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憲法直接予以規定之國家重要事項。由於憲法為最高位階之法規範，其他法規範不得牴觸之，因此，憲法保障之人民各項基本權利，如經憲法已規定其保障之程序與內容，立法者即不得再以法律為相異之規定。相對於「憲法保留」，「法律保留」則指必須以法律予以規定之國家重要事項；「法律保留」當中，進一步還有「國會保留」，亦即應以法律直接規範之國家重要事項。屬國會保留事項，即不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愈重要之事項，即愈有以更高位階之法規範予以規範之必要。較高位階之法規範，一方面難以任意變動，另一方面，其審議之程序更為嚴謹、程序參與更為多元廣泛，從而也具有更高的正當性。至於如何判斷某一規範事項是否重要？以基本權利之保障而言，取決於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定。換言之，如果屬於憲法保留的事項，即使立法者以絕對多數決通過的法律，只要法律條文的規定不同於憲法規定之內容或牴觸憲法所定原則，則縱使該法律條文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仍然違憲而無效。司法院釋字第765號解釋就指出：「憲法保障之人民各項權利，除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外，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至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司法院釋字第443 號解釋參照）。」 再以人身自由之限制為例，憲法第8條已規定限制人民之人身自由，只能由法官決定，即採「法官保留」。則限制人身自由之程序憲法已保留給自己來規定，而屬「憲法保留」之事項，則立法院在審議限制人身自由之法律案時，不可以改由警察來決定是否關押人民，而只能按憲法第8條規定的原則，採「法官保留」原則來立法。 此外，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原則，不僅應以憲法規定，甚至也不得藉由修憲方式予以破棄。憲法中具有本質之重要性而為規範秩序存立之基礎，如聽任修改條文予以變更，則憲法整體規範秩序將形同破毀，該修改憲法之條文即失其應有之正當性。我國憲法條文中，諸如：第一條所樹立之民主共和國原則、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整體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縱使修憲機關以多數決予以毀棄，亦屬違憲。

立法者關於A事項，已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因此在規範與A事項有相類似之處的B事項時，為避免法條文字重覆或太過繁複，就用「準用」的規定形式，做與A事項相同方式的處理。

以「社員」為基礎所設立，具法人資格的組織，目的在於處理社員的共同事務，其重要決定應由全體社員或社員所選出的代表機關為之。 例如：具法人資格的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專利師公會等。相對於此，以「財產」為基礎，所設立符合法律規定，且具公益性及法人資格的組織，則為「財團法人」，例如具法人資格的基金會等。

一、中間程序，又稱為開啟程序，是屬於德國刑事訴訟法的起訴審查制。依德國刑事訴訟的進程，案件原則上必須先經偵查程序(前程序)，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自動進入中間程序，再經法院裁定准許後才能進入主審程序(審判程序)。由於職司起訴審查任務的中間程序，具有獨立的程序階段，並且剛好介於偵查和審判程序之間，故有中間程序之名。德國中間程序之設，是要監督檢察官恪遵起訴法定原則，避免檢察官將未達法定門檻的案件濫行起訴，且賦予被告另一個機會對抗檢察官的起訴處分，以免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後，被告為了應付審判程序的訟累，必須付出相當的時間精力，且嚴重影響被告之人身、家庭及名譽。二、為確實促使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防止其濫行起訴，基於保障人權之立場，允宜慎重起訴，以免被告遭受不必要之訟累，我國刑事訴訟法亦設有起訴審查制度或稱中間審查制度的機制（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即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明之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

在發生一定結果的犯罪（如殺人罪），必須行為（殺）與結果（人死亡）有因果關係才能成立。但並非只要行為造成了結果，就會受到處罰；刑法學者認為，必須行為創造並且實現法所不容許的風險，結果始歸由行為人負責。例如，甲慫恿乙外出散步，結果乙碰巧被雷擊中死亡，原則上甲的行為仍不能認為創造了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即法院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審理的對象及標的，以檢察官起訴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限，不得對未經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進行審判。控訴制度下，由檢察官負責偵查並追訴犯罪，在法庭上負擔起證明被告犯罪的責任，審判者即法官不再涉入案件的偵查與訴追，而只負責審理檢察官起訴的案件，並且根據法庭上檢、辯雙方辯論結果作成判斷。在我國，隨著從歐洲引進的現代檢察官制度，使刑事審判從「糾問式的審理構造」中解放，走向有：職司審判的法官、負責控告追訴犯罪的檢察官，及為自己利益辯護的被告（與他的辯護人）並立的三面訴訟關係。在刑事訴訟法，這樣的三面關係是維持公平審判的重要基本制度。此原則明定於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及第268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在控訴原則下，得以確保法院立於公正客觀之地位聽審，防止法院身兼犯罪追訴者與審判者雙重身分的糾問審理下，而有對被告不利的預斷。

使用竊盜係指行為人之目的僅在供自己一時之用，且並無發生處分之結果，而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因刑法竊盜罪之成立，除須有竊取他人財物之行為外，尚以行為人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圖之主觀構成要件，始足當之，是以使用竊盜與竊盜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而不構成刑法上之竊盜罪。

為了讓立法委員行使職權時不用擔心其所發表之言論會涉及刑責問題，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在院內所為言論及表決，對院外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人民付託之職務地位，並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遭致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影響。立法委員得藉此保障，於無所瞻顧及無溝通障礙之情境下，暢所欲言，充分表達民意，反映多元民主社會之不同理念，形成多數意見，以符合代議民主制度理性決策之要求，並善盡監督政府之職責。另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對於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及表決，亦享有言論免責權。

光緒三十三年，定大理院官制，為全國最高終審機關。宣統元年十二月，公布法院編制法，專設司法機關，掌理民、刑事訴訟，定四級三審，以大理院為第三審，此即為最高法院的起源。民國建立後，百廢待舉，就暫時沿用前清法律，其後十餘年，因軍閥擾攘，若干地區形同割據，司法部門也沒有統一的制度。一直到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完成統一，政府奠都南京，改大理院為最高法院，並定最高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

法律是以百變多端的社會事實為規範對象，總有不能充分事先規定的地方。法律條文適用於具體事實時，常因此產生疑義，而必須透過法律解釋方法，來確定法律的規範範圍及意旨，以決定法律如何適用於具體事實。所謂「舉重以明輕」，或者「舉輕以明重」，都屬於法律解釋方法中的「當然解釋」，藉以於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依邏輯、立法目的等道理，推論出法律是否以及如何適用於該具體事實的結論。例如，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辦理智慧財產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之法官，得參與就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之規定。」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規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換句話說，立法者藉由智慧財產權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的這條規定，排除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3款迴避規定的適用。這是因為考量智慧財產法院管轄案件之特殊性，包括智慧財產民、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關於同一智慧財產權所生之各種訴訟，由相同之法官辦理，有助於避免裁判之歧異，以維繫法院裁判見解之一致性，提升人民對於法院裁判之信賴，有其基於憲法法治國法安定性之重要考量。而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4條第2項雖然只規定法官，而沒有就技術審查官，然而，法官在具體個案中的職責更重於單純立於輔佐地位的技術審查官。則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依法行使審判職權之法官既依此一法律規定，都可以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3款應自行迴避之規定了，則職責僅在輔助法官之技術審查官，當然也不必迴避（本院釋字第761號解釋參照）。至於舉輕以明重，道理也相同。比如，路口的交通標誌僅「禁止左轉」，則既然「左轉」都被禁止了，「迴轉」更應被禁止，就是運用了「舉輕以明重」的解釋方法。