，高等行政法院如果只是誤用更為審慎的程序種類（行政訴訟法第256條之1參照）；或高等行政法院依法對於該事件沒有管轄權，卻也實體審理，而該管轄權錯誤又不涉及「專屬管轄」的管轄錯誤時（行政訴訟法第257條第1項參照）；或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判雖然違背法令，但該違背法令情形並非法律所列舉幾種特別嚴重之事由，又不影響結論時。以上這幾種情形，縱使原裁判違背法令，上級審法院也無須廢棄原裁判（行政訴訟法第258條）。 至於「廢棄」原裁判後，最高行政法院可以將該事件「發回」原審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法第260條）。一般而言，如果事證還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需要進一步的調查，最高行政法院無法自為判決，或為兼顧當事人的審級利益，都是最高行政法院將原裁判廢棄並發回原審法院審理所考量的原因。 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裁判之後，除了發回原審審理外，也有其他選擇。當事實已經明確，而達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時，也可以自為裁判（行政訴訟法第259條）。另外，於原裁判管轄錯誤，且屬於專屬管轄錯誤時，最高行政法院則會將事件「發交」該管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法第257條第2項）。當最高行政法院將該事件發回原審審理時，為了避免該事件反覆於不同審級法院間來回無法確定，行政訴訟法第260條規定：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時，應就高等行政法院應調查之事項，詳予指示；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應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

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給付的金錢、其他代替物（例如：黃金）或有價證券（例如：股票）的金額或價值在10萬元以下的案件；或者雖然超過50萬元，但當事人以書面合意適用小額訴訟的案件，即為小額訴訟事件。小額訴訟程序相較於簡易及通常訴訟程序具有簡便、迅速、經濟的特徵。例如：1.原告起訴時可以用表格化的訴狀，2.案件由地方法院法官獨任審理，3.當事人同意或是調查證據所需時間、費用與當事人的請求顯不相當時，可以不用調查證據，4.容許法官使用簡化、表格化的判決書，只記載主文，於必要時才記載爭執事項的理由要領，5.當事人對於判決結果不服，只能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到地方法院合議庭，6.第二審原則上不能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7.不能再對二審裁判提起上訴或抗告...等。

指訴訟當事人的一造，在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人，促使第三人參加訴訟（民事訴訟法第65條）。訴訟告知（或告知訴訟）的目的，只在使第三人知道有訴訟繫屬的事實而有訴訟參加的機會，以利該第三人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否告知第三人是告知人的權利，並非義務，縱使不告知，也不負法律上任何責任（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754號判例參照）。

債權人可以聲請民事強制執行的依據。債權人必須有執行名義才可以聲請強制執行，執行法院也才能進行強制執行程序。法律所規定的執行名義有：確定的終局判決；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的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的裁判；依民事訴訟法成立的和解或調解；以及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的公證書等（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

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是憲法上相互制衡的國家權力。司法權的功能在於以超然第三者的地位，專司審判，解決人民或人民與國家機關間的糾紛，具體類型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等，並由法官（或大法官）公正、獨立地執行職務。

法律是以百變多端的社會事實為規範對象，總有不能充分事先規定的地方。法律條文適用於具體事實時，常因此產生疑義，而必須透過法律解釋方法，來確定法律的規範範圍及意旨，以決定法律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所謂「舉重以明輕」，或者「舉輕以明重」，都屬於法律解釋方法中的「當然解釋」，藉以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依邏輯、立法目的等道理，推論出法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於該具體事實的結論。例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換句話說，立法者藉由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的這條規定，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3款迴避規定的適用。這是因為考量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基於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之重要考量。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雖然只規定法官，而沒有就技術審查官，然而，法官在具體個案中的職責更重於單純立於輔佐地位的技術審查官。則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依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依此一法律規定，都可以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了，則職責僅在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當然也不必迴避（本院釋字第761號解釋參照）。至於舉輕以明重，道理也相同。比如，路口的交通標誌僅「禁止左轉」，則既然「左轉」都被禁止了，「迴轉」更應被禁止，就是運用了「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

輔助參加人，就是參與他人間已繫屬的訴訟，輔助當事人其中一方進行訴訟的人（行政訴訟法第44條參照）。輔助參加人並非當事人，故不為判決效力所及，不得獨立上訴，且其行為不得與所輔助之當事人行為相牴觸（行政訴訟法第4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61條參照）。

光緒三十三年，定大理院官制，為全國最高終審機關。宣統元年十二月，公布法院編制法，專設司法機關，掌理民、刑事訴訟，定四級三審，以大理院為第三審，此即為最高法院的起源。民國建立後，百廢待舉，就暫時沿用前清法律，其後十餘年，因軍閥擾攘，若干地區形同割據，司法部門也沒有統一的制度。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完成統一，政府奠都南京，改大理院為最高法院，並定最高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